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帖子

2019年1月4日星期五

当代评论:教育改革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世界各國為了提升人力素質,以面對瞬息萬變、競爭日趨劇烈的時代,紛紛推行教育改革,往往卻以失敗告終。檢討其中的失敗原因,主要可以歸納為:一、期望高、投入低且不到位;二、教改不只是教師的責任;三、過於理論化,脫離實際情況。四、急於求成。五、最大的障礙是大學的收生方式。然而,教育改革不完全是教師的責任,反之,更多是上位者的責任,畢竟他們的決策往往更能影響大局。


【文/黃集初】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隨著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到來,世界各國為了提升人力素質,以面對瞬息萬變、競爭日趨劇烈的時代,紛紛推行教育改革。雖然如此,許多國家在教改實踐上,常面臨各種問題,往往失敗告終。顯然,教改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檢討其中的失敗原因,主要可以歸納為下列五點:
一、期望高、投入低且不到位。不管是政治人物,還是學校的領導,常常忽略一件很根本的事實,那就是任何改革都需要額外的成本。舉個例子來說,馬來西亞教育部长馬智禮(Maszlee Malik)為了減輕教師負擔,讓教師能「快樂教學」,主張要降低班級人數云云。聽起來不錯,但這意味著要請更多教師進來,這個就是額外的成本。
我們經常對教改有各種期望,卻忽略了實際投入的資源是否足以支持相關措施。此外,還有一種情況是資源配置不到位,比如一般決策者往往過於注重硬體的建設,在硬體建設投入過多資源。因此,我們常看到很多學校的校舍富麗堂皇,卻未同樣關注教學輔助器材添購。
二、教改不只是教師的責任。實際教育改革往往牽涉到各方的利益相關者,如果大家對教改的理念沒有認識,也沒有共識,意見紛歧,莫衷一是,那麼,單靠教師的努力是不足以支撐起全面的教育改革。像本國教育部從2000年起,就倡議並規劃廢除小學六年級檢定統一考試(UPSR),以減少應試文化的影響。結果,一經宣佈就遭遇到社會大眾反對,以致至今仍無法廢除。
又比如目前各界非常關注的書包過重問題,這肯定不是教師所能解決的。因此,香港在2000年提出《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强調全社會動員的原則,認為教育改革能否成功,除了前綫教育工作者的主動和積極投入外,「家長,以至整體社會亦必須在文化觀念上作出改變,以實際行動予以配合和支援」。
三、過於理論化,脫離實際情況。常見的情況是引用國外的理論與經驗,卻未加以本土化就貿然實行。決策者常常有一種過時的機械觀,認為所有問題都可用科學方法拆解,找到關鍵因素,然後「一體適用」到類似情況。可是,在實務上我們會發現應該採取生態觀,即個別因素的個別作用的總和,不等於所有因素放在一起的總體作用。或許有人說,本國教育部推動任何重大改革措施時,都會挑特定學校作為試點。如此做法當然正確,通常的情況往往是試驗時沒有問題,全面推行後卻是問題叢生。這可歸納為兩個因素,一是全面推行時,資源投入不足;二是這些試點不足以全面反映各地實況。
四、急於求成。教改的動力來源有三:一、高瞻遠矚;二、應付危機;三、政績工程。通常以高瞻遠矚為動力的教改並非罕見,但更多的是後兩者。一項高瞻遠矚的教育改革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一路推行到中學畢業為止,才會看到教改成果,一個週期下來至少要十一、二年。但民主制度的特點是定期選舉,一位教育部長很少在位十幾年,政治人物無不希望在短短任內做出各種政績出來,於是,我們常看到的一個「大有為」的教育部長上任,常常同時或陸續推出各種改革措施,沒有保留足夠時間讓各方適應;要不然,繼任者上台,就更弦易轍,一切重來。

這種急於求成的教改,常常搞得國人不勝其擾,以致抗拒改革。像臺灣的十二年國教政策就是很好的例子。2011年正式宣布2014年起实施,到了2014年落實十二年國教時,許多配套措施卻没有跟上來。最重要的課程改革在2014年才公布課程總綱,各學科的課程綱要則遲至2019年才實施。2014年十二年國教一上路,當然爭議不斷。
五、最大的障礙是大學的收生方式。任何教育改革,尤其在東方社會,面對的最大障礙就是應試文化。如何處理?基本策略有:一、減少公共考試的次數(馬來西亞教育部之所以要廢除UPSR和初中評估考試PMR的理由在此);二、改革考試的方式,如採用校本評估。不管用何策略,還是雙管齊下,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算社會達成共識,最後還是得面對一個最大的障礙:大學收生方式。
普及教育最多推行到高中階段,大學肯定走向精英教育,必然要有機制篩選人才。這個篩選機制(收生方式)必然牽制任何基礎教育的改革。從理念而言,理想的教育改革應是以人為本,按照學生每個階段發展的特性,來設置課程及教學,而不是從大學的要求倒推回來。這種理想在小學及初中或許還能做到,但到了高中就不容易處理,畢竟能否升上大學還是關乎到個人前途。目前為止,馬來西亞教育部的做法是90%看考試成績,10%看課外活動,算是有所改革。但這是否為好的收生方式,實在值得深思。
綜合上述所言,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教育改革不完全是教師的責任,反之,更多是在位者的責任,畢竟他們的決策往往更能影響大局。

