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在线：教改如何改（一）：废除统一标准考试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3621.html

Jun 03, 2010 12:28:31 pm

今天，各种教改的倡议，此起彼落，董总最早是提倡“素质教育”，之后又有“赏识教育”，最近又提出“成功教育”。教育部也不输人后，自1994年以来，先后发布了四项教育改革计划。虽然名目很多，但从教育学基本原理的观点来看，教育基本上是分成两大体系：一、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体系；二、以发展能力为主的体系。前者的特征可摡括为“以教科书为中心”，后者则为“以学生为中心”。

现今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就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体系，而教改的方向是要转向以发展能力为主的体系，而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体系。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以学生为中心”。用传统的说法来说，“以学生为中心”即是所谓的因材施教，而孔子就是其中的典范。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先让学生积极思考，再进行适时启发。換言之，学生想学什么比老师想教什么更重要，老师是完全根据学生现存的学习状况，来调整教学的节奏。这里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每个学生的起点不一样，悟性也不一样，所以在完全“因材施教”的情况下，每一 个学生的进度必然是不一样。

现今的教学方式是采取班级授课制，老师不可能完全的“因材施教”，但却可以因“班”施教。不过，如此一来，班与班之间的进度还是会有所出入。总得来说，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下的教学，必然会出现进度不一致的情况，也必须接受这种情况。

统一进度与应付考试

这就是教改的最大障碍，在马来西亚的现实环境中，我们是不能接受进度不一致的情况，因为我们有统一标准考试，即政府的公共考试，和董总的独中统考。老师在统一考试下，会面临两难的局面，特別是班上学生平均学习能力较弱时，就只能在：1.赶进度但学生跟不上，或2.照顾学生的程度但赶不上进度，两者择其一。到最后，老师只能选择赶进度，才来考虑学生是否跟得上，因为在家长眼中，赶不完进度的老师一定是有问题的老师；在校方眼中，赶不完进度的老师是麻烦制造者。

这就是矛盾之处，一方面，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下，是不存在统一进度的；但另一方面，在现今统一标准考试的笼罩下，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一定要有统一进度。

为了解决这两难的局面，老师唯一的做法是什么？那就是考什么，教什么，不考的就不教。走到极端，就变成完全为了应付考试而教学，把学生训练成考试机器，只求看到考题能夠回答就好了，至于学生是否真正的理解，那就不管了。因此，教改的关鍵一步，就是要废除统一标准考试。

在现实环境下又如何呢？在2007年时，大马考试局建议教育部从2010年起取消小六检定考试（UPSR），以及从2015年起取消初中评估考试（PMR），并以国家教育评估制度取代。不过，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及大马高级教育文凭考试（STPM）则保持不变。而国家教育评估制度分5大范围：1。学校评估；2。中央评估；3。中央考试；4。心理评分测试；5。活动评估。

从考试局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考试局是知道现今教育体系的徴结所在，即统一标准考试是一个大问题，不解决不行。可是，还是不能完全摆脫统一标准考试，因为如果完全废除所有的公共考试，考试局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更重要的是大学招生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这会产生另外的问题出来。因此，从现实面来看，上述的建议是一种折衷的办法。就算如此，也可能会出现换汤不换药的情况，因为取代小六检定考试和初中评估考试的国家教育评估制度，除了学校评估外，其他方面还是由考试局统一管理。很明显的，统一标准考试的框架还是在那边。这里面不止是心态、思维僵化和守旧的问题，还涉及权力的问题，这将另文详细的说明。

半吊子改革难有成效

关于学校评估，即一般所说的校本评估，有人认为：“如果是以学生所在学校的成绩为准，会有隐忧，因为各校的试卷、教师出题的水准及难度都不一样，没有一定的标准。只有划一各校考试，才能更准确地评估学生”。这种看法不止是普遍存在于家长和社会大众，连很多老师和校长也不例外。从这里可以看出，统一标准考试在人们脑海中深刻的烙印，实在不容易摆脫。其实校本评估就是要打破标准化，如果又再统一标准，那等于没有改变。

就因现今的环境中，很多人的脑筋转不过来，他们的教育观念是一定要有统一标准的考试，否则就不知道教育是什么了。所以，就搞出半吊子的改革，即校本评估占一个百分比，统一标准考试也占一个百分比，比如说校本评估占10%，统一标准考试占90%，合起来就是文凭上的成绩，上述的国家教育评估制度就是这种改革。我敢断言，这种半吊子的改革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唯一的“效果”就是加重老师的负担。

变本加厉的“绩效”压力

最近有和一些华小校长了解到小六检定考试（UPSR）的实况，才知道就算是半吊子的改革也做不到，反而变本加厉，更加重视考试成绩。现在的情况是联邦教育部向州教育局要求KPI，比如说必须要有多少巴仙的学生要拿到全A，然后州教育局转个身，就向县教育局要求KPI，县教育局也同样的向县內的各小学校长要求KPI，一级压一级。那么校长要压谁呢？老师；老师要压谁呢？学生。如果不达标，校长就要写报告、做检讨。连续几年不达标，校长就会被调职，如再没有起色呢？各位不妨去问一问身边的华小校长，看看答案是什么。

还有的县教育局为了要达标，竟然在县內搞自己的统一模拟考，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四次。每一次有那个小学的模拟考不达标，该小学校长也要写报告、做检讨。有的学校在这种压力下，就从小五开始，把学生训练成考试机器。我们的教育部在表面上倡议各种教育改革，实际上却在摧残我们的小学生。

