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新加坡语文教育失败的前因后果

新加坡语文教育失败的前因后果

作者：南大人

原文刊登于《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http://www.nandazhan.com/mail/mail183.htm

以下是《新加坡文献馆》2012年2月4日的评论文章：

一 引子

新加坡目前只有一种学校制度，全国一致，推行双语教育，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为第二语文。个别学生或也学习第三语文，但不是必修的。

虽然新加坡的小学有种子小学，中学有特选中学，表面比较重视华文，实际跟其他学校没有多大差别。

特选中学的华文名为“第一语文”，实际和非特选中学并没有什么不同。华文科分两个基本程度：“普通华文”和“高级华文”。特选中学的学生全都修读“高级华文”，但可以考“普通华文”，其它学校则开设“普通华文”和“高级华文”。差别仅此而以。特选中学学生的华文程度未必比其它学校学生的程度高，其它学校学生的华文程度也不见得比特选学校学生的华文程度低。

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中，“母语”就是学校的“第一语文”，但新加坡学校以华文为“母语”和特选学校以华文为“第一语文”都与别的地方情形不一样。这两个名称易于引起误解。不如把英文称为“首要语文”，华文称为“次要语文”。不过，华文的实际地位仅仅是“次”，一点也不“要”。

按照新加坡的规定，英文不仅是“第一语文”，而且是“工作语文”。在工作的场合说华语是犯规的。

有位中学老师邱大星写了篇文章《学习华文为什么总提不起兴趣》（《联合早报》2007年8月3日），文章说到华文老师说华语也受到限制：

笔者的当年的华文部主任就曾经因为用华语开华文部会议，被教育部的督学叫去谈话，罪名是用非工作用语开会。

华文部的老师都是教“母语”的，华文部会议时却不能说“母语”。这样的“母语”，地位何其卑下。新加坡跟华语有关的“母语”和“第一语文”这两个名称，都名不副实，是误导的说法。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时时见诸报端，广为人知，以为无比成功。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失败的典范，实在不足为训。下文就分析新加坡华文教育失败的前因和后果，兼及双语教育。

二 语文教育成败的三个基本因素

语文教育的成功与失败，主要系于那些因素呢？大别说来，有以下三个。

• 日用

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中，日用是母语教育成功的必备条件。

语言的运用变化是十分细微的。只有掌握语言的这种细微的运用变化，才能学好一种语言。在一个人一生中，最能掌握这种细微的运用变化的语言便是母语。因为母语是从出娘胎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的语言，母亲日常点点滴滴地教导，孩子点点滴滴地学习，日积月累，所以能掌握好。因此，母语是一个人一生中掌握得最好的语言。任何双语教育，如果母语学不好，都无法成功。

我们学习母语，有两个主要的阶段：学前阶段：一岁至六岁。小学阶段：七岁到十二岁。

学前阶段主要学口语。口语掌握好了，便开始上学了。

小学阶段主要学书面语。掌握书面语，以便用来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

在小学阶段，孩子的书面语能力随时间而增强，所学科目也随时间而增多。到了中学阶段，书面语的能力又更强，学习的科目也随之更多。

在我们一生之中，大约在十二岁时掌握母语口语。这以后，口语就没有多少改变了。十二岁以后，我们主要学书面语言，并用来学习各种知识。所以母语学习是十二岁定终身。

欧洲大陆的语言众多。一般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会说两三种语言是很平常的事。欧洲人在学前和小学阶段，一般只学母语。到十二岁时，母语的基础已巩固。十三岁上中学时，才开始学外语。无论学多少种外语，母语都不会受到影响。这样，便可以确保双语或多语教育成功。

学好母语是双语教育成功的首要条件。母语教育不成功，双语教育就难免失败。


• 实用

实用是学习外语的动机。

母语是家庭的语言，也是教育的语言，当然也是实用的。母语之外，还得兼学外语，以为吸收专业知识所需。外语的实用功能是学好外语的推动力。学习母语是在家庭环境中自然而然的事。学习外语，则是出于实用的需要。无论是学习第二还是第三语文，还是更多的语文，都是出于实用的需要。


