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未集】
统考承认的课题表面上看是教育问题，但本质上和三语文告一样，都是语言政策的问题，而语言政策的背后其实是反映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
在民族国家这个政治理念兴起之前，多语并存根本不是什么政治认同的问题。直到法国大革命，法国成为第一个民族国家后，语言认同和政治认同就二合为一，语言就成为团结的工具。于是，语言统一化运动就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中一项非重要的手段，造成语言政策是高度政治性的课题。
语言教育政策争议
国家的语言政策主要是处理两个问题，一是语言地位，二是语言规范。前者指的是在公共领域里语言选择的问题，即一般所谓的官方语文问题；后者则是所谓语言标准的问题，如发音、字体、文法等。
马来西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语言政策书面报告书，而是隐藏在教育政策中有关语言教育的部分，尤其是教学媒介语。这一部份我们通称为语言教育政策，是语言政策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所以，还是从属于语言政策的范畴內。
从《巴恩报告书》、《拉萨报告书》到《达立报告书》，华社和有关当局的争执焦点就是在公立教育体系中，华文是否能成为教学媒介语。由此观之，大多数华教课题其实不是教育政策的问题，而是语言政策的问题。
在华教抗争史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那就是教总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其缘起是在《巴恩报告书》公布后，其排除华文教育的立场引起华社激烈反对，而有关当局所给的理由之一就是华文不是官方语文。
这个运动一直到1967年3月《国语法令》通过，以及1969年“五一三”事件以后，“全国行动理事会”修改《煽动法令》，接着修改宪法，不得公开讨论国语地位等敏感课题，才宣告结束。
建国的差异平等问题
正如前面所讲，语言政策的背后是反映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在马来西亚就是马来国族主义。很多人都知道马来亚联邦是1957年8月31日独立，但肯定很少人知道马来亚联邦是在1948年1月31日成立的。
可能有人问，这有什么重要呢？这就要回溯黄进发（1）一再重复提醒的一件事，那就是1946年的论争，即“如果少数/后来族群拒绝被同化，他们有没有权利要求与多数/先来族群平起平坐？”。
论争的结果就反映在1946年“马来亚合邦”（Malayan Union）的夭折，及1948年的“马来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a）的成立；前者为“马来亚人的民族国家”，后者为“马来人的民族国家”。简言之，在1948年马来亚联邦成立时，国体已定了。
那马华公会在1946年到1948年之间做了什么事呢？什么事也没做，因为马华公会是在1949年2月27日才成立。教总则是在《巴恩报告书》公布后的1951年12月25日成立。董总更迟，是在1954年8月22日成立。总的来说，在1946年至1948年之间，国体待定之时，没有任何组织可以代表华人在谈判桌上发声。
据陈绿漪（2）的说法，马华公会之所以成立也不是应华社的要求，而是因为在马共的对抗下，英殖民政府发觉不可能把华人完全排除在建国之外，所以，在英殖民政府的政治需求下，马华公会才成立。《芬吴报告书》也是在相同的背景下而出炉，否则，英殖民政府不会弄出这样的报告书来砸自己的脚。
“最终目标”问题
一路来，华教组织在讨论战后的华教课题时，都是从1951年的《巴恩报告书》开始谈起。但如果要彻底弄清楚整个脉络，我们还是要以1946年的《祁士门教育建议书》为研究的起点。
所以，我们如果从1946年看下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巴恩报告书》名义上是研究马来人的教育，结果出来却是整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因为，马来亚联邦成立时，国体已定，即这是马来人的民族国家，马来人的问题就是国家的问题。
《巴恩报告书》认为对所有视马来亚为永久家乡及效忠对象的人群，小学教育必须完全成为打造共同马来亚国族的工具。其建议的语言教育政策就是取消各族群的方言学校，代之一种不分族群的单一学校，这种学校称之为“国民学校”。
直到今天，这个“国民学校”的概念与意涵始终不变。《芬吴报告书》在建立一个马来亚国族的最终目的上，和《巴恩报告书》是一样的，只是在策略上和方法上，有所不同。后者是把华校排除，而前者则是把华校纳入教育体制內。
今天马来西亚国家教育制度的基本篮图是由《拉萨报告书》确立的，基本上是承续《巴恩报告书》而做一些修正，最大的更动就是把《巴恩报告书》单一学校的建议改为“最终目标”，其次是把《巴恩报告书》英文第一、马来文第二的双语政策，改为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政策，然后再接纳《芬吴报告书》一些对华校友善的建议。
《达立报告书》则是这个基本蓝图进一步的具体化，加速“最终目标”的实现，即就是小学阶段允许华文成为教学媒介语，中学以上就不行。