其实在很久之前，我就注意到从小学升到中学的学生状况很多。开始以为只是个案，可是持续观察的结果，似乎是普遍的现象，我和一些同道讨论，共识是小学教育出了大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平面媒体、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董事（对华小而言）只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极少数的“优秀生”身份，特別是平面媒体，往往在成绩放榜时，大事报导有优秀表现的学校和学生，加上很多华小的董事会又針对考试成绩提供各种学优奖励，更是助长了这股歪风，推波助澜的结果，就是掩蓋及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平面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责任也是非常大的。不过，这些都只能算是帮凶，罪魁禍首还是教育部。

全民教育醒觉运动

那么要怎样解决这个困局？要指望我们的教育部，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就只好自已来。具体要怎么做呢？那就是把废除统一标准考试变成一个社会醒觉运动，进而成为全民的共识，从政治上施加压力，迫使教育部做出改变。而开始的时候，站在可行性的角度，或许先把废除小六检定考试列为第一目标。因为，统一标准考试唯一合理存在的理由是准备淘汰人，而现在的小六生不管表现如何，全部是自动升到中学的，所以小六检定考试的存在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可能会有人说，这样不是把教育问题政治化吗？问题是我们的教育部长永远都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只懂KPI，不懂教育。就算懂教育也没用，就像各级的教育官员，包括校长在內，难道不懂教育吗？可是，升官或者保住官位是看KPI，不是看是否对教育有真知灼见。因此，当政治人物来管教育时，教育就不可能脱离政治。只有“鸵鸟”才会认为有“纯”的教育。

也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没有了统一标准考试，那么下来怎么办？怎么评估学生？怎么评估老师？......。这些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加以阐述，详细地表达我的观点。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我没有反对考试，考试还是需要的，我反对的是统一标准考试。只有废除统一标准考试，教改才真正可能走得下去。否则，就只是累死老师吧了。

独立新闻在线：教改，为什么？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3452.html

May 19, 2010 01:34:00 pm

2005年，董总推出《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改革纲领》，简称《教改纲领》，迄今己有5年了。马来西亚教育部也不断推动各种教改计划，甚致建议取消取UPSR和PMR。在媒体上的评论，对教改的的议题也提出种种看法。显然，教改似乎是大势所趋。

可是，从现实面来看，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教改似乎推动乏力，常常看似准备行动了，结果还是准备行动中。教改沦为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研究落实研究，等而下之，以文告落实文告。

最近几年，一些在城鎮地区的独中，学生人数不断地增加，于是有些人又觉得没有进行教改的必要。前阵子，到5间独中视察了13位老师的教学，也和他们进行了讨论，发觉一些老师对教改所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不是有很清晰的概念。

5月初，董总资讯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半年刊主办了一场座谈会，主题是：“学校升学考试制度改革”，我也受邀出席。的确，谈教改不谈考试，是白搭。不过，在会上我也提了，这么大的一个课题，要在2、3个钟头里讨论出一个结果来，甚至要把问题厘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座谈会的结果是，改者认为要改，不改者认为不用改。

总之，如果对教育没有一种全局的把握、整体的看法，教改必然像无头苍蝇般，找不到一个方向和出路，甚至会提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观点而不自觉。

以下是我多年所学所思的一些心得，算是17年教书生涯的经验总结。不敢讲有何真知灼见，实际上很多也是拾人牙慧，但总是一个尝试，希望大家能不吝给予斧正。

首先，讨论教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教改？现行的教育体制到底有何不足之处，以致非改不可。以下分几点来论述：

现代的标准化教育

一、现行的教育体制可说是深受工业革命的影响，这几乎已是无可争议的定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泰勒（F.W.Taylor），他为人所熟知的是他所提倡的科学管理理论。原本科学管理理论是要解决工业界的问题，但发展到后来，教育界也深受其影响，导致学校被称为学校工厂（school-factory）。事实上，这也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比如常把老师比喻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科学管理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标准化。因此，当科学管理理论被引入到教育界时，教育界所有的一切也跟著标准化，包括课本、考试、学校的管理、教师的培训等等，最后我们的产品--学生也一样要标准化，以保证品质。

二、对现行标准化的教育体制的主要特征，我们常概括为“以教师为中心”。而现行倡议教改者就是提倡要把“以教师为中心”改为“以学生为中心”。如果我们阅读一些教育学的书藉，很多都也是这种说法。事实上，还有另一种看法，即现行的教育体制应概括为“以书本为中心”。我觉得这才是最准确的说法。想一想，一个教师教得很精彩，学生也获益不浅，可是这个教师不照书本教，家长会有什么反应？家长可能的反应是：“我花了这么多钱买课本，教师竟然不照书教，我要向校长抗议。”那接下来学校又会有什么反应？大家不妨发挥下想像力。其实，我相信更多人想到的问题是：考试怎么办？

三、考试是问题吗？我们常常说现今的教育的弊端是考试主导教学，好像考试是问题。其实，如果考试是照老师教的来出题，考试不是问题。如果考试是照学生学的来出题，考试也不是问题。因此，考试是问题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标准化的“统一”考试才是问题。因为有了标准化的统一考试，才会有考试主导教学的现象。统一考试背后的精神就是把老师和学生放在一条线上做比较，然后分成三六九等。为什么要把老师和学生做比较？因为如此一来，才能把不合格的挑出来，再改造或淘汰，以保证品质，这就是标准化的意义。所以，要完全徹底杜绝考试主导教学的现象，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废除统一考试，不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

