燧火評論：爭取承認统考要心中有譜

October 1, 2015

黃集初／爭取承認统考要心中有譜

許多人忽略砂州承認獨中統考文憑，是阿德南與聯邦政府之間的博弈。聯邦憲法規定教育事務是歸聯邦政府管轄，砂州其實是在爭取教育自主權，進而爭取更多自主權。我建議董教總先確定對公務員申請資格的立場，才來判定要在此課題上樂觀其成或靜觀其變。等砂州的正式官方立場出爐後，若確定可以接受，就據此為啟動與聯邦政府談判的底線。此外，師訓問題也應一併列入談判議程。總之，董教總不宜急躁冒進，畢竟形勢一直在變化中。

本文刊登于《燧火評論》：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1001b/

【文／黃集初】

今年9月21日，砂拉越人聯黨主席沈桂賢（上圖左）在董總主席劉利民（右）陪同下宣布，砂州首席部長阿德南（Adenan Satem）同意承認獨中統考文憑。於是，這項課題又再次成為華社輿論的焦點。綜觀各方正反意見，多是站在各自立場及利益評斷此事，少見就事論事的評論。為了減少不必要的爭論，本文先梳理其歷史脈絡。

據手上的文獻資料，董教總最早是在1983年向政府建議承認獨中統考文憑，當時教育部因為推行3M制，導致師資嚴重短缺，於是董總主席林晃昇要求政府把獨中統考列為小學教師與華文書記的錄用準繩，使師資短缺問題更容易解決。過後，董總及各州屬會聯席會議正式議決，要求政府接受獨中統考文憑為進入師訓學院的資格。由於馬華公會經常在這個課題受到董教總及華社責難，所以，1989年7月17日，副教育部長雲時進表示教育部將在適當時與董總共同商討一項雙方都能接受的獨中考試制度，並指出只要目前實行的獨中統考有所改變，獨中考試受到承認，應該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董總翌日立即回應，在不影響獨中教學媒介語的前提下，隨時願與教育部對話，也歡迎派出教育官員參與及協助統考工作。這是雙方首次喊話，釋放善意，也試探底線。

1991年5月2日，董總主席胡萬鐸建議政府為獨中生舉辦一項特別的馬來文考試，以通過它來承認獨中統考文憑。不過，這項建議並未在董教總內部取得一致的認同。同年6月10日，教總副主席陸庭諭聲明，胡氏建議純屬個人意見，不代表董教總。6月21日，教育部長蘇萊曼道勿在國會書面回答議員質詢時表示，政府無意承認統考文憑，因為這符合1956年《拉薩報告書》（Razak Report），即全馬中小學必須參加由中央當局制定的考試，確保國家教育制度的政策目標有效執行。由於教育部的立場強硬，這個課題就擱在一旁，毫無寸進。

與官方首次接觸
爭取設獨中馬來文試卷

1995年10月，教育部為獨中校長開辦行政管理課程，副部長馮鎮安主持開幕時向在場的獨中校長建議，把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的馬來文單科考試納入獨中高中統考。1996年3月8日，馮鎮安公佈教育部已向董教總建議，以SPM的馬來文試卷取代獨中高中統考的馬來文試卷，以進一步提高統考文憑的價值，而且時任教育部長納吉（現為首相）及考試局已同意上述建議。3月15日，獨中工委會考試局成員拜會馮氏及教育部考試局後，表示此項建議尚需從長計議。4月6日，獨中工委會表示教育部應以學術方式來鑒定獨中統考的學術水平，因此應先鑒定兩張文憑馬來文科試卷的差異才有意義。換言之，如果為了解決師資短缺問題而又要鑒定獨中馬來文水準，只須為獨中生特別安排馬來文試卷即可。

5月27日，獨中工委會考試局向獨中工委會常務會議提呈報告，其中揭露與教育部會談的內情，其要點為：一、教育部考試局根本不知道有統考，也不了解統考的程度，有鑒於此，他們認為必須事先評估統考；二、報考馬來文單科試卷只限於7月份試卷（July Paper），而且必須是一年前考過SPM者才符合資格；三、有關官員建議統考可以「借用」馬來西亞教育文憑馬來文科作為附加科目，就好像1119英文一樣；4.馮鎮安無法承諾獨中統考文憑會否因此而受承認為具有進入國內大專及師訓學院的資格，因為這是長遠的政治問題。

基於事件尚未明朗之前，獨中工委會考試局向外重申董教總的立場：一、董教總不會放棄以華文作為獨中教學媒介語的辦學理念；二、獨中統考文憑受到世界四百多所大學承認，馬來西亞政府實在沒有理由不接受及不承認這張文憑；三、對於馮鎮安的建議，該局認為若有意提高統考文憑的價值，不如直截了當鑒定統考文憑的學術水平更實際；四、如果為了物色獨中生來解決師資短缺問題，而又要鑒定獨中生的馬來文水準，只須為獨中生特別安排馬來文試卷即可。

由於霹靂州董聯會批評董教總在此事的表現不夠積極，同年8月14日，董總通函全國獨中及相關機構，強調一向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爭取統考文憑的官方承認，但絕不會為了爭取承認而放棄原則，且只是堅持一點，即以學術要求來鑒定統考文憑。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重挫馬來西亞經濟，馬哈廸翌年更開除副首相安華，導致馬來社會的政治力量分裂，華人成為關鍵少數。如此形勢，為統考文憑的承認打開一個有利的局面，特別是私立大專學院方面。事實上，自九零年代初，政府開放私立學院的申辦後，許多私立學院都私下接受具統考文憑的獨中生申請入學，不過，都是低調行事，有關當局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私校跟進承認統考
錄取獨中生報讀申請

1998年11月9日，電訊大學（Telekom University）成為全國第一所承認統考文憑的私立大學，國能大學（Universiti Tenaga Nasiona）及國油大學（Petrona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亦跟隨在後，承認統考文憑為申請入學資格之一。1999年10月8日，敦拉薩虛擬大學（UNITAR）高調公開宣布承認獨中統考文憑，且認為統考文憑與馬來西亞高級學校文憑（STPM）同等資格。接着10月23日，副教育部長卡力尤努士釋出善意，宣稱只要國家學術鑒定局鑒定獨中統考文憑是符合該局的條件，則承認獨中統考文憑不成問題。

