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天下未集
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4513
日前，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表示，“以母语为主要媒介语的中国、日本及韩国都能把国家发展推向高峰，既然如此，为何我国不能呢？”，因此，他就认为大专学府应逐年修改教学媒介语，从英语改为马来语。
隔天，前首相马哈迪就批评慕尤丁的看法，他的观点是学生是到学校吸取新知识，而不是学习语文，而只掌握马来文者，相对于通晓英文者，能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
事实上，这两种看法代表了现在马来精英内部对语言政策的分歧，不过，不管慕尤丁抑或马哈迪的看法有何差异，对华文教育都是采取不开放的态度，因此，如以过去华教单元对多元的论述，实在不能准确地描绘他们之间的争议。
本土策略与全球策略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他们两者之间的争议，其实也是全世界非英语国家在面对全球英语强势下的两种策略，前者可视为“本土策略”，后者则为“全球策略”。
选择“本土策略”的理由，通常是因为本身的语言是小语种，在强势语言竞争下，前景堪忧，如不坚守，可能会出现“语言死亡”的现象。而语言死亡或衰退，依附在语言上的文化活动与文化遗产也自然会消失，进而侵蚀个人的身份感及集体的认同感。与此同时，也会更进一步增加强势语言的优势，加剧语言帝国主义及全球文化霸权。
选择“全球策略”的理由，是因为学习一种更广泛使用的语言，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前者在吸收外来知识上，就要靠翻译，但翻译需要付出成本的。后者懂外语则不需要靠翻译，但同样也是有成本的，学习外语毕竟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甚至学费也免不了。
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在马来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下，马来西亚政府是采取本土策略。结果，英语不但失去了官方语文的法律地位，也受到全面的压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英校被彻底地关闭、公共考试的媒介语全面改用马来文等等，还有国大（UKM）的设立，就是要实践百分之百用马来文教学，影响所及，所有的大专都要逐步改用马来文教学。
这个时期用“单元”来形容政府的语言政策是准确的，但进入90年代后，为了应付全球化的挑战，特别是97经济风暴后，马来精英惊觉单语政策是行不通的，因此，就开始强调英语的重要性，改采全球策略。于是《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令》规定，私立大学和学院在部长的批准下，可以用英语授课。到了2003年，更是全面推行英化数理政策。可是这种政策的急转弯，肯定会在内部引起极大的争议。
列马来文为知识语文
以本世纪的三个教育大蓝图为例，第一个教育大蓝图，即《2001-2010年教育大蓝图》，就强调“为了面对全球化和资讯工艺的发展，将在小学阶段加强学生的英语能力”，可是也同时强调“为了达到全民团结的目标，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到了第二个教育大蓝图，即《2006-2010年教育大蓝图》，这时，正好是政府执行英化数理的时期。可是在大蓝图里却说：“为了建立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必须强化国家语文作为团结基础和知识语文”。
这里的关键字是“知识语文”，即透过某种语文去掌握知识。如此说法，其实是与英化数理政策精神是背道而驰。到了第三个教育大蓝图，即《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一方面强调英语的重要，甚至准备在2016年把英语列为教育文凭（SPM）公共考试必须及格的科目，可是另一方面还是强调要发展马来文成为知识语文，而其重要措施就是加强马来西亚编译馆（Institut Terjemahan dan Buku Malaysia）的功能。
上网查了下马来西亚编译馆的资料，原来是成立于1993年，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配合2020宏愿。这个编译馆是官联公司，由财政部注资拥有，但是由教育部来管理。简单地说，其任务是为了克服知识传播的障碍，翻译和出版图书，丰富马来语的知识储量，包括文化、科学与技术。
的确，马来文要成为知识语文，使得大专能以国语教学，翻译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慕尤丁以中国、日本及韩国为例，认为马来文也可以成为知识语文，似乎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日本翻译学习西方知识