四、标准化不能说是没有好处。标准化的好处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而可以大量生产。教育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教育也有成本的问题，教育也有效率的问题。在标准化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降低成本地大量“生产”教师，而一个教师又可以很有效率地大量“教导”学生。因此，在普及教育上，标准化是有其贡献的。可是，今天的问题不是教育普及的问题，而是教育品质的问题。

缺乏解决问题能力

五、在“以书本为中心”的情况下，教师的责任就是把书本的知识“输送”到学生的脑袋里。而最有效率的“输送”的方法，一定是填鴨式的教学法。差別是功夫好的老师，会把书本的知识加以精心炮制，尽量让学生无痛苦地印到脑海里；功夫差的，就是硬灌。不管是软还是硬，都是一个字：“灌”。如果要采用启发学生智力的教学法，当然欢迎，不过，首先要把进度赶完，所以为了赶进度，只能偶而为之，秀一下“我的学校”是有进行教改的。

六、今天全世界推动教改的动力，除了教育界本身的醒觉外，更大的推动力是来自企业界。因为，他们发现现行的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优秀生”，很多都不优秀，除了很会背标准答案外，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标准化的教育体制下，重视的是已知的知识，因为只有已知的知识才有办法标准化。可是企业界重视的是能力，而能力是很难标准化的。又因能力很难标准化，所以能力只能启发，不能灌输的。这个就是现行教育体制的最大致命伤。

教改必然触动权力机制

七、现行教育体制还有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教育是洗脑的工具之一，讲的中性点，教育是社会工程的工具之一。从统治精英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治下的人（臣）民是有知识，但没有思考的能力。可是思考是人的天性，只要好好观察那些还没上学前的孩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当孩子越来越会想时，做父母的就会越来越头痛。国家也一样，当人民越来越懂得想时，统治精英也一样会越来越头痛。尽然没法阻止人去思考，那就想办法影响人的思考的方式，限制他思考的范围。因此，中央管制的统一课本、统一考试、和师资培训是国家权力介入的必然渠道，以确保在国家控制底下的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人民，都标准化了，个个都能以“正确”的知识和价值观来思考，并必然会推论出一个“已知”的“正确”的结论。可是正如前述所提，能力只能启发，启发的基础就是思考。当思考受到限制时，能力也会跟著受到限制，最后培养出来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因此，教改最后必然会触及政治改革的议题，因为教改需要一个鼓励人民思考的民主化环境。这也是为什么要推动教改的更深层的原因之一。

教改要如何改

总结以上几点所述，现行教育体制的不足之处，就是：一、限制了学生思考和能力的发展；二、成为权威政治体制的帮凶。

我们厘清了为什么要教改，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教改要如何改？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下一篇文章的主题。正如上述，教改不止是观念改变的问题，还牽涉到权力结构的问题。因此，给点时间，让我想一想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会触及到很多很尖鋭的议题。

独立新闻在线：尊重少数的意涵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3097.html

Apr 22, 2010 02:43:02 pm

前不久，到华总青的培训営与各州青年团的代表分享会议规范与民主实践的联系。一般上，我都会提出一个命题：没有尊重少数的多数决，不是民主，而是多数暴力。我会提这样一个命题，主要是因一般人的观念中，所谓的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决定一切。但在现代民主的观念里，民主不只是多数决而已，还必须把尊重少数的精神纳入民主的程序里。因此，民主不能只是讲求最后的结果，它必须重视求得结果的过程，即程序与结果並重。如只理会结果，而不重视程序，那不止是多数暴力，也很容易流于极权统治。

以霹雳州变天为例，国阵及他们的支持者的说法是国阵已经掌握多数议席，民联就应该俯首称臣，不应该误导人民，纠緾不清云云。这就是只求结果，不问程序的典型看法。实际上，民联並没有否认国阵己掌握多数议席的结果，只是坚持国阵必须遵守合法的程序来更換政权，而这个坚持是绝对符合民主的精神。

由于国阵在霹雳变天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没有尊重合法程序，因此当民联在程序上挑战国阵变天的正当性时，国阵的回应竟是动用警政的力量封锁议会，甚至演变成把议长“驱离”议场，来达成变天的目的。虽然国阵一再强调这是符合州宪法的程序，然而试问，必须动用到警政力量才能完成的变天，这又怎会是一个合法的程序呢？

尊重人权与宪法

因此，民主要有保障，就必须尊重少数，少数的最小的单位就是个人，所以，尊重少数其实就是尊重人权。为了不让尊重少数及人权沦为口号，最佳的保障形式就是法律。在国家的层次来讲，这个法律形式的保障就是宪法；在社团的层次，就是章程。简言之，尊重少数的意涵就是尊重宪法、尊重章程。

首先，我们先论尊重宪法。宪法最重要的目的是约束国家的权力，保障公民基本的自由与权利。现今世界各国的宪法几乎都有人权条款，包括中国在內。马来西亚的宪法也有人权条款，从第2条的人身自由至第13条的财产权利，其中包括平等权利、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教育权利等等。这些条文看起来都很“人权”，可是在现实面上，我们的政府有尊重人权吗？或者说我们的国阵政府有尊重宪法吗？举个例子，当一个少女在驾车途中，突然给警察开了五枪，你认为我们的政府有尊重宪法吗？宪法第5条第一款：“除依据法律进行者外，不得剥夺任何人之生命或人身自由。”在上述的案例，我们的警察有照法律的程序开枪吗？从古甘事件、赵福明事件，以及一连串类似的事件，我们实在看不出我们的政府有尊重宪法。另一方面，多数人对类似的事件也表现得很冷漠，除了赵明福事件。当然，这也是很难怪谁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重视爱国、团结的教育多过于对宪法、人权的教育。