2000年3月28日，董教總突發表聲明，抗議教育部禁止政府與私人學院接受獨中統考文憑為入學資格。董教總聲稱獲知教育部在1999年6月16日會議上，議決高中三或獨中高中統考文憑不得被接受為政府及私立大專院校任何課程的入學資格，包括雙聯課程、特許課程和學分轉移課程，因為教育部不承認這些文憑。此外，在大專院校的招生廣告和政府部門征聘廣告中，「或同等資格」的語句必須改為「被馬來西亞政府承認為同等資格」。此事件頓成為華社輿論焦點，而有關當局也反應迅速。3月29日，內閣做出議決，並由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發表三點聲明：一、教育部策劃及教育政策研究組在1999年6月16日所作的是內部決定，有關內部文件內容不代表政府立場；二、所有有關統考的事宜將維持原狀；三、私立大專院校可自行決定是否錄取獨中統考文憑持有人申請報讀。

於是，私立大專院校承認獨中統考文憑，正式獲得官方認可。不過，事情還是有所反覆。2004年5月23日，董教總又發表聲明，針對獨中生未具SPM馬來文科及格的資格，以統考文憑申請進入拉曼大學被拒入學的事件，表示嚴重關注事態的發展。並指出國家學術鑒定局於2002年發出的「私立大專入學資格指南」闡明，所有私立大專課程的最低入學資格，除了必須擁有STPM文憑、獨中統考文憑、A水平、大學預科文憑或同等資格外，還須具備SPM馬來文科目及格。但事實上，過去二十幾年來本地的私立大專院校都接受統考文憑持有者在不具有SPM馬來文科及格的條件下入學，董教總抨擊國家學術鑒定局的這項規定是開倒車，也促請政府立即取消由國家學術鑒定局上述不合理和不符合邏輯的規定。

其後，5月26日，高等教育部長沙菲益沙禮澄清，根據內閣會議記錄，早在2000年3月29日，內閣早已決定，獨中生可以獨中統考文憑申請報讀本地私立大學，無須具備SPM馬來文科及格的資格。會上，馬華公會總會長黃家定補充說明，根據國家學術鑒定局的規定，私立大專必須提供兩個馬來文科目配套，即配套A和配套B給本地和外國學生修讀。因此，本地生只要在畢業前取得馬來文科目及格的成績即可，不需要具備SPM馬來文科及格的資格。至此，私立大專院校承認獨中統考文憑已不再是課題了。

2008年3月8日，國陣政府在第十二屆全國大選首遭重挫，失去三分之二國會議席的優勢，五州政權易手，政局出現前所未有的改變。2010年2月25日，教育部長慕尤丁宣稱，首相納吉已指示教育部研究國立大學承認獨中統考文憑及錄取程序。4月4日，《南洋商報》報導政府目前無法一次過全面承認統考文憑，但準備在董教總等華團配合下，分階段承認獨中統考文憑。因此，政府已通過管道建議董教總設立一個專案小組，向政府提出整套的方案，即短期、中期及長期計劃，讓政府在接受統考文憑作為大專院校與師訓入學資格，甚至公務員的資格上，能夠有所依據。

4月23日，馬華公會總會長蔡細歷宣稱，獨中生即日起可用統考文憑申請國家高等教育基金貸款。原本申請高教貸款者，需有SPM及格，即馬來文科必須及格，及至少三科優等。其後，高教部向高等教育基金局發函，高教部已議決統考文憑持有者申請高等教育基金局貸款未有附加任何條件，這也符合政府當年允許他們進入私立大專的政策。

（照片來源／馬來西亞華人公會）

政府立場搖擺反覆
師訓亂象叢生狀況百出

6月15日，首相署部長許子根放話，副揆兼教長慕尤丁考慮讓持有統考文憑的獨中生，只需有SPM馬來文單科及格，即可申請進入師訓就讀。不過，9月8日，教育部卻表明只同意統考生須在SPM考獲馬來文及另外三科優等的情況下申請師訓。董教總堅決反對這項條件，並堅持在過度期內只接受馬來文單科及格的條件。在各華基政黨協助爭取下，9月22日，內閣原則上同意獨中統考生以SPM馬來文單科優等及三科統考科目優等的資格進入師訓學院。12月6日，蔡細歷聲稱，正副首相均已同意，從2011年開始獨中統考生可憑著包括華文科在內的統考三科優等，以及SPM馬來文科優等的成績，申請報讀師訓。

惟正式接受申請時，又有變卦。2011年3月14日，教育部宣布持有統考文憑者，若有意申請6月開課的「師訓特別錄取課程」，即五年半的「統考生師範課程」（PISMP-UEC），SPM至少考獲四科優等，包括馬來文在內，以及英語及格。於是，引起董教總抨擊，華基政黨繼續內部爭取。3月24日，教育部宣布獨中統考生進入師訓所需條件改為：一、SPM馬來文科優等；二、SPM英文科及格；三、高中統考文憑中考獲三科優等。針對增加了英文科及格這一條件，副教育部長魏家祥聲稱這是因為所有師訓課程皆有這項條件，不應詮釋為政府在此課題反反覆覆。雖然董總對此仍不滿意，但已是最後定案了。

在錄取情況方面，2011年預定錄取30人，但亂象叢生、狀況百出，最後僅收14人，且錄取通知書上只是說明受訓課程為華文組（國小/華小），並未直接說明是華小華文組。8月2日，魏家祥表示將處理此事，確保錄取者被派到華小執教。8月11日，他宣布已向師訓組發出明確的指示，這些學員畢業後將被派去華小執教。實際情況會如何，只有到他們畢業後才能確定。到了2012年，反應冷淡，只有30名統考生申請，23位符合條件，最後報到只有11人。2013年，4位統考生被錄取。2014年，2名統考生被錄取。董教總對此也没有任何進一步作為。

2013年4月3日，首相納吉宣布解散國會並舉行第十三屆全國大選。在前兩天，即愚人節，董總主席葉新田等代表與納吉會談承認獨中統考文憑事宜。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其要點為：一、雙方討論了承認統考文憑以申請進入國立高等學府的議題；二、討論了以至少馬來西亞教育文憑馬來文科優等的成績，作為承統考文憑申請進入國立高等學府的條件；三、討論了關於統考馬來文科認證的議題；4.首相承諾將召開一個教育部與高教部的聯席會議研究董總的提議，以尋找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惟選舉過後，國陣驚險保住政權，承認統考的課題未有任何進展。

