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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

曾國藩成就大事的“三十六字訣”

曾國藩成就大事的“三十六字訣”


發表時間: 2011-08-19 03:46

“培植根本之訣”-志、 恆、 專、 熟

01 志字訣:做人要做第一等人

02 恆字訣:有恆斷無不成之事

03 專字訣:力氣用到點子上

04 熟字訣:笨功夫也有大收穫“修鍊身心之訣”-裕、 靜、 淡、 暇、 松

05 裕字訣:讓自己的心胸開闊起來

06 靜字訣:不動更能掌握主動權

07 淡字訣:品味好人生的真諦

08 暇字訣:留一分自在方可容得大事

09 松字訣: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塑造形象之訣”-明、 實、 硬、 儉、重

10 明字訣:眼越明,心越亮

11 實字訣:靠“認真”二字打天下

12 硬字訣:真豪傑從不輕言放棄

13 儉字訣:好東西都得省着用

14 重字訣:穩當從容,可當大事“為官不敗之訣”-廉、 勤、 慎、 忠、仁

15 廉字訣:緊握護官之符

16 勤字訣:勤奮是人生第一要義

17 慎字訣:多一分謹慎,多一分勝算

18 忠字訣:辦大事要樹好品牌

19 仁字訣:緊緊抓住人心“打造人際之訣”-誠、 敬、 恕、 和、 謙

20 誠字訣:言而無信,則一錢不值

21 敬字訣:贏得上進的空間

22 恕字訣:多想壞人,不如多想好人

23 和字訣:不和者未有不敗

24 謙字訣:君子大過人處,只在虛心而已“拓展局面之訣”-挺、 辣、 變、悔

25 挺字訣:緊妒忍支撐,可建非常之業

26 辣字訣:莫因仁慈而誤大事

27 變字訣:成大事者,應適時求變

28 悔字訣:不怕揭開自己的短處“化解危難之訣”-耐、 緩、 滑、展

29 耐字訣:堅持定能勝利

30 緩字訣:事緩乃圓,好從慢處來

31 滑字訣:不願做的事更要做

32 展字訣:化大事為小事“完滿人生之訣”-渾、 忍、 退、圓

33 渾字訣:由聰明變為糊塗

34 忍字訣:能忍人方能勝人

35 退字訣:退一步,進兩步

36 圓字訣:不妨多轉幾個圈圈(網路整理)

志:做人要做第一等人人生由立志開始。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若能立志,聖賢豪傑,無事不可為。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恆:有恆斷無不成之事一為堅持,二為專註,三為漸進。於修業則貞之以恆。

專:力氣用到點子上西洋技藝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心越用則越靈,技越推則越巧。

熟:笨功夫也有大收穫熟源於勤,熟導致精。

裕:讓自己的心胸開闊起來治心當以“廣大”二字為葯。

局量太小,不足以任天下之大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胸懷寬廣,氣量宏大。一笑即可了之。

靜:不動更能掌握主動權靜坐克己,靜坐反思。靜能生動,更能制動。非靜無以成學,非學無以成才,寧靜已以致遠。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淡:品位好人生的真諦自視常若平淡無奇,則成大器。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能文不求名。

暇:留一分自在方可容得大事事物運動的節奏講究一張一弛。

暇謀:核心人物越是身處危險,越要脫去恐懼的悲觀心態,氣定神閑,要以四兩壓千斤,安定人心。

松: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從心態上進行放鬆,是松字訣的最高境界。大事抓緊,小事放鬆。理財:來得松,銷得旺。

明:眼越明,心越亮凡辦大事,以見識為主,才能為輔。人貴自知,自知則明。深明大義,曉明大體。天下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事前易暗,事後易明。人才以陶冶而成,以勉強磨礪而生。

辦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之道,總須多看幾次,親加觀察,方得其大概。由謙、勤而生明。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四多者:多看、多做、多問、多想。

實:靠“認真”二字打天下腳踏實地,從淺處、實處着手,事業才能可大可久。以樸實為根本,培植根基,而後再講權變,方能無虞。用人當用樸實可靠之人,對於成大事者而言,用人不慎,必敗無疑。天下事當從大處着眼,小處下手。

凡事都非一觸可就,都要經過不斷累積、由小而大的過程。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

硬:真豪傑從不輕言放棄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為剛。吾惟盡一分心做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復計較。

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天下事焉能盡如人意,古來成大事者,半是天緣湊泊,半是勉強遷就。人貴自強,求人不如求己。凡危急之際,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

硬字,既包含着堅持不懈的拼勁,也包含着忍辱負重的意味。

儉:好東西都得省着用對一國統治者而言,一身節儉,則上行下效,舉國節儉,如此則國用日足,國力日強。持身儉,則自尊自立,不求他人。治家儉,則家業興隆,永世不墜。

為官儉,則以儉養廉,局高不敗。歷覽有國有家之敗,皆由驕奢所致。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可成大器。戒奢要從苗頭開始,而不是等待以成習慣再行改變,那就是極為困難了。

重:穩當從容,可當大事君子不重則不威。“整齊嚴肅”是重字的根本內容。穩重行事,有勝無敗。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厚重是貴相,輕薄之人不可用。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腳盤,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相貌與談吐相結合。

廉:緊握護官之符清、勤、慎,為居官三鑒。保持廉潔,必能服眾。人為財死,少貪少禍。行大事者,不尚小廉。

養廉之法,全得一儉字。

勤:勤奮是人生第一要義勤政是居官首務。從一個人的勤奮程度,便可以預知他能成多大的事。勤奮之道,精力雖止八分,卻要用到十分,權勢雖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辦大事者,在內貴有志氣,在外貴得人心。

由勤生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要并行。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於勤惰卜之。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勤得過頭,也將適得其反。

慎:多一分謹慎,多一分勝算如果由慎而懼,膽子越來越小,恐怕就什麼事也辦不了。心存畏慎,居高不敗。慎字,即有所畏之意,有所畏懼,辦事就會認真不苟,必深思熟慮而後行。有所畏,則無論何時都不會自滿驕傲,不致因驕而敗。

居高位而不敗之法,只有謙虛謹慎也。禍從口出,立言宜慎。多言之害:易得罪人、易傲、易欺、易敗。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以慎治驕,立於不敗。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

忠:辦大事要樹立好品牌事上以忠,辦公事須如己事。“忠”是升遷晉職的必由之路,也是名垂千史的不二法門。

仁:緊緊抓住人心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推己及人,多替別人着想,仁也。要樹立自己的威信,就要以禮服人。

用兵以得人心為第一要義。“帶兵如父兄帶子弟”一語,最為仁慈貼切。要做到仁,就要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要符合禮的要求。救濟災民,是乃仁術也。

誠:言而無信,則一錢不值無論勤字、慎字,必須以“誠”為本,才會有用武之地。至誠不欺,英雄基業。誠,專心純一,不欺。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以誠換誠,無人不誠。

一語失言,就會招致別人的不信任。即使少數人不以誠待己,也終會遭到輿論的譴責,使之醒悟。鄙意用兵之道,最貴自立,不貴求人。驅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敬:贏得上進的空間自敬方能自尊,敬親方能齊家,敬人方能使人敬己,敬業方能事業有成。欲人敬己,必先自敬。吾輩讀書惟“敬」字、“恆」字二端,是徹始徹終工夫。在不自足的驅使下,不斷更上一層樓。

賢者敬而貴之,不肖者敬而遠之。

恕:多想壞人,不如多想好人有了恕,就有了強大的人格凝聚力,像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以愛己之心愛人,在人際交往中,應當承認尊重彼此之間的個性差異,求大同,存小異,寬以待人。恕,要求寬以待人,不可求全責備,要多看別人的長處。恕,眼光遠一些,胸襟闊一些。凡事讓一步,留人餘地,留己方便。容人之短,與人為善。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以德報怨,化敵為友。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尖刻待人會招禍,恕則可免禍。

和:不和者未有不敗和能生威,用和打造團隊精神。一個集體或團隊齊心協力之和,是成功的基本。

和之不和,私仇不入公門。和不是湊合,不能為了和而放棄原則、做好好先生。言教不如身教。

謙:君子大過人處,只在虛心而已謙字的實質是卑己高人,以足為不足,永遠不自足,始終給自己留下追求的空間,不斷進取。

謙者,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魁。謙以自持,嚴以驅下。謙虛是一種以退為進的人生謀略。天下無窮進境,多自以“不足”二字作出。有成之時,謹尊“花未全開、月未圓”。謙亦有度,過謙則近偽。謙本來是尊重他人,最終也獲得他人尊重。

謙虛要以事實為依據,不能過度貶低自己。不能過謙,過謙則下無敬畏之心。防止過謙的方法,是用實、誠二字加以糾正。

挺:堅忍支撐,可建非常之業挺身入局,敢於擔當,才有成事希望。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

世上的事能不能勝,就看你挺不挺得住,危急時刻,要堅持住。

辣:莫因仁慈而誤大事眼明手辣,其精義是簡單有效、乾淨俐落。以嚴為師,欲正人,先正己。慎獨。

出了問題,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看自己有沒有過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難能可貴。治家貴嚴,嚴父多孝子。細思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廣收,慎用,勤教,嚴繩。

督責者,商鞅立木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表彰一個人時,在大庭廣眾之下進行尤勝,批評則宜在私下裡單獨進行。

變:成大事者,應適時求變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古人用兵,最貴變化莫測。慎變,毋因小利小害而輕易變化。居高位之道,不與、不終、不勝。成事的正道是日積月累,厚積薄發;而把成功寄託於奇謀險略、天助我也,很少有不失敗的。

悔:不怕揭開自己的短處悔,知缺補缺。

悔字與謙字相因,即以虛懷若谷的姿態視察糾正自己的不足。自知之明必先有自知之勇,這是悔字的發端。多與怨恨你的人交往,因為他們對你的過錯最敏感,也最能予以無情的抨擊指摘。曾國藩的兩悔:制怒、泯忌。遷善改過,悔字調整人生。