尊重章程

接下来讨论社团的章程。在我国，最好的例子就是马华公会，因为所有的政党其实都是在社团法令下注冊的，而马华公会的华人属性是很明确的，可归属于华团组织。因此有人说马华公会是全国最大的华团，这也是有理据的。在这一次马华党争中，党的章程，即党章是受到高度的重视。因为，在三派相持、谁也不服谁的情况下，唯有以党章为最高的准则，才有办法打开僵局，最后的重选协议也是依据党章的规定来进行。可是这种对党章的重视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党选过后，蔡细历当选总会长，似乎又把党章搁置在一旁了。此话怎讲？按照马华党章第46条的规定，会长理事包含了在总会长绝对权限內所委任的不超过10名的委员。所以，蔡细历就委任了10人选进行入会长理事会。然而问题是，同一条文的开头便是“会长理事会由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也就是说总会长所委任的人选只能从中委里面去挑选。可是，综观蔡总会长所委任的10位成员里，有两位既不是票选中委又不是委任中委，简言之，不是中委，这明显地违犯了党章的规定。回顾这次的党选，有候选人提出马华党章有种种的不合理处，需要改革云云等言论。我觉得要不要修改还是其次，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尊重党章，真的要谈修改党章，那就先从尊重党章开始吧。

华团不尊重章程

一般华团的情况，其实也是很“马华”的，很少会尊重章程。其实，这也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很多华团的领袖也是马华的党员，甚至也有党职的身份。所以，他们的思维模式是类似的，在处理社团的事务时往往会以马华的方式为为准。举个例子，假设在选举当中，要选15名理事，请问你可以勾选少于15名吗？照道理是可以少的。可是，曾经在某次社团选举中，就有人坚持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就是废票，他的理由是马华就是这样子投票的。这次的马华党争，我花了点时间翻阅马华的选举条规，才弄清楚问题的徴结点。在这次马华重选的选举条规的第5.5条规定，选25名中委，必须投选25人，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以废票论云云。问题是，这是马华的选举条规，其他社团自身的选举难道也要受到马华选举条规的约束吗？

所有社团，包括政党，都是在社团法令下注冊，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因此每个社团的章程及条规只能约束本身社团的运作，不可能约束到其他社团的运作。然而问题在于一般人对“章程是什么”是没有清楚的概念，对自身社团的章程里的条文也没有大概的了解，可是在有争议时又好像是“专家”，特別的“大声”。因此常常出现很多似是而非的谬论，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今天，我所观察到的华团，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民主的片面了解，即“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决定一切”，只要我这边票多，就可为所欲为，不管合法不合法。因此如要对症下药，我们就应该提倡尊重少数的精神。而为了不使尊重少数沦为口号，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提倡尊重章程，对整个国家而言，则是尊重宪法。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就从我们身边参与的社团组织做起吧，至少我个人认为紮根的工作比见高官更有意义。

独立新闻在线：借道德杀人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2895.html
Apr 07, 2010 12:53:42 pm

