转贴：黄业华：华教运动跨族群策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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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运动跨族群策略的探讨


整理进发与铭强的论点

2012年10月10日双十节，评论人黄进发在新闻网站当今大马发表了《华人怎样救华教？》一文，建议华教运动以两个策略反守为攻：（一）提出全面让地方分权，破除中央集权所实行的《拉萨报告书》，也满足不同教育群体的需要；（二）救华教不能只靠华语系华人，而是提出结合各方利益的新观点，特别是占一成强的非华裔华校毕业生。

进发的文章引来了评论人苏铭强（MKSow）在面子书质疑过于强调跨族群策略可能造成华教趋向同化的后果。他认可跨出去沟通和争取支持，可是指出即使沟通后也未必获得支持，就如一个国族主义（Nationalist）的支持者即使了解了华教的诉求也未必会支持。他说一个支持自由多元理念的人必然会尊重他人的差异，支持公民自由选择教育源流的权利，这不必然要经过沟通才能获得。他提醒论者不应本末倒置把沟通行动当成是争取支持差异的最主要工作，就像没有能力与大众沟通的原住民本南人不需要与他沟通，他也会尊重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异。

铭强进一步说，沟通是让对方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然后一起解决它。当跨族群沟通未必产生谅解，行动者寻找共同的语言，或者修改自己的语境的机制以便大家可以沟通，将会使弱势语言群体更趋同化，更向国族主义靠拢。铭强指出弱势者被要求跨出来向强势者沟通，无形中被逼使用强势者明白的语言、价值观和思考方式来说服，因此主导权永远在强势者，他质疑为何强势者从来不必主动，主动的永远是弱势者，上演的永远是祈求支持的戏码。

进发回应说，“每年整万个非华裔生进入华校，请问我们（华教运动与支持者）做了多少沟通的工作？比起那些否定华校存在的单一源流教育信徒，这些非华裔华校生及他们的家长，应该是对华校友善的吧？我们作了多少工作，让这些华校可以促进国民统合的活招牌，成为华校的护卫？”

进发表示他没有要求全民跨族群，也指出他和铭强的分歧，“我是功利主义者，所以我不只在意个人和群体的权利，也会问它对大局的影响，并且尝试比较周圆的处理问题。所以，我在乎华教运动如何回应有关国民统合的指责。你（铭强）当然可以不管。”

讨论的范围

两人与许多面子书有人交谈时，有些有对话，有些没有交锋，有些误解了意思。其实若把讨论的范围厘清了，就能比较有效针对特定的意见交流。让我把他们讨论的范围分为三块：（一）华教作为人权/自由选择权；（二）华教/语文教育的制度设计；（三）华教的策略、跨族群（对外）与国族塑造；（四）华教（对内）政策。

铭强由自由主义尊重个人自由选择权的第一点出发，批判第三点会使影响华教的本质而趋向国族。进发谈的比较多的是华教运动的策略和对内的政策，在第三点和第四点着墨比较多，他在回应铭强的批评重新阐明立场时，支持各源流教育的存在，但是笔者认为他的第二点语文教育论述，会影响第一点，母语教育作为人权/自由选择的教育权利，容后解释。

林志翰谈的多是第二点的跨族群策略，他强调跨出去沟通的重要性和华教缺乏跨族群的实际努力，与铭强没有交锋，因为铭强没有否定沟通的重要性，也没有触碰华教的实际情况。江伟俊纯粹从教育角度探讨华教政策，提出怎样的政策和教育原理对学生比较好。陈慧思晚近加入讨论，提出教育本是国族塑造的过程，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但通过教育实行国族建造是否维持能维持多源流教育？建兴说国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不同的东西。

（一） 华教作为人权/自由选择权

先谈第一点，华教作为基本人权，抑或是自由主义者口中的尊重差异和自由选择权，多元文化主义者主张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平等地位及应互相尊重，进发自认支持多源流教育，铭强却质疑进发的跨族群策略改变华语语境，已丧失自由主义尊重差异的精神。进发是否如此想，必须检验他的语文教育制度的概念和设计，请看第二部分的分析。