知地之大而我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奇之境,當讓以守其雌;知事變之多而吾所半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持,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知是天地寬,貪得宇宙窄。

耐:堅持定能勝利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沒有一份耐心,如何過得。

曾國藩將耐字分為: 耐冷、耐苦、耐勞、耐閑。遇到難辦之事,一定要冷靜、沉着、穩打穩紮。學問來自一點一滴的積累,不可速求,要如愚公移山。

緩:事緩乃圓,好從慢處來曾國藩辦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願速進。

曾國藩辦事喜歡從長遠考慮,穩中求成。

滑:不願做的事更要做迷人之迷,其覺也易;明人之迷,其覺也難。由滑而奸,取禍之道。

展:化大事為小事將難辦之事擱置起來,留待最佳時機解決,使之更加完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渾:由聰明變為糊塗藏鋒覓跡,不過於顯露,方不至招人嫉恨,做事不要稜角分明,而是留有充分的餘地,方能與人方便,與己方便。好露不渾,天之所惡。天道有三惡:天道嫉巧、天道嫉盈、天道嫉貳 。( 巧:欺詐之意。)

盈:驕傲自滿,做事太過之意。貳:反覆無常,言而無信。 )察見淵中魚者,不祥。鋒芒畢露,為當權者所嫉,亦為同事所嫉,前者擔心有人爭權,後者出於嫉妒。意不可說盡,勢不可用盡。渾字是收斂才華,積累才華,進而顯露才華。

渾不是一味含而不露,一個人的才能如果不顯露出來,無人知道,恐怕只能浪費了,問題是要把握機會,知道什麼時候顯露,露到什麼程度,都因情況而異,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一般情況下不要露,也不能一次合盤托出,露出底細。

忍:能忍人方能勝人忍字第一義:要求具有超強的自製​​力,此為修身忍。忍字第二義:要求有容人之量,於人為恕,於己為忍,此為處事忍。忍字第三義:要有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的毅力,為達到目的不惜犧牲一切,此為戰術忍。

忍字第四義:當斷則斷,不留後患。忍的張力,退一步海闊天空。為官,第一貴忍辱耐煩,次則貴得人和。長傲、多言為二弊。忍是取勢,得意須想着失意,進身須掂量退步。忍的和力,與人臉面,與己方便。忍的毅力:忍到最後才是真工夫。

退:退一步,進兩步急流勇退,保全末路。盛時常做衰時想,上場當作下場時。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為之計。不以得之而喜,不以失之而悲。

急流勇退,要求當事人捨得放棄名和利的誘惑,安於淡泊寧靜的生活,還要求當事人退下來之前,先為自己找好安身之地,未雨綢繆。

圓:不妨多轉幾個圈圈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待人光有真心誠意是不夠的,表現誠意才是最重要的。寫字先求圓潤,次求敏捷。舉止留心一重字,行文留心一圓字。

2011年10月18日星期二

独立新闻在线:独中对学生人数的迷思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独中对学生人数的迷思
Oct 18, 2011 06:11:57 pm

近来有某一狆中,为了要吸纳更多的学生人数,而提出了一个大型建设计划,其中包括把校內两棟超过50年历史的教学楼拆掉,重建为八层大楼。此项大型建设计划引起校友及当地华社议论纷纷。细读董事会的文字说明,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思维,其实也普遍存在于独中之中,本文就針对其中引申出来的两点教育观念加以剖析:一、有教无类;二、学校规模。

有教无类,这是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教育理念,但对其中的內涵却不甚了了,往往人云亦云。在教育学上,所谓的有教无类是指“教育机会均等”,即教育制度能给予社会中所有成员充分发展其能力的机会。这个教育理念是从教育平等这个概念延伸出来再加以深化,其源头可追溯到杜威教育民主化的思想。

忽略教育机会均等
在1948年,联合国大会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特别提出两项原则:(1)废除种族歧视;(2)人人具有均等地受教育的权利,这两项原则构成了“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的核心。从此,教育机会均等问题遂成为许多国家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运动的热点问题之—。

美国学者柯尔曼(Coleman)在1964年,率领研究团队,針对美国种族和其他团体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状况进行调查,特別是黑人的教育机会。在1966年出版了研究结果--《教育机会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一书,也就是著名的柯尔曼报告书(Coleman Report),成为这一研究领域里的经典之作。

后来的学者麦克马洪(MacMahon)进一步的研究指出,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资源分配是息息相关的。在教育学里,所谓的教育资源是指四个方面:一、人力资源,包括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二、物力资源,包括校舍及各种教学设施;三、空间资源,这里是指校地;四、财力资源,包括行政经费和发展经费。对一所学校而言,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就是教学人员,即师资。在实务上,就是如何公平地分配教学人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里面充满著太多教育以外的因素,特別是,每一个孩子的老爸都不一样,这里就点到为止。

看回教育机会均等,其完整定义:“每个人皆有相同机会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在受教过程中获得充分发展个人潜能的机会,並公平地享有各项教育措施。最后,皆能学习到基本的知识与能力”。这个定义可以分成三个层面:一、入学机会的均等;二、教育过程的均等;三、教育结果的均等。

从这个完整的定义的三个层面,对照回我们一些华校董事的思维方式,可以发现很多是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即只考虑到让更多学生进来学校,而且往往美其名为让更多的华裔子弟接受华文教育,却没有考虑到学生收进来后,学生的教育过程及结果是否符合教育机会均等的要求。简言之,教育品质不是第一顺位的考量。因此,形成一种学生人数越多,就等于办学越成功的迷思。

老一辈有这种思维其实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在早年读书机会不多的年代,有入学读书和没有入学读书,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別。可是,自1965年后,我国教育就废除了只有30%的小六毕业可以升中学的政策。到1990年代,时任首相的马哈廸也开放了本地学院的设立,华裔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门也打开了。加上,近年来许多国家的生育率都往下降,导致少子化现象的出现,以致这些国家的学额过剩,像台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出国深造也比以前容易许多了,就算教育文凭考试(SPM)考得“七七八八”,也照样有读大学的机会,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因此,时至今日,入学机会是否均等已不是什么问题,反而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才是主要的问题,即教育质量比教育数量更为重要。由此观之,建更多的校舍,收更多的学生的思维,其实是与现今教育环境脫节的迷思。而且,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预设,那就是“国中一定比独中办得烂”,这其实也是一种迷思,不过,这里就不详谈了。

规模越大,越难顾及均等
顺著上述人数越多就越成功的迷思,谈谈另一个与之息息相关的教育概念:学校规模。学校规模指的是一所学校的班级个数和学生人数,是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是许多国家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运动的热点问题之—。 美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中国也花了不少力气,也常常借鉴美国的研究。

这里归纳下学校规模对教育成效的影响,整理成下表:
项目
摘要
1
学业成绩
规模越小,对弱势群体有利;
2
学校氛围
规模越小,校园霸凌事件也越少,也越有安全感;
3
学生参与度
规模越小,学生参与校內外各种活动的机会就越多;
4
归属感
规模越小,对学校的归属感就越强;教师也越能照顾到学生的各种心理需求;
5
人际关系
规模越大,学校管理层就越官僚化;对学生的管理方式也越“军事化”或“封闭化”
6
平等性
规模越大,教育资源分配就越不平等;

这里針对第六点的平等性,再加以解说。教育资源里,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而对任何一所学校而言,资深又优秀的骨干老师必然是稀少资源,而学校规模扩大时,这些资优老师就更为稀少,因此,班级占有优秀教师的比例必然会下降,就算公平地分配教师,这种现象还是不可避免。更何况,在考试至上的环境里,公平分配教师往往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学校规模越大,要做到教育过程及结果的均等,更是困难。

学校规模及教学质量
而影响学校规模的因素又有如下四个因素:

一、教学成本:规模越大,单位教学成本就越低,这种现象称为教育的规模经济。这往往是学校规模越来越大的主要动力。很多学校管理层从实务经验中,也很清楚地明瞭到这一点。相形之下,有教无类或者让更多的华裔子弟接受“纯正”的华文教育,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漂亮的藉口而已。

二、管理成本:学校规模的扩大是靠人数增加来实现,而人数的增加必然导致管理难度的增加。如果要保持基本的教学质量,管理成本必然要增加。其次,如果管理不来,规模也很难上得去。可是,如果规模大过头了,肯定管理不来。但有时,管理不来或管理成本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规模也会上得去,这和市场需求有密切的关系。

三、市场需求:如果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时,如很多人都想挤进独中,而学额不足时,这时教学质量往往不是家长的主要考量点。这意味著管理粗放的空间大,也就是说管理成本不用投入这么多。特別对名校而言,往往存在名校效应,即家长对“名气”的考量大于对实际教学质量的考量,简言之,名牌是一切。反之,当家长有其他选择时,或者比较懂教育时(不要小看现在的家长),那么对学校管理的考验就很严峻,因这时教学品质是家长的主要考量点,那学校的管理就要细致化,这也意味著学校管理层要投入更多的管理成本。

之前在写硕士论文时,就发现雪隆区的独中教育成本远高于全国独中的平均数,相形之下,南马的独中就没有那么高。这两个地区独中的平均学校规模都相差不远,可是教育成本却相差很多。

思考了很久,发觉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雪隆区的独中要面临各种类型学校的竞争,加上几间独中之间靠得也很近,彼此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反而导致他们要投入更多的经费以提升他们教学品质。因此,在独中教改这一领域里,雪隆区的独中其实是领先全国。

四、师资供应:这是制约学校规模及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当师资供应不上时,学校盲目扩大规模,必然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对全国独中来说,师资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在过去,独中的师资是以南大和留台的为主,可是现在却是本地大学毕业的比例越来越高。

其实也不难理解,隨著年岁的增加,南大毕业必然是越来越少,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留台的又为什么会减少呢?这是因为隨著华文的经济价值的提升,他们在外面的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从2005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就直接到台湾大事招揽留台的马来西亚华裔子弟到新加坡从事教育工作。待遇和福利不用谈,当然是不錯,据说还可以修读硕士学位。

