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柔中学）董事会的建楼逻辑分析1：成本与效益

（宽柔中学）董事会的建楼逻辑分析（1）

成本与效益

假设校本部维持现有的半日制，能否容纳6400人？

1.2011年教室分配图：http://www.foonyew.edu.my/about/index.php?tar=class

2.根据2011年教室分配图，上午班=66，下午班=45；差额=21；

• 21班 X 50人 = 1050人；
• 现有学生人数= 5277人；
• 现有可容纳的学生人数总量 = 5277人 + 1050人 = 6327人；
• 董事会设定的学生人数顶限 = 6400人；
• 结论：基本上，现有的容量满足董事会的设定；

3.再仔细察看教室分配图，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教室可以利用。

现有课室的分布：

• 乐群楼：12；
• 敬业楼：11；
• 寛友楼：21；
• 旧工艺中心：9；
• 鄭鏡鸿楼：16；
• 畹香楼：22；
• 合计 = 91；扣除乐群楼与敬业楼，则为68.
• 另外，学生活动中心两栋大楼，各24间，合计48间，董事会没有计算在內。

4.实际上，校本部学生人数最高峰时，是2004年，一共7162人。现在只是要求6400人，显然是绰绰有余。

下表是一些数据，可做参考：

年份 新生人数 学生总人数 班级数

2001 - 6800 138（上86/下52）

2002 - 6920 140 （上88/下52）

2003 - - -

2004 - 7162 -

2005 806 6369 132 *古来分校启用；

2006 820 5861 124（上72/下52）

2007 843 5215 111

2008 897 4994 106

2009 865 4844 103

2010 1064 4975 107

2011 1134 5277 111（上66/下45）

5.董事会如觉得全日制好的话，为什么不考虑降低人数？现有课室有91间，91 X 50人 = 4550。如果董事会一心一意想推行全日制，以目前窘迫的校园绿地空间来说，4550人的全日制，不是比6400人的全日制更合适吗？

6.我不想去争论全日制的好坏，只是简单的问一个问题：如你去买车，你认为Benz好，还是Wira好呢？当然是Benz好，但最后你还是买了Wira。为什么？当然是錢的问题，专业的来讲，就是成本与效益的比较。

7.如果理想中的全日制是100分，那现有的半日制应该打多少分呢？

我们假设A = 理想中的全日制；B = 4500人的全日制，C = 6400人的全日制；D = 现有的半日制。

从效益来看，A > B > C ；及 A > B > D。这是毫无疑问。那 C 和 D ，谁的效益高？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当然是 C > D，连等于都不行。那我们顺著董事会排出一个顺序： A > B > C > D。然后，我们假设A = 100，B = 90 ，C = 80 ，D = 60。同意吗？

8.现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

方案1：从 D 变成 B，成本 = 0（注1）；

方案2：从 D 变成 C，成本 = 2 千万（注2）；

方案3： D还是D，即维持现状，成本 = 0。

再把上述3个方案，简化下：

方案1：从60分变成90分，差距 = 30 ，成本 = 0；

方案2：从60分变成80分，差距 = 20 ，成本 = 2千万；

方案3：从60分变成60分，差距 = 0 ，成本 = 0。

再简单的说，我们增加30分，成本是0，但增加20分，成本却是2千万。

9.综合成本与效益来考虑，显然最佳方案是方案1：4550人的全日制，其次就是方案3：维持现有的半日制。

但董事却选择成本昂贵的6400人的全日制为最佳方案。为什么？到底6400人全日制的效益，比现有半日制的效益高出多少倍？值得我们花这个成本？有没有独立的、专业的评估报告？一个成本高达2千万的计划，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评估基础上？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说明，我们只看到一句话：响应教育部长慕尤丁的全日制政策。（慕尤丁有没有想过会有一个6400人的全日制？）

还是董事会认为，这些成本是华社出的，不是董事会，所以，董事会只要考虑效益，不须考虑成本？

注1：学生人数少，学杂费的收入当然跟著少，但教师人数也相应减少，人力的支出也跟著减少。下表是依据2008-2009的报表整理出来：

年份 学杂费收入 人力支出 差额 生均收入 人均支出

2008 10,141,995 9,936,962 205,033 2,030.84 49,437.62

2009 9,771,985 9,931,855 -159,870 2,017.34 48,212.89

所以，我们以生均收入RM2,000.00，人均支出49,500.00，师生比1:27为准；

学杂费收入： RM2,000.00 X 4550 = 9,100,000.00；

人力支出： 教师数 = 4550/27 = 169，非教学人员估算为17人，共186人；

RM49,500.00 X 186 = 9,207,000.00

差额 = -107,000.00

与2008及2009相比，没有显著的差异，所以估算方案1的成本 = 0。况且提高学费也是降低人数的一种方法。

注2：董事会没有详细的个別项目的成本估算，所以，这里估算拆楼重建为2 千万。

（宽柔中学）董事会的建楼逻辑

（宽柔中学）董事会的建楼逻辑

这里略为整理下董事会的建楼逻辑：

1. 新山县人口激增；
   
   
2. 进寛柔学生人数也会跟著增加；
   
   
3. 学生人数增加，其实有3个解决方案：
   1. 保持半日制，必要时古来分校也改为半日制；
   2. 实行全日制，校舍调整下，足够应付；
   3. 建楼：
      
      
4. 但董事会用全日制挡下半日制；
   1. 因此，董事会必须解释为什么要全日制；
   2. 最佳理由：符合教育理念；
   3. 但古来分校的实验结果，应是理念虽好，效果却不理想；
      1. 以下是收集到分校全日制不理想的说法：
         1. 课堂教学：由于课时过长，下午学生集中力大幅下降，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间接也影响了学生纪律表现；
         2. 图书馆：学生没有足够时间去图书馆，降低图书馆使用率；
         3. 课外活动：分校的全日制模式，变相减少课外活动时间，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2. 以上种种，都可以用问卷调查，及实地考察的方式加以证实。
      3.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一方面的评估报告。
   4. 反而董事会提出的是另一个理由：响应慕尤丁的全日制的政策；
      
      
5. 就算要实行全日制，如校舍够用，也不需建楼：
   1. 但董事会说：“以6400的人数规划，寛中校本部的现有设备肯定不够；若实施单班制，单单教室就需要140间。”
   2. 为什么是140间呢？如以一班50人计算，6400/50 = 128班，这一点董事会没有说明。
   3. 就算是140间，如何不足法，董事会也没有详细说明；
   4. 总之就是不够用。
      
      
6. 所以，结论是：建8层楼。

附件：宽中校本部大型建设方案文字说明

当今大马：论独中师资之流动

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17669

黄集初 2012年12月30日 中午12点06分

【时政】天下未集

通常每一学年将结束时，报章上都会陆陆续续刊登独中聘请新学年教師的启事，这当中反映了独中师资不断在流动的问题。师资的流动不完全是负面的现象，事实上，人员的流动对促进组织的新陈代谢是有其正面的效应，只是流动过于频繁，或供不应求时，就会带来负面的效应。

基本上，师资流动不外两个问题：待遇与管理。待遇问题基本上是财政问题，这个问题追根究底还是董事会的问题。管理问题就看是哪一个层次，不外乎校长及董事会两个层次。如何解决就没法一概而论，也不容易解决。而待遇与管理这两个问题之中，影响师资流动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待遇问题。

