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6566
【艺文】前夕乍晓
抗战时期，不少中国文人为了宣扬抗战或逃避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而选择南渡，他们之中主要是左翼文人。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在陪都重庆、中国西南部以及南京地区的文人、报人开始大量向海外飘移。一部分经香港、新加坡而至马来亚。
另一部分由中国西南边境入缅甸，辗转由曼谷南下新马。此次南下的文人以亲国民党者居多，一部分为国府旧部，他们在大分裂最炙热阶段的写作散见于中国大后方报章如《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然而，这批文人在1949年以后十几年间在新马留下的作品，仍无法脱离因祖国政治分裂而产生特殊的心理折射。
我把这些滞后的书写或延宕的创伤视为1949年以后离散南来文人的特殊表达形式，这跟当时微妙的新马环境不无关系。英殖民政府一方面强力打压、查封马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抑制国民党势力在新马华人社会的传播。
然而，亲国民党文人的创作在题材、氛围、笔调上，仍无法脱离大分裂时期动荡的年代及其自身的离散情境。
滞留马来亚任华校校长
本文将谈黄润岳在后大分裂时期的写作现象。国共大分裂末期，黄润岳已被派驻吉隆坡中华民国总领事馆，未几获英殖民允许居留马来亚，此时虽已脱离大分裂时代，然而，它对文人造成的创伤，尤其面对国破家亡的祖国，作为离散/流亡文人，他们如何想象家国，都蕴藏在他的作品中，需要仔细的推敲。
作为大分裂时期的离散中国文人，他们的言行或隐或显，都和当时剧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脱离不了关系。1949年大陆政权易帜后，英国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驻马领事馆不得不关闭。
黄润岳不选择追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而滞留马来亚，辗转担任多所华校的校长。因着祖籍地的差异、语言的隔阂、客观因素的猜疑，这些文人在南洋即便产生了落地生根之感，也不得不继续在南洋离散，并对祖国产生了复杂幽微的感情。
领事馆人员被遣散之后，黄润岳首先在芙蓉担任高等师范班主任，1950年下半年前往霹雳州和丰兴中中学长校。因马共在当地的反英活动异常活跃，殃及学校，他在兴中逗留约半年，断然选择离开，转到柔佛龙引（Rengit）中华中学长校。
双重的离散状态往往夹缠交叠，他在南洋的离散，隐隐透露他不得不选择告别故土之原因，以及他怀想故土的方式。笔者姑且把他归为拥护国民党的南来文人，以别于左翼文人。
1961年：与教师总会同仁摄于吉隆坡树胶公会。中立者是主席林连玉。前排右一是黄润岳。取自《恩雨润岳：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
故园回忆与世界公民
中国离散文人，对祖国最深刻的印象，似乎只有童年。战乱与流离给他们留下的选择性的怀念——尤其特殊的人事，往往成为他的写作中心，而且俨然成为他那一代文人（如姚拓、黄崖）共同的、集体的怀念。
黄润岳大学毕业后，被派往南京外交部工作，1948年受其政大学长李琴的邀请赴马，大陆政权易帜后，他获得英殖民政府的批准，留在马来亚。根据他的自述，当时选择派驻国外的最主要原因，是南京的生活捉襟见肘，不得不选择出走。这跟南方沿海移民南渡的原因竟不谋而合，在那个关键时刻，黄润岳冥冥中已在自己的生命道路上做出了选择。
他首先在芙蓉教导高中师范班约半年，1950年下半年以降，先后在霹雳州兴中中学、柔、柔佛龙引中华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1974年退休，服务于大马华文教育凡25年，退休后移居加拿大与儿女团聚。他在大马的身份，以他自己的话概述：
“我的工作地址，便是我的家园，我没有老家，我没有故园，连湖南省籍的人都没有组织一个同乡会，到了我没有工作时便变成没有根了。我几乎像是从天而降在大马似的，上一辈没有人，平一辈不在，无亲无戚，无依无靠，除了我们夫妻两人，近两年连下一代也分散在天涯海角。……于是，我再写诗就不免表现出这一点苍凉。”（按：加粗字体为笔者强调）