• 兴趣

兴趣是学好各种科目的推动力。母语要学得特别好，当然也需要兴趣。要学好一种外语，兴趣更是十分重要。掌握一般应用外语的能力并不难，只要用心学就可以。但是要学得特别好，则除了实用的需要之外，还需对外语特别感兴趣才行。实用的需要和学习兴趣是学好外语的推动力。

除了上述三个基本因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因素对语文教育的成败，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新加坡的情形来说，“讲华语运动”和“教材”是两个影响成败的关键因素。以下就依据这三个基本因素来分析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的成败。

三 新加坡双语教育失败的原因

新加坡官方对目前的双语教育有三个说法：

• 一个人不能学两种语言。
•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成功的。
• 华文教学对学得不好的孩子是惩罚。

这三种说法用在不同的情境。

当有人批评双语教育失败时，用第一个说法，强调一个人不能学两种语文。

当夸赞双语政策时，用第二个说法，强调双语政策非常成功。

当有人批评华文教学对部分孩子不公平时，用第三个说法，强调华文教学对学得不好的孩子是惩罚，必须调整华文科所占比例。

这三个说法之中，第二个说法和其它两个说法是相反的，不能相容。一种政策不能又达不到目标又成功。把这三个说法合起来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失败的。

我们再仔细来看一看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情况。

新加坡官方定华语为所有华人的母语。这跟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符。华语不是任何新加坡人的母语。

笼统说来，老一辈的华人中，大多以方言为母语，而非华语。不过，方言对学习华语华文有极大的帮助，所以老一辈的华人，读华校的，学华文毫无困难，读英校的，选修华文，只要有兴趣学习，也没有多大困难。至于年轻一辈，有的有母语，有的没有母语。

• 消灭方言破坏华文根基

一九七九年推行的“讲华语运动”，对华文教育有极大的影响。“讲华语运动”是语言政策的一部分。凡是语言政策都有政治动机。“讲华语运动”的动机当然也是政治的。

如果“讲华语运动”仅仅是推广华语的使用，其影响是正面的。但是，这个运动其中一个目标是，以华语代替方言。这对于老一辈人的母语和华文能力，都没有任何影响。但在这个运动以后出世的孩子，大都不懂方言。那些在家里不说方言的孩子，学习华文时，少了方言的辅助，就特别困难了。

为什么小孩子不懂方言学华文就困难？这个问题其实十分简单，一说大家就懂，可是官家未必明白。

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的。文字用来记录语言。无论我们所说的是什么“话”，是华语还是方言，对学习文字的帮助都一样，没有任何分别。六七十年前，中国各地学校的授课语言几乎都是方言，普通话并不普遍。就是今天，一些农村和小镇的学校，有的老师仍然用方言授课。方言对学习华文，有益无害。

每一个“字”都包含三个因素：字形、字音、字义。这三个因素中，“字音”和“字义”来自语言（方言）。因此，用华语还是用方言来学习认字，没有分别。

一个会说方言的孩子，只需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学“字形”就马上可以用字了。识字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一个不懂方言，也不懂华语的孩子，需要多花两倍的时间和精力，就是三分之三的时间和精力，“字形”、“字音”、“字义”，三者都得学，这就要难多了。要是教材又不能帮助孩子克服学习的困难，自然会使他們完全失去学习华文的兴趣。



“讲华语运动”虽然成功消灭了方言，却导致华文教育的失败。不懂方言是三十年来新加坡的孩子学不好华文的一个关键。“讲华语运动”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
目前，新加坡的孩子花在学华文的时间，比八十年代以前的孩子花在学华文的时间要多的多。校内老师，除了正常上课之外，还得帮助学生补习，可是，往往事倍功半，关键就在于学生不懂方言。另外，有的学生还到校外补习中心上课。有的学校的孩子，一个人有三位华文补习老师：一位定时来家里教，另外还到两家补习中心上课。这在八十年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懂方言的孩子学华文，事半功倍。
华语既不是孩子的母语，而社会又灌输给孩子这样的观念：英文有用，华文无用，只要会“讲华语”就好。这结果是，孩子轻视华语华文，学不好，也不想多学，甚至于憎恨华文。华文教育自然难免失败。