本地大学不是不好,可是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通常都会申请大学生师训课程(KPLI),一旦申请到,必然是走人,会留下来为华教“牺牲”,是少之又少。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在国家教育体系里,做为公务员一份子的教师的福利与待遇实在是太好了,令人难以抗拒。另外,看样子政府可能会全面承认统考,如果成真,这意味著独中与国中师资的“市场间隔”也全面打破了。因此,独中的师资必然会出现流动率高的现象,而流动率高必然影响教学品质的提升。

综合了教学成本、管理成本、教学质量及人口密度的考量,就引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学校适度规模,即指学校拥有恰好的适当学生人数,使学校的资源充份运用,而又不衍生人际关系疏离和管理僵化等弊端。

盲目扩张增收学生
針对中学而言,美国学者有各种建议,其变化的幅度是从300至900人之间,有的更是建议不超过600人;日本的规定是控制在1200人至1400人左右;中国的规定是在900至1500人之间;台湾方面的研究是1800人至2200人之间。这些数据,可以做为我们的参考。

在中国,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超大规模的学校。这里要特別提这一点,是因为很多独中董事到中国考察过后,往往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指导”校长要参考中国经验来办学。

所谓超大规模学校,在中国是有明确的定义,即指同一年级的班数达10个以上,班级总数在30个以上,学生人数达3000人以上。关于这种类型学校的成因,这里就不详谈,但这种类型的学校毫不例外,都是省级重点学校,因此它有其他学校没有的优势:一、政府重点投入,所以錢不是问题;二、集中当地的优秀教师,所以师资不是问题;三、择优录取学生,所以学校成绩也不是问题。我们的独中有具备这3个条件吗?

独中这几年的发展是非常顺畅,特別是数理英化政策大逆转后,更多家长把孩子送来独中。因此,许多独中就不停地增建校舍,以增收学生,以致有点迷失了方向,陷入一种盲目扩张的局面。特別是自从某独中把自家最优美的四合院拆掉,重建更高更大的教学楼后,似乎又带起一股拆楼重建的风潮。

有顺境,必然有逆境,我们是否应该放慢脚步,回到教育的根本,从正反面去思考独中的未来,而不是一味的注重硬体的建设、盲目地追求规模,以免形势逆转时,又再一次陷入困境中。在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始终是教育的主体,这才是办学者应关注的重点。

2011年9月10日星期六

独立新闻在线:语言与民族国家 ——法国语言政策的流变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语言与民族国家
——法国语言政策的流变

Aug 30, 2011 11:18:42 am
前阵子,平反林连玉运动工委会針对平反运动的第二个目标:制定教育平等法,特举办一个內部工作坊,以便深入的探讨此课题。我则被指派准备做一份报告,协助大家了解中港台的情况。我的专业不在语言学,但平时也有关注这方面的课题,所以也勉为其难。

在准备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民族国家。学界都公认第一个民族国家是起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它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原则和理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因此,语言统一化运动就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中一项很重要的政治文化措施。这里就特別整理有关的资料与读者分享。

语言认同和政治认同划一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多语并存是自古皆然,从来就不是政治认同问题。至法国大革命后,语言的认同和政治的认同就成为一码事。为什么政治认同和语言认同会成为同一件事呢?那是因为过去政治的认同是对君主效忠,现在推翻君主,建立共和国,那政治认同的对象是什么呢?这就形成一个大问题。因此,当法国大革命宣称普世精神,即自由、平等、博爱时,其实是以“祖国、民族、法兰西”为政治认同的前提。

換言之,政治认同就从对君主的认同,转向对民族的认同。那什么是对民族的认同呢?这个对一般平民百姓是太抽象的概念,所以就具体化为对“祖国”文化和语言的认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另外,因为对君主的认同是建立在君权神授上,所以,既然是要推翻君主,自然也要把宗教神权排除在外,于是宗教就从国家事务转变为是个人事务,不得涉及公共领域。这是法国大革命很重要的结果。

总之,法国开始形成民族国家过程中,讲法语就代表支持人民主权和保卫共和国,反之就是反对人民主权和共和国。因此,“普及法语被当作组织新型的集体动员和争取民众支持大革命的必要手段和政治策略”。于是成为公民的条件是“对法语、法国文化和历史的熟悉及对共和制度的支持”。

当时法国境內充斥各种地区语言,所谓的法语只是通行于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兰西岛(注:王室的直辖地),使用法语的人口其实就是王宮贵族及文人、知识份子等,所以真正讲法语的人口是极其少。在这种情况下,向巴黎以外的地区及普罗大众普及法语就成为急迫的政治任务。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普及教育,但受限于经费不足,不易推行,军队就成为普及法语和塑造共和精神的另一途径。

当时巴黎革命政府面临各个君主国的围攻,而向巴黎以外的各地征兵,这些兵士如听不懂以巴黎地方语为标准的法语,在指挥系统上一定面临大问题。因此,军队就成为普及法语的重要途径。法国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实施征兵制的国家。

免费义务教育消灭方言
此外在普及法语的同时,也展开消灭“方言运动”,当时的代表人物为享利格莱戈瓦(Henri Gregoire)教士。他在1794年的国民大会上宣读《消灭方言的必要性及手段与普及和使用法语的报告》,声称国內语言状况一片混乱,2500万人口中,母语是法语的只有300万人,比例是12%;他提出必须强制学习法语,必须清除方言。于是当时的政府就正式制定了单语政策,立法规定在法国公共场合以及学校只准讲法语。

后来,又有一连串的立法,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1881年的教育立法:费里法。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尔费里下令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要求所有学龄儿童必须接受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教学语言只能是法语。教育部和老师的职责就是确保其他各地区族群的语言被逐出学校。从那以后,法国各地的地区语言遭到前所未有的削弱。1863年,有25%的人口为不讲法语的单语人(注:母语),到了1927年,这些人基本上都成了双语人(注:法语和母语)。

从上可知,法国的语言政策是极其强硬、极其排他性。如此刚性的语言政策,且开始时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口只有12%,它如何能够成功及轻易地执行?其中最大的关鍵是民众的支持。

文化与政治优势地位
听了似乎很奇怪,其实是有其原因,下面加以说明,也让倣效者不会东施效频。

一、法语的国际地位。由于路易王朝在18世纪的辉煌成就及其武功事业,使法国成为当时欧洲第一等大国,法语不僅是法国人引以为豪的语言,也是欧洲各国知识界及政治人物竞相学习语言。法语更代替了拉丁语成为国际上的第一外交语言,不但法国与其他各国签订的条约用法文,其他各国之间的外交文件也是用法文写成。就算是1871年签订的结束普法战争的条约,法国虽然是战败国,普魯士是战胜国,也还是用法文写成。

二、外敌的入侵。法国大革命时,法国遭受欧洲各国的围攻及入侵。这种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极大地促进了民众的爱国主义及民族认同,强化对巴黎政府的向心力及服从。而在征战的程中,军队本身,正如前面所述,也自然成为普及法语的重要途径。

三、完美的语言。从13世纪开始,对法语的赞美是不绝于书,如: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是“最为甜美的声音”,是“听起来最具魅力的语言”等等。14世纪的尼古拉奧莱斯姆指出:”法语完全能够担当起像拉丁语在古代那样的历史使命”;15世纪的让德.蒙特罗伊认为:“法语是在单一且纯洁的起源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听起来异常甜美、溫柔和匀称”;16世纪的雷迈尔.德.贝尔伊也认为:“法语逼真精确、优美圆润,并具有极强的表达能力”。

总之,对法语的完美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是要有极其强大的国力在背后支撐,另一方面也是文人墨客长达数代人的努力。全世界的语言估算有6000种,不是每种语言都有这样的机缘。

四、人人平等的理念。法国大革命的单语政策基本的理念提倡共和国內人人平等,然后才是通过统一的大纲让学生学习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換言之,就是透过学习法语,来保障公民平等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关鍵,但我国政府有关政策制定者似乎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个很重要的理念。

因此,试想想,如果学习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让你在国內受到平等对待,到国外无往不利,还让人歌颂不已,那你会不会支持这样一种的单语政策,虽然它很霸道、很苛刻?

二战后语言政策松动
虽然如此,法国在二战后,其刚性的语言政策也开始宽松化。其原因如下:

一、地方主义抬头。由于法国独尊法语的政策,使得地区语言受到严重的排挤,生机与活动几乎窒息,为此激化了地方主义的抬头,地方独立运动蠢蠢欲动,甚至暴力四起。法国境內有七种主要地区语言:奧克语、加泰隆语、科西嘉语、阿尔萨斯语、佛兰芒语、布列塔尼语及巴斯克语。据1996年的统计,这些地区语言的人口合计只占全国人口的7.83%,而迁移入境的外籍人口却有13.3%。

二、欧盟的影响。欧盟一贯推崇和鼓励欧洲大陆语言的多样性,1992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地区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宪章。宪章认为一国之內可有多个民族存在,法国不接受这一点,所以没有批准宪章。到了1999年才签署,但只接受其宣言的部份。虽然如此,但已显示在国际压力下,语言多元化逐渐成为法国语言政策的一部份。

三、英语霸权。从1714到1918年,法语一直是书写囯际外交条约的正式语言。但1918年开始,法语这方面的权威受到挑战。1919年,一战的战胜国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起草凡尔赛条约。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遜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都不懂法语,因此坚持要用英文和法文两种文本。法国代表同意,他们又得寸进尺,要求所有会议的文件都要有英文文本,并且和法文文本同等有效。从此,法语在国际上再也不是唯一的外交语言。

二战后,法国开始遭受到“英语的入侵”。由于战后欧洲一片废墟,于是美国展开马歇尔计划。从1948到1950年,美国共援助了西欧134亿美元,其中法国就占了65亿。隨著美元的到来,美国的各种产品也跟著到来,其中一种产品叫做“好莱坞”。在经贸往来中,法国工商界开始流行讲英语。在进口各种美国货时,大量的英语词汇也引进到法国。这个就叫做“英语入侵”。