退休后与加拿大儿女同住，大马友人时不时招他回马再做几年事，他的感怀就更深了。
他写道：
“如今，我不是食无鱼，也不是出无车，而是无以为家。......即令我欲乘风归去，也没有琼楼玉宇。……加上几十年的老牛破车，身心都已经很疲乏了。在那里居住都是一样。我倒是一个地道的世界公民了。”（按：加粗字体为笔者强调）
这种无根无家，从天而降之感不仅黄润岳所独有，对大分裂时期南来的文人尤其普遍，由此衍生的所谓世界公民意识或许是一种复杂的心绪，的确不容易为时人所理解。
1973年11月：黄润岳与林连玉、陆庭瑜在吉隆坡合影。取自木马网站。
回忆录记叙不同人生阶段
阅读黄润岳的作品，不能纯作文本封闭式阅读，必须留意三个方面。其一是他的回忆录，提供了阅读的参照与线索。
黄润岳是马华作家与文化界当中，撰写最多部回忆录的作家，他的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回忆录，如《黄金时代》分四个部分，分别回忆儿时与上学堂、中学、上大学与恋爱结婚的人生阶段。
他继续在《蕉风》杂志写续篇《熬煎》，此部分着重写他初至马来亚，他由领事馆人员转入华校服务的生活与心事。第三部《龙引十四年》则记录了他在柔佛龙引中华中学长校的回忆，并以之纪念与他关系极为密切的华教工作伙伴，即该校董事长郑振中先生。
第四部为《此生此旅》以他儿时在湖南乡下的故事为骨干，一直写到他南渡马来亚，到1961年临危受命，领导教总的过程。第五部《丰盛之旅》则结合了他一生的点滴与他重归圣灵的记录。
甚至，他的某些小说如《后湖的黄昏》，也以重庆为背景，记述两个各有眷属的男女的爱恋和幽微的感情。其回忆录，屡次回到他儿时至成长的故乡，书写他的父亲、母亲，恰恰因为如此，更难以掩饰一个离散者的现实处境与家国失落的怅惘。
和左翼文人写作旨趣不同
黄润岳的毕生写作（包括自传），文字简洁流畅，豪放幽默，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心理上似乎没有留下痕迹。这一类自传性散文，对离散者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自传《龙引十四年》是黄润岳侧身马来亚教育界的第一篇自传，写他与龙引中华中学董事长郑振中的深笃情谊与结谊经过，他俩除了主雇关系，也体现为父子、兄弟关系。
郑振中不仅在生活上、学习上给他无私的关照，在马来亚华校发展陷入低潮的时候，黄润岳填补了林连玉被当局褫夺公民权和撤销教师注册证而留下的华校教总的空缺，这时候他随时准备被逮捕入狱、被褫夺公民权，被驱逐出境，但郑振中在背后给于他很大的支持。
隔年（1962年），黄润岳与郑振中合作，坚决抗拒中华中学改制。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几间华校能够挺住六十年代初改制风潮的冲击，黄润岳和郑振中董（事）校（长）之间的合作是一个令人敬仰的风范。
黄润岳《振中亭记》碑。取自马来西亚中华人文碑林网站。
其二是他作品中营造的氛围与趣味，颇为一致，大略都是富有阶级或华人公务文员的故事、视角与品味，譬如在重庆时就打桥牌、泡茶楼、喝酒、跳舞，在左翼观点看来，无非是小资情调。旅美深造期间，他也在游记中谈过调酒品酒。
作为华校校长，他和殖民地官员的交往颇为密切，这是华校校长之间所少见者，吊诡的是，他同时是教总（一个反主流教育体制的组织）的领导人。他和英籍教育官员钟士曾共游马来亚，钟士超爱华人餐食，两人由南至北沿途吃尽马来亚华人餐馆的美食，后来钟士还约他合撰一本马来亚华人民间料理的研究著作，但没有成事。
上述情况与他30岁以前在重庆上大学以及后来在南京的外交官生涯，对他以后在马来亚的生活习尚大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国民党治下公务文员的一般状况。这跟较早前或同时期的左翼文人的写作，无论就个人品味或写作趣味都很不同。
1954年：与柔佛州华校总视学官墨甘霖先生及其父母合影。取自《恩雨润岳:：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
小说潜伏着离散意识
其三，他的作品意义隐藏在片段/碎片之中，从整体上来看可能看不出作者的真正用意。鉴于此，黄润岳小说的细节反而更值得注意。《逆流》是最佳的例子。
《逆流》于1959年由蕉风出版社出版，列为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随《蕉风》附送，全文36页。故事大概发生于战后若干年的和平时刻，讲述一个来自东京的华裔商人张文卿，因业务关系，常常到吉隆坡来。
