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建议设各族母语学校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99668%3A&Itemid=113
2014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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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2日星期三
东方： 国民型中学毕业生的心声
东方：
国民型中学毕业生的心声
2014年2月10日
作者: 古燕秋 ， 栏名: 欣欣向荣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99242:&Itemid=203
上个月出席了华教园丁莫泰熙老师的华教故事课。莫老师分享了许多华教的故事，包括独中毕业文凭如何取得各国认可、新纪元学院毕业生的升学出路、白沙罗华小保校运动等。 莫老师的演说生动有趣、深入浅出，带著出席者瞭解大马华文教育一路蹣跚，但坚定走来的景况。我再一次发觉这些华教故事与国民型中学毕业生之间的距离。
记得小学快要毕业时，学校安排小六生到市区的独中参观。虽然独中的设备相对完善，授课语言又是华语，但家里经济並不允许孩子到需要每月付学费的独中升学。于是爸妈让我进入镇上那家有「华文名字」的政府中学唸书，当时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听说学校里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华人。
进入中学后，有一半老师是华人，学生几乎也是华人，连极少数的友族同胞也会说中文。除了每星期有5节列入正课的华语节外，如果其他科目的老师是华人，也都使用华语教学。食堂贩卖都是传统的华人食物（当然还有一家很受欢迎的马来档），农历新年时也会举行挥春活动。学生每年都要筹款以兴建学校礼堂。我天真的认为中学模式理应如此。
直到高中时，华语科任老师在课堂上递了一本薄薄的复印本给同学传阅，我才知道原来大马的中学分成国中、独中、国民型中学，是有其歷史原因。原来我的中学曾经和独中一样是「华文中学」，只是后来接受改製成为国民型中学，或更准確来说「政府的中学」。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个人，为了捍卫民族学习母语权利，而被政府吊销教师执照及褫夺公民权。这本书说的是「族魂」林连玉的故事。
中学时因为老师的复印本而认识林连玉，大专期间，听到当时逝世的林晃昇先生的生平事跡，也从系上独中毕业的同学口中，稍微瞭解我国的华文教育情况。那时候，我才瞭解到原来自己一直以为在念著的「华文中学」，其实与独中的「华文教育」是两码子事。虽然一些国民型中学与独中有相近的校园文化，但两个不同学校的学生对国家与母语教育发展的认识，个人学习上的经歷与教育认同是截然不同。
我国现在的华人母语教育几乎等同于独中的教育发展。华社几乎把所有的教育资源投进独中，遗忘了在1960年代接受改制的国民型中学。许多国民型中学毕业生缺乏瞭解母语教育发展，自己所处中学的「前世今生」的机会。这对华社来说是很可惜的事，因为这些毕业生將来也会是社会的一分子。如果可以及早瞭解母语教育的歷史进程，相信日后会是母语教育的生力军与重要支持者。
我很开心提到莫老师说他也到国民型中学说华教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软硬体资源投入这些中学，包括培育更多的华教园丁到国民型中学说故事、协助筹募建设的经费，不要让国民型中学处于独中与国中教育源流之外的边缘位置，忽略这些学生与独中生一样，有瞭解母语教育歷史发展的机会，及他们对母语教育贡献的潜力。
记得小学快要毕业时，学校安排小六生到市区的独中参观。虽然独中的设备相对完善，授课语言又是华语，但家里经济並不允许孩子到需要每月付学费的独中升学。于是爸妈让我进入镇上那家有「华文名字」的政府中学唸书，当时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听说学校里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华人。
进入中学后，有一半老师是华人，学生几乎也是华人，连极少数的友族同胞也会说中文。除了每星期有5节列入正课的华语节外，如果其他科目的老师是华人，也都使用华语教学。食堂贩卖都是传统的华人食物（当然还有一家很受欢迎的马来档），农历新年时也会举行挥春活动。学生每年都要筹款以兴建学校礼堂。我天真的认为中学模式理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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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因为老师的复印本而认识林连玉，大专期间，听到当时逝世的林晃昇先生的生平事跡，也从系上独中毕业的同学口中，稍微瞭解我国的华文教育情况。那时候，我才瞭解到原来自己一直以为在念著的「华文中学」，其实与独中的「华文教育」是两码子事。虽然一些国民型中学与独中有相近的校园文化，但两个不同学校的学生对国家与母语教育发展的认识，个人学习上的经歷与教育认同是截然不同。
我国现在的华人母语教育几乎等同于独中的教育发展。华社几乎把所有的教育资源投进独中，遗忘了在1960年代接受改制的国民型中学。许多国民型中学毕业生缺乏瞭解母语教育发展，自己所处中学的「前世今生」的机会。这对华社来说是很可惜的事，因为这些毕业生將来也会是社会的一分子。如果可以及早瞭解母语教育的歷史进程，相信日后会是母语教育的生力军与重要支持者。
我很开心提到莫老师说他也到国民型中学说华教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软硬体资源投入这些中学，包括培育更多的华教园丁到国民型中学说故事、协助筹募建设的经费，不要让国民型中学处于独中与国中教育源流之外的边缘位置，忽略这些学生与独中生一样，有瞭解母语教育歷史发展的机会，及他们对母语教育贡献的潜力。
星洲： 國民型中學嚴缺華文教師‧王超群：教部錯估人數致師資荒
星洲：
國民型中學嚴缺華文教師‧王超群：教部錯估人數致師資荒
2014-02-12 10:13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348676?tid=77
（雪蘭莪‧八打靈再也11日訊）教總主席王超群指出，目前全國各國民型華文中學嚴缺150名華文科教師，主要原因是去年於蘇丹依德理斯師範大學中文教育系畢業的102名學員，至今還未被調派到中學執教。
他也指出，教育部錯誤計算中學所需的華文科教師人數，是導致華文科師資短缺的其中原因。
畢業生被派執教非本科
“教育部應馬上糾正計算方法，實際上華文科教師並沒有出現過剩，因為很多唸中文本科畢業生被分派執教其他科目。”
王超群接受星洲日報訪問，針對馬來西亞國民型華文中學校長理事會主席吳文寶呼吁教育部，儘快解決全國國民型華文中學的華文科師資荒問題，這麼回應。
吳文寶昨日透露，去年共有102人畢業於蘇丹依德理斯師範大學中文教育系，他們是受訓到中學執教華文科，但竟有些學員被調派去小學執教，許多學校只能由非華文科專業的教師來教導華文科。
王超群指出，去年1月和6月共有134名教師從蘇丹依德里斯師範大學（UPSI）中文組教育系畢業，但只有102人上網登記有意當教師。今年6月，另有20名學員即將畢業。
“教育部已通知134名教師，於今年1月15日前往教育服務委員會面試，至今面試成績還未出爐。我們希望教育部能儘快安排上述教師到國民型中學執教華文。”
“一些師範大學中文組教育系畢業生被當局亂調派到小學執教，因此我希望當局能夠把有關教師調回中學教書。”
他提到，一些出席面試的教師向教總反映指，面試表格上有詢問教師是否願意到小學執教一欄，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唸UPSI的用意是準備到中學服務。
促重新開辦DPLI課程
他呼吁教育部重新開辦大學畢業生教育文憑課程（DPLI），以培訓更多華文科教師，以舒緩國民型中學師資短缺問題。