成立教总谋求改善待遇

待遇问题，由来已久。当年教总成立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为教师谋求改善待遇，并列为其组织宗旨的第一项之中：“联络马来西亚各地华校教师感情，谋求教师福利及发扬中华文化”。只是教总成立的时代背景是在《巴恩报告书》公布之后，为了争取华教平等地位，才淡化这方面的功能。反而积极争取教师福利的是各地区的教师公会。

在1949年，林连玉组织吉隆坡教师公会，他指出他的原初动机：“我所以要组织华校教师公会，是基于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以教师的力量创造教师的福利。”

他对当时一些董事会的看法：“华校是我们民族自立更生，由董事创办的。没有董事就没有华校。怎样待遇教师，其权力操于董事的手中。当时华校董事贱视教师，刻薄寡恩，是普遍现象。要希望他改善教师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倘若希望政府来改善，更加绝望。”

他还提到一个关键的事件，更能显示当时某些学校的董事会是如何的刻薄寡恩： “一九五一年，华校津贴金，获得增加一百巴仙，原是怡保和吉隆坡两个华校教师会根据方吴报告书的建议，向教育部请求，得到批准的。但当教师会向各校董事会请求改善教师生活时，有甚多学校的董事，相应不理，分文不加给教师。”

在1952年，针对殖民政府的新薪津制，林连玉：“先说新薪给的制度的问题，是今年七月间被提出，这个制度，我们承认有两个优点，一个是年功加俸，一个是生活的保障，这是在旧的董事制度底下所不能实现的，……但可惜得很，主持当局未曾接近华人，不明白华校教师的生活情形，……所以采用宾汉计划书，弄得改善教师生活的宗旨，反而变成削减教师薪水的事实，……”

殖民政府改善教师待遇

在《回忆片片录》里，林连玉详细记载了当时他和英殖民政府交涉新薪津制一些细节：“（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马来西亚的殖民地立法曾就通过了对学校施行新薪津制。……所有华校的教师如果接受新薪制，都要减薪了。……于是我便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关于联邦华校新津贴金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有三要点：（一）新薪津制对于华校教师非常不利，（二）新薪津制对于董事部也是不利。（三）政府果真要改善华校教师的生活，只要把旧津贴金增加三百巴仙就得了。”

“我以为如果为改善华校教师待遇起见，最好由政府规定华校教师保障条例，将年功加俸，以及养老、抚恤诸大端，详予列明，责令各华校必须遵行，再度给予华校之津贴金，增加三百巴仙。各华校不但可以切实做到，并可将校舍及设备面目一新呢。”

由于这篇文章，培恩氏就召见林连玉：“（培恩氏：）‘假如宾汉报告书行不通我们可以再商量呀！’……（林连玉：）‘我在那篇文章不是建议就旧津贴金增加三百巴仙，让我们董事部自动调整教师的薪水吗？’（培恩氏：）‘政府不肯那样做，因为一九五一年，你们教师会要求政府增加学校的津贴金一百巴仙，结果政府照给了，却有许多学校连半分文也不分惠给教师，所以现在必须依照新条例施行，就教师薪给标准来谈调整。”

在这一对话中，董事会得到政府津贴却不用来改善教师待遇的的事实，被英殖民地官员提出来作为他立论的依据。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最后真正改善教师待遇反而是殖民地政府，而不是董事会，而林连玉也说：“最好由政府规定华校保障条例，……”，这很值得玩味。

其实，现今讨论对独中拨款的议题及已采行的措施，不管国阵还是民联，都不如当年英殖民地官员的眼光及专业，完全是选票考量。

不能批评董事会？

事实上，独中董事会本身应如何运作就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也应该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公共议题，可是在马来西亚的特殊环境下，好像变成是禁忌、是敏感且“政治不正确”的问题。结果，变成政府可以批评，董事会却不能批评，真的好像严元章博士所说的：“校董方面高高在上，比衙门还凶，比官厅还要大”。

在1982年时，即独中复兴运动十年之际，独中工委会曾做过一份问卷调查：“全国华文独中资料调查综合报告”，其中就有針对教师的聘约及薪资的部份。但自此以后，就没有針对教师的薪资待遇再做过任何大规模的调查。

我早年曾询问一些內部人士，何以如此，原来当时这样的报告，给很多独中的董事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也曾在我的硕士论文中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也努力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但不容易，只收到二十几间学校的资料，跟1982年的那份调查差太远了。

在组织上，当年各地教师公会争取改善教师待遇，争取的结果是这些教师都纳入政府公务员体制中，待遇问题于是焉基本上算是解决了，就只剩下在独中的教师，但却不是各个教师公会的主力。在独中复兴运动之前，独中朝不保夕，改善待遇问题是奢谈，但在独中复兴运动之后，待遇问题就自然而然浮现在枱面上了，那独中教师要如何改善其待遇呢？

董教总吁勿组教职工会

在1985年时，韩江中学的教师筹组了全马第一个独中教师职工会，要求董事会承认，但是，董事会认为韩江中学是非营利教育机构，而拒绝承认，进而在1986年底不续聘54名加入职工会的教师，导致双方对簿公堂。

最后，是教师职工会胜诉，但这场长达10年的劳资冲突，使韩江中学元气大伤，学生人数不断下降，由3000余人跌到1000人以下。至1996年底，董事会通过新的薪金制度，才“摆脫多年困境”。

在1988年韩江中学教师职工会打胜官司后，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曾发表文告，表达5点看法，摘要如下：

一、独中教师与董事会是维护与发展民族教育的两大支柱及亲密伙伴，董教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般的劳资关系。

二、独中是非营利的教育机构，因此，董教之间在正常的情况下并没有利益冲突。所有负责任，有效能的董事会都会真诚主动地改善教师待遇，使教师安心教学，为华教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一般上，独中教师有权组织教师联谊会、福利会、合作社或参加教师公会以达致维护本身权益的目的。

四、由于职工会组织在劳资关系恶化时，通常是诉诸怠工罢工等行动以解决问题，故不适合于特殊的，非对抗性的独中董教关系。因此，为了华教前途，我们吁请独中教师保持一贯的做法，不组织职工会。

五、韩中董事会认为职工会组织不适合于非营利的华文独中，且可能不利于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因而不愿成为第一间被打破缺口的独中，成为“历史的罪人”。双方硬立场使协商成为不可能，只好诉诸法律途径。而长期的对抗，最大的受害者是韩中，不但校誉受损，学生人数下降，经济枯竭，若处理的不好，韩中前途堪忧！

从上述文告来看，简单地说，就是独中是非营利教育机构，因此，董教关系是伙伴关系，非一般的劳资关系。况且负责任且有效能的董事会主动改善教师待遇，而职工会可以罢工，不利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独中教师不适合组织职工会。问题是：万一董事会没有责任或无能或两者兼之时，教师又要如何改善待遇？

教师出走自觅出路

答案其实也是很简单，那就是这些独中的教师有其他出路，最明显的例子是90代的师资荒。上个世纪90年代，台资进入马来西亚后，大量起用留台背景的人才，其结果就是造成独中的师资荒。

以我为例，刚出来教书时，薪资不到800元，如果到台资那边工作，大约可拿1500元。本来打算服务个一、两年，算是对民族教育有交代了就走人，而当时我身边很多年轻的教师也都是这样想。后来，董事会大幅度调整薪制，起薪至1200元，才留下不少人。下来几年至97年经济风暴为止，又陆陆续续上调，一直到1800元才稳定下来。