有一次，在吉隆坡的一间酒吧巧遇大学同学的妹妹胡清凤。她嫁给吉隆坡一个华人富商的儿子陈克佳，张文卿到该酒吧用餐那天，不巧撞上胡清凤在该酒吧开生日会，“你算是不速之客，从天而降.......”，于是胡把张“拖着我加入到他们的阵容”。
故事中的巧合或无以逆料（从天而降）若跟黄润岳现实中的命运与自况并列，其吻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显然，小说蕴含着黄润岳个人生命际遇，离散意识潜伏其中。
故事的中心在于叙述胡清凤嫁到南洋以后，与家婆发生芥蒂，她对家翁、家婆的牢骚、抱怨与怨愤，以及对丈夫的颐指气使、好使性子等，皆因远离故乡与娘家而起。况且，夫家的节省让她拿来和娘家的体面相比：
“克佳讲得马来亚像天堂一般。哼！全部是那么回事。我要回香港去，恨不得立刻就走。还是住自己的家里好，我的爸爸妈妈才不想他家的。你从前常到我们家玩，你看，我的爸妈多好！我们在上海南京时有的是钱，我们不要省这省那。如今在香港，已经没有什么钱了，我家还是和从前一样，一个家有一个家的体面，体面总是要维持的。要省那么多钱干嘛？”
祖国的坎坷与颠沛，使得离散者更如弃儿，也更迫切希望获得祖国母亲的关怀与探问。胡清凤母亲急切从张文卿口中了解女儿的情况正可以反衬作者本人的内心真实。
作者借“我”的口说：“母亲对于女儿的怀念与担心，只想从我这第三者来获得解答与安慰。她每天要问一些清凤的生活，好像听不怨似的。”以后每次“我”到吉隆坡，清凤总是首先赶到旅馆，这回“论到他来问我关于她妈妈的生活了。”
起初是清凤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后来进一步发展成“我”太太对于清凤的关怀与眷恋，“清凤将我太太看成母亲一般的亲热，坐下来便一直不停的在小声的谈。”
作者在文中透露的何尝不是离散者的处境，他们在一个陌生环境中的出现，是巧合，是“从天而降”，正如小说主角胡清凤和陈克佳的相识。而胡清凤“意外”嫁往南洋，不正点出了黄润岳本人流落新马的写照？用黄自己的语言，是“从天而降”新马。
马来亚新国家观
经历了动荡的年代，作为离散文人之黄润岳也并非全然没有家国乃至国家想象。1957年，他获美国新闻处安排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研修半年。期间，获国民党外交前辈高宗武引荐，与胡适之见面。
早前，胡适之在旧金山的演讲，“主张华侨子弟要注重当地语文，因为中文的学习要花费很多时间，太不经济。”胡适之在言语间对南洋华人对母语的坚持而造成融入当地的障碍似有微词，黄借机向胡适之解释华侨在马来亚的人口比率、华文教育体系的完整性、华侨子弟的中英双语能力以及彼等必须坚持学习国语（母语中文）的原由。他这样说：
“事实上，马来亚只有华巫两大民族，而其语言文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既不能融合。所以，华巫两大民族，应以不同的语言文字，共同建立新的马来亚文化。英文虽为世界通用语言，只能作为工具，便利通商或科学研究，不能要华巫两大民族用英语来建立。用法律强迫中国人学巫文，或巫人学中文，都是拔苗助长。不同语言文字的数种民族，共同建立一个单一国家的例子甚多，挪威、卢森堡、比利时、瑞士等皆是。世界上也绝无一个国家的民族和语言是单纯的。今日的美国，才不用法文或西班牙文讲书。因此，马来亚华人也要维护和发扬中华文化，才能把新的马来亚文化建立起来。”
这些事迹，黄润岳都写在《我的朋友胡适之会见记》一文中，从中初次具体突出了他的国家想象以及对马来亚立国的新国家观。这是经历后大分裂时代的离散者的自剖，那时候他也还未取得马来亚公民身份。显然，他所念兹在兹的马来亚文化既追求融合、统一，政治上属于民族-国家形式，却是是开放、包容的。
这样的表白，他很少在他个人的其他作品中谈起，对一名大分裂时代的离散者而言，他的想象不仅符合马来亚华人的愿望，也可说是离散者的家国想象的转移。