（二）华教/语文教育的制度设计

进发的华教/语文教育制度设计令人担忧： （一）华文教育需去族群化，（二）应以英语教育为榜样，用语文教育的概念取代母语教育，（三）华校内部多元族群化 。这个设计并没有回应铭强说的，“选择在任何语境中生活，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权”。

实际上，在没有政治力量强制下，即使华小100巴仙都是华人，淡小100巴仙都是印度人，这又有什么问题呢？难道他们没有结社自由吗？如果玛拉大学不是政府强制的土著大学，所有土著学生以成绩考上玛拉大学，我们有什么好批评的？若有人觉得族群是肮脏词，一切与族群有关的都要去族群化，让我们换一个认同方式来说--- 男校与女校是否要“去性别化”，同性恋俱乐部成员是否不能100巴仙由同性恋组成？马来西亚的每个家庭成员都不能100巴仙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

这个逻辑推演起来，就很荒谬了。因此进发对华校的族群单元化感到莫名的焦虑，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认同的多元，结社目的的多元，本是社会的正常现象，“多元中追求多元”，把认同群体继续原子化，表面上多元，其实是否决了这些认同群体的自由结合。

所以，与其说进发是认同多源流教育而主张多元中的多元，不如说他要确保所有教育源流都能达成“国民团结”才支持它们的存在，因为“多元中的多元”基本上复制了国阵政府理想的单元教育模式 --- 国民学校内的多族群共存，进发不主张消灭华淡小，但是他却想把每个源流学校的族群特征弄得和国民学校一样。这如果是自然形成很好也没问题，但是何必强求多族群化呢？淡小100巴仙是印裔又有什么问题呢？

关于母语教育必须由语文教育取代之，我并不支持这观点。

第一，母语教育制度鼓励每个族群拥有自己的母语教育，政府有义务为所有少数族群提供母语教育，有语言的要发展成教育，没有语言的要创造出来。只有制度上维护少数族群的母语与文化，才能保存无形的人类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因此，政府应扶助更多种母语学校的出现，让所有族群的语言文化都能完整保留下来，这也是保留我国人类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

第二，从教育角度来看，非母语学生进入其他族群的母语学校会碰上语言障碍的问题，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掌握该语言后才能跟上服务语言障碍，弱势的学生很可能就会被淘汰掉，不少华小生进入国中后丧失学习兴趣，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少数族群学生应用他们熟悉的母语来学习，才能比较有效的学习。前者是提倡“语言人权”者的论据，后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倡母语教育的主要理由。

根据母语教育的上述两个原则，其实不应鼓励非母语家庭送孩子进入非母语学校（如原住民孩子送入华小），无论如何却不会刻意阻止或歧视这些学生。因为最终还是必须尊重孩家长与子的自由选择权。

“母语教育”与“语文教育”的概念也并非是对立的，两个概念可以并存及承载公民的不同想象的。比如说来自华语家庭背景的孩子可以把华文教育视为母语教育，来自非华语背景的孩子，如原住民或者欧亚血统的孩子可以视华教为语文教育。就好象英国人可以认英语为母语教育，马来西亚人和印尼人要选择英文教育，把它当作语文教育即可，岂会因为这是英国人的母语教育而却步呢？几曾听闻华教如此排他了？进发批评华教应该关注非华裔学生在华校被忽视的问题，这部分将在第四点中谈及。

完全自由选择的语文教育很容易使弱势族群舍弃自己的语言，选择有经济价值的语言，使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灭绝。进发一直引以为鉴的英文教育，就被一些西方学者批评其强势性已导致数百种少数语言灭绝。仔细推敲，可知“被全民接受的语文教育”只会是覆盖率广及有社会经济价值的语言，放在马来西亚的语境不可能是淡米尔语、原住民语言或葡萄牙语。因此，语文教育的概念最终只会把全民焦点放在几种主导与强势的语言如英语、马来语和华语，服务的对象绝非语言少数群体。