• 华文教育完全达不到目标

新加坡社会上对华文教育的成败，意见往往大相径庭。大抵民众以为失败，而官方以为成功。彼此所依据的标准，显然大不相同。

在评定成败之前，需先点出评定的标准，此标准需明确，不可含糊。评定华文教育的成败，如果彼此所依据的标准不一样，所得出的结论，便当然分歧。

无论评定何种计划的成败，都只需观察该项计划是否达到目标。达到目标便是成功，反之，便是失败。

那么，评定华文教育的成败该依据什么标准呢？这标准其实十分简单，就是官方定的教学目标。

不久前完成的《2010 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中，“以培养有效使用母语的学生为目标，列出母语教学的三大目的”如下：

• 沟通：不论是在工作场所或是在日常生活中，能有效地与人沟通。
• 文化：使学生对自己的文化、文学与历史有更深入的认识，能产生文化认同。
• 联系：让学生与本区域，甚至世界各地有着相同语言与文化的社群建立联系。

这三个目标都定得非常好，但是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的华文教育都做不到，一个也做不到。

第一个目标“沟通”，在日常生活中，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能用粗浅的华语与人沟通，另外一半则做不到。至于在工作场所，如果是用华语来讨论专业课题，那是绝大多数学生都做不到的。

第三个目标，“联系”各地人，这必须靠书面，不能只是“讲华语”而已。这在小学生固然做不到，中学生也一样做不到。

第二个目标离开实际情况十分十分遥远。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文化、文学与历史有更深入的认识”，不只是中小学生做不到，就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做不到。随意抽样问几个历史文化的问题：

荀子的思想属于哪一家？汉代以后是哪一个朝代？《三国演义》是哪一个朝代的作品？

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新加坡中文系学生一般都不会回答。如偶有一个会回答其中一两题，那是例外。二十个中也难得有一个。

现在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语文程度都很低，常写错别字是不在话下的事。就我所教的学生情况来看，一般学生的语文程度只是相当于七十年代的初中二三年级程度，有的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当然，偶尔也有程度较高的学生，但是为数极少，大约占二十分之一。

上述三个华文教育目标都是官方定的，可是没有一个可以达到。这样的教育怎能算成功？华文既定为母语，而母语教育是失败的，双语教育也就没有了成功的基础。


• 华文教育失败与教材及考试制度

一九七九年以后，华文教育每下愈况。报纸上经常看到有关失败原因的讨论。一般所看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 华文不受重视。
二 家长不重视华文，家里讲英语。
三 华文老师的教学死板。
四 学生不爱学华文，学习态度不好。


这几个原因都有道理，其中跟学生学华文最直接相关的还是学生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小学阶段最为关键。这个阶段学不好，往后就难了。


我经常接触小学老师。每当我和年纪较大的老师谈话时，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喜欢学华文？”


这些年纪较大的老师，在八十年代之前就当老师了。她们经历过不同的时期，目睹华文教育的变迁，面对过不同时期的学生，她们最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她们的意见最直接，最可信。这些老师所说的往往跟报纸上说的不一样。


有一次，我跟两位老师开会。一位是科主任，年约五十出，一位辅导老师，年约三十，刚好是两代人的距离。


开完会后，我问她们：“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喜欢学华文？是不是因为华文不受重视和家里讲英语者两个原因？”


年纪较大的科主任很明确地回答：“不是。是另外两个原因：教材和考试制度。华文的教材不好，无法让学生学好华文。学华文的唯一目的是考试。华文学不好，又要面对考试，所以不喜欢学华文。”


年纪较轻的辅导老师说：“我们华文老师总是给人死死板板的印象。其实，不是我们死板，是我们的教材死板，我们又不能不照教材教。到年底评估的时候，我们华文老师总是比不上英文老师。英文老师的教学很活泼，因为英文的教材很活泼。”