但不管怎样，隨著近年来中国的强势崛起，特別是2008年北京奧运会之后，不管政府对留中、留台的态度如何，华文的身值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肯定会跟隨上升。也就是说过去南大、留台“价廉物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独中必须要以更高的待遇在劳动力市场上争取所要的人才。

简言之，中国崛起将带来第二波的师资荒，而且冲击力肯定更大，更持久。这在我去年写的《独中对学生人数的迷思》（《独立新闻在线》，2011年10月18日）里，就预见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上，早在2008年时，在南马某场董事交流会上，我就提出未来几年，董事会要以平均每位教师薪资2500元以上来计算学校的财务负担，及做出相应的准备。现在看回来，2500元还是低估了。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可是如果董事们的思维不变，惯性依旧，那就只好看著问题恶化下去。

小型独中受忽略

不过，公道地说，在现有60+1所独中之间，小型独中的董事会是比其他类型的独中面临更沉重的负担，这些小型独中多处于乡区，资源有限，发展阻力大，且常为外界所忽略。

最明显的例子是上届大选，大型且有名的独中，得到的政治拨款就越多，反之，小型且无名者则往往一分錢也得不到。相形之下，华社是应该把更多资源投入于小型独中，以协助这些独中的董事会改善教师的待遇。

总之，从教师的立场而言，在华教还未争取到平等地位之前，独中教师改善待遇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流动。
    

参考文献：

林连玉，“华校新薪津制交涉记”，《回忆片片录》，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复印本），1963年。

林连玉，“我组织教师公会”，《风雨十八年》下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8年。

林连玉，“九、关于联邦华校新津贴金制度问题”，载郑良树编，《林连玉先生言论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03年。

严元章教育论集编委会，“学校行政的人事关系”，《严元章教育论集》，吉隆坡：中马华仁中学校友会，2002年。

曹淑瑤，《马來西亚韩江学院创办之研究》。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文告：针对韩江中学董、教关系事件》，1988年12月31日。

当今大马：《教育大蓝图》之教育素质严重低落

《教育大蓝图》之教育素质严重低落

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14038

黄集初 2012年11月12日 上午11点26分

【时政】天下未集

教育部公布《教育大蓝图》初步报告后，迄今已有两个月了。公布之初，浏览了这份《大蓝图》，我把它概括为三个要点：单元思维、管理主义、精英导向。

隨著热潮过了，在比较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细读其中的章节，发现《大蓝图》在字里行间，特別是数据和图表，透露出我国的教育素质其实是出了大问题，却没有引起舆论的重视。所以，特为文加以揭露。

公共考试的鉴別力奇低

《大蓝图》的描述：“学生在国內考试的表现每一年都一贯地进步。”的确，正如我们每年在报章所见到的报导，每年的及格率及得A率都一直在增长中，让人觉得我国的教育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但在国际评估上，却表现奇差。以PISA 2009+为例，我国在74个参与国中的表现在后三份之一中，低于国际及OECD的平均之下。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我们要了解好的公共考试之试卷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信度；2.效度；3.鉴別力。信度是指试卷的稳定性及可靠性，主要是指试卷结构是否合理、试题设计是否恰当、答案是否可信，及评分者的素质；效度是指试卷的有效性，主要是指出题范围与教学纲要是否成比例及有代表性；而鉴別力是指试卷是否能区分考生的实际水平，一般来说，鉴別力高的试卷，会让能力高的考生得分高，能力低的考生得分低。

《大蓝图》中表3-18是比较2007年TIMSS与2008年PMR数学与科学的成绩，从这张表来看，显然我国的公共考试的鉴別力很低。以数学为例，在2007年TIMSS上，只有2%的学生拿到A水平的成绩；但在2008年的PMR中，却有30%的学生拿到A水平成绩（注）。

也就是说我国的PMR，不止程度好的考生能考出好成绩，程度不太好的考生也能考出不錯的成绩。这意味著我国公共考试不能正确反映出我国教育的素质处于何种水平，也不能据此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这是极其严重的问题。这里面如不是主管单位的专业素养有问题，那就是长官的意志与政治需求凌驾于主管单位的专业素养之上。

教育实际水平落后国际水平一大截

《大蓝图》明确指出，我国的教育表现与其他竞争对手国的相比，有三年的差距，与上海相比，有四年的差距。似乎，我国教育部也充份认可这个结果，坦然地面对教育素质差的问题。
  
可是《教育大蓝图》却从解释上来粉饰太平。不管在TIMSS或是PISA，《教育大蓝图》的著眼点都是我国在高水平表现的比例。如在TIMSS的表现，我国只有2~3%学生有高水平的表现，而新加坡则有30%；在PISA的表现，我国只有0.1%的学生，而OECD国家则有8%。言外之意，我国只是在高水平层次的思维能力表现不如外国。所以，要提高测试高层次思维能力的试题比例云云。

但从《教育大蓝图》中表3-10及表3-13来看，我国不止是在高水平层次的思维能力不如人家，我国在低水平层次的知识掌握上，也同样不如其他国家。

思维能力不足，或许是课程编制、抑或考题设计上跟不上先进国的步伐，这也是《教育大蓝图》所强调的；但知识掌握上的低落，通常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教学上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素质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再追究下去，就要追问我国的师训体系是否是出了大问题。

TIMSS上表现下跌的解释轻描淡写

对于何以我国在TIMSS的表现，从1999年及2003年的平均水平之上，下跌到2007年的平均水平之下，《教育大蓝图》提出三个可能的原因：1.课程內容不一致；2.语言政策的改变；3.取样上的技术问题。

但《教育大蓝图》却进一步说这3个原因似乎不可能（deemed to be unlikely）是主要原因。1.虽数学课程內容的覆蓋率从2003年的98%下降到2007年的75%，但科学的覆蓋率还是维持在90%以上。2.在试卷上提供国文与英文的版本，所以应该没有语言上的影响。3.学校的取样是涵蓋全国不同表现等级的学校，所以，是反映了全国学校的总体表现。所以，讲到最后，什么才是主要的原因呢？《教育大蓝图》就在这里打住，没有再进一步的分析。

事实上，第2点和第3点应该就是主要的原因。第2点其实就是指数理英化政策，而数理英化政策是从2003年实行到2009年。在时间点上，刚好吻合。而数理英化的问题不是语言的使用，而是用一种学生不熟悉的语言来教学以致影响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能力的培养。因此，《教育大蓝图》的解释是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两回事。实际上，2009年废除数理英化最大的理由是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教育部长慕尤丁也公开承认只有2~3%的成效。所以，数理英化政策怎么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呢。

第3点是如何取样的问题。取样是因不可能全面测试所有的学校，所以，在这里面就有如何取样的问题。TIMSS是评估各国的总体教育水平，所以，取样时必须涵蓋各种不同表现等级的学校，而且还必须成比例。举例来说，如学校的表现分成上、中、下，那取样就必须涵蓋这三个等级的学校；但还必须考虑不同等级学校的数量分布，如上、中、下的学校的数量为100、400、600，那取样时就要按照1：4：6的比例取样。

据了解內情的人士透露，过去我国在取样时，没有按照比例取样，2007年时受到有关国际单位的严格监控，所以，也造成是我国表现下跌主要原因之一。

对PISA表现的解释別有意图

在PISA表现的敘述上，反而特別地提到表现不好的比例，而且还特地例出在阅读这一项目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但就没有例出科学与数学与其他国家的比较。这里面显然是为了后面强化华小国文程度措施而埋下伏笔。