教育部是基於中學教師人數已足夠，而於2010年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教育文憑課程學員畢業後，決定停止開辦這項課程。
此外，王超群不滿表示，去年10月約有490名畢業於教育學士課程（PISMP）的教師已接到委任狀，但是至今仍未調派到小學執教，這是令人費解的事。
他促請教育部儘快安排這批老師到小學執教，避免浪費資源和解決師資不足問題。
魏家祥：師範中文組畢業102教師
“應馬上派往各校執教”
“應馬上派往各校執教”
馬華署理總會長拿督魏家祥促教育部履行承諾，立即委派去年從蘇丹依德里斯師範大學（UPSI）中文組畢業的102名教師到所需的各校執教，然後才委任他們為正式教師。
他今日受詢時表示，全國國民型華文中學嚴缺150名華文科教師的問題其實可以馬上解決，教育部在此前與他及華團會面時已做出這項承諾，他們也必須這樣做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新學期已過一個月，他表示師資荒問題刻不容緩，並促教育部莫拖延新教師調派事宜。
周世揚斥教育部無心解決
馬來西亞行動方略聯盟改制中學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周世揚說，教育部掌握了充份的資訊和數據，各學校需要多少師資、哪一年會有多少教師退休、教育部需要培訓多少師資，只要教育部有心處理，根本不應該發生嚴缺華文師資的問題。
他認為，教育部不應再在缺乏師資、中學華文師資被調到國小等問題上推卸責任，因為這根本就是失職。
他補充說，“很明顯地，教育部在華文師資培訓上，根本沒有全盤性的計劃。由此可見這不是教育部能力的問題，使他們根本無心解決華文師資問題。”
以行動方略所掌握的數據來計算，在國民型中學嚴缺150名華文師資的情況下，全國共有20%的國民型中學學生受影響。這無論對現有的華文教師或學生而言這都是不公平的。
他說，缺乏華文師資的問題，嚴重打擊了國民型中學希望還原每週5節以上華文課國民型中學本質的目標，也慢性侵蝕了國民型中學的特徵，這是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據本報向教育部探悉，教育部副部長拿督葉娟呈明天將會召見師資調派單位的相關官員，以瞭解國民型中學缺乏華文師資的問題。
另外，教育部也希望各界給教育部一點時間解決此問題。
●沙巴
8校缺22華文科教師
\亞庇中學最嚴重
\亞庇中學最嚴重
沙巴州8所國民型華文中學目前共缺乏22名華文科教師，情況最嚴重的是規模最大型的亞庇中學，共缺6人。
沙巴董聯會國民型中學發展小組主任陳俊傑今天受訪時希望教育部能夠儘快解決華文科師資荒，避免讓非主修華文科教師執教華文科。
他認為，讓非主修華文科教師執教華文科，將會加重教師們的工作負擔，對教師非常不公平。
●柔佛
3國民型中學
僅培智面對問題
僅培智面對問題
在柔佛州3所國民型中學之中，禮讓利豐港培華國民型中學及昔加末昔華中學都沒有面對華文師資短缺的問題，只有豐盛港培智國民型中學暫時缺少2名華文科教師。
豐盛港培智國民型中學校長陳鼎星表示，目前該校只缺少2名華文科教師，相信將可在不久後填補。
●檳城
●檳城教育局：華小教師深造改主修科
“資料未改導致失衡”
“資料未改導致失衡”
檳州教育局一名發言人也向本報提出同樣的看法，即一些華小教師繼續進修考取大專文憑且主修其他科目，例如理科或歷史。然而，當他們畢業且派往中學執教後，教育部電腦資料卻沒更改他們的主修項目，反而保留他們初入杏壇時的專業，即華文教師。
他說，這情況導致當局在定義“華文教師”方面有所出入，也使到華文師資培訓方面出現了失衡。
他也說，這些教師當中，部份因為他們所服務的中學缺乏華文老師，因此校方安排他們協助教導一兩班初中的華文，以紓緩華文師資嚴缺的窘況。
“這種情況，在國民型中學是很常見的。當然，校方不會加重這類教師的教學負擔，主要安排他們教一班的華文課而已，畢竟，他們的主修是其他科目。”
在吉打州，基本上每年都缺華文科師資，校方只能安排非主修華文的教師協助紓緩問題。
●馬六甲
讓具教華文背景者教華文
3校自行“調派教師”
3校自行“調派教師”
受訪的甲州3所國民型中學對華文科師資不足的情況另有對策，即把在華小具有教華文背景，但在大學主修非中文教育系或非中文系的教師調派教華文，才勉強應付國民型華文中學華文科師資不足問題。
聖母中學：教師尚能應付
聖母中學校長張秋容比喻，這情況就像一名師訓學院華小組畢業的教師，過去長期在華小教華文，該名教師之後在大學主修地理，畢業後其專科理應是中學地理教師，但考慮到該教師具有教華文的經驗，加上國民型中學嚴缺華文科教師，唯有出此對策。
然而，根據教育部的系統，卻以該教師在華小教華文的背景為計算（Chinese Teacher），而非考量該教師具有大學地理的專科資格（professional），使得教育部系統顯示，國民型中學具有“足夠”
的華文教師，事實並非如此。
她補充，教育部理應調派足夠的大學中文教育系師範畢業生，填補國民型中學的華文科教師空缺，而非單憑系統，認為有關國民型中學具有“足夠”的華文科教師，實際上那些“華文科教師”，並非中文教育專科畢業，理應根據他們的大學教育本科執教。
她透露，聖母中學目前有9名華文科教師，7人擁有大學中文教育系背景、另2人是華小教中文資歷，尚能應付該校的華文科執教。
育民中學：湊足7華文教師
育民中學校長吳秀玲也是同樣做法，她把該校2名非大學中文教育系畢業，但曾有華小教華文經驗的教師，調派與其他5名具有大學中文教育系背景的教師執教，湊足該校7名華文科教師的陣容，才解決華文科師資荒。
該校去年只有5名中文科教師，少了兩人，慶幸今年得到解決。
華文中學：擔心調走教師
馬六甲華文中學校長李志全披露，該校目前有8名華文科教師，只有4人具有大學中文教育或中文系背景，餘者只是小學教華文，大學主修非中文的資歷。
他擔心，一旦教育局把4名大學中文教育背景的教師調走，將導致該校面臨嚴重的中文教師師資荒，因此希望教育局能調派更多具有大學中文教育資格的教師。
●彭亨
教育局：7校面對師資荒
“通過母語班解決問題”
“通過母語班解決問題”
彭亨教育局華文科助理局長陳慧琦今日表示，雖然州內7間國民型中學面對華文師資荒，但這問題已通過母語班（POL）方式解決。
母語班是由教育局安排其它學校華文科教師前來學校教課，有關教師可享有津貼。
詢及這7所學校缺乏教師數目時，她說，還在統計中。
與此同時，丹那布爹國民型中學董事長拿督朱源安說，學校目前共有6名華文科教師，有2個空缺待填補。
他說，學校已經向教育局反映問題，要求儘快派教師前來執教。
立卑中華缺3教師
另一方面，立卑中華國民型中學董事長拿督房光輝說，學校共缺乏3位華文科教師。
目前中華中學教導華文科的教師有4人，他們包括校長、副校長和兩名教師，但是他們都不是主修華文的教師。
學校教師說，在沒有主修華文科的教師的情況之下，校長、副校長和教師都必須負起責任來教導學生華文。
此外，根據瞭解，直涼國民型中學尚缺乏2位華文教師。
●吉蘭丹
2校缺3華文科教師
校方等待填補空缺
校方等待填補空缺
吉蘭丹州只有2所國民型中學，這2所位於哥打峇魯的華校，目前一共缺乏3位華文科教師。
哥打峇魯中正國民型中學校長張順成指出，隨著該校一名女教師今日正式榮休後，該校目前缺乏一名華文教師。
哥打峇魯中華國民型中學校長林佩玲受詢時披露，該校目前還缺乏2位華文科教師。
●登嘉樓
僅1國中缺華文教師
登州華文科督學劉德甲表示，登州有1所國民型中學及7所國中開辦華文科，唯只有1所國中缺少華文教師，即勿述的東姑瑪慕中學一校。
●霹靂
李培英：90%學校陷困
“欠缺51華文科教師”
“欠缺51華文科教師”
馬來西亞國民型華文中學校長理事會霹靂州代表李培英表示，霹靂州17所國民型中學，有90%面對缺乏華文科教師的困境，目前州內欠缺51名華文科教師。
她說，針對此問題，日前全國國民型華文中學校長匯報會上總結出兩點最大原因，即教師被“標籤”錯誤，以及節數計算錯誤。
她說，有的教師原本在華小執教，被教育部歸類為擁有華文資格的教師，但後來到師範大學主修其他科目如化學，畢業後被派到中學執教時，理應是教化學，但教育部方面仍把這名教師“標籤”為華文教師。
她說，至於節數錯誤，是在於國民型中學華文科節數是每星期5節，教育部卻以3節來計算，少了約一半，在計算師資時也會出現與事實不符的情況。
她表示，霹靂州內大部份國民型中學在面對華文科師資不足時，多會讓非主修華文的教師兼教華文科，這對老師來說很吃力。
“比如要主修化學的教師兼教華文，教師就必須花費更多時間為兩種科目備課，即使教學品質不理想也沒話說，因為他們原本就不是主修華文的教師。”
| 編者的話
一加一不就等於二？
國民型中學150個華文教師空缺待填補，校方苦不堪言，各尋對策；與此同時，師範大學中文組主修華文的102名學員在畢業後，還在等候調派，天天在問何時才有工作。