这一次谈话，让我感到很震撼。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华文教材影响学生，这一次谈话后才知道教材也影响老师，都是负面的。要是编写华文教材的人听一听老师的心声，看一看英文教材是怎么样的，情况必定大不相同。


西方人在教材和儿童书所下的功夫，十分惊人，东方人就远远不及。
从八十年代以来，新加坡的教材都是由官家编写的。由官家编写的教材，主要目的是宣扬政策，教材只是宣扬政策的工具，至于教语文则是次要的。


有一次，我到一家小学讲教材问题。当时，在座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老师。科主任问他，新加坡的教材和中国的教材有什么不同。他说：“中国的教材有感情，可以感动人，新加坡的教材枯燥乏味。”枯燥乏味的教材是不适合于用来教小孩子学语文的。小孩子在同一间课室里，上了华文课，又上英文课，一比较，英文教材生动有趣，华文教材死死板板，枯燥乏味，当然喜欢英文。孩子不喜欢学华文是很自然的事。


看看各地的教材，好的教材都是民间由有能力的人用“心”来编写的，不是由官家为宣扬政策而编写的。而且，各地教材的版本众多，就是中国大陆，中小学教材都有很多种，让老师选择，绝不像新加坡的教材，“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目前，中国大陆的小学教材有十多种版本。其中，名气较大的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版本，是由官家编写的，为最多学校所采用，可是也最为知识界所诟病。目前，新加坡的小学华文教材就是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公务员编写的。


中国的小学教材，不只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其他版本都弊病百出。几年前，有出版社重印1932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编写课文，由丰子恺绘插图。这样的课本和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大陆课本大不相同，很受欢迎，卖到断市了。这几年，中国知识界在反思小学的语文教材。上海作家叶开先生说：


民国时期具体编写的内容，可能不见得每篇都合适我们现在，但是我觉得面向人的教育，个性化的教育，差异化的教育，尤其说培养独立，有思考能力的个人的这种教育，至今他们编写的思想，仍然超过了我们现在的编写思想。（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教材可贵之处就在于此。西方人的教育目标就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用课文来宣扬政策，把大人的种种想法强加之于孩子，只能培养呆板听话的人。


叶开先生针对中国的小学教材写了一本书《对抗语文》，批评中国小学语文的种种弊端。他把这些弊端归纳为这三个：


• 非语文化，加入太多道德因素。
• 教材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打断文化传承。
• 教材选文水平偏低。

这些教材编写的方式，是先定个框架，然后写课文，完全是“主题先行”。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的特点，“主题先行”成为惯例。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更加发扬光大。这主题便是宣扬的教条。


编者擅自改动作者原文，未经作者同意，也未加说明，这是对作者的极大不尊重。这是官家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的心态。一般出版社的编辑都这么做。这是官本位的结果。叶开先生举了很多例子，其中包括许地山的《落花生》。人民教育出版社与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的课本都选入这篇文章，但是态度不同。


香港版是原文一字不删不改照录，人教版的那个教材呢，就是做了多处改动。（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西方的官绝不敢这么妄为，但在官最大的社会，官家可以横行无忌。《落花生》新加坡的小学课本也曾经选入，情况也一样。


由于教材成为推行政策的工具，语文反而是次要的了。官家编写教材时，是先定个“德目”，配合政策，然后硬挤出一篇课文来，其“水平偏低”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一类配合政策的教材有个相同的特点：内容枯燥乏味，矫揉造作，语言生硬无趣，全无童真，和今天的孩子距离十分遥远，非常不适合于用来教孩子学语文。这样的教材，影响深远。叶开先生说：


中国当下文化趣味庸俗，既没有古代文化的传承，又没真正吸收到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羊城晚报》2012年1月10日专访）


这话用来说目前的新加坡社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造成这样的社会当然不止一个原因，但小学的教材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也势必影响整个社会。他又说：


中国它不培养个性化，不培养个人思考能力，也不主张个人想象力的发展，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所编撰的教材，以及它的教学思想，它都是不鼓励孩子发挥自己个人能力，或者说是逐渐培养它个人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另外一个还是服从我们的教育思想，意识形态化这么的一个教育背景。（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培养它个人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这是教育家的理想，官家一般都只在意推行政策。