以日本来讲，古代日本原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从中国借用了汉字。后来，又因汉字笔画繁多，书写费时，于是又创了平假名和片假名。除了文字外，在隋唐时代，日本在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的遣唐使，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直到近代以前，日本的知识份子还是用汉语吟诗作文，连政府的公文也多以汉文撰写。
直到江户时代（1600-1867），传统贵族社会解体，新市民阶级兴起，教育逐渐普及，开始把中国明清文学翻译成日语。不过，真正促使日本翻译事业大兴是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后。最早是透过荷兰人以及荷兰语书籍，大量吸收西方的学问和知语，这就是所谓的“兰学”，兰学就是翻译的学问。当时，兰学最主要的学科就是医学，下来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和地理学。
随著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及美国大炮的威逼下，日本被迫开国，于是不仅兰学，英、法、德、美诸国的学术和思想也大量涌入日本，当时总称为“洋学”。这时，洋学不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和西方近代哲学。日本就是通过翻译欧美科学技术书籍，移植及研究西方思想和先进技术，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总之，日本学习中国千多年，扎下自己的文化根基，再用二三百年，大量翻译西方文化，才奠定了日文成为知识语文的地位。
以前，在台大读书时，教授就说只要掌握好日语，就几乎可以掌握全世界的知识，鼓励我们同学好好学习日语。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去学日语，一是因为一种虚妄的“粪青”思维，一是要七早八早排好长好长的队伍去报名登记。
的确，日本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深厚基础上，获得不少诺贝尔奖，计有物理奖7人、化学奖4人、文学奖2人、医学奖1人及和平奖1人。其中最典型的是2008年物理奖得主益川敏英，他英语就不太好，所以，从不到国外演讲或出席国际会议，得奖感言也是以日语发言。当时，有人就以此为证，认为英文不是那么重要，但却忽略了日语作为知识语文的深厚根基。
中日文化交流的前鉴
所以，慕尤丁看法不能说他是错的，毕竟这也符合国家的教育政策，但其实际的翻译工作做得如何呢？坦白讲，一个成立于1993年的官联公司，对其成效，我实在没有什么信心。
果然，与熟悉内情的友人了解后，这方面的工作真的是做得非常不理想，反而印尼就做得非学好，而印尼的学术工作也比马来西亚做得扎实。那为何不借印尼之力，再把这些印尼文版的译作翻成马来文版的译作，省时省力，最多是版权费的问题。据闻，原来我们的马来精英自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印尼先进，不屑这么做。其实，这是很不必要的面子问题。
这可以中国为例，自1895年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朝野上下痛感变法图强之要，认为引进西方知识是必要条件。为了能在短时间见效，其具体的做法就是大量派遣留日学生和广译日文书。结果，留日学生大约有10万人，而翻译日文的西方译作则成为吸收西方文明的重要手段，甚于聘请日本专家为中国翻译相关书籍。
可以说，近代中文世界的新知识大部份是通到日本书籍得到，以致在现代汉语里有大量由日本人翻译的词汇。今天如果排斥这些日译的词汇，根本就不能说话和写文章。比如，“民主”、“科学”、“组织”、“舞台”、“代表”、“权利”、“教育”、“革命”等等，族繁不及备载。
中国也有自己的翻译，代表性人物为严复，但在与日译词汇的竞争中，还是失败了。举例来讲，“拓都”和“么匿”，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其实这是“total”和“unit”的音译，日译是“团体”（或社会）与“个人”（或单位）。又比如“涅伏”，乍然一看，还以为是与佛经有关，其实是“nerve”的音译，日译为“神经”。严复胜出的大概是一个字“逻辑”，日译为“论理学”。
不过，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里是很少提及，以致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以为一切原来就是中国自己翻译。这可能一方面是心理上还是看不起日本，一方面也是日本侵略中国后的结果。但不管如何，日语新词仍然还是不断被吸收到汉语来，比如“人气”、“便当”、“寿司”、“民宿”、“便利店”等，甚至“XXX族”、“XXX屋”这样的构词也吸收进来，比如“追星族”、“精品屋”等。
不管怎样，文字的借用可以是单向，也可以是双向。总体来看，中日是双向，如果细分，前期是日本向中国单向吸收，后期反是中国大量吸收日译词汇，而其背后则是决定于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否。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如果只是纯粹的面子问题，那就很无谓。
中国自诩为文化大国，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也不得不借日本之力。马来西亚如此小国，如不和印尼联手，像70年代那样，马来文要想成为知识语文终归是空想，那倒不如依马哈迪的意见，采取全球策略，借英语来掌握知识。