以上兩種極端現象，足以解釋國民型中學為何沒有華文教師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很明顯是人為造成。
要解決上述問題是何其簡單，只要把現成待業的教師派去填補空缺，再把原有主修中文卻派去教其他科目或被派到技職學院或華小的中文教師調回來中學教中文，問題就幾乎解決了。
在教育界服務超過30年的副教長葉娟呈女士，卻把如此淺顯一加一等於二的解決方案看得非常複雜，非要召集精英多次深入研究和探討問題出在哪裡，然後由官員慢條斯里的去處理，才叫人感到費解。
新學年開學至今已一個月半，國民型華文中學的華文科師資尚未解決，102名中學華文教師還在待業中，數百名華小準教師也還有部份未接到委任信。葉副部長是不是應該好好應用一下手中的權力，指示官員莫再拖延和諸多藉口，快速的行動去解決問題？
問題的根源和解決問題的方案都有了，都不知道教育部還在等甚麼？
|
（星洲日報／獨家報導：余秘葉／陳雲清／楊薇屏／林偉良／陳玉思／謝仲洋／張德蘭／麥肖劍／羅水萍／洪維聰／萬綺珊／劉愛玲）
2013年11月13日星期三
转载：黄润岳在（后）大分裂时代的家国想象
转载：黄润岳在（后）大分裂时代的家国想象
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6566
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6566
【艺文】前夕乍晓
抗战时期，不少中国文人为了宣扬抗战或逃避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而选择南渡，他们之中主要是左翼文人。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在陪都重庆、中国西南部以及南京地区的文人、报人开始大量向海外飘移。一部分经香港、新加坡而至马来亚。
另一部分由中国西南边境入缅甸，辗转由曼谷南下新马。此次南下的文人以亲国民党者居多，一部分为国府旧部，他们在大分裂最炙热阶段的写作散见于中国大后方报章如《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然而，这批文人在1949年以后十几年间在新马留下的作品，仍无法脱离因祖国政治分裂而产生特殊的心理折射。
我把这些滞后的书写或延宕的创伤视为1949年以后离散南来文人的特殊表达形式，这跟当时微妙的新马环境不无关系。英殖民政府一方面强力打压、查封马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抑制国民党势力在新马华人社会的传播。
然而，亲国民党文人的创作在题材、氛围、笔调上，仍无法脱离大分裂时期动荡的年代及其自身的离散情境。
滞留马来亚任华校校长
本文将谈黄润岳在后大分裂时期的写作现象。国共大分裂末期，黄润岳已被派驻吉隆坡中华民国总领事馆，未几获英殖民允许居留马来亚，此时虽已脱离大分裂时代，然而，它对文人造成的创伤，尤其面对国破家亡的祖国，作为离散/流亡文人，他们如何想象家国，都蕴藏在他的作品中，需要仔细的推敲。
作为大分裂时期的离散中国文人，他们的言行或隐或显，都和当时剧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脱离不了关系。1949年大陆政权易帜后，英国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驻马领事馆不得不关闭。
黄润岳不选择追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而滞留马来亚，辗转担任多所华校的校长。因着祖籍地的差异、语言的隔阂、客观因素的猜疑，这些文人在南洋即便产生了落地生根之感，也不得不继续在南洋离散，并对祖国产生了复杂幽微的感情。
领事馆人员被遣散之后，黄润岳首先在芙蓉担任高等师范班主任，1950年下半年前往霹雳州和丰兴中中学长校。因马共在当地的反英活动异常活跃，殃及学校，他在兴中逗留约半年，断然选择离开，转到柔佛龙引（Rengit）中华中学长校。
双重的离散状态往往夹缠交叠，他在南洋的离散，隐隐透露他不得不选择告别故土之原因，以及他怀想故土的方式。笔者姑且把他归为拥护国民党的南来文人，以别于左翼文人。
1961年：与教师总会同仁摄于吉隆坡树胶公会。中立者是主席林连玉。前排右一是黄润岳。取自《恩雨润岳：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
故园回忆与世界公民
中国离散文人，对祖国最深刻的印象，似乎只有童年。战乱与流离给他们留下的选择性的怀念——尤其特殊的人事，往往成为他的写作中心，而且俨然成为他那一代文人（如姚拓、黄崖）共同的、集体的怀念。
黄润岳大学毕业后，被派往南京外交部工作，1948年受其政大学长李琴的邀请赴马，大陆政权易帜后，他获得英殖民政府的批准，留在马来亚。根据他的自述，当时选择派驻国外的最主要原因，是南京的生活捉襟见肘，不得不选择出走。这跟南方沿海移民南渡的原因竟不谋而合，在那个关键时刻，黄润岳冥冥中已在自己的生命道路上做出了选择。
他首先在芙蓉教导高中师范班约半年，1950年下半年以降，先后在霹雳州兴中中学、柔、柔佛龙引中华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1974年退休，服务于大马华文教育凡25年，退休后移居加拿大与儿女团聚。他在大马的身份，以他自己的话概述：
“我的工作地址，便是我的家园，我没有老家，我没有故园，连湖南省籍的人都没有组织一个同乡会，到了我没有工作时便变成没有根了。我几乎像是从天而降在大马似的，上一辈没有人，平一辈不在，无亲无戚，无依无靠，除了我们夫妻两人，近两年连下一代也分散在天涯海角。……于是，我再写诗就不免表现出这一点苍凉。”（按：加粗字体为笔者强调）
退休后与加拿大儿女同住，大马友人时不时招他回马再做几年事，他的感怀就更深了。
他写道：
“如今，我不是食无鱼，也不是出无车，而是无以为家。......即令我欲乘风归去，也没有琼楼玉宇。……加上几十年的老牛破车，身心都已经很疲乏了。在那里居住都是一样。我倒是一个地道的世界公民了。”（按：加粗字体为笔者强调）
这种无根无家，从天而降之感不仅黄润岳所独有，对大分裂时期南来的文人尤其普遍，由此衍生的所谓世界公民意识或许是一种复杂的心绪，的确不容易为时人所理解。
1973年11月：黄润岳与林连玉、陆庭瑜在吉隆坡合影。取自木马网站。
回忆录记叙不同人生阶段
阅读黄润岳的作品，不能纯作文本封闭式阅读，必须留意三个方面。其一是他的回忆录，提供了阅读的参照与线索。
黄润岳是马华作家与文化界当中，撰写最多部回忆录的作家，他的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回忆录，如《黄金时代》分四个部分，分别回忆儿时与上学堂、中学、上大学与恋爱结婚的人生阶段。
他继续在《蕉风》杂志写续篇《熬煎》，此部分着重写他初至马来亚，他由领事馆人员转入华校服务的生活与心事。第三部《龙引十四年》则记录了他在柔佛龙引中华中学长校的回忆，并以之纪念与他关系极为密切的华教工作伙伴，即该校董事长郑振中先生。
第四部为《此生此旅》以他儿时在湖南乡下的故事为骨干，一直写到他南渡马来亚，到1961年临危受命，领导教总的过程。第五部《丰盛之旅》则结合了他一生的点滴与他重归圣灵的记录。
甚至，他的某些小说如《后湖的黄昏》，也以重庆为背景，记述两个各有眷属的男女的爱恋和幽微的感情。其回忆录，屡次回到他儿时至成长的故乡，书写他的父亲、母亲，恰恰因为如此，更难以掩饰一个离散者的现实处境与家国失落的怅惘。
和左翼文人写作旨趣不同
黄润岳的毕生写作（包括自传），文字简洁流畅，豪放幽默，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心理上似乎没有留下痕迹。这一类自传性散文，对离散者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自传《龙引十四年》是黄润岳侧身马来亚教育界的第一篇自传，写他与龙引中华中学董事长郑振中的深笃情谊与结谊经过，他俩除了主雇关系，也体现为父子、兄弟关系。
郑振中不仅在生活上、学习上给他无私的关照，在马来亚华校发展陷入低潮的时候，黄润岳填补了林连玉被当局褫夺公民权和撤销教师注册证而留下的华校教总的空缺，这时候他随时准备被逮捕入狱、被褫夺公民权，被驱逐出境，但郑振中在背后给于他很大的支持。