中国的考试制度又如何呢？叶开先生说：


比方说我们的考评模式，我们答案的唯一性，因为在文科，尤其是这个人文学科里面，这个文艺性的答案对小孩的伤害是最大的。（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教材和考试制度对孩子学习语文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也最深远。其它的社会因素影响都没那么大。低劣的教材对孩子的影响是负面的，再加上僵硬的考试模式，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了。


这些弊病，要如何根治呢？叶开先生也提出他的看法：


我希望真正的放权，然后教材引入有实力的大型出版社，有能力，有实力的大型出版社，让他们自己组织相关的优秀专家、学者来自主的编写教材，并且允许学校自主挑选，真正做到教材编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对我们中国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个真正有效的一个提升，不然的话，尤其是教材这一块，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了，任何的小修小改已经无济于事。（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其实，不要说西方，就是香港、台湾，教材都“放权”，由老百姓用“心”来编，不是由官家强势主持。教材只有让热心教育的有“心”人来编，才能编得好。以教材为宣扬政策的工具，编不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就好比肩膀上有个大包袱，自然走不快，也走不远。


新加坡这三十年来的华文教材编写的模式正与中国大陆的相同，都是由官家根据政策的需要来编写的，性质也都一样。上述大陆教材的种种弊端，在这三十年来的新加坡教材中，缺少了哪一种呢？


虽然中国大陆的教材有种种弊病，但是用来教小孩子学语文，还是可以的，因为中文是母语，必须学好，又没有受其它语文干扰，孩子自可以专心学习，但在新加坡情形就不一样了。新加坡的孩子同时学华文和英文，而英文比华文更加重要，上课的时间也多。要是有的孩子比较了上英文课和上华文课的不同感受，最终说“我讨厌华文！”那是很自然的事。


什么样的教材才适合小孩子呢？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第一，从语言来说。
语言要活泼生动，适合孩子的年龄和语言发展。


第二，从文学来说。
宜多用韵文和故事。韵文要容易上口，故事要有趣，有感情，适合孩子的天性，培养孩子的美感。


第三，从内容来说。
要贴近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距离近，不宜说教，但可以隐含做人的道理。


从这三方面来看新加坡这三十年来的教材，令人非常失望。


大约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华文教材曾有过一线转机。当时曾经一度宣布让出版社编教材。要是当时真的让出版社编教材，华文教育的问题在九十年代末就开始改善了。可是，当时很快又收回成命，朝令夕改，华文教育也就一直陷在困境中。


要改善华文教育，必须先改善教材；要改善教材，必须先“放权”，让热心教育又有能力的人用“心”来编写教材。不过，就目前的情形看来，要官家“放权”十分困难。就是放了权，只要宣扬政策的包袱仍在，仍然无法把教材编好，而华文教育势必继续江河日下。


• 华文教育失败与双语教育

华文虽然名为“母语”，在新加坡学校中，实际是第二语文（次要语文），英文是第一语文（首要语文）。如果英文教学成功，那么，即使华文教学失败，这双语教育还是有可取的地方。


英文既是第一语文，那么，新加坡人是不是可以英语为母语，而以华语为外语呢？照理说，这是可以的。就像在英国出世的中国孩子，以英语为母语一样。


有一部分新加坡华人，例如土生华人（海峡华人），情形便是如此。可是，大部分华人即使日用语言改为英语，仍然无法达到以英语为母语的程度，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没有以英语为母语的环境

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和有母语的国家环境大不一样，例如英语之于英国，法语之于法国，德语之于德国，都有自然的母语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孩子自然可以掌握运用变化细微的母语。可是新加坡目前没有这样自然的以英语为母语的环境。所以一般新加坡人所说的英语，十分粗糙。


一是缺少文学教育

一般的口语，可以从妈妈那里学来。但是要提高书面的表达能力，就得依靠文学作品。这是学好语文的不二法门。任何国家的母语母文教育中，教导孩子从文学作品中学习语文表达的微妙变化，必不可少。可是新加坡目前缺少这样的文学教育。