当道德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时，道德是否还是道德呢？ 自1998年安华事件始，在政坛上，性道德开始成为攻击政敌的有力工具，而始作俑者就是前任首相马哈迪。从他开始以肛交案提控安华起，“肛交”这字眼通过电视、电台、平面媒体等的传播，在这保守的国度里就成为日常的流行用语，开放的程度直追西方国家。现在，安华肛交第二集又开播了，“Sodomy”又在流行起来了。 最近两年，另一字眼“口交”又成为这号称“Boleh Land”的国度里的日常流行语，这不得不归功于马华公会新任总会长蔡细历（左图）政敌的宣染。在之前，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也面临道德上的攻击，她在睡梦中被前男友偷拍的祼照及短片被人流传了。所以，近十几年来，马来西亚政坛可说是“有声有色”。 这三者的共通之处，都是遭人陷害，而陷害者的目的就是要抹黑的被陷害者的道德形象，这种手段当然会使被陷害者的道德形象大损，但陷害者的道德形象也好不到那里去。所以，黄洁冰的前男友就不知所踪，警方也找不到，据说躲到印尼去了。 蔡细历的光碟偷拍者是谁，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不过在这次马华公会重选中，被怀疑者出局了。而肛交案第一集的“导演”也下台了，反倒是肛交案第二集的“受害者”赛夫到现在仍然毫发无损，和第一集“肛交的双方”都被提控大不同。不但如此，赛夫还作风高调，不停通过面子书、部落格上载自拍照片，真是一个很欢乐的“受害者”，所有被强奸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都应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道德个案的具体分析 当然，我们讨论道德问题最忌教条主义，只用一些简单粗糙的观念来泛泛之谈，反而会把问题越弄越馍糊，甚至引出偏激的结论。所以，针对道德的议题，必需就具体的事例做具体的讨论。下来就稍为具体分析各别的案例。 第一个要分析的案例是黄洁冰（右图）的祼照。比较上，在这起事件中，黄洁冰是非常无辜的。因为这些祼照是在睡梦中，被一个她所信任的伴侣偷拍的，所以她本身又犯了什么大错？从本质上来讲，这起事件不完全是道德的问题，更多的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所以，这起事件与其说是要抹黑她，倒不如说是要羞辱她。她本身在这起事件的处理上，也很明快，在极短的时间内宣布“献议”辞去行政议员及州议员之职。在政治上来讲，这是很高明的一步。最后，在民间组织的力挺、聂阿兹的加持、及雪州苏丹的同情下，黄洁冰总算被挽留，渡过了这一难关。 第二个要谈的是安华的肛交案。不管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安华都没有认罪，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其次，这起案件的政治色彩太重，社会大众多数相信这是政治迫害。第一集中，安华是以渎职罪判刑，而肛交案其实是不了了之。第二集中，虽然有一个人证生蹦活跳的跑出来指证安华，可是一般普罗大众实在是想不通，在医学报告清楚指出没有插入的痕迹下，控方要如何证明肛交行为的存在呢？所以，安华的肛交案，要讲是道德问题，倒不如说是借道德来杀人的政治迫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法律的双重标准，这和蔡细历光碟事件有关。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蔡细历的光碟事件。 光碟事件绝对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可是这也是一件道德问题，至少是道德形象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蔡细历承认他就是光碟的男主角。这是一件很吊诡的难题，当一个人诚实，反而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时，那到底是要学蔡细历，还是学林甘？从这个角度来讲，蔡细历已经受到政治上的惩罚了，我们是乎应该让这件事过去了，让他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可是，那是在政治上。在法律上，蔡细历的诚实引出了另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在刑法第377A条违反自然之肉体交媾是如此规定：“任何人将阳具引入另一个人之肛门或口内而与该人发生性关系，称为作出违反自然之肉体交媾”。安华（左图）就是在这个条文下被控，而口交也在这同一条文下，何以蔡细历没有被控呢？这明显是双重标准。民联可能不会直接去攻击蔡细历的道德问题，但肯定会在这个双重标准的问题上紧咬不放。所以，蔡细历的光碟事件和安华肛交案第二集是捆绑在一起了，如影随形，无法了结。 在这种无法完全了结的情况下，蔡细历入阁，将会是国阵的负担。因为，蔡细历做不做马华公会的总会长，那是马华公会的内部事务，可是入不入阁，那就不是马华公会的内部事务，而是国阵、或者至少是首相的事情了。如果从一个更广阔视野来讲，蔡细历入不入阁绝对是关系到国家颜面旳课题。所以，首相必须慎重考虑这件事，而蔡细历也应该知所进退。虽然说政治是以实力为原则，但总要有一个道德的底线。 以道德之名的作法自弊 另外，翁诗杰和周美芬（右图）在这次马华公会党争中，也陷入道德的困境中。基本上，与上述三者不同之处，他们是属于自作自受，原本是要以道德之名来“替天行道”，最后反而是作法自弊。 翁诗杰是在两点上陷入道德的困境中，一是“输了一票就走”的誓言；二是与“不道德”的蔡细历抱在一起的大团结方案。据翁派的说法，翁诗杰是因受到逼宫，才改变注意不走。不过，这种说法只能解说第一点，但很难解说第二点。和蔡细历合作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之前攻击人家“不道德”，过后双十特大输了，来个大转弯，在道德上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不过，党重选了，翁诗杰也下台了，这件事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再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而周美芬的道德困境是比翁诗杰更严重。一是翁诗杰有恩于她，且名义上也是她的主子，但当翁诗杰失势了，她竟然翻脸不认人，还恶言相向，咄咄迫人，稍为有羞耻之心的人，也不会做得这么过份；二是翁诗杰的一切道德缺陷，她都紧咬不放，毫无回转的余地；三是为了突现翁诗杰与“不道德”的蔡细历抱在一起的不道德，她斩铁截钉地说：“只要蔡细历当总会长，我就辞职”。 道德作为攻击工具 所以，今天老天爷真的是让蔡细历当上了总会长，周美芬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走，跳出这个道德的困境；二是留，让这个道德的困境变成终生洗不掉的污点。想要体面的留下来，难啊！最近，党内有人替周美芬缓颊，说她是一时气愤，说错了话，看她在过去的功劳上，为了党的团结，大家应该原谅她云云。 首先，如果把这句话切割出来，只是单纯地去考虑这句话，它可能是说错话，或者是说气话。可是放回当时的情景来看，这句话绝对是一个谋略，目的是要把翁诗杰逼到墙角。所以，伤了人之后，才讲是气话，那对被伤的人公平吗？其次，马华公会要原谅她，那是马华公会的事情，社会大众是否要原谅她，不是由马华公会来决定。况且要原谅，也要先认错。不认为自己做错，那我们原谅什么。请马华公会的衮衮诸公，认清一件事实，那就是马华公会的公众形象已经很差了，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和稀泥，又视社会观感如无物，那干脆关门算了。 总之，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一个视道德如无物的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只要看看今天中国的种种乱象，就清楚看出一个社会是不能没有道德的底线。但也不能过于标榜道德，过于标榜道德就会走向虚伪，最后是沦为杀人于无形的工具。过与不及，都不是好事，所以，中庸之道才是道德的正道。

转贴：知识整合的灾害学

知识整合的灾害学

联合早报（2010-03-31）

周 雷

　　西南中国正在遭受的旱灾背后，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灾害，我们往往在一个时间只能关注一个重大灾害，而忽视了灾害之间的彼此联系：卡斯特地貌区域的石漠化、天然林的破坏和热带雨林的破碎化、经济类植被的过度扩张、水资源的不当使用、外来生物在西南中国的入侵、地下水过度开发后的地面沉降、单一植物种植造成的病虫害肆虐等。