这对高傲的法国人来说,怎么受得了。因此,1964年,艾田伯尔出版了著名的《你讲英式法语吗?》,对美国文化的渗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某些法国人崇“美”媚外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此书一出,引起法国各界的重视。官方也开始采取各种措施“纯化”法语,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法语的法律和法令。

改倡语言多样性
最后,发现最有效的策略是提倡“语言的多样性”,以对抗英语霸权。但对外多语主义,对內单语主义,这个逻辑上是很难自圆其说。因此,英语霸权才是法国语言政策宽松化的最大動力,因为如果继续坚持单语政策,其最后的结果就是英语把法语吃掉。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个过程。

首先是1951年的戴克索纳法,让法国的地区语言得到了官方承认,可以在学校內传授。虽然如此,开放后成效有限,因法国政府还是采取消极态度,毕竟数百年的单语政策,不是讲转就转的。

到了1981年,密特朗主政,他勇敢地承认“法国是中型国家”,并开始积极鼓励及拨款援助少数地区语言及文化的复兴工作。1983年,成立了“地区文化与语言国家委员会”。

20世纪90年代,法国出台了两项法令(922234号法令和952086号法令),前者鼓励在中学的初始阶段开设语言强化课程,树立多元文化的意识;后者允许浸入式的双语教学,正式规定把地区语言教学纳入国家教育主流课程。

2001年,法国教育部长杰克朗格正式公开表示,“二百多年来,法国政府压制了法国的地区语言,法国不是单语国家,地区语言应得到承认,应被视为是资源和财富,应该在教育体制中得到体现,在法国的教育体制中将增加双语教育,中小学应多招聘掌握双语的老师”。

小国如何定语言政策
法国的语言政策虽然开始宽松化,但数百年的单语政策传统是不容易打破,而且其之所以提倡对多元文化的保护,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保护法语,因此是策略思考多过对理念的认同。但现实环境是残酷的,法国已不是世界级的强权了,虽然政策一直搖摆不定,但迟早还是要走上多语政策的轨道上。

最后,我们这种小国的语言政策要怎么摆呢?单语?还是多语呢?按照国际许多组织的建议,包括联合国、欧盟等,标准是三语:母语、邻近国家的语言、国际语言,我们稍为变通下,把其改为:母语、国语、国际语言,也应该行得通。同意吗?

2011年6月14日星期二

独立新闻在线:语言与平等——平反林连玉为了谁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语言与平等——平反林连玉为了谁

Jun 10, 2011 01:58:10 pm
今年适逢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50周年,林连玉基金藉此联系了13个华团,共同发起了平反林连玉运动。平反林连玉运动工委会也很明确的提出两大目标:(一)恢复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二)制定教育平等法,公平对待母语教育。但许多人常把平反林连玉简化为恢复林连玉的公民权,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事实上,林连玉之所以会被褫夺公民权,是因林连玉反对政府的单元化教育政策,而因言获罪。如果只是恢复其公民权,无视于其遭厄之由,教育不平等仍继续存在,“恢复”有何意义可言。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把平反林连玉简化为只是恢复林连玉的公民权。

诚如杜乾煥所言:“平反林连玉运动不独为林连玉先生个人之事,它的另一层意义是为母语教育寻找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废除长久以来的歧视。 ”因此,恢复林连玉的公民权只能视为是平反林连玉的起点,教育平等法才是运动的终点。

关于林连玉冤案,论者甚多,这里就不提了。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工委会的第二个目标。而华教所争的教育平等,实际上是教学媒介语的问题,因此,重点放在语言与平等这两个关鍵词上。

歧视某种语言即否定人人平等
先论平等。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公诸于世,其前言曰:“我们认为下述之真理不證自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这一段里,有三个重点:一、人人生而平等;二、三个基本人权:生命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三、政府是经人民的同意而产生。在这三个重点里,最关鍵的是人人平等。因为上述的第二个及第三个重点都是由人人平等延伸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人人平等的话,就没有人权这回事,也没有政府的产生是要要得到人民的同意。因此,人人平等是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原则。

由人人平等,我们可以宣称民族平等。因为,民族是由人组成的,但不可能所有人都属于同一民族,因此如果承认人人平等,那就必须接受民族平等;反之,如果宣称有某民族有优先地位,那就等于否定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由民族平等,我们可以宣称语言平等。因为,每一民族都有自已的语言,如果承认民族平等,自然就必须接受语言平等;反之,歧视某种语言,或者赋予某种语言特殊地位,那就等于否定了民族平等,进而也否定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因此,美国建国时,开国元勳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提议设立国家语言学术机构,以便确定英语的官方法定地位,进而规范英语的用法。此议一出,经辩论后,遭到否决,理由是美国不单由说英语的人组成,如果把英语定为官方法定语文,就漠视了其他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族群,这就是违背了美国立国的精神。所以,美国是没有官方语文,英语只是政府和主流社会的交际用语。

我跟很多人谈起这件事,他们都很惊讶,因为我们的教育系统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有国语,以致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国家应该要有国语。不但如此,马来社会还认为应该只有一种语言的存在,并立法强制执行。这种思维明显是受到欧洲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这可以参看庄华兴的文章《语言、国家、情感联系——华人与马来语的关系》

多民族国度的共同语
那没有官方语文是否就不需要共同语呢?显然不是。特別在多民族的国度里,肯定要有一个共同语来做为彼此的交际用语。那么,如果不用立法的手段,这个共同语要如何决定呢?基本上是两种方式:一,使用者的多寡;二,使用者的社会地位。以下各別举例说明。

使用者的多寡。我们把讨论的范围缩小至华社,以区域上的通行语为准。像吉隆坡,通行广东话,甚至连一些马来人也会讲广东话。北马通行福建话,连在地的一些马来人也会讲福建话。为什么?因为使用者众,其他少数方言群及外来者不得不跟。

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在我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英语。英语不是我国任何一主要族群的母语,且从战前到战后,使用者也不多,但它却能成为各族沟通主要用语。为什么?因为使用者都是各族的精英,是上层社会的通用语,谁要往上爬,就得学。

林连玉的历史遗产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林连玉对这两个关鍵观念的看法。第一个要引用的当然是林连玉在1956年,为《马来前鋒报》开斋节特刊而作的《心理的建设》(右下图)一文。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这是林连玉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资产,不应轻忽。其重要性有几点:一,反映了林连玉的建国理念;二,反映了当时马来知识份子对林连玉的尊重;三,反映了当时马来知识份子接受林连玉的看法;四,反映了《马来前鋒报》曾是一份有良知的大报。因此,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篇文章有两个重点:一是共存共荣;二是以马来亚为第一家乡。后者其实是对马来社会的表态,核心思想当以共存共荣为是。以下特摘录这一段:

“我们知道马来亚是民族复杂的地区,每个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开发,都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民族,当作一家人看待,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使大家都相信有福可以同享,然后,可以希望他们有难同当,把国家建设得完整而稳固。”这一整段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民族平等,再缩一缩,两个字:平等。这就是林连玉的核心思想,不管是在建国上,还是在教育上。

在1959年,教育部长佐哈里找林连玉私下会谈,林连玉进一步阐述他的想法:“马来亚从殖民主义手中获得独立,是华、巫、印三大民族共同建国。谁也不是被征服民族,其地位应该平等,没有主奴的分別。......我们尽了完全的义务,自然也要享受完整的权利。”

1961年,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后,接到无数慰问信,林先生乃作《答各方慰问函》,通过报章答谢各方之关怀,这是林连玉少数几篇用文言文书写的文章,文章虽短,但对平等二字是一再的致意,其文曰:“......窃意在多元民族国家中,互相尊重,实行平等,确为长治久安之鉄则。......玉之责任己尽,是非自有公论,功罪交由历史批评。梁任公云:‘十年以后当思我’,行不见利林连玉者,终须成为林连玉之信徒,以平等对待各民族也。”

同年,林连玉在教总常年代表大会上最后一次致词,更清楚表达他的看法:“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中,协和、友爱、和平、合作诚是重要的原则,但一切的一切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不平等母宁死。”

综合上述的言论,林连玉虽是因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而遭厄,但他的核心思想不是一个教育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建国理念的问題,即民族平等。

林连玉对语言的看法
下来再看看林连玉对语言的看法。

首先是官方语文。官方语文的课题可追溯至1952年林连玉谒见副欽差大臣的一段对话。当时,林连玉问:华文有没有资格教育马来亚的国民?副欽差大臣回曰:没有资格,因华文不是官方语文。这就是独立初期,华教人士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缘由。

1955年,林连玉在教总理事会致词时,再一次清楚表示他对官方语文的看法:“......教总所以提出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主张,其动机完全是由于文化上的自卫,......”