黄的新国家观，可以说是大分裂以后的裂变。如果建立马来亚文化（Malayan culture）——相对于目前的马来人主权（Ketuanan Melayu/Malay dominance）的主从观念，黄润岳从湖南故园（相对于已败走而不得不迁移的国府）的回忆过渡到马来亚国家的想象，此无疑揭示了一个离散文人的心理转折，一个后分裂时期的胚变。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抗战时期，不少中国文人为了宣扬抗战或逃避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而选择南渡，他们之中主要是左翼文人。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在陪都重庆、中国西南部以及南京地区的文人、报人开始大量向海外飘移。一部分经香港、新加坡而至马来亚。
另一部分由中国西南边境入缅甸，辗转由曼谷南下新马。此次南下的文人以亲国民党者居多，一部分为国府旧部，他们在大分裂最炙热阶段的写作散见于中国大后方报章如《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然而，这批文人在1949年以后十几年间在新马留下的作品，仍无法脱离因祖国政治分裂而产生特殊的心理折射。
我把这些滞后的书写或延宕的创伤视为1949年以后离散南来文人的特殊表达形式，这跟当时微妙的新马环境不无关系。英殖民政府一方面强力打压、查封马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抑制国民党势力在新马华人社会的传播。
然而，亲国民党文人的创作在题材、氛围、笔调上，仍无法脱离大分裂时期动荡的年代及其自身的离散情境。
滞留马来亚任华校校长
本文将谈黄润岳在后大分裂时期的写作现象。国共大分裂末期，黄润岳已被派驻吉隆坡中华民国总领事馆，未几获英殖民允许居留马来亚，此时虽已脱离大分裂时代，然而，它对文人造成的创伤，尤其面对国破家亡的祖国，作为离散/流亡文人，他们如何想象家国，都蕴藏在他的作品中，需要仔细的推敲。
作为大分裂时期的离散中国文人，他们的言行或隐或显，都和当时剧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脱离不了关系。1949年大陆政权易帜后，英国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驻马领事馆不得不关闭。
黄润岳不选择追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而滞留马来亚，辗转担任多所华校的校长。因着祖籍地的差异、语言的隔阂、客观因素的猜疑，这些文人在南洋即便产生了落地生根之感，也不得不继续在南洋离散，并对祖国产生了复杂幽微的感情。
领事馆人员被遣散之后，黄润岳首先在芙蓉担任高等师范班主任，1950年下半年前往霹雳州和丰兴中中学长校。因马共在当地的反英活动异常活跃，殃及学校，他在兴中逗留约半年，断然选择离开，转到柔佛龙引（Rengit）中华中学长校。
双重的离散状态往往夹缠交叠，他在南洋的离散，隐隐透露他不得不选择告别故土之原因，以及他怀想故土的方式。笔者姑且把他归为拥护国民党的南来文人，以别于左翼文人。
1961年：与教师总会同仁摄于吉隆坡树胶公会。中立者是主席林连玉。前排右一是黄润岳。取自《恩雨润岳：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故园回忆与世界公民
中国离散文人，对祖国最深刻的印象，似乎只有童年。战乱与流离给他们留下的选择性的怀念——尤其特殊的人事，往往成为他的写作中心，而且俨然成为他那一代文人（如姚拓、黄崖）共同的、集体的怀念。
黄润岳大学毕业后，被派往南京外交部工作，1948年受其政大学长李琴的邀请赴马，大陆政权易帜后，他获得英殖民政府的批准，留在马来亚。根据他的自述，当时选择派驻国外的最主要原因，是南京的生活捉襟见肘，不得不选择出走。这跟南方沿海移民南渡的原因竟不谋而合，在那个关键时刻，黄润岳冥冥中已在自己的生命道路上做出了选择。
他首先在芙蓉教导高中师范班约半年，1950年下半年以降，先后在霹雳州兴中中学、柔、柔佛龙引中华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1974年退休，服务于大马华文教育凡25年，退休后移居加拿大与儿女团聚。他在大马的身份，以他自己的话概述：
“我的工作地址，便是我的家园，我没有老家，我没有故园，连湖南省籍的人都没有组织一个同乡会，到了我没有工作时便变成没有根了。我几乎像是从天而降在大马似的，上一辈没有人，平一辈不在，无亲无戚，无依无靠，除了我们夫妻两人，近两年连下一代也分散在天涯海角。……于是，我再写诗就不免表现出这一点苍凉。”（按：加粗字体为笔者强调）