　　正如中国的科学家现在所承认，西南中国的旱灾其实在2009年9月已经显露端倪，但是因为中国政治生态的特殊性和贫弱的民间自救能力缺乏，造成了灾害的不断扩大和蔓延，并进一步引发连锁社会反应（国庆、年节、两会，造成大量政治注意力和资源的倾斜，延迟问题的解决，使得旱灾“暗度三季”，直到非常严重才在人们的关注议程中冒出来）。

　　以上列出的系列自然灾害，将借着此次旱灾不断发生累加效应，中国要在根本上解决应对自然灾害的困局，其实最应该反思的就是公民防灾教育、政府灾害处理智慧和科学决策体系、中国社会及自然科学研究的整体设计。仅分析与灾害防护有关的科学知识这一个例子，它已陷入一种低效、区隔、重复、自我阐释、官僚式症候当中。

　　西南的旱灾其实给中国一个重新认识自然和社会决策体系的机会，清醒思考中国各个地理分区应该进行哪些功能划分，各种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对于中国西南、西北、华北、华东、华南这些区域划分，中国还应该从灾害防治的角度重新思考一种远期战略。

美国的防灾体系

　　看看美国如何构建一个完整的防灾体系：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国家反应计划、国家灾害管理体系整合中心、国家科技委员会减灾署、“灾害应对、教育、规划和抗灾图书馆”、美国地质统计系统、国家地球物理中心灾害数据中心、国家环境灾害信息数据中心、政府责任办公室、联邦灾害恢复计划、美国海洋灾害网、环境体系研究所灾害数据中心、商业和家庭安全研究所、灾害管理和人道援助管理中心、诺亚的希望、美国兽医医疗协会、紧急救助教育网络、现在准备组织、家庭互动求助中心、灾害及紧急事务健康和人道服务中心、国家可持续能源研究所、国家灾害教育联盟、国家本土安全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灾害研究网络、联邦高速公路-本土安全管理局、72小时、自然科学基金灾害项目（这些名称为本文作者翻译，原名请参考该美国灾害研究网站http://www.colorado.edu/hazards/resources/web/all.html）。

　　当然，我们可以举出卡特里娜自然灾害中美国政府糟糕的表现，来反驳美国的救灾反应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抛开政治、利益阶层的批判不谈，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在应对灾害已经有许多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对于不可躲避的灾害，首先要把它看成是积累于忽微的小灾难不断累积的结果，而非一个突然到来的厄运，并同时动用全社会的知识、系统、财力、物力、人力来应对它。

中国西南的水系不仅是一种自然资源和地理概念，它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历史意义。许多河流和水系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区域文明的基础，联系跨国的物质纽带和精神联系。应该有一个国家资助的大型国际研究计划，对西南中国的水系进行系统研究，为西南中国的水安全和自然生境设计一个可持续百年的发展规划。基于这种水的研究，同时应该延伸的是基于这个区域的生态现实而展开的“人文经济学”和民生设计——西南中国的植物、动物、地质、人种、气象学资源，在科学研究的意义上是世界级量级的资源，完全可以设计成一种面向22世纪的生态中国发展计划，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同时基于这种自然和人文经济学设计，整理思考西南中国在宗教和认识信仰系统中的重要意义。这个文化区域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宗教小流派和世俗宗教思想观，可以通过这些研究去理解顺着西南国际河流和众多跨境民族所延伸的“泛西南”文化区域。

　　在以上的研究之下，中国完全可以为西南的旱灾，以及更多的水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物候学、植物学、动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危机，设计更为科学和有效的应对方案，建立联系普通公众、政府、学者、民间知识群体、国际组织等多种主体的反应体系。将一种知识融合的灾害学，立为中国的下一个基本国策，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命和国运的根本。

设立新的学科

　　其实早在512地震之后，就应该有一个新学科设立：跨文明体系的灾害学——多学科解决方案。发生在西南中国的任何灾害都应该进入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中国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应该在这个区域尝试进行真正的知识融合，这里还应该涵盖许多非科学知识，或者说所谓的“迷信知识”，因为有关谶纬、谣言、传言、占卜，都可以通过现代的传播科技，形成动员中国的“数字化现代迷信”（digital mega-superstition），现代的传播科技结合灾害事件，基于中国破碎而分裂的民间社会结构，可以形成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地震”。

　　细心的人其实已经注意到，在这次西南旱灾期间，民间的传播结合《2012》这部西方想象的末世电影、一本2004年就预测了西南大旱的美国智库报告、此起彼伏的地震消息和地球震动模式、有关灾害的数字迷信和谶纬算法等途径，已经形成了一种危险的社会情绪，它会加剧自然灾害的现实影响。西南中国发生的每次重大自然灾害，都应该成为解析未来的密码，中国应该在时间压力之下，将它和其他区域乃至其他国家的同类知识进行比较、分析、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知识解决方案。

　　从这个角度上说，西南的旱灾是个福音，它可以让我们思考中国水安全、能源布局、宗教生境、国际调水计划、水资源开发、知识融合前景、社会动员机制、民间思维图景（mental scape）、未来城市化的可能性、生态中国的未来形式、生物基因资源的超万亿元利用计划。