2019年1月3日星期四

当代评论:獨中撥款分配評議

刊登于:《当代评论》

希盟政府日前提呈的財政預算案,首次對獨中撥款一千兩百萬令吉,金額雖少,算是本國華文教育史上的創舉。如何分配撥款?社會輿論歸納起來不外乎——按學生人數分配或各校均分。惟經過詳細分析、比較後發現,不管站在「華校一間都不能少」及協助小型獨中發展的華教立場,還是在操作的簡便上,各校均分確實是目前較好的處理方式。

【文/黃集初】
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在2018年11月1日提呈的財政預算案,首次對獨中撥款RM1,200萬,金額雖少,也算是本國華文教育史上的創舉,因為「獨立中學」的本意就是獨立於政府資助之外。隨之而來則是如何分配的問題,目前的社會輿論,歸納起來不外乎——按學生人數分配或各校均分。以下分述之。
一、按學生人數分配。事實上,這種分配方式對人數少的獨中非常不利。首先,從分配數額來考慮,如以2016年獨中學生總人數為準,即84,363人,則平均每位學生獲撥RM142.24。小型獨中如以100人計,則得撥款數為RM14,224.00;大型獨中如以5,000人計,則獲RM711,200。兩相比較下,小型獨中所得甚少。
其次,從學校的財政狀況來考慮。贊成以學生人數分配的主要理由是學生人數多,學校開銷自然就跟著增加。實際上,這種觀點不完全準確。
學校最大的開銷是人事支出,以獨中而言,通常可逹80%以上。所以,可以簡單地以學生代表學校的收入(學雜費),以教師代表學校的支出。通常學生人數增加,代表學校的收入增加,但不代表學校的開銷隨之增加。因為學生人數增加不一定造成教師人數增加,除非學生人數增加到不得不多開班,那教師人數才會跟著增加。從這可推,每班平均人數是關鍵的觀察指標,即班級數不變(教師人數不變),班均人數增加就意味學校收入增加,平均投入在每位學生的教育成本則下降。
依上述推論而言,大型獨中確實佔盡優勢,這也可從《2016全國華文獨中調查報告:學校(硬體與財務)問卷》中得到佐證。請見以下二表。
從上述兩表來看,學生人數越多的學校,班均人數也跟著增加,而生均成本也跟著下降,生均不𢾾在總體趨勢也是下降。當然,大型獨中的總量很大,生均不𢾾雖低,但乘以總人數後,不𢾾也是相當大。不過,小型獨中和大型獨中之間,學生人數的差異可從100人至5,000人,但不敷大概是從20萬到200萬,也就是說學生人數差距可以非常大,但不𢾾的差距卻不是成正比地增加。而且,大型獨中的學生人數多,且位於經濟相對發逹的地區,在募款方面會有更大的優勢。
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是學雜費支付人力支出的百分比。不像其他非人力支出,人力支出是每個月必須支付的財政開銷,不可能拖欠到籌到足夠的資金才一次付清,這絶對會影響師資的士氣和穩定。所以,學校就要有穩定的固定收入來應付這筆開銷,其中學雜費就是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從表二可知,大型的獨中在這方面是比小型獨中更佔優勢。
從背後的邏輯來考慮,按學生人數來分配,其實反映出市場競爭的邏輯,其想法就是學校辦得好,學生人數自然會增加,所獲撥款就越多;反之,辦學有欠理想,學生人數自然就減少,撥款亦越少。最後,就是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強者生存,弱者淘汰。但這顯然不符合「華校一間都不能少」的華教理念。況且,學生人數減少不見得與學校辦學素質有密切關聯,比如位於地區人口下降的獨中,不管學校辦學素質如何,在地的學生來源當然會日益減少。
二、各校均分。這是目前董總的共識,相信也是大多數獨中能接受的分配方式。按這種方式各校大約可分到RM196,721.31(如以六十一所來計),顯然對小型獨中助益甚大。請見下表。
從表三可知,各校均分的方式對學生人數越少的獨中越有利。如A型獨中(150人以下),撥款額支付平均學校成本的百分比可逹31.6%。同樣的,這種分配方式對B型(150至499人)及C型獨中(500至999人)也是相對有利,而D型獨中(1,000至1,999人)則是相對持平,只有對2,000人以上的E型獨中是相對的吃虧。
總括而言,在詳細分析、比較後發現,不管站在「華校一間都不能少」及協助小型獨中發展的華教立場,還是在操作的簡便上,各校均分確實是目前較好的處理方式。

当今大马:生命自会找到出路—评小一至小三之废考

发表于   |  更新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