今年9月，砂州人聯黨主席沈桂賢在董總主席劉利民陪同下宣布，首席部長阿德同意承認獨中統考文憑。其中細節包括：一、可錄取為砂州政府公務員（只限砂州人民），附加條件是SPM馬來文須優等；二、接受全國獨中統考文憑學生進入砂州私立高等學院（即葛汀大學、斯威本大學、砂拉越科技大學）；三、國立砂拉越大學接受持有獨中統考文憑者的申請（只限砂州人民）；四、獨中統考文憑持有者可申請砂拉越基金局所提供之獎學金或貸學金（只限砂州人民）。此舉基本上讓砂州成為大馬首個承認獨中統考文憑的州屬，同時，也是砂州政府在爭取教育自主權的試探，因為聯邦憲法規定教育事務是歸聯邦政府管轄。其後會有哪些變化，尚待觀察。但這對爭取全面承認統考文憑是有正面積極的影響，而且砂州政府的條件比聯邦政府寬鬆多了，只在申請公務員方面，附加SPM馬來文須優等的條件，其他領域則無條件承認。

局勢影響政治博弈
立場策略攸關談判成敗

以下將過往至今，聯邦政府、砂州政府的條件及董教總的立場整理成簡表：

綜觀上述演變，可歸納出幾個項要點。

一、國外大專學府的承認統考固然純屬「學術」問題，但在國內爭取官方承認上卻是高度政治化的課題。董教總最終目標是要政府全面承認統考文憑，在過程中只能隨著政治形勢的演變逐步推進，以取得階段性成果。

二、統考生師訓課程的申請及錄取人數，每況愈下，顯然有重新檢討的必要。據教總的資料顯示，統考生師範課程分為兩個階段，即一年半（從2013年起改為一年）的預科班階段和四年的學士階段課程。被錄取的獨中生必須完成一年半（從2013年起改為一年）的預科班課程，且包括歷史、道德教育及馬來文考獲及格，才可繼續修讀四年的學士課程。也就是說，統考生與持有SPM文憑者一樣，不得免除預科班的課程。這或許是統考生不積極申請的因素之一。

三、往過的分工，董總處理獨中事務，教總處理華小事務。那統考生受訓為華小教師是歸誰處理呢？從董總及教總的工作報告中顯示是歸教總。但統考生師訓課程的設置顯然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而統考文憑始終屬於獨中事務，這項課題應是董總與教總共同處理的事務，且應同時列入雙方的工作報告中。

四、私立高等學府承認統考文憑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但最後官方還是無條件承認。背後最重要的因素是私立高等學府為營利導向，許多巫統黨要紛紛進入這個市場分一杯羹。另一方面，官方也要有個自圓其說的理由對內部交代，所以，其中一個重要依據就是將獨中生比照外國學生處理，因為外國學生不可能具有SPM文憑的資格。不過，馬來文科還是列為必修科，以符合國家語文政策。

五、國立高等學府承認統考文憑的重要關卡就是馬來文科的問題。聯邦政府的條件是具備SPM馬來文科優等，董教總的最終目標則是無條件承認，並提出鑒定統考馬來文科水平為替代方案。雙方僵持不上，有關課題也因此未見進展。如今砂州政府無附加條件承認統考文憑作為砂州大學入學資格之一，這是不可思議的讓步。當然，最後能否定案，抑或「報導錯誤」【註】，尚待觀察，但卻是對董教總有利的發展，應該打蛇隨棍上，要求比照私立高等學府的規定處理。惟副教育部長張盛聞在這議題上，仍重複老調——以統考生需以SPM考獲馬來文優等，來重啟聯邦政府承認統考的機制，顯然，張氏的思維跟不上時勢變化。

馬華民政火箭
政黨算計利益為先

六、至於申請成為公務員方面，董教總從未發表任何意見，也不知道其內部是否曾深入討論，有何底線。不過，從砂州政府的條件來看，SPM馬來文科優等也應該是聯邦政府不可退讓的底線。不論國立還是私立高等學府承認統考文憑，本質上是學術問題，只是國陣政府將之政治化。但招募公務員絕對是政治問題，我不認為董教總有必要去挑戰這個底線，而應往批准選考單科馬來文這個方向交涉。

七、關於選考單科馬來文問題，網上盛傳在八零年代以前就可報考馬來文單科，因此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云云。可是本文回顧歷史可知，直至1996年，報考馬來文單科試卷仍只限於7月份試卷（July Paper），且必須是一年前的SPM考生才符資格。據了解，所謂能直接報考馬來文單科，必須年滿18歲。以華人傳統算法就是19歲，如果是一個未曾留級的獨中生，早已高中三畢業。而且，更重要的是，眾所周知，7月試卷的馬來文科比正式的SPM馬來文科還難考。

八、簡單討論各方的利益訴求。站在馬華公會的立場，當然殷盼成事，再藉此向華社邀功，爭取選票。因此希望董教總不要提出太高的要求，以免觸礁事敗。反之，行動黨必然樂見談不成，如此可向華社證明馬華無能，繼續投行動黨一票。過去，行動黨一定跳出來大力批評買票之舉，不過，這次卻異常沉默。因為行動黨早已執政檳州，如果質疑砂州政府，就很容易給對手反擊。此外，就算同為國陣成員黨，如果由某一華基政黨獨享其功，其他華基政黨肯定會藉機扯後腿而敗事。總之，所有政黨都以利益為先，各界切勿以為他們是為華教。

九、許多評論人都忽略這是砂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的博弈。聯邦憲法規定教育事務是歸聯邦政府管轄，而砂州宣布承認統考，其實是在爭取教育自主權，進而爭取更多自主權。否則，阿德南何需買力推動承認統考文憑？有關砂州人對自主權的期望，請參閱早期拙作〈東西一盤棋〉，在此不贅。總之，聯邦體制的國家本就容易發生聯邦與地方政府權力分配的博弈，只是過去巫統長期處於强勢，把有關問題壓制下來。