隔年（1962年），黄润岳与郑振中合作，坚决抗拒中华中学改制。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几间华校能够挺住六十年代初改制风潮的冲击，黄润岳和郑振中董（事）校（长）之间的合作是一个令人敬仰的风范。
黄润岳《振中亭记》碑。取自马来西亚中华人文碑林网站。
其二是他作品中营造的氛围与趣味，颇为一致，大略都是富有阶级或华人公务文员的故事、视角与品味，譬如在重庆时就打桥牌、泡茶楼、喝酒、跳舞，在左翼观点看来，无非是小资情调。旅美深造期间，他也在游记中谈过调酒品酒。
作为华校校长，他和殖民地官员的交往颇为密切，这是华校校长之间所少见者，吊诡的是，他同时是教总（一个反主流教育体制的组织）的领导人。他和英籍教育官员钟士曾共游马来亚，钟士超爱华人餐食，两人由南至北沿途吃尽马来亚华人餐馆的美食，后来钟士还约他合撰一本马来亚华人民间料理的研究著作，但没有成事。
上述情况与他30岁以前在重庆上大学以及后来在南京的外交官生涯，对他以后在马来亚的生活习尚大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国民党治下公务文员的一般状况。这跟较早前或同时期的左翼文人的写作，无论就个人品味或写作趣味都很不同。
1954年：与柔佛州华校总视学官墨甘霖先生及其父母合影。取自《恩雨润岳:：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
小说潜伏着离散意识
其三，他的作品意义隐藏在片段/碎片之中，从整体上来看可能看不出作者的真正用意。鉴于此，黄润岳小说的细节反而更值得注意。《逆流》是最佳的例子。
《逆流》于1959年由蕉风出版社出版，列为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随《蕉风》附送，全文36页。故事大概发生于战后若干年的和平时刻，讲述一个来自东京的华裔商人张文卿，因业务关系，常常到吉隆坡来。
有一次，在吉隆坡的一间酒吧巧遇大学同学的妹妹胡清凤。她嫁给吉隆坡一个华人富商的儿子陈克佳，张文卿到该酒吧用餐那天，不巧撞上胡清凤在该酒吧开生日会，“你算是不速之客，从天而降.......”，于是胡把张“拖着我加入到他们的阵容”。
故事中的巧合或无以逆料（从天而降）若跟黄润岳现实中的命运与自况并列，其吻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显然，小说蕴含着黄润岳个人生命际遇，离散意识潜伏其中。
故事的中心在于叙述胡清凤嫁到南洋以后，与家婆发生芥蒂，她对家翁、家婆的牢骚、抱怨与怨愤，以及对丈夫的颐指气使、好使性子等，皆因远离故乡与娘家而起。况且，夫家的节省让她拿来和娘家的体面相比：
“克佳讲得马来亚像天堂一般。哼！全部是那么回事。我要回香港去，恨不得立刻就走。还是住自己的家里好，我的爸爸妈妈才不想他家的。你从前常到我们家玩，你看，我的爸妈多好！我们在上海南京时有的是钱，我们不要省这省那。如今在香港，已经没有什么钱了，我家还是和从前一样，一个家有一个家的体面，体面总是要维持的。要省那么多钱干嘛？”
祖国的坎坷与颠沛，使得离散者更如弃儿，也更迫切希望获得祖国母亲的关怀与探问。胡清凤母亲急切从张文卿口中了解女儿的情况正可以反衬作者本人的内心真实。
作者借“我”的口说：“母亲对于女儿的怀念与担心，只想从我这第三者来获得解答与安慰。她每天要问一些清凤的生活，好像听不怨似的。”以后每次“我”到吉隆坡，清凤总是首先赶到旅馆，这回“论到他来问我关于她妈妈的生活了。”
起初是清凤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后来进一步发展成“我”太太对于清凤的关怀与眷恋，“清凤将我太太看成母亲一般的亲热，坐下来便一直不停的在小声的谈。”
作者在文中透露的何尝不是离散者的处境，他们在一个陌生环境中的出现，是巧合，是“从天而降”，正如小说主角胡清凤和陈克佳的相识。而胡清凤“意外”嫁往南洋，不正点出了黄润岳本人流落新马的写照？用黄自己的语言，是“从天而降”新马。
马来亚新国家观
经历了动荡的年代，作为离散文人之黄润岳也并非全然没有家国乃至国家想象。1957年，他获美国新闻处安排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研修半年。期间，获国民党外交前辈高宗武引荐，与胡适之见面。
早前，胡适之在旧金山的演讲，“主张华侨子弟要注重当地语文，因为中文的学习要花费很多时间，太不经济。”胡适之在言语间对南洋华人对母语的坚持而造成融入当地的障碍似有微词，黄借机向胡适之解释华侨在马来亚的人口比率、华文教育体系的完整性、华侨子弟的中英双语能力以及彼等必须坚持学习国语（母语中文）的原由。他这样说：
“事实上，马来亚只有华巫两大民族，而其语言文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既不能融合。所以，华巫两大民族，应以不同的语言文字，共同建立新的马来亚文化。英文虽为世界通用语言，只能作为工具，便利通商或科学研究，不能要华巫两大民族用英语来建立。用法律强迫中国人学巫文，或巫人学中文，都是拔苗助长。不同语言文字的数种民族，共同建立一个单一国家的例子甚多，挪威、卢森堡、比利时、瑞士等皆是。世界上也绝无一个国家的民族和语言是单纯的。今日的美国，才不用法文或西班牙文讲书。因此，马来亚华人也要维护和发扬中华文化，才能把新的马来亚文化建立起来。”
这些事迹，黄润岳都写在《我的朋友胡适之会见记》一文中，从中初次具体突出了他的国家想象以及对马来亚立国的新国家观。这是经历后大分裂时代的离散者的自剖，那时候他也还未取得马来亚公民身份。显然，他所念兹在兹的马来亚文化既追求融合、统一，政治上属于民族-国家形式，却是是开放、包容的。
这样的表白，他很少在他个人的其他作品中谈起，对一名大分裂时代的离散者而言，他的想象不仅符合马来亚华人的愿望，也可说是离散者的家国想象的转移。
黄的新国家观，可以说是大分裂以后的裂变。如果建立马来亚文化（Malayan culture）——相对于目前的马来人主权（Ketuanan Melayu/Malay dominance）的主从观念，黄润岳从湖南故园（相对于已败走而不得不迁移的国府）的回忆过渡到马来亚国家的想象，此无疑揭示了一个离散文人的心理转折，一个后分裂时期的胚变。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抗战时期，不少中国文人为了宣扬抗战或逃避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而选择南渡，他们之中主要是左翼文人。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在陪都重庆、中国西南部以及南京地区的文人、报人开始大量向海外飘移。一部分经香港、新加坡而至马来亚。
另一部分由中国西南边境入缅甸，辗转由曼谷南下新马。此次南下的文人以亲国民党者居多，一部分为国府旧部，他们在大分裂最炙热阶段的写作散见于中国大后方报章如《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然而，这批文人在1949年以后十几年间在新马留下的作品，仍无法脱离因祖国政治分裂而产生特殊的心理折射。
我把这些滞后的书写或延宕的创伤视为1949年以后离散南来文人的特殊表达形式，这跟当时微妙的新马环境不无关系。英殖民政府一方面强力打压、查封马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抑制国民党势力在新马华人社会的传播。
然而，亲国民党文人的创作在题材、氛围、笔调上，仍无法脱离大分裂时期动荡的年代及其自身的离散情境。
滞留马来亚任华校校长
本文将谈黄润岳在后大分裂时期的写作现象。国共大分裂末期，黄润岳已被派驻吉隆坡中华民国总领事馆，未几获英殖民允许居留马来亚，此时虽已脱离大分裂时代，然而，它对文人造成的创伤，尤其面对国破家亡的祖国，作为离散/流亡文人，他们如何想象家国，都蕴藏在他的作品中，需要仔细的推敲。
作为大分裂时期的离散中国文人，他们的言行或隐或显，都和当时剧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脱离不了关系。1949年大陆政权易帜后，英国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驻马领事馆不得不关闭。