倘若我们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就应该支持母语教育的概念，进而保障各种少数群体的语言和文化。在捍卫苏丹街运动中，我们支持保护有形的人类文化遗产，却为何不能支持人人享有母语教育权利的理念，保护人类的无形文化资产呢？

接着，在思考政策，提出制度建议时，我们必须考虑社会弱势群体，铺成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制度地扶助弱势者。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制度上如何完善照顾语言少数群体，公平对待边缘的语言和文化。如何扩张华语的影响力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我们只希望打破单元教育、单元语文的霸权，解除对华文教育的压制和公平对待华教即可，政府应该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比华教更弱势的语言群体。

（三）华教的（对外）策略、跨族群与国族塑造

铭强与进发争论跨族群是否影响华语语境，既然两边都没有反对跨族群与沟通，那么问题就是“跨族群是否使自己/运动妥协立场”，这个命题就是策略是否反过来影响目标？甚至直到失去初始原则？

作为一个华教工作者，我可谈谈这几年跨族群工作的经验。无论是与马来组织文艺组织PAKSI、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或其它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我本人 / 工作单位并不会因为要争取对方的支持而妥协自己的立场。在最近的一次政党教育咨询会议中，我表示政府应鼓励各校与各族学生的交流，这是在保障母语学校自主性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提出的。

铭强批评进发“跨出去而改变自己的语境”，我觉得认真思考进发过去的言论，他并不是从英国回来积极参与跨族群工作后才有这样的想法。早在大学时代我就听过进发发表华文独中不需要存在的言论，然后他的评论常有“拥抱友族，大家一起”及强调公民的想法，近期更提出“在净选盟大集会中发现国家”，“马来西亚2.0”的论述。我要说的是，进发从很久以前就注视国家巨兽，并不断思考如何改造它。因此，进发有重造国族的想法，并不令人奇怪。他最近在净选盟演唱会告诉我，他常常面对英文精英关于国民统合的问题而思考如何应对，我想那还是次要的，真正的原因是他对马来西亚国族有自己的未来想象。

这几年我在母语教育课题上与进发有几次争论，我算是支持传统华教论述的“基本教义派”，进发每次提出的“多元教育内部的多元”的意见我都是反对党。几次来来往往，大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和而不同了。铭强若在意自由主义者与国族主义者的定义，看了我的整理后，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需继续问了。

在跨族群的工作上，我必须肯定进发在过去几年作为一个social activist，做了许多跨族群的串联和组织工作。在华教的跨族群策略方面也一直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很好的建议。

回顾华教运动50年，确实我们做的跨族群努力太少，缺乏多语言的宣教与沟通工作。这方面亟待当今的华教运动领导正视及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案。目前华教运动的主流还是基本教义派居多，要他们接受进发的争议性方案是不容易的。但是在华教领导基本教义派不变，社会上的华教基本教义派减少的情况下，华教运动应该如何处理这个落差？争取新新人类的支持？这是个挑战。

至于地方分权的建议，其实五个团体林连玉基金、隆雪华堂、校友联总、留华同学会及华研在最近的回应大蓝图记者会上有提出教育民主化和地方分权的要求，并指出目前地方上的教育官员多是由单元族群组成的隐忧。它实际操作上会有问题。

我的想法是，地方分权必须修改宪法和教育法令，调整税务架构，才有可能真正的把自主权下放到地方。目前的下方只是教育官员的分派去中央化，而非教育权力去集权化。

华教运动是否应该要与其它教育群体串联在地方分权上合作，争取共同的权益？这个值得探讨。

（四）华教（对内）政策

进发批评华教长期忽略在华校的6万非华裔生，我认为这个批评很好，值得现在的华教领导去思考及提出改革建议。但是进发认为这是因为提倡母语教育概念的缘故，华教工作者可以对非华裔生说“这又不是你的母语，我们都不鼓励你进来呀，遇到问题能怪谁”。我认为这个问题属于华教的“政策问题”，也就是当华校的学生“多族群化”后，如何制订新的华文教育源流的政策来解决问题，建立支援非华语背景学生的机制。种族歧视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这些都是在母语教育的大伞下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弱点就完全舍弃理论，就如我们不能因为净选盟3.0大集会出现了骚扰而否定净选盟举办和平集会的自由，因为骚乱可能是滋事份子引发的，下次大集会应该施压警方取缔滋事份子就是了。