在这里要稍为解释下，PISA的阅读测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人有一个錯误的观念，以为阅读测试是评估学生的英文程度，其实不然。实际上，PISA是提供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的原始版本，其他用英语或法语以外的语言进行测试的国家或地区就需要把测试题翻译成当地的语言。

所以，在中国就用汉语，在日本就用日语，在马来西亚当然是用马来语。如果我国政府够开放，其实是可以提供四种语言的版本，即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及英语，让学生自行选择。

重要的是PISA评价的并不是中学生掌握了多少学科知识，而是他们是否掌握与他们将来生活有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测量的是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知识技能的能力，以便在成年后在社会上发挥应有的功能。

因此，PISA所指的“阅读能力”，不是一般的读写能力，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素养，即：获取信息、分析信息、评价信息、综合信息和表达信息的能力，以及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简言之，阅读测试不是考语文的程度，而是评估一个人的头脑行不行。所以換言之，一位学生的语文知识不管多丰富，如果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差，也是考不好。

这份《教育大蓝图》撰写者在后面的章节建议华小的国文应该与国小一样，以便能提升在PISA阅读素养的表现云云，如果本身不是外行，那就是把其他人当成是外行。

学校表现上粉饰太平

在TIMSS及PISA里，把测试的学校分成五级：卓越、优等、良好、持平、薄弱。《教育大蓝图》强调我国的表现虽然不尽人意，但却有表现优等及良好等级的学校值得就读及仿效。不客气地讲，这种写法只是在粉饰太平。任何一个总体表现不好的国家都可能会有表现良好的学校，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马来西亚当然也不例外，问题是比例上占多少。

在表3-16上的TIMSS 2007所提供的数据，没有学校列为卓越，有17所列为优等，有45所列为良好，共66所，占全部150所取样学校的41%。此外，还有22所学校列薄弱学校，占全数的18%。

同表的PISA2009+所提供的数据就严重得多，没有学校列为卓越及优等，只有11所学校列为良好，占全部152所取样学校的11%。列为薄弱组的学校则有121所，占了80%。但在《教育大蓝图》里，80%的学校落在薄弱组，竟然不成为一个问题。反而去大谈特谈马来西亚高表现学校的表现。简直是不知所云。

学生的完成率一笔带过

完成率是指从小学进来的学生到了中五时，有多少百分比的学生达标。这个数据本身可以反映教育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辍学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但《教育大蓝图》里只是一段再加上一个表总体带过，没有分门別类地详细解说。

虽然如此，在表3-20也显示了从2000年就读小一的学生，到了2010年考SPM时，有36%的学生不达最低标准，这显示了我国的教育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可是，《教育大蓝图》没有进一步地去深掘其中的因原，以及提供有关这方面的数据让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公众的回馈秀一秀

《教育大蓝图》在正文里也有关于国家对话会的回馈要点，一共有三点，顺序为1.教师素质；2.学校品质；3.学生学习，但就略为带过，不置可否，僅说明在附录3有更详细的记载。

事实上，公众的回馈是点出了我国现今最大的教育问题就是教师的素质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深入挖掘下去，肯定会指向我国的师资培训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这绝对不只是录取标准的问题，还有培训过程的问题，包括课程的设置及讲师的素质。但《教育大蓝图》很明显是避而不谈这些问题。

而且提高录取标准只是解决新进教师的素质问题，对现有庞大数量的41万教师要如何提升其水平，除了英语科之外，完全见不到有何具体方案。

此外，这里面还隐藏著一个问題是教育官员的素质问题，因为大部份教育官员是从教师群里提升上来的，所以，教师素质出了大问题，官员素质怎么可能不出大问题。而且，在政治挂帅下，政治正确优先，以致能者常不得居其位，所以，官员的问题肯定是比教师的问题还大。《教育大蓝图》里完全不提这方面的问题。

转型计划只是包装

综合上述各点的分析，总括一句，我国的教育系统的的确确是出了大问题。虽然如此，只要肯老老实实地面对问题，问题还是可以逐步解决。但《教育大蓝图》所呈现出来的包装技巧，尤其是所谓的11项转型计划，还是能让一些评论者认为报告书写得很合情合理，只是执行的问题而已。

其实，不管方案看起来是如何的合理，可是如果不是針对真正的问题而规划出来，那如何能够对症下药？粉饰太平才是我国教育素质严重低落的根本问题。
  
注：TIMSS测试的对象是小四及中二的学生，马来西亚一路来只参与中二组。所以，2007年参与TIMSS的中二生，到了2008年就是中三生。

转贴：黄业华：华教运动跨族群策略的探讨

原文:https://www.facebook.com/yaphwa/posts/10151284080785242


华教运动跨族群策略的探讨


整理进发与铭强的论点

2012年10月10日双十节，评论人黄进发在新闻网站当今大马发表了《华人怎样救华教？》一文，建议华教运动以两个策略反守为攻：（一）提出全面让地方分权，破除中央集权所实行的《拉萨报告书》，也满足不同教育群体的需要；（二）救华教不能只靠华语系华人，而是提出结合各方利益的新观点，特别是占一成强的非华裔华校毕业生。

进发的文章引来了评论人苏铭强（MKSow）在面子书质疑过于强调跨族群策略可能造成华教趋向同化的后果。他认可跨出去沟通和争取支持，可是指出即使沟通后也未必获得支持，就如一个国族主义（Nationalist）的支持者即使了解了华教的诉求也未必会支持。他说一个支持自由多元理念的人必然会尊重他人的差异，支持公民自由选择教育源流的权利，这不必然要经过沟通才能获得。他提醒论者不应本末倒置把沟通行动当成是争取支持差异的最主要工作，就像没有能力与大众沟通的原住民本南人不需要与他沟通，他也会尊重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异。

铭强进一步说，沟通是让对方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然后一起解决它。当跨族群沟通未必产生谅解，行动者寻找共同的语言，或者修改自己的语境的机制以便大家可以沟通，将会使弱势语言群体更趋同化，更向国族主义靠拢。铭强指出弱势者被要求跨出来向强势者沟通，无形中被逼使用强势者明白的语言、价值观和思考方式来说服，因此主导权永远在强势者，他质疑为何强势者从来不必主动，主动的永远是弱势者，上演的永远是祈求支持的戏码。

进发回应说，“每年整万个非华裔生进入华校，请问我们（华教运动与支持者）做了多少沟通的工作？比起那些否定华校存在的单一源流教育信徒，这些非华裔华校生及他们的家长，应该是对华校友善的吧？我们作了多少工作，让这些华校可以促进国民统合的活招牌，成为华校的护卫？”

进发表示他没有要求全民跨族群，也指出他和铭强的分歧，“我是功利主义者，所以我不只在意个人和群体的权利，也会问它对大局的影响，并且尝试比较周圆的处理问题。所以，我在乎华教运动如何回应有关国民统合的指责。你（铭强）当然可以不管。”

讨论的范围

两人与许多面子书有人交谈时，有些有对话，有些没有交锋，有些误解了意思。其实若把讨论的范围厘清了，就能比较有效针对特定的意见交流。让我把他们讨论的范围分为三块：（一）华教作为人权/自由选择权；（二）华教/语文教育的制度设计；（三）华教的策略、跨族群（对外）与国族塑造；（四）华教（对内）政策。