不过，我相信这种马来精英的内部争议还是会持续存在，结果极可能造成政策左右摇摆，最后，就是一批一批的学生成为白老鼠。
隔天，前首相马哈迪就批评慕尤丁的看法，他的观点是学生是到学校吸取新知识，而不是学习语文，而只掌握马来文者，相对于通晓英文者，能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
事实上，这两种看法代表了现在马来精英内部对语言政策的分歧，不过，不管慕尤丁抑或马哈迪的看法有何差异，对华文教育都是采取不开放的态度，因此，如以过去华教单元对多元的论述，实在不能准确地描绘他们之间的争议。
本土策略与全球策略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他们两者之间的争议，其实也是全世界非英语国家在面对全球英语强势下的两种策略，前者可视为“本土策略”，后者则为“全球策略”。
选择“本土策略”的理由，通常是因为本身的语言是小语种，在强势语言竞争下，前景堪忧，如不坚守，可能会出现“语言死亡”的现象。而语言死亡或衰退，依附在语言上的文化活动与文化遗产也自然会消失，进而侵蚀个人的身份感及集体的认同感。与此同时，也会更进一步增加强势语言的优势，加剧语言帝国主义及全球文化霸权。
选择“全球策略”的理由，是因为学习一种更广泛使用的语言，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前者在吸收外来知识上，就要靠翻译，但翻译需要付出成本的。后者懂外语则不需要靠翻译，但同样也是有成本的，学习外语毕竟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甚至学费也免不了。
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在马来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下，马来西亚政府是采取本土策略。结果，英语不但失去了官方语文的法律地位，也受到全面的压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英校被彻底地关闭、公共考试的媒介语全面改用马来文等等，还有国大（UKM）的设立，就是要实践百分之百用马来文教学，影响所及，所有的大专都要逐步改用马来文教学。
这个时期用“单元”来形容政府的语言政策是准确的，但进入90年代后，为了应付全球化的挑战，特别是97经济风暴后，马来精英惊觉单语政策是行不通的，因此，就开始强调英语的重要性，改采全球策略。于是《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令》规定，私立大学和学院在部长的批准下，可以用英语授课。到了2003年，更是全面推行英化数理政策。可是这种政策的急转弯，肯定会在内部引起极大的争议。
列马来文为知识语文
以本世纪的三个教育大蓝图为例，第一个教育大蓝图，即《2001-2010年教育大蓝图》，就强调“为了面对全球化和资讯工艺的发展，将在小学阶段加强学生的英语能力”，可是也同时强调“为了达到全民团结的目标，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到了第二个教育大蓝图，即《2006-2010年教育大蓝图》，这时，正好是政府执行英化数理的时期。可是在大蓝图里却说：“为了建立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必须强化国家语文作为团结基础和知识语文”。
这里的关键字是“知识语文”，即透过某种语文去掌握知识。如此说法，其实是与英化数理政策精神是背道而驰。到了第三个教育大蓝图，即《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一方面强调英语的重要，甚至准备在2016年把英语列为教育文凭（SPM）公共考试必须及格的科目，可是另一方面还是强调要发展马来文成为知识语文，而其重要措施就是加强马来西亚编译馆（Institut Terjemahan dan Buku Malaysia）的功能。
上网查了下马来西亚编译馆的资料，原来是成立于1993年，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配合2020宏愿。这个编译馆是官联公司，由财政部注资拥有，但是由教育部来管理。简单地说，其任务是为了克服知识传播的障碍，翻译和出版图书，丰富马来语的知识储量，包括文化、科学与技术。
的确，马来文要成为知识语文，使得大专能以国语教学，翻译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慕尤丁以中国、日本及韩国为例，认为马来文也可以成为知识语文，似乎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日本翻译学习西方知识
以日本来讲，古代日本原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从中国借用了汉字。后来，又因汉字笔画繁多，书写费时，于是又创了平假名和片假名。除了文字外，在隋唐时代，日本在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的遣唐使，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直到近代以前，日本的知识份子还是用汉语吟诗作文，连政府的公文也多以汉文撰写。