　　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转贴：吳祚來：城管正被民間社會敵意化

吳祚來：城管正被民間社會敵意化

3月26日下午4時許，北京昌平區回龍觀龍華園社區門口，一名賣書小販與城管隊員發生衝突後遭後者圍打，引發上百市民圍觀並指責城管打人。當晚，20多名目擊者自發前往派出所探望商販，並錄下口供，配合警方調查。同一天晚間，昆明北倉村大量群眾和城管隊員發生衝突，最終警方與城管多輛汽車被燒毀，並有數十名群眾被拘捕。據稱，事件源自城管暴力對待一位年紀較大的攤販，引發群眾強烈不滿，終致衝突升級。

這些偶發的城管與流動小商人之間的衝突，已是城市社會衝突的主要導火線，一旦形成圍觀，就會引發市民內心的各種不滿情緒，進而升級成暴力騷亂。而當暴力騷亂形成，局面就一發不可收拾，政府只能動用警力。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麼民意總是站在小商販一邊，為什麼並無切身利害關係的圍觀群眾會捲入衝突之中？

民意對城管正在敵意化。這種敵意，是基於每一個人對生活中發生的各種現象的直覺與判斷長期形成的。日常生活中，每當民眾與城管等地方政府部門之間發生衝突之時，各種權力間就形成共同體，形成權力鏈，令民間社會長期處在消極被動狀態，一般民眾對此既無奈，又不滿。這種不滿情緒如同在每一個心中裝上了火藥，遇到機會，這種情緒就會被引爆，從而釀成事端。

當城管與商販之間發生衝突時，商販是弱者，而城管代表政府權力。當員警出現，將城管保護起來“依法處理”之時，圍觀者想到的不是這些城管被法律懲治，而是有關方面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終惡意執法者得不到處罰，受傷害的總會是平民百姓。所以，現場的圍觀者本能的做法是制止員警將暴力執法的當事人帶走。這樣的情緒如果發展下去，就是以暴易暴的惡的迴圈。
民意自有其本能的是非與立場判斷。遇有突發事件，人們都會自覺地產生某種立場，做出何種判斷與人們平日的所見所聞相關聯，與自己的情緒積累相關聯。所以，圍觀民眾的即時反應有著某種合理性與正義性。當這種即時正義通過暴力方式來表現的時候，權力部門面臨兩難的境地：強力打壓民意，會進一步失去民心；不及時制止暴力事態，則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事端。

如今，農村向城鎮轉型，農民向城市轉移，是一種必然。但大城市與農村是斷裂的，無論是獲得戶口還是安居，小商販們都難以融進城市，他們租不起合法的攤位，只能在城鄉邊緣地帶或馬路邊上佔用一席之地，獲得一線商機。當這一線商機被無情的城管喝止時，衝突因此成為必然。

因為迷信行政力量與員警力量，各城市與地方政府被迫大規模提高維穩成本。中國各級政府的行政成本本來就居高不下，現在再加上不斷提升的維穩成本，地方財政不僅不堪重負，還會因經濟力量沒有用於百姓的生活保障，而使民意更為不滿。這些不滿又遲早會對地方政府形成某種不利影響或助長不穩定因素。

地方政府應放手讓民間疏導、溫暖民間，維護民間正當權益。政府行政人員應該走進民間社會，不能靠一介城管，用冰冷的力量來阻隔市民與城市管理者之間應有的親情關係，加劇城市陌生化。我們要知道，近三十年間，中國數以億計的人進入城市，城市陌生化傾向非常嚴重，正是這種陌生化，使鄉村時代的熟人社會道德與溫情失去土壤，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感與責任感大為減弱。城管對待進城農民缺乏人性化處理方式，圍觀群眾對城管處置不當也回之以不理性的暴力，而行政官員的懶政庸政使許多民生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這一切都是導致城市管理趨向暴力化的潛存因素。

現在的城市行政機關將城管當成自己的鋼鐵軀殼，用極其簡單的統一行動對待游商小販；由於自身素質有限與工作壓力大，城管處置小販稍有不慎，就造成衝突；衝突形成圍觀，圍觀造成事態擴大化；接著就是警力出動，平息事態。這期間，一些市民因一時衝動而捲入暴力衝突，被拘或被傷害。如此造成的，都是社會不應有的損失。城市管理者應該清醒地意識到，僅僅靠城管來驅逐不滿的群眾，動用警力來打壓、維穩，不是長遠之策。

要緩解民間社會對政府的敵對化傾向，政府需要矮下身段來，用平等的目光對待市民百姓，要允許民間社會有自己的和平的維權方式與話語空間；對話的管道要暢通，和解、妥協的方式更應該宣導。如果城市管理者經常與外來務工人員、小攤販有各種交流與對談，並設身處地替他們著想，相信無序的攤販就會有序經營，並可成為城市邊緣生活的一道風景。

文章來源：東方早报

转贴：现代“草莓”不及20年前“野百合”

联合早报：现代“草莓”不及20年前“野百合”

（2010-03-29）

● 吴佳蓓

台湾内望

　　《远见》杂志最新民调显示，五成以上的台湾年轻世代丧失理想、缺乏典范，形成关心自身多过他人利益的共同特征，时值台湾野百合学运20周年纪念，凸显了两个世代青年追求理想与开创格局的巨大差异。

野百合学运

争取自由民主

　　1990年3月，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汇聚近6000名来自台湾各地的热血大学生，为争取自由民主的进步价值，向台湾当局呼吁“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集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四大诉求，冲破威权体制的政治藩篱，散发出世代青年壮志的炙热光芒。