关于进发说救华教不能只靠华语系华人，我们需要动员一成强的非华裔华校毕业生，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但接触后他们会否站出来支持，我有相当大的保留。这个问题其实和进发批评华教的“否定接触论”的本质问题是一样的。

在一个高度种族化，族群权益不平等的社会，族群问题有那么容易解决吗？教育领域的种族两极化现象，真实的原因就是少数族群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不平等的现象及特权阶级的存在，马来族群则不断被国家机器灌输马来人至上的错误观念。因此净选盟大集会时大家发现了瞬间的“国民团结”，回到去真实的不平等社会结构中，他们能够假装看不到种种歧视措施吗？他们会因为那么一刻的感动而说“不平等就不平等吧，我们团结就好！”吗？我是高度怀疑的。

因此，非华裔华校生会不会为华教挺身而出，待华教运动做出这方面的的努力后，让大家再来检验成绩和分析吧。

作为华教工作者

作为一个华教“官僚”，我看到这么有意义的讨论后，应该如何？好的官僚应该会提议举办更多的政策讨论及激荡的。我会建议领导人办个座谈会集思广益，一起来为华教运动来建言的。我也相信这是破除“华教圣牛”这种错误印象的必要行动的。 

黄业华
2012.10.16

转载：指马共被扣叛变帽子逼上梁山 论者吁重审12年抗英历史功过

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211057

指马共被扣叛变帽子逼上梁山
论者吁重审12年抗英历史功过

特约卓振宏 2012年10月8日 上午11点58分

马来亚共产党抗英已成过去，1948年毅然宣布放弃宪制斗争，宣布转入地下抗英建立马来亚共和国，直至1960年偃旗息鼓。这12年的抗英，马共的决策、方针、如1948年抗英是否合时？还是遭逼上梁山？抗英时期的行动如小长征、骚扰破坏等是否正确，依然不明，还需由当时党员为人们解密，总结其经验，以便能续往开来。

马共研究专家陈剑10月8日为马来亚华社研究中心增订版《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举行推介，并开讲马来亚共产党抗英斗争史，且请来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学兼马大客座教授原不二雄点评，华研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潘永强主持。

出席者以年轻世代为主，约50人讲挤满了面积不大的华研图书馆。主办单位原本安排原不二雄教授首先点评书籍，但是原不二雄却谦虚的说，没有资格点评此书，因此直接让陈剑开讲，之后只是与陈剑核对事件几个年份，如马共转入地下日期等。

对于马共12年的抗英功过，陈剑说是非虽已成烟，但这场抗英战争是正义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体，千万理想者所投入的可歌可泣运动过程 。”

“是一段轰轰烈烈血的历史。”

这一部《新解》是1999年陈剑等马共研究学者与陈平在澳洲“与陈平对话工作营”的对话记录及文稿。

陈剑，原名陈松沾，是知名东南亚冷战、马共研究国际独立学者。陈剑毕业于南洋大学，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亚州研究所隶属研究员、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受邀为澳洲国立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访问学者。

编著有《马来亚华人抗日运动》、《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等书。

英国惨胜战争

陈剑说，马共抗英是1948年至1960年，直到1989年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和平协定，其中达40年之久，是二战后世界最久之游击战。