最後，建議董教總先確定對公務員申請資格的立場，才來判定要在砂州承認統考課題上樂觀其成或靜觀其變。等砂州的正式官方立場出爐後，若確定可以接受，就據此為啟動與聯邦政府談判的底線。此外，師訓問題也應一併列入談判議程。總之，在這個課題上，董教總不宜急躁冒進，畢竟形勢一直在變化中。

【註】過去，董教總和聯邦政府在國立高等學府承認統考課題上無法逹致協議，就是卡在是否附加SPM馬來文科；如果砂州政府同意無需SPM馬來文科優等作为附加條件，只需持統考文憑，就可進入砂拉越大學的話，將是很大的突破。因此，若不是「報導錯誤」，接下來可以預見會有所反覆。

燧火评论：「最終目標」的思路及其轉折

November 18, 2015

黄集初／「最終目標」的思路及其轉折

本文刊登于《燧火評論》：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1118/

戰後至今，有關當局對華教的各種干預手段及不利措施，可以清晰看出其中的脈胳。其中，馬來文的地位及功能是「最終目標」的最核心要素。《1967年國語法令》通過後，整個國家的語言教育政策就往獨尊馬來文的方向走，直至2002年馬哈廸提出數理英化政策為止。回看歷來單一學校制度的爭議，首先必須釐清：所謂單一學校制度究竟立足於《拉薩報告書》，抑或《巴恩報告書》，還是兩者之間？簡言之，「最終目標」是否已修正？雖然，政府對此未有明確的答案，但仍然值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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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The Malay Mail Online）

【文／黃集初】

儘管政府歷來多次聲稱承認母語教育的地位，不會關閉華文小學，保留多源流教育，不過國家幹訓局總監日前的單一源流教育論，再次觸動華人社會的敏感神經。其實，這個存在甚久的老問題，照理應有比較深入的正反辯論，實際上卻常為淪口水戰，不了了之。因此，梳理相關背景知識，把握爭議的核心所在，才能提升辯論水平。其中，最一項關鍵的概念就是《拉薩報告書》（Razak Report, 1956）裡的「最終目標」（ultimate objective）。本文特此針對「最終目標」加以詳細解說。

馬來西亞語言教育政策自有其延續性，要更深入理解「最終目標」的內涵，須從1951年公布的《巴恩報告書》（Barnes Report）說起。戰後，英殖民政府為鞏固對馬來亞的統治，一改戰前的放任政策，開始統一馬來亞的教育制度，推出一連串的報告書。在《巴恩報告書》之前，英殖民政府一共公布了兩份報告書：1946年的《祁士門計劃書》（Cheeseman Plan）及1949年的《荷格報告書》（Holgate Report）。

▲英殖民地政府、蘇丹及巫統於1947年4月召開會議，討論祁士門計劃書，三個月後發布修訂的《馬來亞聯邦憲法建議》。（照片來源／人民之友）

前者建議政府為各源流學校提供免費的小學教育，英文為英校以外的其他源流學校的必修科，以及小學後教育的主要教學媒介語。結果，巫統強烈反對，因無法接受四種語文（英文、華文、馬來文、淡米爾文）列於同等地位，而胎死腹中。後者則建議為塑造「團結及統一年輕的馬來亞人」，應以單元取代多元學校體系，這意味著所有學生都要學會一種共同語言——英文。結果受到各方抨擊，包括馬來族群（特別是巫統代表），於是這份報告被立法會議擱置，直到《巴恩報告書》完成後再行裁決。

1951年的《巴恩報告書》評估了馬來教育現狀，認為馬來學生受限於學校簡陋、師資薄弱，並未提升馬來族群的地位，更遑論讓馬來文成為宣導國家理念的主要媒介語。《巴恩報告書》也回應了《荷格報告書》的看法，認為對所有視馬來亞為永久家鄉及效忠對象者，小學教育必須完全成為打造一個共同馬來亞國族的工具，而這就是這份報告書的中心思想。

倡議國民學校
打造馬來亞國族

在上述兩大前提下，《巴恩報告書》最重要的政策建議就是取消各族群的方言學校，以不分族群的單一學校取代。這種新型的學校將使學生有效掌握雙語（即馬來文和英文），表現優秀者能直接進入純以英語授課的中學及大專教育，而這種新型學校稱之為「國民學校」。由於，馬來文的地位與英文「並駕齊驅」，高於其他語文之上，巫統總算滿意這份報告書。

正如報告書中所提，要落實此政策的最大障礙就是非巫裔族群的態度，因為「應在沒有壓力下，讓他們自行判斷國民學校是最好的學校而入讀。如果大部份華人、印人，以及其他非巫裔族群堅持要維持公立教育系統以外的初級學校，我們的計劃將受到極大的削弱」。因此，國民學校取代方言學校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具體的做法上，政府的教育經費應優先撥款來發展國民學校，對現有方言學校則全力說服改組為國民學校，並建議以持續的津貼補助為誘因。從一開始，英人就準備以利誘為手段，逐步蠶食各方言學校。過後，基本精神仍以《巴恩報告書》為準的《1952教育法令》雖然通過了，但由於遭受華、印裔社群強烈抵制，且國民學校是免費的，導致政府財政負擔沉重，難以執行，成為最短命的法令。

▲1954年1月24日的馬六甲會議。（照片來源／馬來西亞華裔博物館）

到了1956年的《拉薩報告書》（Razak Report）時，聯盟政府一方面囿於馬六甲會談【註一】與三大機構【註二】的協議，另一方面也見識到英人落實《巴恩報告書》過程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包括華社的抗爭力量。更重要的是，巫統想以馬來文取代英文成為統一的教學媒介語，而當時的馬來文源流教育只有小學階段，因此把《巴恩報告書》統一教學媒介語及統一教育體系的建議，就從現行目標轉為未來目標。《拉薩報告書》雖然大部份的內容都符合華教工作者的要求，卻在第12節埋下了影響深遠的「最終目標」（ultimate objective），其具體內容如下：

「本委員會更相信，本邦教育政策之最終目標，必須集中各族兒童在一個國家教育制度之下，而在此制度之下，本邦國語成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然本委員會亦承認，欲達此項目標，不能操之過急，必須逐漸推行」。