1958年,全马华文教育大会在怡保举行,会众强烈表态,要求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为了不使马华公会及政府陷于十分为难的地步,林连玉提出折衷方案:“如政府坚持以官方语文为考试媒介,则吾人应立刻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之前曾有人撰文说林连玉生平最大目标是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云云,实是理解錯误,也已为文(《董总应临崖勒马》)驳之,但这里还是要再把缘由说清楚。

其次,共同通用语文的问题。林连玉在1955年作的《为马六甲会与联盟会谈书面谈话》中指出:“假如:马来亚要有一种共通的语文,那是以应用的人口多寡为标准,......但也不能以共通语文的缘故,而妨碍母语母文的存在与发展。”从字里行间,林连玉是把共通语文和官方语文混为一谈。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官方语文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所以前面才特举美国为例。我个人的看法是应把共通语文和官方语文明确分开,即官方语文是具有法定地位的语文,而共通语文是从通行的程度来定义。

再则是国语问题。华教人士是把国语和官方语文区分开来,因为国语只能有一个,而官方语文可以多个,这显然也是受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在这里,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文,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共同列为官方语文,但实际的共通语文是英语。通过新加坡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把国语、官方语文及共通语文区分的很清楚。

而林连玉对国语的看法,在1960年的《我为什么失望》一文中提道:“说到提倡国语,我们基上要认识,国语是国內民族间的通情达意的桥梁,决不是缚绑別人的绳子。提倡国语只能应用积极鼓励的方法,从来未见有采取消极行动的。......而这检讨教育报告书的建议(引者注:这里指达立报告书),要以国语为招牌排挤民族的语文于弃置的地位,所以我们不仅表示遗憾而已。坦白的说,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反对。”

从林连玉上述各种对语言的看法,其实严格来说并没有一个很清楚及完整的论述,但他中心思想是很清楚,那就是官方语文已成为消灭华文的工具。

争取平等才是主战场
综合林连玉对平等与语言的言论,很清楚地看出,平等是林连玉的核心思想,对语言的看法是在华文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下的防卫性反应。假设华文如林连玉所愿,受到平等对待,那所谓的官方语文、共通语,甚至教学媒介语,要如何定位,其实林连玉是没有清楚地说明其立场,換句话说,这里面是有很大的弹性空间。

我们的责任是先清楚地梳理林连玉的想法,不足之处,我们应当再加以强化。本文只能做到前者,后者尚须同道共同努力。

最后,回到文章的副题:“平反林连玉为了谁”。我个人的看法,平反林连玉不止是为了林连玉,更是为了各民族在这个国度里,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如果我们只在“恢复”林连玉的公民权下功夫,不在“平等”上下功夫,甚至连“平反”二字都不敢提,那这个运动本身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工委会提出:“制定教育平等法,公平对待母语教育”,才是这个运动的主战场。

2011年6月8日星期三

独立新闻在线:从“马天英史料展”看大马族群关系的转变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从“马天英史料展”看大马族群关系的转变

May 12, 2011 12:50:52 pm
华研为了配合成立26周年会庆,特于4月29日起至5月21日举办“马天英史料展”。马天英是何许人也?他原是中国的回教徒,全名为哈芝依布拉欣马天英。他曾于中华民国外交部任事,战后任驻怡保领事馆领事。1949年后,隨著英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也御下官职,入籍马来亚,致力于宣教工作。
“马天英史料展”的展出內容分两部份:一、1939年至1940年带领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走访东西马的资料;二、1948年至1950年出任中华民国怡保领事舘领事的档案资料。从时间来看,前者是日据前的资料,后者则是在战后。从前后资料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华巫关系有鉅大的转变。
南洋访问团促进华巫亲善
先论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1939-1940)的背景。自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除了在军事上与日本全面对抗外,也希望在国际上孤立日本,因此就组织了中国回教访问团,向回教世界展开国民外交工作。其目的是要将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曝光,藉此获得回教徒国家同情中国,进而影响其国民要求其政府与日本断交,还有不买不卖日本货,及救济中国难民。
国民政府前后一共组织了两个团:一、近东访问团,访问印度、埃及、土耳其、伊拉克等国;二、南洋访问团。而南洋访问团是由马天英任团长,吴建勋及马达五阿訇任副团长,整个团就是这三个人,但其成就不可小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巡行了东西马全境各地举行演讲,一面宣传抗日,一面宣传回教教义。
他们演讲的集会上,华巫共聚一处。演讲完毕,除了华侨纷纷解囊捐助外,很多马来人也共襄盛举。当时的捐款是交给两个单位:一、南洋筹赈会;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据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统计,该会共收到98万余款。所以,他们这个团虽仅三人,但却促进了当时华巫之间的亲善。另一方面,他们宣扬抵制日货的呼吁,也使得日本商人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这次史料展中,南洋访问团的部份是以照片为主,精选约200张,分成四大塊:一、晋见皇室;二、各校参观与交流;三、各地演讲;四、民情及民生百态。这些照片颇有可观之处,比如其中有一张是和青年时期的国父东姑阿都拉曼的合照;还有一张是诗巫光华学校的校名,其珍贵之处是其校名是出自孙中山的手笔,题于民国九年,即1920年。这所学校现在还在,是一间华小,但就不知道这个匾额是否还在。
鼓励华侨申请公民权
史料展的另一主题是:中华民国驻怡保领事馆档案(1948-1950)。马天英出任驻怡保领事馆领事之前,是驻开罗公使馆二等秘书,转任领事其实是降级。他之所以愿意降级就任,是因他的任命是应各州马来王室及华侨的一致联名力邀。王室及华侨之所以会如此力邀,是因他之前在马访问时,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印象所致,这也是马天英终身引以为荣之事。
当时,全马一共有四个领事馆,即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及怡保。而怡保领事馆的辖区是涵蓋了吡叻、吉兰丹及丁加奴(现为登嘉楼),受吉隆坡总领事馆的指挥及监督,但如要和英方交涉重大事件,则须交由新加坡总领事馆处理。
此次史料展约展出其中的30份原件,虽然如此,其內容已很丰富了。不少內容是涉及中华民国领事馆在战后与英殖民政府交涉处理华侨居留马来亚的政治身份与冲突事件,包括多宗英军粗暴对待甚至残害本地华侨的事件。此外,其中一份密件还显示在1948年时,国民政府已指示马天英鼓历本地华侨申请公民权。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发觉当时与领事馆接洽的华团,几乎都是各州属的中华总商会。这与现今的商会只处理经济事务的印象,完全是两回事,似乎当时华社的领导机构是商会。
先进人士鼓励华巫交流
细读这些资料,我们会发现当时与现今的种族关系,似乎大同小异。举例而言,有一封由甘马挽公立华侨学校董事长致给马天英的函件,很能显示当时的种族关系,特此摘录如下,以饗读者:
“……本坡……既有不幸事件发生,同人等乃急谋补救方法,立即与当地政警首长接洽善后办法,发给銀米及咸魚与……巫人。近日后乘巫人修理回教堂之时机,吾侨亦有捐助巨款,……以现在情形观之,紧张空气似已和和缓矣。惟最可顾虑而觉危险者,乃播音台巫语报告及报端所载,常有巫人若干人被杀,而称为被华人所杀,如此含糊,甚易引起巫人錯觉,而对于吾侨发生恶感。”
从此段文字中,当时的媒体与现今《马来西亚前鋒报》的所作所为,何其相似,简直是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从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地方上的华巫有识之士是致力于谋求族群之间的和谐,且非常有成效。同函另一段文字显示,这种努力还走向建制化:
“……最近本坡华巫领袖拟筹备组织华巫联合机关,遇事藉以调解纠纷,而增进两民族间之亲善和谐相处也。”
今天,我们对华团的刻板印象是只局限于华社內部的事务,所以大力地鼓吹华社要展开跨族群活动。可是,从这份函件显示,当时华团也不是只局限于华社內部事务,己有跨族群活动,其至还进一步建制化。何以今天的华团会演变成视跨群活动为一种禁忌,实在是须要加以深思及反省。
独立后只是換了主子
还有一份资料也很重要,那就是写于1948年1月19日的《马来西亚局势报告》,里面有提到何以华侨会对英人有所不满的原因,这里我只提其中的一点。
在当时,申请矿场是欧人优先,反而华人要处处受到局限,以致于华人要向欧人租赁,才能有矿场开采。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华人因租金过高而虧本,欧人在转手间却坐享厚利。
从这一敘述,我们从独立前看到独立后,这种经济关系似乎没有什么大改变,只是換了一个主子而已,华人仍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这批档案还有一个很重要价值,那就是展示了国民党的观点。现今大批有关当时历史的书籍,几乎都是左派的观点。可是,国民党在当时,对本土是甚具影响力,怎么会缺乏有关国民党观点的史料呢。这也是我常向那些研究本土历史友人询问的一个问题。这批档案正好补充了这一段的空白。
真正受过历史研究训練的人,不会因为某一观点的书籍多,就会加以采信,反而是要收集到多种不同观点的史料后,才会进一步加以比较,而做出自已的判断。只有单方的观点,不管量多还是人多,都不会做出任何结论的。只是有些人好像不明白这点。
重视本土历史经验
总之,从“马天英史料展”中,可以看出从战前到战后,马来西亚种族关系是有极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过程和原因,马天英留下大量的记录及其看法,因此马天英所留下的资料是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及从中总结经验。
最后,在此呼吁社会大众,应把握良机来参观这批珍贵的史料,也希望各地华团组织能与华研接洽,看是否能在当地加以展出,让各地有兴趣者有此机缘,一睹为快。在今天本土的历史受到扭曲和遮掩之时,我们华社是应该要有所作为。

