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未集】
延续上篇
上篇提到三语文告和统考承认在本质上是语言地位的问题，那么要如何处理这个语言地位的问题呢？
在这里，我引用博纳德·斯坡斯基对语言政策的定义作为分析的框架，即语言政策有三个组成部分：语言信仰（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及语言实践。
表2：博纳德·斯坡斯基的语言政策分析框架
| 序 | 类別 | 释义 |
| 1 | 语言信仰 | 语言政策制定者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认为“应该”是怎样的信念。 |
| 2 | 语言管理 |
一般人认知中的语言政策（狭义）。
即语言政策制定者采取各种具体措施（包括立法），来对语言的使用进行干预、规划或管理，以改变或影响一般民众的语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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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语言实践 | 民众在日常生活里实际的语言行为。 |
以上述的分析框架来检视，就会发现华社和马来国族主义者在语言信仰是很不一致的。华社的语言信仰大概可分成三类，一是诸语平等；二是华文是世界伟大语言之一，三是实用主义，即以语言的经济价值来选择语言。
三类看法中，实用主义是华社的主流看法。就算在华教界，实用主义也是占了很大的比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双轨制（统考和政考并行）。而马来国族主义者则是从政治的角度，即马来文的语言地位和国民团结来看待语言的选择与使用。
挑战国语的地位
从实用主义或诸语平等的立场来看，在官方场合使用中文没有什么问题；从华文是世界伟大语言立场来看，更是觉得理所当然。但从马来国族主义的立场来看，这就是大问题。
马来国族主义者会怀疑中文是不是想成为官方语文，进而挑战国语的地位，这种华文地位的提升是他们无法接受及容忍的。
要知道，马来国族主义者的语言信仰本是要学印尼那样，独尊马来文。只是英语太强势了，虽在70年代至90年代间受到压制，到最终还是挟着全球化的势头回归，迫使他们不得不由独尊马来文走向巫英双语并重（这等于从《拉萨报告书》退回《巴恩报告书》）。
马来语的象征地位及其文化价值虽受到政府极力的维护，但其实用性却有被英语取而代之的趋向，其语文功能也进一步萎缩。原本想雄心㪍㪍地把马来文发展成知识语文，现在只好乖乖把知识语文的功能让给英文，退回来维持团结语文的功能及地位。
这种被迫让步的语言信仰就具体反映在《教育蓝图》的语言政策中，请见下表。
表3：《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的语言政策一览表
| 序 | 语种 | 语言功能 | 语言地位 | 教育目标 |
| 1 | 马来文 | 国民团结 | 第一语言 | 90%考获SPM优等 |
| 2 | 英文 | 国际沟通 | 第二语言 | 70%考获SPM优等 |
| 3 | 其他 | 因应全球化的需求 | 附外语言 | 30%考获CEFR中B级水平* |
*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简称CEFR），一共六个级別（A1、A2、B1、B2、C1、C2）。
2+1的双语政策
在上表中，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是指语言地位，跟一般教学理论里的“第一语言”教学法和“第二语言”教学法里的意思不一样。
教学理论里是以学习的顺序来指称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即一个人第一个学的语言就称之为第一语言（通常是自身族群的语言），接下来学的其他语言，不管一种还是好几种，一概通称为第二语言。
在国家语言政策里，华文是列入其他项内，而且不是第三语言，是附外语言（Additional Language），语言地位很低。在国家体制里，第二语言一定只能是英语，不能用来指称华文，更绝对不能用来指称马来文。
所以，在《教育蓝图》就出现这么一段很彆扭的词句：“到国民型学校执教的国语教师，将会針对马来语非其母语的学生的情况，加以培训。例如采取英语为第二语言、或英语为外语的教学技巧”。
站在教学理论的立场，直接了当的写法是：“到国民型学校执教的国语教师，将会針对马来语非其母语的学生的情况，培训他们以马来文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法（Teaching of Malay as a Second Language）”。但这样的写法，站在国家语言政策的立场，是绝对政治不正确的。