抗争的最后虽是以英国人所称之和平过渡联盟而告终，英军谓之胜利，但陈剑总结的数据却质疑了英国人，“你赢了这场战吗”？

“这12年，英国动员了139个军团、45万人、发射10万次火箭攻击、3万3000吨炸药、2万5000次的航班的轰炸，共耗费15亿英镑，只为消灭马共与民族解放军7000多名人员。”

陈剑认为，马共在抗日时期扩展与渗入民间，令英国人十分担忧马共迅速成长将会影响其在马来半岛的控制力，所以在1945年返回马来亚后，虽向马共伸出橄榄枝如承认其合法性、颁发抗日勋章，但同时期也开始堵截马共向工会、民间的深入。

“1948年6月20日宣布紧急状态前的局势，英殖民政府宣布工会财政要职必须由工人担任，有计划地逮捕3000余名党员、左翼人士，其中千名为马来人，举全国军警围剿马共，而若这一切若非事前规划、暗中调查，怎会如此迅速？”

“我们从很多解密档案中，知道了镇压是处心积虑的，所找到的资料就如我那么高。还没有解密的、收集到的，有5个我那么多。”

发第一枪要负道德责任

陈剑说，就英国人而言谁发起第一枪，就要负上道德的责任，所以需要将责任丢给对方，而从那么多的解密档案来看，英国政府是早有发起战争的计划，所以马共的抗英其实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场抗英战争也是正义的！不过，陈剑也举出马共早已预见，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1948年3月、4月和5月的马共机关报《民声报》所刊登的会议报告，马共内部就已探讨了人民武装起来的迫切，如3月的《目前形势与党的路线》强调了人民武装是必要性，宣示人民武装与革命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惟英国人借和丰事件宣布紧急状态，将战争转为叛变，以冷战思维定调马共为国际共产阵营的代理人，抹掉马共的抗英是要解放民族，独立建国，以此丑化马共，也以此残酷、无人道的打压马共。

“说马共叛变，何叛之有？英国人将战争责任指向马共，这样也能合法化镇压马共，巧妙的扣上共产叛变帽子，在政治上能够绕过英国国会的批准，由殖民地大臣直接下令、又能避过联合国监督，不受国际条约制肘。”

“在经济上，避免了保险公司的战争不担保风险，园丘、矿场虽然生产力受影响，但仍继续生产，借马来亚胶锡纾解了英国二战后的财政困窘，外加当时韩战使得胶价大起，吸收了镇压马共的成本。”

“而在军事上， 英国可恣意妄为地以非正规战争手段对付殖民地人民，如强迫搬迁、焚烧民居、虐打胶工，不人道刑求、强奸妇女、曝尸示众等，无所不用其极。”

错误决策：小长征与骚扰破坏

谈及马共12年抗英期间的决策，陈剑指出应批判马共领导的一些错误论断，尤其是小长征与1949年6月议决的骚扰破坏。

马共的抗英斗争是以中共胜利为策略，运用毛泽东思想为政策，再以毛泽东游击战略为方针，所以在抗英时期，出现了杨果、陈平路线之争，前者认为必须化整为零，而后者偏重集结力量，最后马共选择了长征。

“1948年之时，马共打出集结兵力，建立抗英根据地的口号，这是学中国的长征，要搞一个根据地。

“南马部队调往彭亨州Tasek  Bera ，北马部队调往吉兰丹布劳。这个决定，切断了各州部队已有的民运、农村的支持。”

据陈剑说，他与陈平谈及此事时，按陈平说小长征最后只是在“大山里绕了几圈，最后一事无成”，这是非常大的战略性错误——森林并非农村，物资来源成了问题，结果牺牲了好多部队精锐。

“鱼离开了水就完了，你好不容易与乡村建立的联系（民运部队）就这样没了，再回来，人都没了，就算找回来，你也不知道是人是鬼（编按：奸细）。”

“民运部队遭解散后，就遭政治部搭上成了两头鬼，当马共再回来芭边重建联系，而找回的这些人就让马共上了当，牺牲了很多人”