黄润岳不选择追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而滞留马来亚，辗转担任多所华校的校长。因着祖籍地的差异、语言的隔阂、客观因素的猜疑，这些文人在南洋即便产生了落地生根之感，也不得不继续在南洋离散，并对祖国产生了复杂幽微的感情。
领事馆人员被遣散之后，黄润岳首先在芙蓉担任高等师范班主任，1950年下半年前往霹雳州和丰兴中中学长校。因马共在当地的反英活动异常活跃，殃及学校，他在兴中逗留约半年，断然选择离开，转到柔佛龙引（Rengit）中华中学长校。
双重的离散状态往往夹缠交叠，他在南洋的离散，隐隐透露他不得不选择告别故土之原因，以及他怀想故土的方式。笔者姑且把他归为拥护国民党的南来文人，以别于左翼文人。
1961年：与教师总会同仁摄于吉隆坡树胶公会。中立者是主席林连玉。前排右一是黄润岳。取自《恩雨润岳：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故园回忆与世界公民
中国离散文人，对祖国最深刻的印象，似乎只有童年。战乱与流离给他们留下的选择性的怀念——尤其特殊的人事，往往成为他的写作中心，而且俨然成为他那一代文人（如姚拓、黄崖）共同的、集体的怀念。
黄润岳大学毕业后，被派往南京外交部工作，1948年受其政大学长李琴的邀请赴马，大陆政权易帜后，他获得英殖民政府的批准，留在马来亚。根据他的自述，当时选择派驻国外的最主要原因，是南京的生活捉襟见肘，不得不选择出走。这跟南方沿海移民南渡的原因竟不谋而合，在那个关键时刻，黄润岳冥冥中已在自己的生命道路上做出了选择。
他首先在芙蓉教导高中师范班约半年，1950年下半年以降，先后在霹雳州兴中中学、柔、柔佛龙引中华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1974年退休，服务于大马华文教育凡25年，退休后移居加拿大与儿女团聚。他在大马的身份，以他自己的话概述：
“我的工作地址，便是我的家园，我没有老家，我没有故园，连湖南省籍的人都没有组织一个同乡会，到了我没有工作时便变成没有根了。我几乎像是从天而降在大马似的，上一辈没有人，平一辈不在，无亲无戚，无依无靠，除了我们夫妻两人，近两年连下一代也分散在天涯海角。……于是，我再写诗就不免表现出这一点苍凉。”（按：加粗字体为笔者强调）
退休后与加拿大儿女同住，大马友人时不时招他回马再做几年事，他的感怀就更深了。
他写道：
“如今，我不是食无鱼，也不是出无车，而是无以为家。......即令我欲乘风归去，也没有琼楼玉宇。……加上几十年的老牛破车，身心都已经很疲乏了。在那里居住都是一样。我倒是一个地道的世界公民了。”（按：加粗字体为笔者强调）
这种无根无家，从天而降之感不仅黄润岳所独有，对大分裂时期南来的文人尤其普遍，由此衍生的所谓世界公民意识或许是一种复杂的心绪，的确不容易为时人所理解。
1973年11月：黄润岳与林连玉、陆庭瑜在吉隆坡合影。取自木马网站。
回忆录记叙不同人生阶段
阅读黄润岳的作品，不能纯作文本封闭式阅读，必须留意三个方面。其一是他的回忆录，提供了阅读的参照与线索。
黄润岳是马华作家与文化界当中，撰写最多部回忆录的作家，他的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回忆录，如《黄金时代》分四个部分，分别回忆儿时与上学堂、中学、上大学与恋爱结婚的人生阶段。他继续在《蕉风》杂志写续篇《熬煎》，此部分着重写他初至马来亚，他由领事馆人员转入华校服务的生活与心事。第三部《龙引十四年》则记录了他在柔佛龙引中华中学长校的回忆，并以之纪念与他关系极为密切的华教工作伙伴，即该校董事长郑振中先生。
第四部为《此生此旅》以他儿时在湖南乡下的故事为骨干，一直写到他南渡马来亚，到1961年临危受命，领导教总的过程。第五部《丰盛之旅》则结合了他一生的点滴与他重归圣灵的记录。
甚至，他的某些小说如《后湖的黄昏》，也以重庆为背景，记述两个各有眷属的男女的爱恋和幽微的感情。其回忆录，屡次回到他儿时至成长的故乡，书写他的父亲、母亲，恰恰因为如此，更难以掩饰一个离散者的现实处境与家国失落的怅惘。
和左翼文人写作旨趣不同
黄润岳的毕生写作（包括自传），文字简洁流畅，豪放幽默，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心理上似乎没有留下痕迹。这一类自传性散文，对离散者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自传《龙引十四年》是黄润岳侧身马来亚教育界的第一篇自传，写他与龙引中华中学董事长郑振中的深笃情谊与结谊经过，他俩除了主雇关系，也体现为父子、兄弟关系。
郑振中不仅在生活上、学习上给他无私的关照，在马来亚华校发展陷入低潮的时候，黄润岳填补了林连玉被当局褫夺公民权和撤销教师注册证而留下的华校教总的空缺，这时候他随时准备被逮捕入狱、被褫夺公民权，被驱逐出境，但郑振中在背后给于他很大的支持。
隔年（1962年），黄润岳与郑振中合作，坚决抗拒中华中学改制。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几间华校能够挺住六十年代初改制风潮的冲击，黄润岳和郑振中董（事）校（长）之间的合作是一个令人敬仰的风范。
黄润岳《振中亭记》碑。取自马来西亚中华人文碑林网站。其二是他作品中营造的氛围与趣味，颇为一致，大略都是富有阶级或华人公务文员的故事、视角与品味，譬如在重庆时就打桥牌、泡茶楼、喝酒、跳舞，在左翼观点看来，无非是小资情调。旅美深造期间，他也在游记中谈过调酒品酒。
作为华校校长，他和殖民地官员的交往颇为密切，这是华校校长之间所少见者，吊诡的是，他同时是教总（一个反主流教育体制的组织）的领导人。他和英籍教育官员钟士曾共游马来亚，钟士超爱华人餐食，两人由南至北沿途吃尽马来亚华人餐馆的美食，后来钟士还约他合撰一本马来亚华人民间料理的研究著作，但没有成事。
上述情况与他30岁以前在重庆上大学以及后来在南京的外交官生涯，对他以后在马来亚的生活习尚大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国民党治下公务文员的一般状况。这跟较早前或同时期的左翼文人的写作，无论就个人品味或写作趣味都很不同。
1954年：与柔佛州华校总视学官墨甘霖先生及其父母合影。取自《恩雨润岳:：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小说潜伏着离散意识
其三，他的作品意义隐藏在片段/碎片之中，从整体上来看可能看不出作者的真正用意。鉴于此，黄润岳小说的细节反而更值得注意。《逆流》是最佳的例子。
《逆流》于1959年由蕉风出版社出版，列为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随《蕉风》附送，全文36页。故事大概发生于战后若干年的和平时刻，讲述一个来自东京的华裔商人张文卿，因业务关系，常常到吉隆坡来。有一次，在吉隆坡的一间酒吧巧遇大学同学的妹妹胡清凤。她嫁给吉隆坡一个华人富商的儿子陈克佳，张文卿到该酒吧用餐那天，不巧撞上胡清凤在该酒吧开生日会，“你算是不速之客，从天而降.......”，于是胡把张“拖着我加入到他们的阵容”。
故事中的巧合或无以逆料（从天而降）若跟黄润岳现实中的命运与自况并列，其吻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显然，小说蕴含着黄润岳个人生命际遇，离散意识潜伏其中。
故事的中心在于叙述胡清凤嫁到南洋以后，与家婆发生芥蒂，她对家翁、家婆的牢骚、抱怨与怨愤，以及对丈夫的颐指气使、好使性子等，皆因远离故乡与娘家而起。况且，夫家的节省让她拿来和娘家的体面相比：
“克佳讲得马来亚像天堂一般。哼！全部是那么回事。我要回香港去，恨不得立刻就走。还是住自己的家里好，我的爸爸妈妈才不想他家的。你从前常到我们家玩，你看，我的爸妈多好！我们在上海南京时有的是钱，我们不要省这省那。如今在香港，已经没有什么钱了，我家还是和从前一样，一个家有一个家的体面，体面总是要维持的。要省那么多钱干嘛？”
祖国的坎坷与颠沛，使得离散者更如弃儿，也更迫切希望获得祖国母亲的关怀与探问。胡清凤母亲急切从张文卿口中了解女儿的情况正可以反衬作者本人的内心真实。
作者借“我”的口说：“母亲对于女儿的怀念与担心，只想从我这第三者来获得解答与安慰。她每天要问一些清凤的生活，好像听不怨似的。”以后每次“我”到吉隆坡，清凤总是首先赶到旅馆，这回“论到他来问我关于她妈妈的生活了。”
起初是清凤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后来进一步发展成“我”太太对于清凤的关怀与眷恋，“清凤将我太太看成母亲一般的亲热，坐下来便一直不停的在小声的谈。”