铭强由自由主义尊重个人自由选择权的第一点出发，批判第三点会使影响华教的本质而趋向国族。进发谈的比较多的是华教运动的策略和对内的政策，在第三点和第四点着墨比较多，他在回应铭强的批评重新阐明立场时，支持各源流教育的存在，但是笔者认为他的第二点语文教育论述，会影响第一点，母语教育作为人权/自由选择的教育权利，容后解释。

林志翰谈的多是第二点的跨族群策略，他强调跨出去沟通的重要性和华教缺乏跨族群的实际努力，与铭强没有交锋，因为铭强没有否定沟通的重要性，也没有触碰华教的实际情况。江伟俊纯粹从教育角度探讨华教政策，提出怎样的政策和教育原理对学生比较好。陈慧思晚近加入讨论，提出教育本是国族塑造的过程，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但通过教育实行国族建造是否维持能维持多源流教育？建兴说国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不同的东西。

（一） 华教作为人权/自由选择权

先谈第一点，华教作为基本人权，抑或是自由主义者口中的尊重差异和自由选择权，多元文化主义者主张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平等地位及应互相尊重，进发自认支持多源流教育，铭强却质疑进发的跨族群策略改变华语语境，已丧失自由主义尊重差异的精神。进发是否如此想，必须检验他的语文教育制度的概念和设计，请看第二部分的分析。

（二）华教/语文教育的制度设计

进发的华教/语文教育制度设计令人担忧： （一）华文教育需去族群化，（二）应以英语教育为榜样，用语文教育的概念取代母语教育，（三）华校内部多元族群化 。这个设计并没有回应铭强说的，“选择在任何语境中生活，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权”。

实际上，在没有政治力量强制下，即使华小100巴仙都是华人，淡小100巴仙都是印度人，这又有什么问题呢？难道他们没有结社自由吗？如果玛拉大学不是政府强制的土著大学，所有土著学生以成绩考上玛拉大学，我们有什么好批评的？若有人觉得族群是肮脏词，一切与族群有关的都要去族群化，让我们换一个认同方式来说--- 男校与女校是否要“去性别化”，同性恋俱乐部成员是否不能100巴仙由同性恋组成？马来西亚的每个家庭成员都不能100巴仙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

这个逻辑推演起来，就很荒谬了。因此进发对华校的族群单元化感到莫名的焦虑，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认同的多元，结社目的的多元，本是社会的正常现象，“多元中追求多元”，把认同群体继续原子化，表面上多元，其实是否决了这些认同群体的自由结合。

所以，与其说进发是认同多源流教育而主张多元中的多元，不如说他要确保所有教育源流都能达成“国民团结”才支持它们的存在，因为“多元中的多元”基本上复制了国阵政府理想的单元教育模式 --- 国民学校内的多族群共存，进发不主张消灭华淡小，但是他却想把每个源流学校的族群特征弄得和国民学校一样。这如果是自然形成很好也没问题，但是何必强求多族群化呢？淡小100巴仙是印裔又有什么问题呢？

关于母语教育必须由语文教育取代之，我并不支持这观点。

第一，母语教育制度鼓励每个族群拥有自己的母语教育，政府有义务为所有少数族群提供母语教育，有语言的要发展成教育，没有语言的要创造出来。只有制度上维护少数族群的母语与文化，才能保存无形的人类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因此，政府应扶助更多种母语学校的出现，让所有族群的语言文化都能完整保留下来，这也是保留我国人类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

第二，从教育角度来看，非母语学生进入其他族群的母语学校会碰上语言障碍的问题，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掌握该语言后才能跟上服务语言障碍，弱势的学生很可能就会被淘汰掉，不少华小生进入国中后丧失学习兴趣，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少数族群学生应用他们熟悉的母语来学习，才能比较有效的学习。前者是提倡“语言人权”者的论据，后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倡母语教育的主要理由。

根据母语教育的上述两个原则，其实不应鼓励非母语家庭送孩子进入非母语学校（如原住民孩子送入华小），无论如何却不会刻意阻止或歧视这些学生。因为最终还是必须尊重孩家长与子的自由选择权。

“母语教育”与“语文教育”的概念也并非是对立的，两个概念可以并存及承载公民的不同想象的。比如说来自华语家庭背景的孩子可以把华文教育视为母语教育，来自非华语背景的孩子，如原住民或者欧亚血统的孩子可以视华教为语文教育。就好象英国人可以认英语为母语教育，马来西亚人和印尼人要选择英文教育，把它当作语文教育即可，岂会因为这是英国人的母语教育而却步呢？几曾听闻华教如此排他了？进发批评华教应该关注非华裔学生在华校被忽视的问题，这部分将在第四点中谈及。

完全自由选择的语文教育很容易使弱势族群舍弃自己的语言，选择有经济价值的语言，使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灭绝。进发一直引以为鉴的英文教育，就被一些西方学者批评其强势性已导致数百种少数语言灭绝。仔细推敲，可知“被全民接受的语文教育”只会是覆盖率广及有社会经济价值的语言，放在马来西亚的语境不可能是淡米尔语、原住民语言或葡萄牙语。因此，语文教育的概念最终只会把全民焦点放在几种主导与强势的语言如英语、马来语和华语，服务的对象绝非语言少数群体。

倘若我们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就应该支持母语教育的概念，进而保障各种少数群体的语言和文化。在捍卫苏丹街运动中，我们支持保护有形的人类文化遗产，却为何不能支持人人享有母语教育权利的理念，保护人类的无形文化资产呢？

接着，在思考政策，提出制度建议时，我们必须考虑社会弱势群体，铺成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制度地扶助弱势者。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制度上如何完善照顾语言少数群体，公平对待边缘的语言和文化。如何扩张华语的影响力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我们只希望打破单元教育、单元语文的霸权，解除对华文教育的压制和公平对待华教即可，政府应该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比华教更弱势的语言群体。

（三）华教的（对外）策略、跨族群与国族塑造

铭强与进发争论跨族群是否影响华语语境，既然两边都没有反对跨族群与沟通，那么问题就是“跨族群是否使自己/运动妥协立场”，这个命题就是策略是否反过来影响目标？甚至直到失去初始原则？

作为一个华教工作者，我可谈谈这几年跨族群工作的经验。无论是与马来组织文艺组织PAKSI、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或其它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我本人 / 工作单位并不会因为要争取对方的支持而妥协自己的立场。在最近的一次政党教育咨询会议中，我表示政府应鼓励各校与各族学生的交流，这是在保障母语学校自主性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提出的。

铭强批评进发“跨出去而改变自己的语境”，我觉得认真思考进发过去的言论，他并不是从英国回来积极参与跨族群工作后才有这样的想法。早在大学时代我就听过进发发表华文独中不需要存在的言论，然后他的评论常有“拥抱友族，大家一起”及强调公民的想法，近期更提出“在净选盟大集会中发现国家”，“马来西亚2.0”的论述。我要说的是，进发从很久以前就注视国家巨兽，并不断思考如何改造它。因此，进发有重造国族的想法，并不令人奇怪。他最近在净选盟演唱会告诉我，他常常面对英文精英关于国民统合的问题而思考如何应对，我想那还是次要的，真正的原因是他对马来西亚国族有自己的未来想象。