到了1967年，联盟政府修定了《国语法令》，巩固了马来文的地位，确保了马来文从小学到大专均成为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也废除了英文为官方语文的地位，确立了马来文是国家唯一的官方语文。自此马来西亚进入独尊马来文的时期，其中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英校被废除。一直到1990年代，才有所转变。
马来国族主义者的焦虑
依据陈耀泉（3）的看法，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马来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从1957年起至1990年代；第二阶段为“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从1990年代至2009年；第三阶段则为“巩固国文，强化英文”。
第一阶段的动力是来自內在的需求，即马来国族主义；第二阶段的动力是来自外在的需求，即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前一阶段语言教育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即年青一代的英文水平不足；而第三阶段的动力又是来自马来国族主义，具体表现在《2013-2025年教育蓝图》（以下简称《教育蓝图》）中的语言政策。
综观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马来文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英文。1990年代，在全球化的挑战下，马来国族主义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让英文回归。到了2003年的数理英化政策更是彻底打跨马来文的独尊地位，纵使2009年数理英化政策被取消，马来文独尊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种转变，对马来国族主义者是一大打击，这使得马来国族主义者的心态从过去的雄心勃勃转为斤斤计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来文版圣经里上帝称谓的争议（阿拉禁令）。
有了上述的历史脉络及语言政策演变的了解，看回三语文告和统考承认的课题，显然我们是不够敏感，漠视了马来国族主义者的焦虑，以致过于乐观和冒进。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捉到问题的关鍵，即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度里，华文是处于什么样的语言地位。简单讲，这是一个会触动到“国本”的问题。
表1：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演进大事记
| 年份 | 政策与法令 | 要点 | 备注 |
| 1946 | 《祁士门教育建议书》 | 小学：四语平等，英文列为必修科； 中学：英语 | 巫统成立 |
| 1948 | 《荷格报告书》 | 单元学校体系取代多元学校体系； 共同语：英语； 家长要求，可学习华语和淡米尔语 | 马来亚联邦成立 |
| 1949 | 马华公会成立。 | ||
| 1951 | 《巴恩报告书》 | 以“国民学校”取代各方言学校； 小学：巫英并行； 中学及以上：英语 | 教总成立 |
| 《芬吴报告书》 （只針对华校） | 全体人民：双语制（马来语及英语）； 大多数华人：三语制（华巫英）； 华校课程及考试：本土化 | ||
| 1954 | 董总成立 | ||
| 1956 | 《拉萨报告书》 | 小学：四大源流（华巫英淡）； 中学：共同课程和考试，可采用一种以上的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 马来文和英文为必修科。 | |
| 1961 | 《达立报告书》 | 小学：四大源流； 全津中学：官方语文（马来文和英文）之一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独立中学：可采用任何媒介语。 | |
| 1967 | 《国语法令》 | 马来文为唯一的国语及官方语文 | 进入独尊马来文的阶段 |
| 1990 | 面临全球化的挑战 |
注释：
1. 黄进发，<公民可以差异而平等吗？——马来西亚的六十九年纠结>,收录于《共业：我们能否摆脱被巫统统治的宿命》，吉隆坡：大将，2018年。
2. 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Tan Yao Sua, Education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收录于2014年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会议手冊。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4年，页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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