作者在文中透露的何尝不是离散者的处境，他们在一个陌生环境中的出现，是巧合，是“从天而降”，正如小说主角胡清凤和陈克佳的相识。而胡清凤“意外”嫁往南洋，不正点出了黄润岳本人流落新马的写照？用黄自己的语言，是“从天而降”新马。
马来亚新国家观
经历了动荡的年代，作为离散文人之黄润岳也并非全然没有家国乃至国家想象。1957年，他获美国新闻处安排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研修半年。期间，获国民党外交前辈高宗武引荐，与胡适之见面。
早前，胡适之在旧金山的演讲，“主张华侨子弟要注重当地语文，因为中文的学习要花费很多时间，太不经济。”胡适之在言语间对南洋华人对母语的坚持而造成融入当地的障碍似有微词，黄借机向胡适之解释华侨在马来亚的人口比率、华文教育体系的完整性、华侨子弟的中英双语能力以及彼等必须坚持学习国语（母语中文）的原由。他这样说：
“事实上，马来亚只有华巫两大民族，而其语言文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既不能融合。所以，华巫两大民族，应以不同的语言文字，共同建立新的马来亚文化。英文虽为世界通用语言，只能作为工具，便利通商或科学研究，不能要华巫两大民族用英语来建立。用法律强迫中国人学巫文，或巫人学中文，都是拔苗助长。不同语言文字的数种民族，共同建立一个单一国家的例子甚多，挪威、卢森堡、比利时、瑞士等皆是。世界上也绝无一个国家的民族和语言是单纯的。今日的美国，才不用法文或西班牙文讲书。因此，马来亚华人也要维护和发扬中华文化，才能把新的马来亚文化建立起来。”
这些事迹，黄润岳都写在《我的朋友胡适之会见记》一文中，从中初次具体突出了他的国家想象以及对马来亚立国的新国家观。这是经历后大分裂时代的离散者的自剖，那时候他也还未取得马来亚公民身份。显然，他所念兹在兹的马来亚文化既追求融合、统一，政治上属于民族-国家形式，却是是开放、包容的。
这样的表白，他很少在他个人的其他作品中谈起，对一名大分裂时代的离散者而言，他的想象不仅符合马来亚华人的愿望，也可说是离散者的家国想象的转移。
黄的新国家观，可以说是大分裂以后的裂变。如果建立马来亚文化（Malayan culture）——相对于目前的马来人主权（Ketuanan Melayu/Malay dominance）的主从观念，黄润岳从湖南故园（相对于已败走而不得不迁移的国府）的回忆过渡到马来亚国家的想象，此无疑揭示了一个离散文人的心理转折，一个后分裂时期的胚变。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2013年11月6日星期三
当今大马：评慕尤丁之大专国语教学
评慕尤丁之大专国语教学
【时政】天下未集
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4513
日前，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表示，“以母语为主要媒介语的中国、日本及韩国都能把国家发展推向高峰，既然如此，为何我国不能呢？”，因此，他就认为大专学府应逐年修改教学媒介语，从英语改为马来语。
隔天，前首相马哈迪就批评慕尤丁的看法，他的观点是学生是到学校吸取新知识，而不是学习语文，而只掌握马来文者，相对于通晓英文者，能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
事实上，这两种看法代表了现在马来精英内部对语言政策的分歧，不过，不管慕尤丁抑或马哈迪的看法有何差异，对华文教育都是采取不开放的态度，因此，如以过去华教单元对多元的论述，实在不能准确地描绘他们之间的争议。
本土策略与全球策略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他们两者之间的争议，其实也是全世界非英语国家在面对全球英语强势下的两种策略，前者可视为“本土策略”，后者则为“全球策略”。
选择“本土策略”的理由，通常是因为本身的语言是小语种，在强势语言竞争下，前景堪忧，如不坚守，可能会出现“语言死亡”的现象。而语言死亡或衰退，依附在语言上的文化活动与文化遗产也自然会消失，进而侵蚀个人的身份感及集体的认同感。与此同时，也会更进一步增加强势语言的优势，加剧语言帝国主义及全球文化霸权。
选择“全球策略”的理由，是因为学习一种更广泛使用的语言，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前者在吸收外来知识上，就要靠翻译，但翻译需要付出成本的。后者懂外语则不需要靠翻译，但同样也是有成本的，学习外语毕竟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甚至学费也免不了。
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在马来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下，马来西亚政府是采取本土策略。结果，英语不但失去了官方语文的法律地位，也受到全面的压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英校被彻底地关闭、公共考试的媒介语全面改用马来文等等，还有国大（UKM）的设立，就是要实践百分之百用马来文教学，影响所及，所有的大专都要逐步改用马来文教学。
这个时期用“单元”来形容政府的语言政策是准确的，但进入90年代后，为了应付全球化的挑战，特别是97经济风暴后，马来精英惊觉单语政策是行不通的，因此，就开始强调英语的重要性，改采全球策略。于是《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令》规定，私立大学和学院在部长的批准下，可以用英语授课。到了2003年，更是全面推行英化数理政策。可是这种政策的急转弯，肯定会在内部引起极大的争议。
列马来文为知识语文
以本世纪的三个教育大蓝图为例，第一个教育大蓝图，即《2001-2010年教育大蓝图》，就强调“为了面对全球化和资讯工艺的发展，将在小学阶段加强学生的英语能力”，可是也同时强调“为了达到全民团结的目标，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到了第二个教育大蓝图，即《2006-2010年教育大蓝图》，这时，正好是政府执行英化数理的时期。可是在大蓝图里却说：“为了建立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必须强化国家语文作为团结基础和知识语文”。
这里的关键字是“知识语文”，即透过某种语文去掌握知识。如此说法，其实是与英化数理政策精神是背道而驰。到了第三个教育大蓝图，即《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一方面强调英语的重要，甚至准备在2016年把英语列为教育文凭（SPM）公共考试必须及格的科目，可是另一方面还是强调要发展马来文成为知识语文，而其重要措施就是加强马来西亚编译馆（Institut Terjemahan dan Buku Malaysia）的功能。
上网查了下马来西亚编译馆的资料，原来是成立于1993年，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配合2020宏愿。这个编译馆是官联公司，由财政部注资拥有，但是由教育部来管理。简单地说，其任务是为了克服知识传播的障碍，翻译和出版图书，丰富马来语的知识储量，包括文化、科学与技术。
的确，马来文要成为知识语文，使得大专能以国语教学，翻译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慕尤丁以中国、日本及韩国为例，认为马来文也可以成为知识语文，似乎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日本翻译学习西方知识
以日本来讲，古代日本原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从中国借用了汉字。后来，又因汉字笔画繁多，书写费时，于是又创了平假名和片假名。除了文字外，在隋唐时代，日本在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的遣唐使，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直到近代以前，日本的知识份子还是用汉语吟诗作文，连政府的公文也多以汉文撰写。