2011年6月2日星期四

独立新闻在线:《独立》当自强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独立》当自强

作者/黄集初 May 26, 2011 01:17:18 pm
自《独立新闻在线》和《当今大马》中文版创办后,就舍去平面媒体,直接上网看新闻,常年累月,已是生活习惯之一部份。突然看到《独立新闻在线》的标题:“即日起停刊倒数11天,请读者解囊抢救《独立》”,心中一阵茫然,有点失神落魄。继而回神一想,平时评论文章写了不少,当《独立》有难,却不能划谋献策,尽点勉力,实有愧于心。沉思数日,拟定几点意见,特陈述如下,以就教各方贤能之士。
一、《独立》读者群之定性。凡遭困时,返本溯源,以求定见,是有其必要。翻看过去《独立》创刊及周年社论,其创办之缘由有提到:“有感于中文读者对多元新闻讯息的需索,一群事业有成的草根的商家,本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集资支持一群年轻的媒体工作者开发原生中文新闻网站,终于催生了《独立新闻在线》。”
从此段文字及《独立》多年实际的运作,《独立》的根基是在“中文”读者群。这与《当今大马》是最大的不同点,《当今》是立足于“英文”读者群,再向其他语种发展。而“中文”读者群与“英文”读者群对“使用者付费”的接受程度,是大相径庭。
印象中,《独立》曾尝试推行付费制,但却无疾而终。后想依赖广告收入来永续经营,但从公开的收支表来看,似乎难于登天。近来,推出自愿付费计划,只能算是无可奈何中的办法。本质而言,自愿付费就是捐献,不能算是付费制。
二、财源当以捐献为主。正如上述所提,付费是不可行,广告收入则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当此危急之时,《独立》唯有诉之于众,请求捐献解困。从这几天捐献者的反应来看,向社会大众劝捐是可行之法。因此,建议《独立》干脆直接走社会支持的路线,把自身定位为非营利的社会公器,立足于华社,沟通于他族,所需的经费就向社会大众募捐。如此一来,也可徹底摆脫任何政商利益的纠葛,名副其实地独立自主。
事实上,从公开的收支表来看,《独立》一路来就是靠“捐献”,只不过这些“捐献”是来自“一群事业有成的草根商家”。这些草根商家即然是本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非为营利,其注资当视为捐献。今天,当他们不愿再捐资时,我们只是想方设法把草根的“商家”转化为草根的“大众”,一样也是伸手求人,如此而已。
三、不要低估自身的身价。不管怎样,《独立》己走了六年,不是外界一无所知的新手。多年的积累,《独立》的理念、使命、绩效及公信力,是有口皆碑。更重要的是,很多读者是跟着《独立》一起成长,这种情感是难以估量,可是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不可低估。如何加以善用,却是费思量。
更重要的是,今天《独立》面临的困境只是金主不再注资而己,整个编采团队仍然存在,虽然很要命,但比起意见不合、人事纠纷之类的问题而言,容易解决得多。人的问题始终是比錢的问题更令人烦,有时简直是不可解,这是切身之言。
展示长期经营决心
基于以上三点的分析,以下有几点建议:
一、要展示长期经营的决心。最好的典范是安华,不管他面临任何常人无法像想的打击,从不言败,所以才能凝聚支持者而不散,奋战不已。自古成大事立大业者皆如是。《独立》既自许为媒体建立新典范,更当如此。从人情上来说,每个人都希望他支持的是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
因此,为了展示长期营的决心,我认为《独立》筹款目标应以一年的运营及发展经费为准。据收支表来估算,大约是80万(我加算了花红进去)。取个整数,就定为100万好了。100万看起来好大,但古人有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100万的一半都有50万,怎样都比30万多。
何况,从多年实务经验来看(在独中任职,等款是日常功课),筹款是要一鼓作气,数目多少无所谓,最忌短期內一筹再筹。因此,假设半年后,财源问题仍然不能解决的话,是否还要再筹一次?不是不行,可是气已衰了,就事倍功半。如此折腾一两次,就是准备关门大吉了。
所谓万事起头难,只要第一次能筹到一年所需的经费,下来每年筹一次就不难。乘此人气最旺、士气最高之时,就要做最难的事,千万不要把最难的事放到后面来做,那会越做越没气。
二、维持编务的风格与水准。当此人心浮动时,编务难免受影响,下笔撰文,不免有所忌讳。但《独立》的身价就在独立二字,不应人穷志短,影响编务的风格与水准。应一如继往,原则不变,思维依旧批判,笔鋒依旧尖銳,让支持者感到《独立》依旧,精神不死。
如此一来,对內可保持士气,对外可凝聚人气。现在,人心士气对《独立》的生死存亡是极具关鍵。因此,为了让编采团队保持銳气地专心致意于编务,筹款的工作就要另外征集志愿者来处理。
设立《独立》后援会
三、设立《独立》后援会。本是设想成立筹款委员会,但骤然间要找外人来承担此重任,不是易事,所以就设想先把外人转化为“內人”,这是《独立》后援会构思的由来。名称是暂时的设定,或许可以考虑用“独立基金会”这一字眼。总之,要向社会大众筹大錢,一定要组织化。
基于此设想,《独立》后援会成立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凝聚支持者,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而负起筹款之责。而成为会员的基本条件,建议是一年赞助1000元以上。对于经济能力不强但有心者,也可以月捐的形式来成为会员。只要找到1000个会员,就有100万了。因此,后援会的第一个工作目标就是现有约600人的捐献者。如其中有300人愿成为会员,就有30万了。如每一会员再找多一个会员,就有60万了。因此,100万虽大,但如能把支持者动员起来,发挥出组织的力量,是不难筹到的。
为了能筹到更大笔錢,还可考虑会员分级。一般华团做法是分常年会员和永久会员,也有的是分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也可两者兼施。会员分不同的级別,其捐献款额就可不同,经济能力更强者,就可捐资更多。
成立后援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确保资助者的中立性,避免有明显政党背景者成为捐献的主流,以维持独立自主的形象,防止流言蜚语。
如后援会的设想是可行,那开始的第一步,当然是如何组织起来。通常的做法是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再由这个筹委会去推动组织的工作,这当然包括规章的设立在內。但个中的细节,可以再进一步商谈,最重要的是,这个《独立》后援会的设想是否可行。
《独立新闻在线》是一个让有理想的年轻媒体人实践其夢想的平台,满足中文读者多元资讯之需索,反映公民社会之各类要求,更为弱势群体发出不平之鸣。所谓物以类聚,《独立》也应当能呼喚各方志同道合之士,共襄盛举。
以上数点浅见,仅供《独立》团队参考,尚请各方有识之士,不吝指教。谨此。

2011年5月15日星期日

独立新闻在线:华教动与不动—基于教育经济学的观点

作者/黄集初 May 16, 2011 11:16:13 am

  1. 前言
在现今华教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之际,用另一种角度重新审视华教发展史,将有助于打开思路,为华教现今危机及进一步发展建构新的理论基础。
一向来,华教主流论述的架构都是奠基于政治因素上,但教育问题不止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本文尝试从经济的观点来审视华教发展的另一侧面。
在进入本文正题之前,先引述教育经济学家艾斯特尔.詹姆斯(Estelle. James)的观点。詹姆斯在“教育责任在公私之间的划分” 这篇文章里,提到在由公立学校组成的教育体系下,何以会有私立学校的存在,及其原因是什么。作者从经济学的观点提岀4点假设来解释:1. 过度需求;2.差异需求,包括文化上及教学质量上;3.非盈利性的供给;4.政府政策(詹姆斯2000579-585)
文中的一些假设及论断,很值得我们在马来西亚从事华文教育的同人参考及反省:
  1. 过度需求:“当公立学校的容量少于全部应入学人数时,……许多被排除在……外的人将把进入私立学校学习作为一种 “次优”的选择”,这就产生对教育的过度需求
  2. 过度需求驱动的私立学校特征:(1)吸收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2)收费订得很低;(3)通过大班教学、给老师低工资等来节约成本等;(4)视为质量差,因学生学业表现差
  3. 差异需求:是因人们对教育有不同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可能是来自宗教、语言上的差异;
  4. 差异需求也可能是对教学质量的有更高要求,“低质量的公立学校可能刺激一个高质量的私立学校的成长,以迎合那些愿意而且能够为专业质量支付(更高)费用的人的需要。”,而追求利润的私立学校就会出现;
  5. 以上所论为需求面的因素,此外还有供给面的因素:“在追求利润的学校不能达到收支平衡的环境中,非盈利性的学校也可能发展起来,因为捐赠的资本、义务劳动和稅收优惠降低了这些非盈利性的学校的成本函数。”
  6. 非盈利性私立学校的创立者都是“意识形态化”的组织,其中宗教团体是最重要的。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教育是因为学校是价值观形成和开展社会活动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7. 政府政策:除了在经济的供需面的因素外,私校的存在与发展也部份决定于政府在公共教育的开支。
  8. 此外,政府对私校限制的宽严也是一个影响私校存在与发展的重大因素。而一些国家为了管制私校,常常透过补贴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因此,管制与补贴往往是一体的两面;
  9. 在许多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受到大量的补贴及许多管制,这些管制与公立学校类似,因而使得它们的行为与公立学校十分相似,出现了公立—私立学校混合物的情况。
詹姆斯的观点回头审视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很有启发性其论文中提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出现是因文化上的差异需求因素可是我深思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如此。因为我们华校比较接近过度需求驱动的私校特征。因此,我的初步判断是两个因素都有。
其次,在本文里也引用林开忠的基本观点,即华社各种事务常以富商为主导力量的现象。其缘由是因早期南來的华人,基本上是以工、商阶层为主,缺乏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因此文化根基薄弱。所以,“造成华裔商人在移民社会里拥有最高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缺乏士的阶层,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殖民政府的需要,让他们成为华人社会的代言者。再加上他们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具备了作为传统士的功能,因此这种商人文化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及文化运动里所不能忽略的主要影响者之一”(林开忠,199947-48)