　　野百合学运的重要意义，在于号召出一整个世代投身改革社会的热情、缔造知识青年生存的价值与文化，然而这个丰富遗产的润泽，未能在20年后的青年世代身上重新获得绽放。

　　《天下》去年底公布15到22岁新世代青年的生命教育大调查时指出，有近半大学生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感到痛苦，写下追求的人生典范是谁时，最多回答是“不知道”，希望自己成为“平凡但快乐”的人，远超过“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此外，《远见》三年前完成的“20世代竞争力”大调查结果显示，最多年轻人将成功定义为“身体健康”，远多于权力、名誉、财富。若面临全球化竞争与其他地区年轻人竞争时，近五成台湾青年没有自信。

　　台湾的年轻世代，指的是20到30岁左右的青年，出生于1980年后经济飞速增长的年代，享有富裕的生活环境。也因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在父母呵护下成长，抗压与受挫能力低，空有学历但缺乏实质能力，被外界冠上“草莓族”的封号。

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洪兰，近期在一篇题为“不想读，就让给别人吧”的文章中忧心指出，台湾顶尖学府的青年在求学殿堂呈现盲目姿态，当全球都在跨国抢人才时，台湾大学生却毫无危机警觉，令人忧虑。

　　草莓世代在富裕中生长，教改环境创造出近乎百分百的大学录取率，但经济环境迫使他们面临“毕业即是失业”、“高学历、低收入”的生存压力，扼杀追求自我价值的理想性。

　　野百合学运总指挥之一、现为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受访时说，现在大学生很早就面临经济压力，从高中开始打工，因为学费贵、工作薪资十年没涨，未来的人生很辛苦。学运世代是战后历史幸运的一群，虽有政治压迫，却同时身处经济增长的环境，对未来生活具有安全感。当大学生关注的事务，从自由民主权益转变成工作、失业的民生权益时，心中的菁英主义便不存在，不再认同自己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市民。

　　据主计处的失业率统计，自2005年起，台湾大学生的失业率已连续四年高于总体失业率，失业率从4.23%持续上升到5.98%。今年1月，大学学历以上的失业人数为17万1000人。

　　1111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2009年大学生新鲜人起薪减少5.93％，平均起薪为2万7150元（新台币，下同，约1193新元），而硕士新鲜人起薪平均为3万8939元（约1711新元），比去年减少9.49％。

　　新世代青年的生存价值与追求目标浮现模糊警讯，主要是经济压力的影响，趋使草莓世代必须选择独善其身的小我，不再怀抱国家社稷的期许，并丧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以自身角度评论同为年轻世代的特质，野草莓学运核心干部郭凌风（23岁、阳明医学院五年级）并不否认，草莓世代如外界定义有无法吃苦、不踏实的特质，而多数大学生仅关注能否找到好工作、在社会生存、过安逸生活。

　　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郭凌风强调，并非温室保护，而是因为民主与经济已被前个世代所创造，草莓族缺乏创造超越上一代价值的能力，因为“我们不敢玩真的，都是在老师循循善诱下的乖宝宝，我们只要赞美，不要价值，我们只在追求社会给的进步赞美，只能到这个层级”。

　　经济环境压抑年轻人追求理想、不怕犯错的性格，政治环境从威权解放快速走向民主自由的意见齐发，也拉高年轻世代在批判议题着力点的困难度。

　　陈信行认为，学运世代在戒严下成长，从小被教育禁谈政治，学生走出学校挑战威权这件事本身就是禁忌。但在1980年后的台湾，“批评政府”有点被过度消费，并非因为社会变得多完美，而是学运不再只是摆出反抗姿态就能改变政府，这加深学运的困难，而挑战的目标也变得更模糊。

两岸议题更为复杂

年轻世代普遍缺席

　　比较学运世代的解严巨变，当今台湾面临两岸关系骤变与未来路线之争，但两岸议题比抵抗威权批判更为复杂，针对的知识也较为缺乏，使得年轻世代普遍在两岸议题上缺席。

　　陈信行表示，戒严时代自由民主是不容质疑的价值，因此学运世代可以轻易养成批判的想法。但两岸关系分合紧密疏远，难以一语道出哪个方向代表正义。要把两岸关系用简单教条提出主张不易，在知识上的挑战更多。

　　第三社会党发起人、新议程研究室主持人周奕成受访时也表示，现在的台湾青年对各种信息不虞匮乏，政治也趋于庸俗无聊，难以引起兴趣，反而是经济停滞、就业变成最迫切的课题。

　　而学运世代青年，无论意识形态为何，大多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淑世济民为己任。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周奕成提醒未来的中坚份子“要做独立的人”。

　　野百合学运经过20年的喧嚷、热情、成长、沉潜，部分学运人士高升政府庙堂学习治理国家，部分人士转进研究机构或持续群众运动，或者以记者身份持续监督政府。

　　陈信行表示，野百合学运只是台湾几十年运动的其中一段，留给社会及后世代青年是“阴影胜过美好遗产”，美好遗产是野百合学运后，政党军掌控的电视媒体开始有了转变，街头运动首次免于受威权政体控制的媒体竭尽污蔑。而阴影则是人们以野百合为学运标竿来评估后世代学生，因此外界批评青年世代缺乏理想性。但长期在大学校园观察，陈信行认为，比较过往几代青年，这一代青年更具韧性、较富创意，发挥创意的空间较多，面对的挑战也将更多。

新世代青年的生存价值与追求目标浮现模糊警讯，主要是经济压力的影响，趋使草莓世代必须选择独善其身的小我，不再怀抱国家社稷的期许，并丧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