直到江户时代（1600-1867），传统贵族社会解体，新市民阶级兴起，教育逐渐普及，开始把中国明清文学翻译成日语。不过，真正促使日本翻译事业大兴是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后。最早是透过荷兰人以及荷兰语书籍，大量吸收西方的学问和知语，这就是所谓的“兰学”，兰学就是翻译的学问。当时，兰学最主要的学科就是医学，下来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和地理学。
随著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及美国大炮的威逼下，日本被迫开国，于是不仅兰学，英、法、德、美诸国的学术和思想也大量涌入日本，当时总称为“洋学”。这时，洋学不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和西方近代哲学。日本就是通过翻译欧美科学技术书籍，移植及研究西方思想和先进技术，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总之，日本学习中国千多年，扎下自己的文化根基，再用二三百年，大量翻译西方文化，才奠定了日文成为知识语文的地位。
以前，在台大读书时，教授就说只要掌握好日语，就几乎可以掌握全世界的知识，鼓励我们同学好好学习日语。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去学日语，一是因为一种虚妄的“粪青”思维，一是要七早八早排好长好长的队伍去报名登记。
的确，日本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深厚基础上，获得不少诺贝尔奖，计有物理奖7人、化学奖4人、文学奖2人、医学奖1人及和平奖1人。其中最典型的是2008年物理奖得主益川敏英，他英语就不太好，所以，从不到国外演讲或出席国际会议，得奖感言也是以日语发言。当时，有人就以此为证，认为英文不是那么重要，但却忽略了日语作为知识语文的深厚根基。
中日文化交流的前鉴
所以，慕尤丁看法不能说他是错的，毕竟这也符合国家的教育政策，但其实际的翻译工作做得如何呢？坦白讲，一个成立于1993年的官联公司，对其成效，我实在没有什么信心。
果然，与熟悉内情的友人了解后，这方面的工作真的是做得非常不理想，反而印尼就做得非学好，而印尼的学术工作也比马来西亚做得扎实。那为何不借印尼之力，再把这些印尼文版的译作翻成马来文版的译作，省时省力，最多是版权费的问题。据闻，原来我们的马来精英自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印尼先进，不屑这么做。其实，这是很不必要的面子问题。
这可以中国为例，自1895年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朝野上下痛感变法图强之要，认为引进西方知识是必要条件。为了能在短时间见效，其具体的做法就是大量派遣留日学生和广译日文书。结果，留日学生大约有10万人，而翻译日文的西方译作则成为吸收西方文明的重要手段，甚于聘请日本专家为中国翻译相关书籍。
可以说，近代中文世界的新知识大部份是通到日本书籍得到，以致在现代汉语里有大量由日本人翻译的词汇。今天如果排斥这些日译的词汇，根本就不能说话和写文章。比如，“民主”、“科学”、“组织”、“舞台”、“代表”、“权利”、“教育”、“革命”等等，族繁不及备载。
中国也有自己的翻译，代表性人物为严复，但在与日译词汇的竞争中，还是失败了。举例来讲，“拓都”和“么匿”，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其实这是“total”和“unit”的音译，日译是“团体”（或社会）与“个人”（或单位）。又比如“涅伏”，乍然一看，还以为是与佛经有关，其实是“nerve”的音译，日译为“神经”。严复胜出的大概是一个字“逻辑”，日译为“论理学”。
不过，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里是很少提及，以致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以为一切原来就是中国自己翻译。这可能一方面是心理上还是看不起日本，一方面也是日本侵略中国后的结果。但不管如何，日语新词仍然还是不断被吸收到汉语来，比如“人气”、“便当”、“寿司”、“民宿”、“便利店”等，甚至“XXX族”、“XXX屋”这样的构词也吸收进来，比如“追星族”、“精品屋”等。
不管怎样，文字的借用可以是单向，也可以是双向。总体来看，中日是双向，如果细分，前期是日本向中国单向吸收，后期反是中国大量吸收日译词汇，而其背后则是决定于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否。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如果只是纯粹的面子问题，那就很无谓。
中国自诩为文化大国，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也不得不借日本之力。马来西亚如此小国，如不和印尼联手，像70年代那样，马来文要想成为知识语文终归是空想，那倒不如依马哈迪的意见，采取全球策略，借英语来掌握知识。
不过，我相信这种马来精英的内部争议还是会持续存在，结果极可能造成政策左右摇摆，最后，就是一批一批的学生成为白老鼠。
隔天，前首相马哈迪就批评慕尤丁的看法，他的观点是学生是到学校吸取新知识，而不是学习语文，而只掌握马来文者，相对于通晓英文者，能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
事实上，这两种看法代表了现在马来精英内部对语言政策的分歧，不过，不管慕尤丁抑或马哈迪的看法有何差异，对华文教育都是采取不开放的态度，因此，如以过去华教单元对多元的论述，实在不能准确地描绘他们之间的争议。
本土策略与全球策略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他们两者之间的争议，其实也是全世界非英语国家在面对全球英语强势下的两种策略，前者可视为“本土策略”，后者则为“全球策略”。
选择“本土策略”的理由，通常是因为本身的语言是小语种，在强势语言竞争下，前景堪忧，如不坚守，可能会出现“语言死亡”的现象。而语言死亡或衰退，依附在语言上的文化活动与文化遗产也自然会消失，进而侵蚀个人的身份感及集体的认同感。与此同时，也会更进一步增加强势语言的优势，加剧语言帝国主义及全球文化霸权。
选择“全球策略”的理由，是因为学习一种更广泛使用的语言，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前者在吸收外来知识上，就要靠翻译，但翻译需要付出成本的。后者懂外语则不需要靠翻译，但同样也是有成本的，学习外语毕竟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甚至学费也免不了。
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在马来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下，马来西亚政府是采取本土策略。结果，英语不但失去了官方语文的法律地位，也受到全面的压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英校被彻底地关闭、公共考试的媒介语全面改用马来文等等，还有国大（UKM）的设立，就是要实践百分之百用马来文教学，影响所及，所有的大专都要逐步改用马来文教学。
这个时期用“单元”来形容政府的语言政策是准确的，但进入90年代后，为了应付全球化的挑战，特别是97经济风暴后，马来精英惊觉单语政策是行不通的，因此，就开始强调英语的重要性，改采全球策略。于是《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令》规定，私立大学和学院在部长的批准下，可以用英语授课。到了2003年，更是全面推行英化数理政策。可是这种政策的急转弯，肯定会在内部引起极大的争议。