在《拉薩報告書》的第56節也預示下一步將如何邁向最終目標，即「以設立國家語文源流班之方式，將當前之政府學校（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改為標準學校【註三】，同時以聘用適當受訓教師，將政府（英文為教學媒介語）及津貼學校改為標準型學校【註四】」。在這裡，政府學校包含英校和巫校兩種。前者如要維持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則應改為標準型學校，即從英文改為馬來文。其實，這隱含著以馬來文取代英文成為統一的教學媒介語的目的。後來的發展也確實是優先處理英校，將華校【註五】放到第二步。不過，除此之外，《拉薩報告書》未對「最終目標」作出更具體的闡釋，反而到1960年，聯盟政府提出《達立報告書》（Rahman Talib Report）後才更詳細地闡釋「最終目標」。

《達立報告書》先對《拉薩報告書》的工作綱領具體說明。首先，開宗明義指出《拉薩報告書》的工作綱領就是聯合邦的教育政策（第12節）。其次，是明確界定工作綱領中所謂的「全體人民皆能接受的政策」，並指出：

「我們認為必須指出一個『全體人民皆能接受的政策』只能指一個對一切有關人士公平的政策，它特別要對我們的學童，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公平，在一個真正國家性的政策之範疇中，欲滿足國內每一個語言文化集團的個別要求是不可能的，我們深信，目前的制度，即在由公款支付的初級小學中實行四種源流，在英巫小校中規定凡有十五名學生家長請求便可開辦華語或坦密爾語班（1956年報告書第63段）及允許在全部津貼中等學校教導英巫以外的語言文化，已經合理地使一種馬來亞化的制度滿足各民族的要求成為可能」（第20節）。

瞄準華文小學
循序統一國家教育制度

表面上，這是對工作綱領的闡釋，實質上，卻是體現了「最終目標」裡「不能操之過急，必須逐漸推行」的精神。《巴恩報告書》的做法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落實，逐年而上，實現以「國民學校」取代所有各源流的方言學校，統一國家教育制度。《達立報告書》則在小學階段保留各源流方言學校，納入國家體系，卻在中學階段把非巫英源流以外的方言學校排除在外。

當時，中學階段的學校就只有英文中學和華文中學，這麼做就是把後者排除在外，將反對聲浪局限在華社內部，有效地降低政策執行的阻力。是以，保留小學階段各源流學校只是邁向「最終目標」的過渡階段，其首要目標就是把華文中學解決掉，另外是鞏固國語在教育體系中的地位，這是走向最終目標的第一步。

（照片來源／188 Hugh Low Street, Ipoh）

除了工作綱領外，《達立報告書》又進一步對「最終目標」詳細闡述，認為在「走向最終目標之過程」中，現階段最重要的目標是是設法使國語成為教育系統中的主要教學語文，具體做法是優先提高馬來文初級小學之程度，改善其教學水準，然後逐漸使各階段的教育機構使用國語來教學成為可能，其困難處是受限於合格師資的培訓速度。在檢討現有的措施上，中學方面於1958年已首次設立了以國語教學的中等班級。與之相配套的是，由1960年起，除英文外，初級教育文憑考試【註六】增加以巫文出題的試卷，以及在1962年舉行以國語為媒介語的馬來亞聯合邦教育文憑考試（SPM）【註七】。為了解決師資問題，以培養足夠人數的小學教師，非標準【註八】巫文學校的現有教師，正以每年約一千人的速度，以函授方式重新受訓著。

《達立報告書》認為上述種種已采取的措施，「是在教育制度中，給予國語以正確地位的過程中，所採取的堅定之初步措施，但在完全實現所有學校采用國語為主要教學媒介的最終目標之前，我們還要走一段漫長的路途」。

它也指出當前最關鍵的問題是小學合格師資的短缺。由於逐年增加之人口所帶來的學童增加，對小學所施加的壓力，如是巨大，就算擴展師資訓練設施，在二十年內，都無法克服合格教師不足的困難。但另一方面，問題有望逐漸改善，即小學合格師資短缺人數由1962年的8600人降至1982年的1500人。對於接下來的發展，《達立報告書》建議如下：

一、擴大師訓。《達立報告書》第十五章的內容就是詳論「師資訓練」，重要的建議有，增加現有師訓單位的名額，及設立新的師訓單位；設置新課程以取代函授訓練制度；設立更多獎學金，幫助學生受大學教育，以解決大學畢業教師和師訓學院講師短缺問題。不過，雖然師資短缺問題嚴重，但不會開放民辦師訓學院。

二、英校發展。「為了在初級教育中擴展國語的使用，使更多學童接受馬來文初級教育，初步應采取的步驟，就是在前官辦英文小學裡，開辦巫文班，以便達成以巫文為所有學校主要教學媒介的最終目標」。此建議顯示，有關當局走向「最終目標」的下一個目標不是華小，而是英小。後來的發展，也確是如此。

三、提升國語地位。教育部長應設定一個指標日期，使國語在中學入學考試中成為必須及格的科目，前提是須保證在每個非馬來小學有適當數目的合格國語教師。教育部長也應設定期限，使國語成為進入師訓學院的必要條件，在過渡階段，優先考慮對國語有適當資格者。由於國語能否更廣泛使用的關鍵問題是合格師資的供應，因此，應獎勵現有合格教師學習國語，使他們能合格使用國語為教學媒介語。為了確保以馬來語為媒介語的課本供應質量，應設立專員處理篩選適當課本譯成馬來文版，並安排合格教師在一定時間內完成翻譯工作。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Elizabeth Zachariah／Hasbullah Awang Chik）

鞏固國語地位
教長有權改制華淡小

上述各項建議下，可以清楚顯出《達立報告書》對於如何走向最終目標的基本思路，全力鞏固及提升國語在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對於其他源流的學校，首先迫使華文中學改制，以扼阻華校向上發展的空間，只局限於小學階段。其次，則是優先改變英校教學媒介語。因英校皆為官辦，由教育部直接管轄，校舍也屬於政府，阻力較小，這也滿足了馬來民族主義者馬來文至上的要求。另一更重要的現實因素是大部份英校就讀者，仍以華裔居多。至於華小及淡小，則視未來的發展情勢而定，故在《1961教育法令》預留了法源依據——即所謂的「21條2」：「在任何時候，教育部長確認一間國民型小學可以適當地改制為國民小學時，可以訓令該校必須改為國民小學」。