退休后与加拿大儿女同住，大马友人时不时招他回马再做几年事，他的感怀就更深了。
他写道：
“如今，我不是食无鱼，也不是出无车，而是无以为家。......即令我欲乘风归去，也没有琼楼玉宇。……加上几十年的老牛破车，身心都已经很疲乏了。在那里居住都是一样。我倒是一个地道的世界公民了。”（按：加粗字体为笔者强调）
这种无根无家，从天而降之感不仅黄润岳所独有，对大分裂时期南来的文人尤其普遍，由此衍生的所谓世界公民意识或许是一种复杂的心绪，的确不容易为时人所理解。
1973年11月：黄润岳与林连玉、陆庭瑜在吉隆坡合影。取自木马网站。
回忆录记叙不同人生阶段
阅读黄润岳的作品，不能纯作文本封闭式阅读，必须留意三个方面。其一是他的回忆录，提供了阅读的参照与线索。
黄润岳是马华作家与文化界当中，撰写最多部回忆录的作家，他的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回忆录，如《黄金时代》分四个部分，分别回忆儿时与上学堂、中学、上大学与恋爱结婚的人生阶段。他继续在《蕉风》杂志写续篇《熬煎》，此部分着重写他初至马来亚，他由领事馆人员转入华校服务的生活与心事。第三部《龙引十四年》则记录了他在柔佛龙引中华中学长校的回忆，并以之纪念与他关系极为密切的华教工作伙伴，即该校董事长郑振中先生。
第四部为《此生此旅》以他儿时在湖南乡下的故事为骨干，一直写到他南渡马来亚，到1961年临危受命，领导教总的过程。第五部《丰盛之旅》则结合了他一生的点滴与他重归圣灵的记录。
甚至，他的某些小说如《后湖的黄昏》，也以重庆为背景，记述两个各有眷属的男女的爱恋和幽微的感情。其回忆录，屡次回到他儿时至成长的故乡，书写他的父亲、母亲，恰恰因为如此，更难以掩饰一个离散者的现实处境与家国失落的怅惘。
和左翼文人写作旨趣不同
黄润岳的毕生写作（包括自传），文字简洁流畅，豪放幽默，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心理上似乎没有留下痕迹。这一类自传性散文，对离散者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自传《龙引十四年》是黄润岳侧身马来亚教育界的第一篇自传，写他与龙引中华中学董事长郑振中的深笃情谊与结谊经过，他俩除了主雇关系，也体现为父子、兄弟关系。
郑振中不仅在生活上、学习上给他无私的关照，在马来亚华校发展陷入低潮的时候，黄润岳填补了林连玉被当局褫夺公民权和撤销教师注册证而留下的华校教总的空缺，这时候他随时准备被逮捕入狱、被褫夺公民权，被驱逐出境，但郑振中在背后给于他很大的支持。
隔年（1962年），黄润岳与郑振中合作，坚决抗拒中华中学改制。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几间华校能够挺住六十年代初改制风潮的冲击，黄润岳和郑振中董（事）校（长）之间的合作是一个令人敬仰的风范。
黄润岳《振中亭记》碑。取自马来西亚中华人文碑林网站。其二是他作品中营造的氛围与趣味，颇为一致，大略都是富有阶级或华人公务文员的故事、视角与品味，譬如在重庆时就打桥牌、泡茶楼、喝酒、跳舞，在左翼观点看来，无非是小资情调。旅美深造期间，他也在游记中谈过调酒品酒。
作为华校校长，他和殖民地官员的交往颇为密切，这是华校校长之间所少见者，吊诡的是，他同时是教总（一个反主流教育体制的组织）的领导人。他和英籍教育官员钟士曾共游马来亚，钟士超爱华人餐食，两人由南至北沿途吃尽马来亚华人餐馆的美食，后来钟士还约他合撰一本马来亚华人民间料理的研究著作，但没有成事。
上述情况与他30岁以前在重庆上大学以及后来在南京的外交官生涯，对他以后在马来亚的生活习尚大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国民党治下公务文员的一般状况。这跟较早前或同时期的左翼文人的写作，无论就个人品味或写作趣味都很不同。
1954年：与柔佛州华校总视学官墨甘霖先生及其父母合影。取自《恩雨润岳:：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小说潜伏着离散意识
其三，他的作品意义隐藏在片段/碎片之中，从整体上来看可能看不出作者的真正用意。鉴于此，黄润岳小说的细节反而更值得注意。《逆流》是最佳的例子。