直到江户时代（1600-1867），传统贵族社会解体，新市民阶级兴起，教育逐渐普及，开始把中国明清文学翻译成日语。不过，真正促使日本翻译事业大兴是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后。最早是透过荷兰人以及荷兰语书籍，大量吸收西方的学问和知语，这就是所谓的“兰学”，兰学就是翻译的学问。当时，兰学最主要的学科就是医学，下来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和地理学。
随著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及美国大炮的威逼下，日本被迫开国，于是不仅兰学，英、法、德、美诸国的学术和思想也大量涌入日本，当时总称为“洋学”。这时，洋学不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和西方近代哲学。日本就是通过翻译欧美科学技术书籍，移植及研究西方思想和先进技术，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总之，日本学习中国千多年，扎下自己的文化根基，再用二三百年，大量翻译西方文化，才奠定了日文成为知识语文的地位。
以前，在台大读书时，教授就说只要掌握好日语，就几乎可以掌握全世界的知识，鼓励我们同学好好学习日语。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去学日语，一是因为一种虚妄的“粪青”思维，一是要七早八早排好长好长的队伍去报名登记。
的确，日本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深厚基础上，获得不少诺贝尔奖，计有物理奖7人、化学奖4人、文学奖2人、医学奖1人及和平奖1人。其中最典型的是2008年物理奖得主益川敏英，他英语就不太好，所以，从不到国外演讲或出席国际会议，得奖感言也是以日语发言。当时，有人就以此为证，认为英文不是那么重要，但却忽略了日语作为知识语文的深厚根基。
中日文化交流的前鉴
所以，慕尤丁看法不能说他是错的，毕竟这也符合国家的教育政策，但其实际的翻译工作做得如何呢？坦白讲，一个成立于1993年的官联公司，对其成效，我实在没有什么信心。
果然，与熟悉内情的友人了解后，这方面的工作真的是做得非常不理想，反而印尼就做得非学好，而印尼的学术工作也比马来西亚做得扎实。那为何不借印尼之力，再把这些印尼文版的译作翻成马来文版的译作，省时省力，最多是版权费的问题。据闻，原来我们的马来精英自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印尼先进，不屑这么做。其实，这是很不必要的面子问题。
这可以中国为例，自1895年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朝野上下痛感变法图强之要，认为引进西方知识是必要条件。为了能在短时间见效，其具体的做法就是大量派遣留日学生和广译日文书。结果，留日学生大约有10万人，而翻译日文的西方译作则成为吸收西方文明的重要手段，甚于聘请日本专家为中国翻译相关书籍。
可以说，近代中文世界的新知识大部份是通到日本书籍得到，以致在现代汉语里有大量由日本人翻译的词汇。今天如果排斥这些日译的词汇，根本就不能说话和写文章。比如，“民主”、“科学”、“组织”、“舞台”、“代表”、“权利”、“教育”、“革命”等等，族繁不及备载。
中国也有自己的翻译，代表性人物为严复，但在与日译词汇的竞争中，还是失败了。举例来讲，“拓都”和“么匿”，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其实这是“total”和“unit”的音译，日译是“团体”（或社会）与“个人”（或单位）。又比如“涅伏”，乍然一看，还以为是与佛经有关，其实是“nerve”的音译，日译为“神经”。严复胜出的大概是一个字“逻辑”，日译为“论理学”。
不过，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里是很少提及，以致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以为一切原来就是中国自己翻译。这可能一方面是心理上还是看不起日本，一方面也是日本侵略中国后的结果。但不管如何，日语新词仍然还是不断被吸收到汉语来，比如“人气”、“便当”、“寿司”、“民宿”、“便利店”等，甚至“XXX族”、“XXX屋”这样的构词也吸收进来，比如“追星族”、“精品屋”等。
不管怎样，文字的借用可以是单向，也可以是双向。总体来看，中日是双向，如果细分，前期是日本向中国单向吸收，后期反是中国大量吸收日译词汇，而其背后则是决定于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否。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如果只是纯粹的面子问题，那就很无谓。
中国自诩为文化大国，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也不得不借日本之力。马来西亚如此小国，如不和印尼联手，像70年代那样，马来文要想成为知识语文终归是空想，那倒不如依马哈迪的意见，采取全球策略，借英语来掌握知识。
不过，我相信这种马来精英的内部争议还是会持续存在，结果极可能造成政策左右摇摆，最后，就是一批一批的学生成为白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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