  1. 战前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早期的华文教育是私塾教育当时,私塾之所以纷纷设置,最大的动力是来自女性移民人口骤増 (郑良树199828-29),导致新生代以几何级数增加,为教育的需求带来巨大的压力。这显然是过度需求的动力。
其次方言群之间的竞争。私塾都是方言教育,塾师根据自已的方言来教导族群內的子弟。“最早将宗亲会及会馆带进华教活动之中的是槟城及新加坡的福建帮,他们在自己的社群组织里开办了富有办学精神和目标的闽南语私塾,……强烈地刺激了其他方言群,……”。(郑良树,1998分序21)这显然是语言上的差异需求。
私塾教育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趋向于两极化,或偏学中文,或全学英文。但“由于办学经费浩大,愿意兴办中文义学的人不多;由于现实环境的关系,学英文的华族子女甚多”(郑良树,199835)。
英文学塾主要是由西方教会团体创设,其主要受教育对象是华族子弟。到了1872年,英殖民政府设置教育视学官,颁发津贴金,把所有英校都置于政府监督及管理之下,使英校成为管理及制度最完善的教育单位。“华文私塾学堂在面对英校、多元化课程以及津贴金所造成的优势的挑战之下,……在外无清廷的资助、內无殖民地政府的鼓励,……华族子弟转念英校,卒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和必然的趋势”(郑良树,199844)
面对英校的挑战,出现双语教学的华文私塾,如1886年创办的华英义学,但最终敌不过环境的考验,放弃双语教学,改为专授英文(郑良树,199846)。
从这段史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在英殖民统治之下的殖民地,英语是强势语言,在自由但不平等的竞争下,任何弱势语言都会被它“吃掉”。实际上,就算时至今日,整个大马教育环境中,“英语是强势语言”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但在华教界里,常常避而不谈。
所以,华教不是到了1962年才面临灭亡的危机,在1904年之前已潜伏灭亡的危机。这个危机是源自于市场的竞争,家长为孩子出路所做的择选的结果,而不是政治的压迫。
幸好教会办的英校,志在培养一批通晓方言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而不是普及教育;另一方面,英殖民政府更无心推广教育,只是培养他们所需要的精英份子。所以,在供不应求,即过度需求的情况下,才留下一线生机于低素质的方言私塾。
因此,当英校(包括华校变质为英校的情况)供给足夠时,驱动家长择选华校及华社积极创办华校的动力,就必须来自差异需求,包括教学质量上及文化上。而推动华文教育的差异需求,以当时而言,本土的华社是不可能自发性的产生,那就需要外来的力量,即“中国因素”,来加以“建构”。
在1898年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推动变法运动后,这个中国因素开始发挥积极地作用,“华人移民社会的商人领袖也开始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政府的海外华侨工作也就有了推动力,尤其在教育上,清朝驻外单位更积极地经营”(林开忠,199950)
于是1904年,张振勋领导槟城的侨领创办中华学校;1905年,两广总督派刘士骥前往海外视华教;1906年,清廷褒奖华教有功人士。自此以后至1949年,褒奖兴学成为中国政府参与海外办学的一条管道。1907年,两江总督奏请创办暨南学堂,于是暨南乃成为清廷和海外华教的直接联系站。直到1911年,清廷的努力的确带动了海外华教的复兴(郑良树,199879-87)。其中更以1904年于槟城创办的中华学校为代表,因它是本区第一间新式学校(郑良树,199897);而且为了解决新式学校的师资问题,在刘士骥及蔡乔荫的主持下,更于槟城办了两期的师范班(郑良树,1998108-112)
除了清廷的影响外,还有两个人的影响是不可磨滅的,他们就是康有为及孙中山先生。尽管他们两人以及各自代表保皇党和革命党是水火不相容,但他们在马来亚活动的日子,对当地的华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革命党所掀起的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完全成功,已成为华侨日夜萦荡的主要思潮。在这样的气氛和形势之下,兴办学校藉以教育下一代,作为向自已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文化基地,就成为一种必然出现的结果” (郑良树,1998140)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国民政府的成立,其所带来的政治震撼力量,对民族自尊的恢复,对历史文化的自信,对新时代的期许和认同,立刻形成一般锐不可挡的气势,振奋了整个华社,马来亚华社也因此进入一个空前的全民办学热潮(郑良树,1998161-167)。这一方面是因对文化的认同所带来的差异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华族土生的新生代人口的急速暴增(郑良树,1998168-169)带来过度需求结果。
以当时来说,英殖民地政府是不关心殖民地民众的教育,除了教会办的英文教育外。后来主动开办一些英文学校只是为了训练下层政府官员及拢络社会精英的特权教育。所以,很多华裔子弟沒有机会受教育。而英殖民地政府“对待华校的原则为:倘华校政治行动破坏地方安宁与和平、危害经济或其他利益,则对之将采取行动,否则将听其自然”(李庭辉,198699)
因此,综合上述的因素,这个时候的华校创办的动机,差异需求有之,过度需求可能更多。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多创办人及董事成员的孩子都不读华校,而是读英校,因为在过度需求下创办的学校通差是成本低、素质差的学校。这些华商之所以创办及资助华校,不可否认有些是对中华文化的响往,但更多的则是因为可以得到华社的尊敬,最重要的是可以争取到华人社会的领导权林开忠,199955)
当时的学校校长及老师很多来自中国,在尊师重道的华社里,他们也因此起了领导的作用,造成当时的华社很自然地受中国政局的影响,也引起了英殖民地政府的注意及管制。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过后,反帝反殖的思潮传到马来亚,华社开始出现抵制英殖民政府的思潮和活动。因此,英殖民政府制定了“1920年教育法令”,在这法令下就有很多被认为“不受欢迎”的华校教员被解职并遣送回中国。
自此至二战前,英殖民地政府制订了一连串的法令,基本上是管制华校的政治思潮及活动,只要不威胁到殖民地政府的政权及利益,对华教基本上是采放任态度。
综合上述,早期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形成是两股力量交互影响带来的结果,一是英殖民政府的教育消极不作为和华裔人口的增加所带来的过度需求,二是中国政府对海外教育的积极作为及南来的中国知识份子所带来的文化上差异需求。前者为华人创办学校提供动力,后者对创何种学校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到了战后,英政府面对马来亚共产党走“中国道路”武装挑战,开始积极管制华校,并认为有关闭华校的必要。而这时中国政局剧变,对海外华人事务无睱顾及,英政府成了唯一的主导力量,华教只能依靠南来的中国知识份子独撐大局,其中当以林连玉为代表。
  1. 华校改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马来亚进入一个新的局面。一方面马来民族主义抬头,要求马来亚独立;一方面马共与英政府关系日益悪化,进而武裝对抗,到了1948年6月英政府宣布全马进入紧状态,马共及其附属组织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加以封禁。1949年,国共內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殖民府政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严禁华族子弟到中国深造。
在战后华教发展史上,有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华校中学部的创办。据统计,从1946年的15间扩展到1957年的60间;而学生人数则从1946年的4,508人增加至1957年的49,536人(郑良树,2001:分序ix。显然,这与战后的国共內战,及其后英人禁止华族子弟到中国深造,而导致许多华小毕业生升学无路是息息相关的。于是,为了满足无数华小毕业生的教育需求,驱使许多华校纷纷创办中学部。
隨著中学的不断增加,华校中学毕业生也急剧爆涨,于是华社又面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满足这些中学毕业生的深造困境?南大的创办显然和这个问题是紧密相扣的。因此,就詹姆斯教育需求的观点而言,战后中学扩展和南大创办的驱动力,一部份来自文化上的差异需求,但更多的是来自过度需求的因素。
另一方面,战后英政府还想继续统治马来亚,因此推行全面英化教育,培育各族的精英来维持其统治。但马来民族主义抬头,要求独立呼声越来越高,只好改弦易辙,让马来亚走向自治之路,而英国人选择了马来民族为建国的主体。因为,“华文教育在英政府眼中‘基本上是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具体来说,英国人以为华文教育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华人社会与其祖国的政治连系”(杨建成,1982129)因此,英殖民地政府开始加紧步伐推动教育马来亚化教育本地化,矛头就是对著华文教育而来。
“远在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前,华社一些教育工作者经已讨论这个严肃的课题。他们看到战后局面的转变,看到马来民族主义的抬头,认为华族如果要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必须果敢的断绝政治上认同中国,把视线移到马来亚来,为下一代展开新的心理建设”(郑良树,2005100-101)
“问题是:什么叫作“教育马来亚化”?……教育马来亚化的目标在培养认同及效忠大马国家的良好公民。……殖民地政府认为……:第一、……采用以马来亚为主轴的共同课程纲要及课本;第二、……采用统一语言(英文及马来文)……。”(郑良树,2005101)
基本上,当时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可以接受第一点,但绝不接受第二点。即英殖民政府坚持单语,而华教工作者坚多语。1953年英欽差大臣邓晋勒爵士接见马华华教中委会時说:“政府是不会允许共产主义中国的国语成为马来亚学校的媒介语。”由此可见英殖民政府要消滅华文教育的动机及决心。
于是,从1951年巴恩报告书开始,历经1952年的教育法令、1954年的67号白皮书、1956年拉萨报告书以及1957年教育法令,这一连串的法律文件的目标只有一个:消滅华文教育。
这时期领导华教运动主力是成立于1951年12月25日,以林连玉为首的马来亚华文学校教师公会总会(简稱教总)。“这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华校董事,大多是在商业界执一牛耳,与英殖民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家,他们当然不致于对政府的政策有太大的对抗。”(林开忠,199971) 而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成立于 1954年8月22日,要进入1970年代,才成为华教领导的主力。
英殖民政府消滅华教方法之一是扩大英校的招生规模,不过由于财力不足难以大规模实行。后来退而求其次,想方设法把华校变为英校。从詹姆斯的观点来看,这种手段就是扩大英校的供给面,以满足华社对教育的过度需求,进而减少华校的生源。
其中,槟城钟灵中学的开放式双语教育,接近英殖民政府的要求,因此当局利诱钟灵中学全面改制(郑良树,2001:分序viii。结果,1956622日,鈡灵中学宣布接受改制。同年1229日英殖民政府致函全部华文中学,征询是否愿意改制。1957831日,马来亚独立。9月,芙蓉振华中学接受改制;同年1027日,昔加末华侨中学接受改制。同年1219日,新山宽柔中学宣布不申请改制,才暂时稳住局面。
马来亚虽然独立了,政府的高级官员里还是有很多英籍官员,他们不满足一步一步蚕食,所以马来亚政府在1960年8月3日正式发表达立报告书(Talib Report),其要点如下:
    1. 自1962年1月1日起,推行免费母语小学教育;
    2. 自1962年1月1日起,全马只有两类中学,即全部津贴中学及独立中学;前者以英、巫为教学媒介语,由政府全面辅助;后者不符合政府教学媒介语等的要求,由民间自负盈亏;
    3. 由1961年起,教育部所举办的华文公共考试,即初中三年级会考、华文中学升学考试及华文中学离校文凭考试应停止举行;