《逆流》于1959年由蕉风出版社出版，列为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随《蕉风》附送，全文36页。故事大概发生于战后若干年的和平时刻，讲述一个来自东京的华裔商人张文卿，因业务关系，常常到吉隆坡来。有一次，在吉隆坡的一间酒吧巧遇大学同学的妹妹胡清凤。她嫁给吉隆坡一个华人富商的儿子陈克佳，张文卿到该酒吧用餐那天，不巧撞上胡清凤在该酒吧开生日会，“你算是不速之客，从天而降.......”，于是胡把张“拖着我加入到他们的阵容”。
故事中的巧合或无以逆料（从天而降）若跟黄润岳现实中的命运与自况并列，其吻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显然，小说蕴含着黄润岳个人生命际遇，离散意识潜伏其中。
故事的中心在于叙述胡清凤嫁到南洋以后，与家婆发生芥蒂，她对家翁、家婆的牢骚、抱怨与怨愤，以及对丈夫的颐指气使、好使性子等，皆因远离故乡与娘家而起。况且，夫家的节省让她拿来和娘家的体面相比：
“克佳讲得马来亚像天堂一般。哼！全部是那么回事。我要回香港去，恨不得立刻就走。还是住自己的家里好，我的爸爸妈妈才不想他家的。你从前常到我们家玩，你看，我的爸妈多好！我们在上海南京时有的是钱，我们不要省这省那。如今在香港，已经没有什么钱了，我家还是和从前一样，一个家有一个家的体面，体面总是要维持的。要省那么多钱干嘛？”
祖国的坎坷与颠沛，使得离散者更如弃儿，也更迫切希望获得祖国母亲的关怀与探问。胡清凤母亲急切从张文卿口中了解女儿的情况正可以反衬作者本人的内心真实。
作者借“我”的口说：“母亲对于女儿的怀念与担心，只想从我这第三者来获得解答与安慰。她每天要问一些清凤的生活，好像听不怨似的。”以后每次“我”到吉隆坡，清凤总是首先赶到旅馆，这回“论到他来问我关于她妈妈的生活了。”
起初是清凤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后来进一步发展成“我”太太对于清凤的关怀与眷恋，“清凤将我太太看成母亲一般的亲热，坐下来便一直不停的在小声的谈。”
作者在文中透露的何尝不是离散者的处境，他们在一个陌生环境中的出现，是巧合，是“从天而降”，正如小说主角胡清凤和陈克佳的相识。而胡清凤“意外”嫁往南洋，不正点出了黄润岳本人流落新马的写照？用黄自己的语言，是“从天而降”新马。
马来亚新国家观
经历了动荡的年代，作为离散文人之黄润岳也并非全然没有家国乃至国家想象。1957年，他获美国新闻处安排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研修半年。期间，获国民党外交前辈高宗武引荐，与胡适之见面。
早前，胡适之在旧金山的演讲，“主张华侨子弟要注重当地语文，因为中文的学习要花费很多时间，太不经济。”胡适之在言语间对南洋华人对母语的坚持而造成融入当地的障碍似有微词，黄借机向胡适之解释华侨在马来亚的人口比率、华文教育体系的完整性、华侨子弟的中英双语能力以及彼等必须坚持学习国语（母语中文）的原由。他这样说：
“事实上，马来亚只有华巫两大民族，而其语言文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既不能融合。所以，华巫两大民族，应以不同的语言文字，共同建立新的马来亚文化。英文虽为世界通用语言，只能作为工具，便利通商或科学研究，不能要华巫两大民族用英语来建立。用法律强迫中国人学巫文，或巫人学中文，都是拔苗助长。不同语言文字的数种民族，共同建立一个单一国家的例子甚多，挪威、卢森堡、比利时、瑞士等皆是。世界上也绝无一个国家的民族和语言是单纯的。今日的美国，才不用法文或西班牙文讲书。因此，马来亚华人也要维护和发扬中华文化，才能把新的马来亚文化建立起来。”
这些事迹，黄润岳都写在《我的朋友胡适之会见记》一文中，从中初次具体突出了他的国家想象以及对马来亚立国的新国家观。这是经历后大分裂时代的离散者的自剖，那时候他也还未取得马来亚公民身份。显然，他所念兹在兹的马来亚文化既追求融合、统一，政治上属于民族-国家形式，却是是开放、包容的。
这样的表白，他很少在他个人的其他作品中谈起，对一名大分裂时代的离散者而言，他的想象不仅符合马来亚华人的愿望，也可说是离散者的家国想象的转移。
黄的新国家观，可以说是大分裂以后的裂变。如果建立马来亚文化（Malayan culture）——相对于目前的马来人主权（Ketuanan Melayu/Malay dominance）的主从观念，黄润岳从湖南故园（相对于已败走而不得不迁移的国府）的回忆过渡到马来亚国家的想象，此无疑揭示了一个离散文人的心理转折，一个后分裂时期的胚变。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