这几年我在母语教育课题上与进发有几次争论，我算是支持传统华教论述的“基本教义派”，进发每次提出的“多元教育内部的多元”的意见我都是反对党。几次来来往往，大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和而不同了。铭强若在意自由主义者与国族主义者的定义，看了我的整理后，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需继续问了。

在跨族群的工作上，我必须肯定进发在过去几年作为一个social activist，做了许多跨族群的串联和组织工作。在华教的跨族群策略方面也一直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很好的建议。

回顾华教运动50年，确实我们做的跨族群努力太少，缺乏多语言的宣教与沟通工作。这方面亟待当今的华教运动领导正视及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案。目前华教运动的主流还是基本教义派居多，要他们接受进发的争议性方案是不容易的。但是在华教领导基本教义派不变，社会上的华教基本教义派减少的情况下，华教运动应该如何处理这个落差？争取新新人类的支持？这是个挑战。

至于地方分权的建议，其实五个团体林连玉基金、隆雪华堂、校友联总、留华同学会及华研在最近的回应大蓝图记者会上有提出教育民主化和地方分权的要求，并指出目前地方上的教育官员多是由单元族群组成的隐忧。它实际操作上会有问题。

我的想法是，地方分权必须修改宪法和教育法令，调整税务架构，才有可能真正的把自主权下放到地方。目前的下方只是教育官员的分派去中央化，而非教育权力去集权化。

华教运动是否应该要与其它教育群体串联在地方分权上合作，争取共同的权益？这个值得探讨。

（四）华教（对内）政策

进发批评华教长期忽略在华校的6万非华裔生，我认为这个批评很好，值得现在的华教领导去思考及提出改革建议。但是进发认为这是因为提倡母语教育概念的缘故，华教工作者可以对非华裔生说“这又不是你的母语，我们都不鼓励你进来呀，遇到问题能怪谁”。我认为这个问题属于华教的“政策问题”，也就是当华校的学生“多族群化”后，如何制订新的华文教育源流的政策来解决问题，建立支援非华语背景学生的机制。种族歧视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这些都是在母语教育的大伞下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弱点就完全舍弃理论，就如我们不能因为净选盟3.0大集会出现了骚扰而否定净选盟举办和平集会的自由，因为骚乱可能是滋事份子引发的，下次大集会应该施压警方取缔滋事份子就是了。

关于进发说救华教不能只靠华语系华人，我们需要动员一成强的非华裔华校毕业生，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但接触后他们会否站出来支持，我有相当大的保留。这个问题其实和进发批评华教的“否定接触论”的本质问题是一样的。

在一个高度种族化，族群权益不平等的社会，族群问题有那么容易解决吗？教育领域的种族两极化现象，真实的原因就是少数族群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不平等的现象及特权阶级的存在，马来族群则不断被国家机器灌输马来人至上的错误观念。因此净选盟大集会时大家发现了瞬间的“国民团结”，回到去真实的不平等社会结构中，他们能够假装看不到种种歧视措施吗？他们会因为那么一刻的感动而说“不平等就不平等吧，我们团结就好！”吗？我是高度怀疑的。

因此，非华裔华校生会不会为华教挺身而出，待华教运动做出这方面的的努力后，让大家再来检验成绩和分析吧。

作为华教工作者

作为一个华教“官僚”，我看到这么有意义的讨论后，应该如何？好的官僚应该会提议举办更多的政策讨论及激荡的。我会建议领导人办个座谈会集思广益，一起来为华教运动来建言的。我也相信这是破除“华教圣牛”这种错误印象的必要行动的。 

黄业华
2012.10.16

转载：指马共被扣叛变帽子逼上梁山 论者吁重审12年抗英历史功过

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211057

指马共被扣叛变帽子逼上梁山
论者吁重审12年抗英历史功过

特约卓振宏 2012年10月8日 上午11点58分

马来亚共产党抗英已成过去，1948年毅然宣布放弃宪制斗争，宣布转入地下抗英建立马来亚共和国，直至1960年偃旗息鼓。这12年的抗英，马共的决策、方针、如1948年抗英是否合时？还是遭逼上梁山？抗英时期的行动如小长征、骚扰破坏等是否正确，依然不明，还需由当时党员为人们解密，总结其经验，以便能续往开来。

马共研究专家陈剑10月8日为马来亚华社研究中心增订版《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举行推介，并开讲马来亚共产党抗英斗争史，且请来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学兼马大客座教授原不二雄点评，华研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潘永强主持。

出席者以年轻世代为主，约50人讲挤满了面积不大的华研图书馆。主办单位原本安排原不二雄教授首先点评书籍，但是原不二雄却谦虚的说，没有资格点评此书，因此直接让陈剑开讲，之后只是与陈剑核对事件几个年份，如马共转入地下日期等。

对于马共12年的抗英功过，陈剑说是非虽已成烟，但这场抗英战争是正义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体，千万理想者所投入的可歌可泣运动过程 。”

“是一段轰轰烈烈血的历史。”

这一部《新解》是1999年陈剑等马共研究学者与陈平在澳洲“与陈平对话工作营”的对话记录及文稿。

陈剑，原名陈松沾，是知名东南亚冷战、马共研究国际独立学者。陈剑毕业于南洋大学，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亚州研究所隶属研究员、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受邀为澳洲国立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访问学者。

编著有《马来亚华人抗日运动》、《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等书。

英国惨胜战争

陈剑说，马共抗英是1948年至1960年，直到1989年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和平协定，其中达40年之久，是二战后世界最久之游击战。

抗争的最后虽是以英国人所称之和平过渡联盟而告终，英军谓之胜利，但陈剑总结的数据却质疑了英国人，“你赢了这场战吗”？

“这12年，英国动员了139个军团、45万人、发射10万次火箭攻击、3万3000吨炸药、2万5000次的航班的轰炸，共耗费15亿英镑，只为消灭马共与民族解放军7000多名人员。”

陈剑认为，马共在抗日时期扩展与渗入民间，令英国人十分担忧马共迅速成长将会影响其在马来半岛的控制力，所以在1945年返回马来亚后，虽向马共伸出橄榄枝如承认其合法性、颁发抗日勋章，但同时期也开始堵截马共向工会、民间的深入。

“1948年6月20日宣布紧急状态前的局势，英殖民政府宣布工会财政要职必须由工人担任，有计划地逮捕3000余名党员、左翼人士，其中千名为马来人，举全国军警围剿马共，而若这一切若非事前规划、暗中调查，怎会如此迅速？”

“我们从很多解密档案中，知道了镇压是处心积虑的，所找到的资料就如我那么高。还没有解密的、收集到的，有5个我那么多。”

发第一枪要负道德责任

陈剑说，就英国人而言谁发起第一枪，就要负上道德的责任，所以需要将责任丢给对方，而从那么多的解密档案来看，英国政府是早有发起战争的计划，所以马共的抗英其实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场抗英战争也是正义的！不过，陈剑也举出马共早已预见，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1948年3月、4月和5月的马共机关报《民声报》所刊登的会议报告，马共内部就已探讨了人民武装起来的迫切，如3月的《目前形势与党的路线》强调了人民武装是必要性，宣示人民武装与革命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惟英国人借和丰事件宣布紧急状态，将战争转为叛变，以冷战思维定调马共为国际共产阵营的代理人，抹掉马共的抗英是要解放民族，独立建国，以此丑化马共，也以此残酷、无人道的打压马共。