于是政府就依据达立报告书于1961年制订《1961年教育法令》,全部华文学校改制。为了因应华社的强烈反对声浪,政府允许改制中学开办下午班,即附设独立班,来收容超龄生及落第生,这就是所谓的一校两制。在政府的高压手段下,唯一敢说不的只有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所以,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褫夺了他的公民权,进而取消他的教师准证。
而当时的马华公会支持政府的政策,其理由如下:
  1. 华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华小董事不必再为经费奔波劳累;
  2. 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后,董事会也不必为学校的经费操心;
  3. 改制中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教授华文;(这一点不在法令,纯粹是教育部长的承诺,換人就不算数了,但当时是很有说服力。)
  4. 增强华族子弟的英、巫语言能力,有更好的出路及前途;
  5. 华小仍旧以华语教学,改制华中仍有三分一的时间教授华文,所以政府沒有消灭华人的文化;
这些华人政治精英,“对华语感情较淡薄……对华文学校产生的民族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甚为厌恶”(杨建成,1982129)。他们在教育的基本立场是:“小学程度的华语,中学大学程度的英语,符合政治要求的马来语”(杨建成,1982129)。
因此,在有关当局的威迫利诱下,只有16间华文中学不改制,其他55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这就显示了华文教育在文化上的差异需求的成份不高。在改制华中当中有一部份附设独立班,以收容当时大批不能在政府管制的学校里就读的超龄生及落第生。这些独立班后来“独立”出来,也成为独立中学,一共有21间。所以,这一类型的独中,可说是完全因为过度需求的因素而设立的,以致当时社会的印象中,独中是收“破铜烂鉄”的学校。
在东马方面,虽仍在英殖民政府统治下,也面临一样的命运。沙巴所有的华文中学接受改制,独中是华社为了收容超龄生及落第生而另外创办的,一共有9间。砂拉越则有6所不接受改制,另外有8间独中与沙巴的情况一样,也是为了收容超龄生及落第生而另外创办的。所以,全马60间独中可分成两类型:第一类型:不接受改制的独中,一共有22间;第二类型:为了收留落第生及超龄生而设立的独中,一共有38间;前者文化上的差异需求比较高,而后者完全是过度需求的结果。
1965年,政府宣布废除小学升中学考试,小学生可直升政府中学,这时候在中小学教育上过度需求的因素就不存在了,或至少是微不足道了。所以,这对独中,特别是第二类型的独中,是一大致命伤,许多独中都面临生源不足的危机,华教可说是搖搖欲坠,朝不保夕。这就是詹姆斯所说的,政府在公共教育的大量投入,会减少人们对私校的需求。
总括一句,改制就是有关当局以经济的手段,达致其政治目的。
  1. 独中复兴运动
1965年,政府实施9年免费教育,导致英校生人数大增,对政府希望最后由马来文一统所有教育体系的教学媒介语的目標而言,英语成了第一障碍。因此,动用1961年教育法令21条(2),下令从1970年开始,英小所有学科(英文除外)由一年级开始逐年改变教学媒介语为马来文。到了1976年起,英文中学的教学媒介语也逐年改变为马来文。在华社里,很多家长是英文至上的,所以,比较之下,华社家长对三语兼授的华小比较有信心而大批的选择华小。到了小六毕业时,自然会有比较高的比例的家长会选择独中。
另外,进入70年代,马来西亚政治上一大转变是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政府为大力扶持马来人在经济上的地位,全面介入各种经济及教育资源的分配,对整个华人的经济和教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特别是华人中小企业。这些华商的不满,导致他们大力支持华文教育,以作为一种对抗(林开忠,199953)
上述两点是独中复兴运动的外在因素,前者制造了语言上的差异需求,后者为华教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财力支援。
19721125日,在吡叻州召开了第一个全州9间独中校长联络会议,同年1215日,再聚首一次。197341日第三次会议,通过沈亭的建议:“由九间独中联函吡叻董事会联合会为全州九间独中筹募一百万元发展基金”(沈亭,19769)。同年415日,吡董联会接受此议,著手进行筹备工作。此消息一见报,同年511日,即得到一群劳工自动响应,捐出RM258.05,数目虽少,却意义重大,由此开端,奠定了以后如火如荼展开的一场影响全马独中的捐献运动(沈亭,197611)。
综观整个运动的捐献者,这场运动是以中小企业、华团会馆及中下阶层的华人大众为主,充份展现了华教运动的群众性基础。到了1975年9月止,筹获捐款已超过一百四十万之多。
有一批纯粹受英文教育者也参与其盛,他们发表了如下的文告:“我们……作为华裔马来西亚人,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应该维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语文,有鉴于本身仅受英文教育,我们诚感羞愧,……我们不愿我们的儿女,以及儿女的儿女重蹈覆辙,职是之故,为使欲学这种语文的人,可以进入拥有良好水準和设备的华校,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事情”(沈亭,197633)。这一段话包含了两点:一是传统文化和语文;二是良好水准和设备的学校。前者是文化上的差异需求,后者是质量上的差异需求。
因此,“吡叻州独中复兴运动”成功,差异需求的因素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文化上认同是一个成分,但更重要是教学质量的提升。这时期的独中得到华社大量的捐献,使到那些寄人篱下的独立中学,纷纷另觅校地,重建校园;有自已校舍而设备不完善的独中,也大力改善设备。一时间,独中的校舍、设施及设备奐然一新,增加了家长对独中的信心。招生方面也恢复招收小学六年级毕业生,与国民型中学争学生,恢复停顿已久的初一年级,不再以补习学校自居,学生的素质也因此大大的提升。师资方面也极力去改善薪待遇,解决师流动性大的问题;及推动师在职进修,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
当时,有人建议“发展华文独中,首要在保持先贤创设以华语华文为媒介语文的一贯精神,本小组……认为有藉课程之统一,从而谋取考试之统一……的必要”(沈亭,1976142)。其中,统一考试是为了解决学生升学及出路问题,这是家长极度关心的事情,是独中复兴运动最终成功与否的一大关节。
1973年12月16日,董教总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会—全国发展华文独中大会,把独中运动推向全国各角落。大会接纳了董教总所提出的《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建议书強调受教育乃人类的基本权利,它提出独中的四大使命乃办学六大方針,统称为董教总办学路线。
大会也一致通过成立全国发展独中工作委员会,以执行建议书的各种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独中工委会底下再成立的统一课程及考试小组。1974年8月10日,全国独中董事及校长联席会议通过由1975年起举办“独中统一考试”。
1975年12月11日至17日,第一届独中统一考试顶著政治压力,分别在东、西马42个考场同时举行(胡万铎,2008)。一个由小学至高中三的完整华文基教育系就基本上恢复了,开创了马来西亚华教史的新纪元。
  1. 结语:特殊时空下的华教
正如前面所述,如果沒有“中国的因素”的介入,华文教育早就在20世纪初被淘汰了,所以,从1904年至1949年,中国政府对于华教是起了推动的作用。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政府为了反共,吸收东南亚华人子弟到台湾升学,使独中毕业生除了南洋大学,还有一条经济负担得起的升学管道,也算是为华教留下一线生机,其动机可议,其功不可沒。
但基本上,1949年之后的华文教育,更多的是靠一批因中国动乱而南来的知识份子,他们举起民族大义的大旗,带动本土华社奋力地守著一片江山。其中可以林连玉先生为代表,他的名言:“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形象地描绘出华教在困境中奋起的景象。
虽然如此,时过境迁,在现今马来西亚的教育环境,过度需求的因素已不存在了,剩下只有差异需求的因素。现今华人对教的差异需求有三种态度:一是视华语华文为谋生的工具之一,这可称为语言工具的差异需求;二是视华语华文为华人身份的象征,这可称为身份认同的差异需求;三是视华语华文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所谓“文以载道”,这可称为文化传承的差异需求。问题是:何者居多?而何者又应起主导的作用?
在《华教导报》2000年第36期,有一位东马的华教工作者,方英梅,她写了一篇文章《致董教总领导书》,颇能点出当今华教的处境。现摘几段如下:
“目前,应该说是近几年来,美里华社在维护华教方面存有三种见解,…… 一股是坚持董教总的办学方针路线;一股是改制数理化为英文的崇英路线;另一股是主张办好国中华文班,强调读一科华文,……,不在乎有无独中存在的思潮。”
“现今的各独中董事部维护华教的意志与理念弱。因为办独中要“钱”,有钱的商家多被拥为董事成员。这些人多是长袖善舞,但对教育理念不甚明了或研究,且多受英文教育;加上当前政商挂钩,功利主义挂帅,……大多数董事部成员的民族意识薄弱,使命感差。”
“现在的中学生家长多是介于30至40岁之间,多由改制后的英校或国中培养出来的一代。民族意识远不如老一辈,易接受英文为主、华文一科即可的观念。……我认为,民间自我改制将使独中面临比前一次法令改制更为严峻的考验。”
本人曾在砂拉越独中担任校长两年,感同受。其实不止东马,西马也有类似的情况。
总括一句,马来西亚华社在文化上的差异需求还是很簿弱的,因为华社各种事务还是以华商为主导力量。虽然若干年前,兴起一阵儒商的热潮,但总归是商多儒少。近年来,华商赞助文化活动比比皆是,可是著眼点仍是在举办活动多过推动文化。所以,从现实的角度而言,“中国因素”仍是一个很重要的外在“建构”因素,以激发对中华文化的响往,以剌激文化上的差异需求。
除此之外,家长也是很现实的,因此,华文教育要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还必须创造出质量上的差异需求,简单说,学校要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这就牽涉到二个问题:一、完善的设备;二、良好的师资。在马来西亚的国情底下,要全面及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必然会碰触到执政当局的教育政策及行政措施,这完全是一个老大难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管是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还是超越政治不超越政党,最终还是要回到政治面去解决,这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参考书目:
  1. 詹姆斯著;闵维方等翻译2000。“教育责任在公私之间的划分” ,《国际教育经济学百科全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沈亭1976。《吡叻州华文独中复兴史》。怡保:吡叻董联会。
  3. 杨建成1982。《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4. 李庭辉1986。“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八九四—一九一一):早期华校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5.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6. 林开忠1999。《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7. 郑良树2001。《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發展史》,第三分冊。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8. 郑良树2005。《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發展简史》。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
  9. 方英梅2000。“致董教总领导书”,《华教导报》,第36期。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10. 胡万铎2008。“争取举办独中统考”,531日。吉隆坡: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