陈剑总结这一小长征：只有6个月时间，就将精锐部队去掉了。

无差别破坏失人心

1949年6月，马共议决号召全党全军，积极开展战斗，进行骚扰爆破，打击敌人之时锻炼队伍、壮大队伍。

惟陈剑认为，马共“无差别”的骚乱、破坏，未清楚划分英国殖民地者与当地右翼势力、民族资产阶级，笼统地搞破坏，使得人心渐向英方靠拢。

“砍胶树、烧巴士、都是民族资本阶级受害，而若要让火车出轨，就应该瞄准运军需的铁甲火车吧，但不应该是运送民间物资的火车。”

其实，马共在十月的会议时，承认了过激的行为，并调转方针为与“不支持英国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战争的阶级合作”。

新村集中营，坚壁清野

陈剑指出，其实抗英初期，马共占优势，英国当时十分焦虑1950年至1951年的情况，马共节节胜利，一度使得英国以为大势已去。

但马共接下来的失策，加上英国人采取坚壁清野的新村政策，使得战情靠向了英方，而新村政策亦看出了英政府的不人道，叫人惊讶的是，陈剑说新村政策是出自马华创党元老陈祯禄。

“新村是变相的集中营，1950至52年，三年的移植建村费用达2000万美元，而这还是不足以建设新村的基建，村民只能打井取水、自建厕所等。”

“而当时马华发彩票称筹款，而抽出一二给新村建设。”

陈剑也说，新村的居住条件差强人意外，英国政府还实行了严苛的生活管制与物资配给，任何人携带食用生油一瓶或米糠一斤，就有接济马共之嫌，随之而来招惹军警的逮捕、扣押、严刑暴打等。

“居民从幅员广大的芭边搬来新村，所配给的耕地非常小，生产只能自给自足，所以村民被逼转行当胶工或矿工。”

“吉隆坡沙叻秀新村就是一列，村民三分二从务农转为胶工、矿工，为矿场胶园输送生产力。”

陈剑说，军方在逼迁村民之时，手段暴力，强硬搬迁村民资产等，甚至焚烧民居逼其搬迁。

“如吉兰丹浦莱（今话望生布赖）是前抗日军根据地，谷粮丰富，村民在二战前多同情马共，而英军为了切断马共的支援，强硬迁民，有的村民还遭分配到柔佛州的古来。”

“英军还不让村民带粮，竟毁村烧粮仓，现在还能在那里找到浩劫后的‘火烧米’。”

马共争独立，为土地而战

陈剑总结马共斗争六十年，说走过抗英、抗日、建国，虽然黯然结束，但无可否认的马共走在时代前沿。

“马共是第一个提出了建立理想国的政党，并且启蒙了群众，反侵略、反法西斯、抗日卫马、为土地而战。”

他说，这个历史不是一个英雄，一个领导的，而应该是人民的历史。该批判的必须面对，该更正的就必须纠正，以还历史一个完整面貌。

中共支援马共

提问环节时，有人问及陈平当年在北京时候的事，提出了陈平国外享乐之说，陈剑打趣说， 那是反对党的语言。其实，陈平当时在北京担任马共国外事务局书记，向中共讨教之后的抗争路线。

“在当时中印半岛赤化，印尼苏卡诺也与共产党合作，所以在中国眼里北边一片红，南边半边红，马共的窘境只是暂时的。”

“但陈平说，没资源要怎样打下去，邓小平就自60年开始每年百万元地接济马共。”

陈剑也说，马共当时由阿苏为代书记，惟阿苏并没将马共内部情况如实告诉陈平，百万元的支援过去了，但是回应却是无声无息，所以陈平那几年十分焦急。而阿苏所做的决定，也未知会陈平，因此不能将马共的失误完全丢给陈平。

公众问及当时国民党、殖民地政府、马共之间的关系，陈剑回复，基本上国民党是和殖民地政府同穿一条裤子。

“国民党是反共的，而当时殖民地政府的心里战术在（政治部心理战专家）杜志超以前是由国民党人筹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