“说马共叛变，何叛之有？英国人将战争责任指向马共，这样也能合法化镇压马共，巧妙的扣上共产叛变帽子，在政治上能够绕过英国国会的批准，由殖民地大臣直接下令、又能避过联合国监督，不受国际条约制肘。”

“在经济上，避免了保险公司的战争不担保风险，园丘、矿场虽然生产力受影响，但仍继续生产，借马来亚胶锡纾解了英国二战后的财政困窘，外加当时韩战使得胶价大起，吸收了镇压马共的成本。”

“而在军事上， 英国可恣意妄为地以非正规战争手段对付殖民地人民，如强迫搬迁、焚烧民居、虐打胶工，不人道刑求、强奸妇女、曝尸示众等，无所不用其极。”

错误决策：小长征与骚扰破坏

谈及马共12年抗英期间的决策，陈剑指出应批判马共领导的一些错误论断，尤其是小长征与1949年6月议决的骚扰破坏。

马共的抗英斗争是以中共胜利为策略，运用毛泽东思想为政策，再以毛泽东游击战略为方针，所以在抗英时期，出现了杨果、陈平路线之争，前者认为必须化整为零，而后者偏重集结力量，最后马共选择了长征。

“1948年之时，马共打出集结兵力，建立抗英根据地的口号，这是学中国的长征，要搞一个根据地。

“南马部队调往彭亨州Tasek  Bera ，北马部队调往吉兰丹布劳。这个决定，切断了各州部队已有的民运、农村的支持。”

据陈剑说，他与陈平谈及此事时，按陈平说小长征最后只是在“大山里绕了几圈，最后一事无成”，这是非常大的战略性错误——森林并非农村，物资来源成了问题，结果牺牲了好多部队精锐。

“鱼离开了水就完了，你好不容易与乡村建立的联系（民运部队）就这样没了，再回来，人都没了，就算找回来，你也不知道是人是鬼（编按：奸细）。”

“民运部队遭解散后，就遭政治部搭上成了两头鬼，当马共再回来芭边重建联系，而找回的这些人就让马共上了当，牺牲了很多人”

陈剑总结这一小长征：只有6个月时间，就将精锐部队去掉了。

无差别破坏失人心

1949年6月，马共议决号召全党全军，积极开展战斗，进行骚扰爆破，打击敌人之时锻炼队伍、壮大队伍。

惟陈剑认为，马共“无差别”的骚乱、破坏，未清楚划分英国殖民地者与当地右翼势力、民族资产阶级，笼统地搞破坏，使得人心渐向英方靠拢。

“砍胶树、烧巴士、都是民族资本阶级受害，而若要让火车出轨，就应该瞄准运军需的铁甲火车吧，但不应该是运送民间物资的火车。”

其实，马共在十月的会议时，承认了过激的行为，并调转方针为与“不支持英国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战争的阶级合作”。

新村集中营，坚壁清野

陈剑指出，其实抗英初期，马共占优势，英国当时十分焦虑1950年至1951年的情况，马共节节胜利，一度使得英国以为大势已去。

但马共接下来的失策，加上英国人采取坚壁清野的新村政策，使得战情靠向了英方，而新村政策亦看出了英政府的不人道，叫人惊讶的是，陈剑说新村政策是出自马华创党元老陈祯禄。

“新村是变相的集中营，1950至52年，三年的移植建村费用达2000万美元，而这还是不足以建设新村的基建，村民只能打井取水、自建厕所等。”

“而当时马华发彩票称筹款，而抽出一二给新村建设。”

陈剑也说，新村的居住条件差强人意外，英国政府还实行了严苛的生活管制与物资配给，任何人携带食用生油一瓶或米糠一斤，就有接济马共之嫌，随之而来招惹军警的逮捕、扣押、严刑暴打等。

“居民从幅员广大的芭边搬来新村，所配给的耕地非常小，生产只能自给自足，所以村民被逼转行当胶工或矿工。”

“吉隆坡沙叻秀新村就是一列，村民三分二从务农转为胶工、矿工，为矿场胶园输送生产力。”

陈剑说，军方在逼迁村民之时，手段暴力，强硬搬迁村民资产等，甚至焚烧民居逼其搬迁。

“如吉兰丹浦莱（今话望生布赖）是前抗日军根据地，谷粮丰富，村民在二战前多同情马共，而英军为了切断马共的支援，强硬迁民，有的村民还遭分配到柔佛州的古来。”

“英军还不让村民带粮，竟毁村烧粮仓，现在还能在那里找到浩劫后的‘火烧米’。”

马共争独立，为土地而战

陈剑总结马共斗争六十年，说走过抗英、抗日、建国，虽然黯然结束，但无可否认的马共走在时代前沿。

“马共是第一个提出了建立理想国的政党，并且启蒙了群众，反侵略、反法西斯、抗日卫马、为土地而战。”

他说，这个历史不是一个英雄，一个领导的，而应该是人民的历史。该批判的必须面对，该更正的就必须纠正，以还历史一个完整面貌。

中共支援马共

提问环节时，有人问及陈平当年在北京时候的事，提出了陈平国外享乐之说，陈剑打趣说， 那是反对党的语言。其实，陈平当时在北京担任马共国外事务局书记，向中共讨教之后的抗争路线。

“在当时中印半岛赤化，印尼苏卡诺也与共产党合作，所以在中国眼里北边一片红，南边半边红，马共的窘境只是暂时的。”

“但陈平说，没资源要怎样打下去，邓小平就自60年开始每年百万元地接济马共。”

陈剑也说，马共当时由阿苏为代书记，惟阿苏并没将马共内部情况如实告诉陈平，百万元的支援过去了，但是回应却是无声无息，所以陈平那几年十分焦急。而阿苏所做的决定，也未知会陈平，因此不能将马共的失误完全丢给陈平。

公众问及当时国民党、殖民地政府、马共之间的关系，陈剑回复，基本上国民党是和殖民地政府同穿一条裤子。

“国民党是反共的，而当时殖民地政府的心里战术在（政治部心理战专家）杜志超以前是由国民党人筹划的。”

当今大马：《教育大蓝图》之国民团结

《教育大蓝图》之国民团结

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09295 黄集初 2012年9月19日 下午1点08分

【时政】天下未集

教育部终于2012年9月11日公布了《教育大蓝图》初步报告，提出了教育体系的五大愿景，十一项教育转型计划，誓言要培育出具有六大特征的新生代。

浏览了这份《大蓝图》，我把它概括为三个要点：单元思维、管理主义、精英导向。

本文在这里只评议单元思维，其余两点再另文详述之。

华教对语言政策有异议

从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之最终目标起，接下来的几份教育报告书，乃至本世纪迄今的三份《教育大蓝图》，单元思维是贯彻始终。单元思维的本质就是同化，不过，我们的政府是美其名为“国民团结”。

其实，在战后至独立前这一段时期，有关“国民团结”的争议已经开始了，当时用的字眼是“教育本土化”。战后，英国还想继续统治新马，所以全面推行英化教育，但隨著马来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英国人只好改弦易辙，提倡教育本土化。

另一方面，一些华教人士看到战后局面的转变，也很早就思考“本土化”的课题。这些华教人士认为，如果要在这块土地生存，必须果敢的断绝政治上认同中国，落叶生根，为下一代展开新的心理建设。

何谓教育本土化？就是要培养认同及效忠马来亚的公民。方法有两点：一、采用适应马来亚的实际环境，并发扬全民性立国精神的课纲和课本；二、只采用统一的官方语文，即英文及马来文。