至此，當對「最終目標」有更具體及深入的理解後，對戰後至今有關當局對華教的各種干預手段及不利措施，就可清晰看出其中的脈胳。其中，馬來文的地位及功能是「最終目標」的最核心要素。《1967年國語法令》通過後，整個國家的語言教育政策就往獨尊馬來文的方向走，直至2002年馬哈廸提出數理英化【註九】政策為止。自2003年起推行數理英化政策的六年內，英文地位不斷提升，衝擊到馬來文的地位及功能時，其實等於間接挑戰「最終目標」，就算不是全盤否定，也是作出某種修正了。（有評論者認為這種修正是轉向《巴恩報告書》原本建議的英巫雙語教育。）

基於以上理解，再看回歷來單一學校制度的爭議，不難發現這項課題有個關鍵問題須優先處理，就是：所謂單一學校制度究竟立足於《拉薩報告書》，抑或《巴恩報告書》，還是兩者之間？簡言之，「最終目標」是否已修正？雖然，政府對此未有明確的答案，但仍然值得深入探討。

【註解】

一、在1955年7月27日馬來亞聯邦立法議會選舉之前，巫統領導人覺得有需要和華教工作者會面，洽談華文教育問題。於是，在馬華公會主席陳禎祿安排下，巫統、馬華公會及董教總三方代表在馬六甲陳禎祿府內舉行一場會談，達致四點協議：

（一）如果執政，聯盟承諾修改不利華教的法令條文，使得華人得以保存其學校、語言及文化；（二）聯盟選舉政綱中，列明「決不消滅任何民族學校、語言及文化」的政策；（三）1955年華校將獲得200萬撥款，作為津貼及發展之用；（四）董教總代表答應在普選之前，不提華文列為官方語文的訴求。過後，大選投票結果，聯盟大勝，52席位中贏得51席，於是組織政府。在協議的落實方面，對華教極度不利的《1952年教育法令》確實廢除，並重新制定了新的教育政策《拉薩報告書》，大部份都得到華教工作者肯定，卻埋下影響深遠的「最終目標」的伏筆。至於200萬的華校津貼，則如泥牛入海，全無消息。

二、1953年，教總、董總及馬華公會的三方聯席會議上，議決成立「馬華公會華文教育中央委員會」（又稱「三大機構」），以持久地解決華教面臨的各種問題。這個委員會在組織上隸屬於馬華公會之下，委員會由馬華公會總部、華校董聯會及教總代表各十名組成，再加上三方的三位主席為當然委員，其中，馬華公會會長為當然主席。於是，馬華公會華文教育中央委員會就是名義上代表全馬華教界的最高領導機構。

三、在《達立報報告書》改稱為國民學校。
四、在《達立報報告書》改稱為國民型學校。
五、這其實也包含了淡米爾學校，但其數量少，且內部族群複雜，不夠團結。只要解決華校，淡米爾學校自然而然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在此，行文中多以華校為主。
六、當時的初中畢業考試。
七、是為高中畢業考試。
八、這裡的非標準是指教師沒有在日間師訓中心及師訓學院完成三年師訓課程。請參閱《達立報告書》之第38節。
九、指以英文作為數理科的教學媒介語。

当今大马：一位考生哭着出来？--对考题太难的批判应谨慎

一位考生哭着出来？

对考题太难的批判应谨慎

刊登于《当今大马》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12706#ixzz3m9q2aA00

黄集初     发表于 2015年9月18日 中午11点58分     更新于 2015年9月18日 下午2点30分

【时政】天下未集

一个有10万华小考生参与的考试，却有一位学生哭着出来，然后报界在1295所的华小中，访问几位校长、老师、两个博士，加上一个部长的投书，大家就一窩蜂说考题好难，甚至还进一步地“脑补”出一个结论：出题老师背后有阴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当年在某独中教书时，记得有一次入学考后，某位家长到校大声投诉数学考题出得太难，害他孩子考得不及格，而他的孩子可是在UPSR校內预试中拿A等成绩云云。于是，教务处就赶快检查分数的分布情况，结果一堆学生考80分以上；再转为图表，呈现一个标准的常态分配曲线，这意味着考卷完全没问题。我和几位同事对此事商讨后的结论，就是这个UPSR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的考试。

检定考试绩效只升不降

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小学检定考试是很有水准的公共考试，那时不要说考获A等成绩，就算是考个B等，也算是很了不起的成绩，哪像现在，一堆学生考到全A的成绩。不过，自从现任首相纳吉担任教育部长起，整个风气就逐步改变了。纳吉在治理政务上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数字管理：关键绩效指标（KPI）。所以，从他上任开始，每年小学检定考试的及格率就是一路上升，从没有下降过，完全违反考试学的规律。

但这种“政绩”却造成接下来的每一任教育部长很大的压力，也只能依样画箶芦，让小学检定考试的及格率只升不降，造成一堆学校都是百分百及格率。升到不能再升了，就开始比得A率的“政绩”，结果流风所及，就造成现在一堆考生考到全A的成绩。这本来就是不正常的现象，但二十几年下来，积非成是，变成如果考试不能让学生轻易考到A，就是出题老师有问题。而且也造成整个社会过于注重考试的风气，进而影响到学校不能正常教学，老师只能填鸭，学生就是背书。

但一个公共考试成绩不能如实地反映出国家整体的教育素质，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考试局肯定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2007年5月9日，报章报导：“考试局主张采国家教育评估制，建议取消UPSR及PMR”。当时的报章也报导，教总主席王超群也赞成“大马考试局提出2012年后取消小学检定考试及2015年后取消大马初中评估考试的建议，以纠正现有过于注重政府考试的教育机制”。

到了2010年6月20日，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向媒体发表谈话，表示教育部可能在未来会废除小六检定考试（UPSR）及初中评估考试（PMR）。此一宣示，在社会各阶层引起巨大的回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更多。慕尤丁提出的理由是：“废除小六检定考试及初中评估考试除了能提升学生的思考及创意思维，也有助于协助政府削减开支、减轻教师负担、减轻家长压力及经济负担”。的确，废除UPSR及PMR确实是让大家都能脫离困境的一个好方法。