正因此，尽管英文是新加坡学校的第一语文（首要语文），一般学生的英语英文能力并不强，远不及英国学生对英语英文的掌握。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论，个别学生的英语英文学得不错，那是例外，另当别论。一般学生所掌握的英文，只是实用的学科英文，而不是微妙变化的文学英文。无论说话还是书写，一般学生的词语贫乏，句型变化贫弱，语感不强。有的人甚至于说，新加坡人说的英语，英国人听不懂。


华文教育既然失败，而英文教育又不见得成功，所以现行的双语教育也就不能说是成功的了。目前，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情况正在日渐恶化，这使到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离开成功越来越远。

四 语文教育失败的后遗症

语文教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极为基本的事，影响一生。

丘成桐先生是一位数学家，从事数学教育。他在讲“为学与做人”的时候说（201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

在学好数学的同时，更不能偏废语文。语文的训练是成为真正学者的第一步。

他在讲“几何学赏析”的时候说（201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

几何学所蕴含的包容、简洁、稳定的思想，正与艺术、心灵相通。

这才是教育家的话。说给官家听，也不会明白。

他在另一篇关于“感情与学问”的演讲（《人民日报》2011年8月18日）中说，自己少年时代爱读各种文学书，从武侠小说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爱读。稍长大后，喜欢读《红楼梦》，而且数十年间经常翻阅。他还常常想象在数学中创作与《红楼梦》同样的结构，那将是很伟大的事情。他欣赏和感受到曹雪芹深入细致的文笔。

这跟他后来的数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他发展了几何分析学，并解决重要的问题。他回忆说：

这是一种奇妙的经验，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很多细致的推敲，然后才能够将整个画面构造出来。

这种“细致的推敲”就像《红楼梦》细致而微的抒写。

年纪稍大，他喜欢读韩文、《史记》、《汉书》、《人间词话》。这有助于培养内心的情感。他说：

感情的培养是做大学问最重要的一部分。

正是内心的感情引起他做学问的浓厚兴趣，专心致志。他又说：

好的数学也应当能接触到大自然中各种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够深入，才能够传世。

这又是和文学相一致的。只有教育家才会说这样的话。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教导孩子做人。语文和艺术都是教导孩子学做人的必要知识。

文学的陶冶，不仅可以培养作家，还可以培养画家、音乐家，更可以培养出“做大学问”的人。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仅仅把语文当成交谈的工具，所以只需要“讲华语”就好了。这样的制度，不可能培养出作家，也不可能培养出画家、音乐家，更不可能培养出“做大学问”的人。在这样的制度下，人跟机器没有多大区别。

有一回，我参加一个聚会。座上有一位刚退休的中学校长和一位马来老师。两位都是很特出的教育界人物。当话题转到教育的时候，我说：“新加坡只有学校，没有教育。” 

那位刚退休的校长接下去说：“对，学校都只是在训练学生考试。”

那位马来老师也说：“说的对，只有学校，没有教育。”

那么，新加坡的学校都在做些什么呢？都在“训练学生考试。”这离开教育的目标很远。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新加坡教育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主持教育的大都是献身教育的人。教会和会馆创办的学校，无论英文学校，还是华文学校，都办的很出色。七十年代是个过度时期。到了八十年代，“训练”代替了“教育”。正是这样的转变使到语文教育无法成功。双语教育也就无法不失败。

别的地方，例如日本，学校也训练学生考试，但那是在教育的基础上训练学生考试，不是以“训练”来代替“教育”。

新加坡经常提倡儒家思想，东方价值观，而实际的表现，离开“儒家思想”和“东方价值观”十分遥远。儒家讲教育，以人为本，新加坡的表现就刚好相反。

双语教育失败，孩子成为牺牲品，后遗症深重，具体显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弱，一个是学生的知识贫乏。