当时的华教人士是同意前者，但不接受后者。易言之，华教运动的根本问题就是对国家的语言政策有不同的看法。

语言统一就团结？

因此，从联盟到国阵政府，始终把“国民团结”的问题归因为语言的问题，认为只要语言统一了，国民就团结了。《1961年教育法令》的中学改制，就是一个改变教学媒介语的问题。

接下来制定《1967国语法令》时，华社发动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也是希望让改制中学能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最后，沈慕羽以马青团长的身份被开除党藉，运动以失败告终，而且修改煽动法令，以致官方语文的问题从此以后不能再提了。

而且在那个时候，英文也视为是影响国民团结的因素，所以，英校也逐步被关闭。一直到马哈廸在2003年推动英化数理政策后，英语才不被视为是影响国民团结的因素。

数理英化同化华小

华小数十年来面临的种种问题，本质上就是国阵政府始终认为华语是问题，因此不断尝试削弱华语的传授，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予以关闭，一了百了。就算一时之间不能关闭，也要想方设法地削弱华小的华文水平及校园的中华文化氛围。

1987年，教育部大量派遣不具华文资格的教师出任华小行政高职，引发了华社大规模的抗议行动，甚至罷课三天。最后，当时首相马哈廸动用內安法令，逮捕106人，吊銷三家报章的执照，是为茅草行动。

2003年的数理英化政策，本质上就是以英文来“同化”华小。因为，基本上华小在小六检定考试（UPSR）只是考五科而已，即三科语文，再加上数学和科学，所以如果数理全面英化，则除了多了一科华文外，华小和国小是没有太大的差別。加上教育部也可不受限于华文资格，名正言顺地派遣大量不具华文资格的老师教数学和科学，这将对华小校园里的中华文化色彩带来极大的冲击。

2009年数理英化政策被废除，代之以“巩固国语加强英语”（MBMMBI）的政策。结果，原本因为数理英化政策而被削减的三节华文课没有恢复，而国文反而多增一节。2012年5月29日，教总发表文告，对华小第二阶段（四至六年级）国文节数由六节悄悄增至九节表达不满。

以国语优等衡量团结？

从上述的背景下，再看回现在这本《教育大蓝图》，是否正如首相纳吉所谓的“不是同化，而是融合”呢？

虽然《教育大蓝图》有阐明将维持多源流的国民型学校，并鼓励所有的学生学习包括华语在內的第三语言，但这些只是漂亮的门面话。因为，《教育大蓝图》还是很强调国语在“国民团结”上的重要性，而且与过去相比，是有过之而不及。

正如前述，国阵政府一路来都认为国民团结的主要障碍是语言问题，一直以国语做为国民是否团结的衡量指标。现在更进一步，是以国语是否优等来衡量国民是否团结。

在报告里就强调，84%的土著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考获国文科优等，华裔和印裔则各別只有63%和57%，而报告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型学校比较少用国语的缘故，所以要在小学四年级强化国文，采用与国小同等程度的国文课程纲要，进而在2017年废除预备班。这就是荒谬的地方。

首先，语言程度可以大分为两大层次：一是交际层次，二是学术层次。讲得简单点就是口语和书面语之分。基本上，与人沟通只要语言程度到达交际层次就差不多够用了，至少在日常用语中。就算和人吵架，也不太需要到达学术层次。

所以就算语言是国民团结重要因素，对大多数人而言，其国语的语言程度只要到达交际层次就行了。可是，报告里却是以优等做为衡量的标准，換言之，就算你能以一口顺利的国语与马来同胞沟通，不论在工作上，抑或在生活上，甚至谈情说爱，可是你的国文在教育文凭考试没有考到优等，你还是不够“国民团结”。是不是很荒谬。

少用国语归因太草率

其次，报告的论证也是很粗糙。众所周知，华小一直面临师资不足，拨款更不用讲，淡小也好不到那里去。所以，国小和华小及淡小不是在平等的办学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具备做比较的基础。

如果大家都在平等的办学水平上，搞不好华小出身的华裔生表现会更突出。可是报告里完全没考虑这个因素，就简单地归因为“比较少用国语”。

再进一步说，从其报告里所呈现的数据来分析，归因于“比较少用国语”根本就有问题。从报告书里，我们知道华裔就读华小的比例在2000年为92%，到2011年为96%；而印裔在2000年就读淡小的比例为47%，就读国小的比例为49%，到了2011年，分別为56%和38%。

也就是说，印裔与华裔相比，是有非常高的比例就读国小，那么印裔在国小应该是“常用国语”，因此，印裔考获教育文凭考试的国文优等的比例应该高过华裔才对。可是根据报告书，我们看到的是华裔考获教育文凭考试国文优等的比例为63%，高于印裔的57%。

其实，真正比较严谨的论证应该是比较各別在淡小就读和在国小就读的印裔生，看看这两类的印裔生在教育文凭考试国文程度上，是否有显著的差別。如果没有显著的差別，或者是淡小出身的印裔生表现更好，那“比较少用国语”的原因根本就不成立。

如是国小出身的印裔生表现得显著地好，也要进一步求证是否是因办学水平不一致所造成。事实上，一个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进来，包括学生的社经地位等。这里就不详述了，总之，虽然《教育大蓝图》请了许多国內外的专家学者来助阵，但报告书里的这个论证在学术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废预备班紧缩母语发展

下来，我们看看另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就是2017年废除预备班。这里不从实际的成效去讨论，而是从政策面去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思考下为什么会有预备班的出现。

这是因为我们的国民型学校，即华小和淡小，是母语教育，以华语和淡米尔语为教学媒介语，因此，到了中学阶段，要进入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中学，就需要有语言的转換。这就是预备班存在的意义。

今天，废除预备班的基础是建立在“巩固国文、强化英文”的政策上，所以，废除预备班是建立在国民团结的单元思维下。其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原本我们有六年不受干扰的时间，好好地发展孩子的母语，变成只有三年不受干扰的时间发展孩子的母语。下来的四年级至六年级是强化国文，但不保证维持及发展母语。请问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

如果，我们不在乎孩子母语的水平，那坚持母语教育有何意义？今天，报告书是阐明维持多源流国民型学校，但没有保证维持及发展母语的水平，所以，在不消灭国民型学校的情况，有关当局还是可以把国民型学校“国民团结”化。

语文教师应具双语资格

我们看回年头关于华小的国文科及英文科教师资格的争议，董总的立场是都要具备华文资格，而教总的立场是一至三年级要有华文资格，四至六年级不需要，而內阁会议则以教总的立场为准作出决议。

我们综观现在的《教育大蓝图》，始终还是有浓厚的单元思维，只是包装的更好，沾上一点多元文化的气息，即所谓的第三语言。因此，回过头再看回当时语文科教师资格的争议，董总的立场才是对华小最有保障。

就算教总认为高年段的学生用单语教学会更有实效，也应该坚持语文科教师具备双语资格。因为，双语教师在教学上可以用双语，也可以用单语。由于教总只是基于教学实效的考量而让了一步，《教育大蓝图》就进一大步，直接废除预备班。

总括一句，《教育大蓝图》始终还是用单元思维来思考国民团结的问题，而且，还更进一步侵蚀华小的语文环境，绝对不是一些评论者认为报告书写得很合情合理，只是执行的问题而已。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看法，那我只能说这份《教育大蓝图》的确包装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