但到最后，只废除了PMR，UPSR还是保留下来，除了家长反对外，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UPSR所衍生出来的共生利益太庞大了。在2010年7月8日，《光华日报》电子报有一则新闻“UPSR、PMR若废除，补习印刷业损失最大”，其內文提到：“倘若政府废除小六评估考试（UPSR）与初中评估考试（PMR）考试制度，这将直接造成补习行业严重受创，这也令参考书印刷商面临估计百万令吉的损失……间接地会砸破大多数教师的‘饭碗’，尤其是多数教师为提供学生补习，都靠此补习赚取额外收入补贴开销。”

因此，业者也希望：“有鉴于此，从事教育工作者敦促各方面能够出席教育部的圆桌会议，深入了解及研究各项事宜，方才决定”。报导中还提供了一项数据：“慕尤丁表示，共有20万2327名学生在国內2487补习中心报读小六评估考试、初中评估考试、大马教育文凭（SPM）以及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的补习班”。这就是UPSR不能废除的根本原因。

争议各方背后的利益诉求

同样的，在今天讨论考题是否是太难时，也要把补习中心及出版社的利益冲突考虑进来。因为，如果考题没有标准答案，而完全是凭学生的真实能力时，补习中心若只是教考试技巧，那就准备关门；出版社的模拟试卷及各种各样参考书的市场肯定也会受影响；有些小学校长的隐性收入大概也会跟着减少。这种各方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及立场，完全被现在各种评论所忽略了，一概假设他们都是“为了孩子好”，而不是为了錢包、面子、选票。

以下花点时间讨论下“相关利益者”，会有助于各位读者思考问题。相关利益者可分为：(1)內部相关利益者：学校管理者、当前的教职员工、家长及学生；(2)外部相关利益者：以往的教职员工、家长及学生；还有未来的教职员工、家长及学生；官方教育机构、私营教育机构、私营教育服务机构、当地社区、教育研究者、大众传播媒介等等。以下列一张表供大家去加加减减各別相关利益者的言论是否可靠。

下来針对上表中的三个相关利益者稍为做解说，其他就以此类推。(1)对学生及家长来说，当考题出得很难，连博士都做錯，而孩子却又能做对，家长一定支持，因为这证明了我的孩子确实是有出众的竞争力；反之，家长一定反对，因为他不能接受孩子原来是没有这么好。前者会暗爽不出声，后者一定会大声投诉是考题出的太难，难到连博士都不会做。(2) 对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来说，固然有些是为了理想而投入教职，但更多的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所以，他们都不希望考试有任何重大的改变，因为，这意味着要改变过去已经习惯了的教学法。新老师还好，因为正处于摸索期；而旧老师则要看是否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及习惯，否则很容易僵化，要调整过来就会很辛苦。(3) 对大众传播媒介来说，考题难不难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议题，是否有新闻炒作的空间才是他们的焦点。所以，几万个考生没哭，那不是新闻；有一个考生哭，那才是新闻。找两个博士来做试卷，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其实根本就是外行（下面会解说为什么是外行的做法），纯属新闻炒作，提高报章銷量。

考题是否真的太难？

那考题是否太难呢？基本上，批评者认为太难的依据有二个：(1)专家的意见；(2) 中国的水平。以下針对这两点做评析。

1.专家的意见。所谓术有专攻，一个专家必然有其特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以內是专家，在领域之外，就不是专家。我们不可能拿法律问题去请教医生，或医学问题去请教律师；就算是接近的领域，一个心脏有问题的病人也不会求诊于肠胃科医生，这些都是常识。今天，找了一个社会学博士和一个中文系博士来测试试卷是否太难，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一方面专业领域不对口，另一方面就是方法根本不通，让教育学专家傻眼。

今天，在华社里最有资格及权威评论这个试卷难度问题的专家是杨泉博士，他不但是教育学的专家，更是考试学的专家。他在教育部工作过，也曾担任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的统一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泉博士在华教界也算是知名人士，报界不第一个去访问他，反而去访问那些不是教育相关领域的专家，简直是令人想不通，新进记者就算了，资深的编辑难道不晓得吗！

2.中国的水平。首先，用语习惯和水平是两码子事，如狮子舞和舞狮，不可能用“狮子舞”就代表水平高，用“舞狮”就水平低。其次，为什么不能以中国的水平来考学生呢？这完全是心态的问题。看新加坡就好了，华文名义上是官方语文之一，其实是没有什么地位，所以，水平越来越低；反观英文，水平可以和英美比美，也没有人说太难，反而赞许这是正确的做法。

一个号称代表华人的马华部长，竟然认为华小华文科试卷与中国汉语水平并驾齐驱是不应该的，这是什么心态？说是崇洋媚外也不为过。三则，那我们的用语习惯是否要跟随中国的语文标准呢？这才是值得讨论的正确问题。在之前邱克威与杨欣儒的论战就是争这个问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让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去发言好了，但这个问题跟考题难不难是两回事。

那考题难不难如何判定？我这里就引用一位行家的说法，董教总独中工委会课程局华文学科编辑苏燕卿老师说：“其实考题到底难不难，不是凭老师家长路人甲乙丙的感觉，而是要看考生作答的实况。真正科学的方法，是统计全国考生的成绩分布，再分析试题的难易度。”

考题难易度该如何鉴别？

考题的难易度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专有名词为：“难度”（符号为P）。其定义为：P = 1 – X/W（X为平均得分，W为这一考题的满分），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值小表示容易，值大表示困难。在实务上，这些工作是要靠电脑来运算。具体来说就是考生的客观题的作答卡，及主观题的计分卡，用专门的读卡机把数据输入资料库里，然后，经电脑运算后，就可以得到学生的分数及整个试卷的分析报告。其中，最花时间是在主观题的计分卡上，因为要等评阅老师打分后，再把分数填入计分卡中。所以，在这份试卷分析报告没有出来或公布之前，所有考题难不难的争论是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而照惯例，教育部考试局从来不公布这样的报告。

有某机构宣称会針对考题太难的课题呈一份分析报告给教育部云云，我认为如果这些民间人士手上没有这一份考试局的试卷分析报告的数据做依据，那凭什么写一份专业的分析报告给教育部？我们教育部对华社是不友善，但这不代表教育部官员都是没水准的一群人。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UPSR是自欺欺人的考试”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大问题是教育素质低落，差国际水平两个等级以上，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公共考试鉴別力太低。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请参阅我另一篇文章：《教育大蓝图》之教育素质严重低落。