• 后遗症一：学生的思维能力弱

有一位中学老师对我说，现在的中学生和以前的中学生的最大差别是，以前的中学生有思考能力，现在的中学生没有思考能力。

由于语文教育失败，学生的语言能力弱，思考能力也就当然弱，因为我们思考时，必须依靠语言。语言能力弱，势必直接影响学生的素质。

不仅是中学生思考能力弱，小学生和大学生的思考能力也一样弱。因为从小学到大学都只是在训练学生考试而已。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学生是教育制度的产品，只要比一比就看得出产品的优劣了。

在我班上的学生，都是在受训当华文老师的。他們之中，有新加坡的，有马来西亚的，有中国大陆的，也有台湾、香港的。

一般而论，新加坡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学生素质最差。具体的表现就是语文能力弱，思考能力弱。考试的时候，要是需要思考才能回答的问题，这些学生大都无法回答。

不是所有的新加坡学生都这么差。七十年代读完小学的学生，素质就很好，语文能力和思考能力都很强。那个时候的学校，无论是华文学校还是英文学校，语文教育都很好，学生也都会说方言。一九七九年以后出生的学生，偶尔也有素质很好的，但是所占比例很低，大约二十分之一。

马来西亚的学生，素质就很好，尤其是那些到台湾读大学回来的学生，素质非常好，语文能力和思考能力都远远超过新加坡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学生。母语教育的成败，影响学生的一生。


• 后遗症二：学生的知识贫乏

语言直接影响我们的思考能力，也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小学和中学阶段，我们广泛吸收各种知识，认识世界，大学阶段则深入了解世界。

由于语文教育失败，思考能力弱，新加坡的学生除了考试科目的内容之外，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也许到过澳洲旅行，但是未必知道澳洲的首都在哪里。语文知识贫弱，一般知识也一定贫弱。

有一回，我参与一次面试，来面试的是想当华文老师的人。我让他们写他们就读学校的名称。其中有五个“义安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这五个人之中，只有一个会写“义安”，其他四个都写“易安”，只有两个人会写“理工”，其他三个都写“理公”。

这些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他们要是报读大学工程系，可以跳班读二年级。他们申请当华文老师，大概是因为自认自己的华文很好。

后来，我再查看正在受训的华文老师填写的个人资料，写“易安”和“理公”的比比皆是。这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语文程度太低之外，也反映出他们的一般知识贫弱。他们不知道有“义安”，更不知道这“义安”到底是什么。

学生不知道自己的母校的名称该怎么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要是真有一家“易安理公学院”，那要让人猜想是李清照创办的了。

新加坡的华文老师爱写错别字，早已是见怪不怪的事。这全是双语教育制度的功劳。

又有一回，也是面试想当华文老师的申请人。

当时，有一位大学中文系刚毕业的申请人，她想当中学华文老师。我看了她的成绩，觉得她没有能力当中学华文老师，便对她说：“你没上过文学的课，是不是？”

她马上说：“我读过唐诗。”

“你读过那位诗人的诗？”

她想了约半分钟说：“我读过李白的诗。”

“你读过李白的哪一首诗？”

我想她会回答“床前明月光。”

出乎意料之外，她想了约一分钟说：“琵琶行。”

她这并不是记错了，而是程度低，缺少知识所致。

她一走出去，和我一起面试的一位外系老师马上对我说：“你刚才问的问题，我都会回答，她是中文系毕业的，为什么不会回答？”

这位外系老师是纯受英文教育的。不过她小学中学都修读华文。六七十年代的英文中学生，要是对华文有兴趣，读了十二年，比今天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语文程度要高的多。六七十年代的英校华文教育，远比今天的华文教育成功。六七十年代的英校华文科会考时，还考古文。今天的中文系学生，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胡适、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一般都看不懂。倒不是他们不认得文中的字，而是整句话什么意思，他们往往不懂。这就是因为知识贫乏，理解力弱的缘故。

阅读可以提高语文程度，可是，由于母语教育失败，语文程度太低，而学校又只训练学生考试，不要求学生阅读，所以从小到大都不曾有过阅读习惯。双语教育制度下的新加坡人一般都没有阅读习惯。这一点可以从地铁车厢里看出来。日本的地铁车厢里，一眼望去，低头阅读的人很多；新加坡的地铁车厢里，一眼望去，低头玩电子游戏的人很多，阅读的人就难得一见。