顺便一提，同样的一句话里，教育部的立场其实是有某些重大的转变，那就是总算承认马来文不是每一个学生的母语。以前，教育部官员是绝不接受这种观点，而坚持“马来文是每一个马来西亚人的母语”。
总括一句，现在的国家语言政策就是2+1的双语政策，即巫英双语并重，再鼓励学多一个附加语言。
不可漠视马来国族主义者
我们对国家语言政策有准确的理解后，再看回三语文告的风波，就可以明了关鍵在那里。在这场风波里，马来国族主义者争的不是能不能用华文，而是华文的语言地位怎么可以和马来文一样，使用官方信头的信箋。
就是这么一小点，触动了他们已经够敏感的神经线。而财政部长的脸书专页上纯用中文文告回应马来国族主义者的质疑，更是彻底地踩在他们的神经线上，怒火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里没法评论民主行动党的做法对不对，因为不清楚民主行动党的语言政策，以及背后的政治谋略。如果，民主行动党的语言政策就是要挑战马来文的语言地位，那他们的做法是无可厚非；反之，如果纯粹只是想讨好华裔选民，那他们的做法当然是大有商榷的余地。不过，本文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这把火烧到统考这边来。
选前，有些华教朋友对统考承认很乐观，因为不管希盟还是国阵，都准备承认统考，只是条件有差而己。选后更是乐观的不得了，还想加码，连公务员资格也一并谈！这把怒火烧下来，大家头脑才清醒点，原来统考议题在马来国族主义者眼中，是触动“国本”，甚至是动搖“国本”的课题。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过的课题，现在加上三语文告的怒火，那更是难上加难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盲点，那就是很多华教工作者认为华教的所有问题都是“万恶”的巫统造成的，只要罪𣁽禍首倒台，一切问题都没问题了。结果，眼前的事实却告诉我们不是如此，不是说巫统不是问题，但全归咎于巫统肯定是一种误判。
事实上，只要回想2009年数理英化政策废除的情况，就可知道在马来国族主义者的强力反弹下，巫统也只能屈服。如再追溯回1946年巫统成立的背景，我们就会清楚认识到是马来国族主义催生了巫统，而不是倒过来，巫统催生了马来国族主义。所以，就算巫统倒台，马来国族主义者的力量始终还在，不可漠视。
不管怎样，局面已是如此，要如何处理？眼前唯一能做的就是降温。所谓的“半年内解决”就算了，不要再提，这种说法只是火上加油吧了！
华教的立场是什么？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黄进发与诸多评论者提倡要着力于民间的跨族群交流，以化解马来社会的焦虑。这样建议是一个很好建议，但在落实这个建议前，有一件更重要事情我们应该优先处理，那就是回过头来问，华教立场是什么？
在战略层面，如果我们不能厘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那么在战术层面我们是无法做出有效的策略选择，最后是徒劳无功。简单讲，我们是要求华文在这个国家要有更高的语言地位，还是只为经济能力不太好的统考生争取多一条升学管道，还是两者之间的某一点。
再讲得直白点，1948年国体已定，60年下来，整个政治结构已经长得非实厚实，再考虑未来人口结构的趋势，这个政治结构只会更厚实。那我们是要选择改变这样的结构，还是选择让这个结构稍为松动点，让华教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前者是理想主义，后者是现实主义，我们倾向哪一个立场？
不然，我们以现实主义的立场和人家谈判，回来却给理想主义者批评，甚至扣上“叛徒”、“走狗”、“卖华”的帽子。结果，统考还没被承认，我们内部就乱成一团。而且这个问题不全然是理念分歧的冲突，也会进一步牵涉到内部权力的分配及组织的能力建设，所以，也是现实利益的冲突。
综合上述各方面的考量下，包括对外与朝野各政党及马来团体沟通，对内与不同意见的华教同道协调，还有组织的改造与能力建设。来来回回，两年内能解决已是很乐观的评估，如能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解决，也算是功德圆满。而且，还要确保接下来不会再发生类似三语文告的事件，否则，日程表又要再往后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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