列马来文为知识语文
以本世纪的三个教育大蓝图为例，第一个教育大蓝图，即《2001-2010年教育大蓝图》，就强调“为了面对全球化和资讯工艺的发展，将在小学阶段加强学生的英语能力”，可是也同时强调“为了达到全民团结的目标，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到了第二个教育大蓝图，即《2006-2010年教育大蓝图》，这时，正好是政府执行英化数理的时期。可是在大蓝图里却说：“为了建立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必须强化国家语文作为团结基础和知识语文”。
这里的关键字是“知识语文”，即透过某种语文去掌握知识。如此说法，其实是与英化数理政策精神是背道而驰。到了第三个教育大蓝图，即《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一方面强调英语的重要，甚至准备在2016年把英语列为教育文凭（SPM）公共考试必须及格的科目，可是另一方面还是强调要发展马来文成为知识语文，而其重要措施就是加强马来西亚编译馆（Institut Terjemahan dan Buku Malaysia）的功能。
上网查了下马来西亚编译馆的资料，原来是成立于1993年，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配合2020宏愿。这个编译馆是官联公司，由财政部注资拥有，但是由教育部来管理。简单地说，其任务是为了克服知识传播的障碍，翻译和出版图书，丰富马来语的知识储量，包括文化、科学与技术。
的确，马来文要成为知识语文，使得大专能以国语教学，翻译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慕尤丁以中国、日本及韩国为例，认为马来文也可以成为知识语文，似乎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日本翻译学习西方知识
以日本来讲，古代日本原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从中国借用了汉字。后来，又因汉字笔画繁多，书写费时，于是又创了平假名和片假名。除了文字外，在隋唐时代，日本在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的遣唐使，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直到近代以前，日本的知识份子还是用汉语吟诗作文，连政府的公文也多以汉文撰写。
直到江户时代（1600-1867），传统贵族社会解体，新市民阶级兴起，教育逐渐普及，开始把中国明清文学翻译成日语。不过，真正促使日本翻译事业大兴是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后。最早是透过荷兰人以及荷兰语书籍，大量吸收西方的学问和知语，这就是所谓的“兰学”，兰学就是翻译的学问。当时，兰学最主要的学科就是医学，下来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和地理学。
随著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及美国大炮的威逼下，日本被迫开国，于是不仅兰学，英、法、德、美诸国的学术和思想也大量涌入日本，当时总称为“洋学”。这时，洋学不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和西方近代哲学。日本就是通过翻译欧美科学技术书籍，移植及研究西方思想和先进技术，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总之，日本学习中国千多年，扎下自己的文化根基，再用二三百年，大量翻译西方文化，才奠定了日文成为知识语文的地位。
以前，在台大读书时，教授就说只要掌握好日语，就几乎可以掌握全世界的知识，鼓励我们同学好好学习日语。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去学日语，一是因为一种虚妄的“粪青”思维，一是要七早八早排好长好长的队伍去报名登记。
的确，日本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深厚基础上，获得不少诺贝尔奖，计有物理奖7人、化学奖4人、文学奖2人、医学奖1人及和平奖1人。其中最典型的是2008年物理奖得主益川敏英，他英语就不太好，所以，从不到国外演讲或出席国际会议，得奖感言也是以日语发言。当时，有人就以此为证，认为英文不是那么重要，但却忽略了日语作为知识语文的深厚根基。
中日文化交流的前鉴
所以，慕尤丁看法不能说他是错的，毕竟这也符合国家的教育政策，但其实际的翻译工作做得如何呢？坦白讲，一个成立于1993年的官联公司，对其成效，我实在没有什么信心。
果然，与熟悉内情的友人了解后，这方面的工作真的是做得非常不理想，反而印尼就做得非学好，而印尼的学术工作也比马来西亚做得扎实。那为何不借印尼之力，再把这些印尼文版的译作翻成马来文版的译作，省时省力，最多是版权费的问题。据闻，原来我们的马来精英自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印尼先进，不屑这么做。其实，这是很不必要的面子问题。
这可以中国为例，自1895年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朝野上下痛感变法图强之要，认为引进西方知识是必要条件。为了能在短时间见效，其具体的做法就是大量派遣留日学生和广译日文书。结果，留日学生大约有10万人，而翻译日文的西方译作则成为吸收西方文明的重要手段，甚于聘请日本专家为中国翻译相关书籍。
可以说，近代中文世界的新知识大部份是通到日本书籍得到，以致在现代汉语里有大量由日本人翻译的词汇。今天如果排斥这些日译的词汇，根本就不能说话和写文章。比如，“民主”、“科学”、“组织”、“舞台”、“代表”、“权利”、“教育”、“革命”等等，族繁不及备载。
中国也有自己的翻译，代表性人物为严复，但在与日译词汇的竞争中，还是失败了。举例来讲，“拓都”和“么匿”，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其实这是“total”和“unit”的音译，日译是“团体”（或社会）与“个人”（或单位）。又比如“涅伏”，乍然一看，还以为是与佛经有关，其实是“nerve”的音译，日译为“神经”。严复胜出的大概是一个字“逻辑”，日译为“论理学”。
不过，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里是很少提及，以致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以为一切原来就是中国自己翻译。这可能一方面是心理上还是看不起日本，一方面也是日本侵略中国后的结果。但不管如何，日语新词仍然还是不断被吸收到汉语来，比如“人气”、“便当”、“寿司”、“民宿”、“便利店”等，甚至“XXX族”、“XXX屋”这样的构词也吸收进来，比如“追星族”、“精品屋”等。
不管怎样，文字的借用可以是单向，也可以是双向。总体来看，中日是双向，如果细分，前期是日本向中国单向吸收，后期反是中国大量吸收日译词汇，而其背后则是决定于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否。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如果只是纯粹的面子问题，那就很无谓。
中国自诩为文化大国，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也不得不借日本之力。马来西亚如此小国，如不和印尼联手，像70年代那样，马来文要想成为知识语文终归是空想，那倒不如依马哈迪的意见，采取全球策略，借英语来掌握知识。
不过，我相信这种马来精英的内部争议还是会持续存在，结果极可能造成政策左右摇摆，最后，就是一批一批的学生成为白老鼠。
2013年10月20日星期日
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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