我曾经调查过中文系学生阅读华文书的情况。在一整个学期中，阅读过一本华文书的人只有十分之一，就是10%。这也就是说，在双语教育制度下出产的华文老师，有百分之九十不爱读华文书。他们其实什么书也不爱读，因为从未养成阅读的习惯。这一些学生，虽然都是华文老师，可是有一些平日彼此交谈时，却常常说英语。他们的华语能力弱，没有养成说华语的习惯。

一般新加坡学生口里说的“读书”，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是读考试练习资料，在大学阶段，是读讲义。就是讲义也要到临考之前才愿意读。从小到大都在训练自己和被训练来应付考试。

是不是所有中文系的学生都知识贫乏呢？那也不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前读完小学的学生就很有知识，也爱阅读。这些学生都会说方言。
是不是只有中文系的学生才这么知识贫乏呢？那也不是。我问过自然科学的老师，他们的学生也是如此。这显然不是个别学生的问题，而是制度造成的整体特点。

五 尾声

新加坡的报纸上，经常看到“双语优势”的说法。真不知从何说起，叫人啼笑皆非。所谓“双语优势”究竟是何所指呢？是指新加坡人华语和英语的程度都很高吗？那显然不是。是指新加坡人又懂华语又懂英语，所以占“优势”吗？懂华语又懂英语的人，马来西亚、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多的是，怎么就新加坡人占“优势”呢？

有位在职中学校长到上海去访问，见到好些从美国顶尖大学读完书回来的年轻人，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远胜年轻的新加坡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他突然觉悟，新加坡的“双语优势”早已失去，或者从来就不曾有过，只是自我陶醉的白日梦。

马来西亚的年轻人，除了懂华文和英文，还懂马来文，单就这一点说，比新加坡人就更占“优势”了。

马来西亚学生，即使只是小学读的华校，因基础好，有阅读习惯，华文程度比新加坡的高中学生要高出很多。我所教的学生，情况就是如此。

近年来，跨国公司如果需要派人到中国做生意，都比较愿意选派马来西亚人，而不敢相信新加坡人的华文程度。市场的看法胜过报上的自我宣传。

不过，新加坡人之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双语优势的人。有三种学习经历的人，双语能力比较好。

第一种是五十年代上午读华文学校，下午读英文学校的人。

第二种是八十年代以前，就读英文学校，英文很好，也很有兴趣学华文的人。 

第三种是八十年代以前，就读华文学校，华文很好，也很有兴趣学英文的人。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再到英文大学读书的人，英文就更好了。

第一种人，两种语文的基础都很好。
第二种人，英文很好，华文也不错。
第三种人，华文很好，英文也不错。 

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就是母语都掌握得很好，都会说方言。英文也掌握了，两种语文都能运用。不过，这样的人现在都年纪渐渐大了，人数越来越少。

八十年代以后的双语教育，由于母语教育失败，英文教学也不算成功，不可能培养出“双语优势”的人，只能培养出“双语弱势”的人。

几年前，我和一位补习中心行业的人见面。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受的英文教育，华语却说得很好。他在补习这个行业很成功，谈到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时，他说：“新加坡人说的英语，英国人听不懂，新加坡人说的华语，中国人听不懂。”这就是新加坡双语教育的产品，只是比文盲好一些。自吹自擂，不是井底之蛙，便是自大夜郎，或兼而有之。

正如丘成桐先生所说：“语文的训练是成为真正学者的第一步。”不仅是培养学者要靠语文，培养文学艺术家也要靠语文。

语文教育失败，必定培养不出作家，也必定培养不出画家和音乐家。文学是美术和音乐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文学不发达，而美术、音乐很发达的。这一点，只要看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文学、美术、音乐的相连带发展就明白了。

欧洲人比新加坡更早推行双语教育，而且非常成功。欧洲的语言众多，方言更多。欧洲人推行双语教育时，并不以牺牲母语为代价，而是确保孩子在十二岁时掌握母语。这是成功的关键。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制度与此相反。这样的制度必不为欧洲人所愿意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