考题的鉴別力又叫“区分度”，区分度和难度是息息相关。所谓区分度是指一道考题在多大程度上，能把不同水平的人区分开来。区分度越高，越能把不同水平的受测者区分开来。考题如太容易，所有考生都能答对，那这个考题区分度就太低了，因为不能把程度好及程度弱的考生区分开来；反之，如考题太艰难，所有考生都答錯，也同样是区分度太低。所以，区分度高的考题通常是难度适中的考题。总体而言，区分度高的试卷，会让能力高的考生得分高，能力低的考生得分低。

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试卷太难，而是太容易，以致一堆考生拿到A等成绩，不能真正区分出不同水平程度的学生。面对灌水这么严重的公共考试，解决办法只有两种：1.废除；2.走向正轨。我的主张是废除，一了百了。不过，由于这背后牽涉的利益太庞大了，很难废除，那就让这个考试走向正轨，逐步提高试卷的难度到一个公共考试应有的水平。今天，负责华文试卷的官员提升试卷的难度，提高试卷的区分度，在具体的细节上，或有可议之处，但总体的改革方向应该受到肯定，而不是不懂装懂，胡乱批评一通，打击教育改革者的士气，否定他们改善我国教育素质落后国际水平一大截的努力。

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力的批评者，豈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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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人評論：董總內爭何以難解？——從人治到法治的過渡

September 1, 2015

黃集初／董總內爭何以難解？——從人治到法治的過渡

導致董總內爭的根本原因，是許多人仍停留在人治思維裡。比如說「讓葉做到2017才下臺」，這種個人面子大過組織發展的說法也能成為理由，不啻為人治思維的最佳證明。這場內爭之所以難解，因為這是一個組織從人治走向法治的過渡階段中，出現人治與法治相爭的僵局。不過，只要過得了這一關，董總從此以後就不會再出現強人領導，徹底走向民主型的集體領導。這也是董總內爭帶給全體華社最大的正面啟示。

【文／黃集初】

8月23日特別會員代表大會總算成功召開，但董總內爭始終難了。任何社團組織總免不了出現紛爭，問題是有無解決紛爭的最終機制。一般上，不論紛爭有多嚴重，最後必然以會員大會為最終仲裁機構，因為會員大會是任何社團的最高權力機構、唯一的權力中心。今天的董總內爭卻不然，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一是會員大會，二是董總主席葉新田。

從主觀意圖來說，這是因為葉氏始終無法在組織內取得多數支持，想方設法阻止會員大會召開，而自成一個權力中心。從客觀條件來說，他自身所有能成為權力中心，也是由下列因素促成。茲分述如下。

一、民主觀念不清。任何組織內的紛爭，如果無法妥協達成共識，最後解決方案必然是多數決。葉派卻高舉「多數人不一定是對」的旗幟，加上張守江律師（下圖站立者）的背書，亂舉華教課題為例，竟然也獲得許多人認同，真是不可思議。究其原由，根本就是把權利（right）與權力（power）混為一談。一般人就算了，張某身為律師且又是政治工作者，竟連基本的政治學ABC也搞不清，實在匪夷所思。

（照片來源／赤道論壇）

所謂權力問題，是指決定權力歸屬的問題。過去君權時代，權力是君主的，由血緣決定一切；現在是民主時代，權力來自全體，選誰來當主席的權力，當然由有關社團的會員來決定，這必然是多數決。主席及中委也不過是代理人而已，不可能說代理人的權力不得被會員大會收回。

所謂權利問題，即一般所說的人權問題，都是涉及個人及少數社群的權利，當然不適用多數決。在現代民主憲政體制下，為保障個人與少數社群的權利，必然是用司法程序來解決。華教問題攸關少數社群的教育權利，當然不適用多數決；但誰應該成為主席，則是權力問題，當然是多數決。尊重少數的原則，只是在保障少數人的權利，而不是維護少數人的權力，更不能防礙多數人的權利。

二、組織章程的缺陷。如果第一場特大成功召開，董總內爭早已平息，可是卻給葉新田硬生生地擋了下來，無論如何都不願召開。一般上，團體章程都會針對萬一主席不召開特大的情況下，要如何召開特大的程序作出規定，但董總章程卻未有如此明確的條文。於是，變成兩種觀點的爭論，一是從嚴觀點：規定允許做，才可以做；二是從寬觀點：沒規定不可以做，就代表可以做。結果演變成法律戰，曠日費時，現在更鬧上社團註冊官，面臨凍結的危機。

目前董總的這種情況，就好比國會必須要由首相來召開，首相不同意就無法召開。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國會名義上雖然是最高權力機構，實質卻是受制於首相，若要以不信任動議逼首相下臺，根本就不可行。葉新田至今堅持只有主席才能召開特大，這就是麻煩的地方。當然，董總章程還有其他缺陷，要如何修改，宜另文詳述之。

三、董總的金漆招牌。葉新田能有這麽大的能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頂著「董總主席」的光環，再加上「三個博士」頭銜加持，對一般中下階層的草根，確實有巨大的號召力。惟董總的金漆招牌是自獨中復興運動以來，不斷努力奮鬥的結果。但在過程中，不斷地渲染華教的悲情，改制的挫敗，及獨中的優越性，以動員群眾來維護和發展獨中。這種做法固然奠定了董總的金字招牌，也有其合理之處，但其弊卻是在不經意中流露對國中敵視與歧視，以及由此而來的仇恨之心。

當某些進步的華教人士提倡國民型中學是華教可團結的盟友，而非獨中的敵人時，被譏之為漢奸；鼓吹關中可視為獨立中學者，辱之為走狗；呼籲華教應走出悲情者，噓之為賣華。這些不理性的反應，可稱之為「過度宣傳的反噬」。也讓葉新田有機可乘，借用董總招牌及過時的仇恨式華教論述來煽動草根情緒，以保衛個人權位。

（照片來源／東方日報／談談新聞）

四、狂熱的葉氏支持者。這次董總內爭最令社會大眾側目的，就是這些狂熱的葉氏支持者，對葉新田絕對忠誠到底，可算是葉新田的「衝鋒隊」。他們言辭貧乏，開口閉口只會罵「漢奸、走狗、賣華」，行為極端粗暴，卻以正義為名。他們的偏執邏輯，不外乎這四部曲——我沒有錯；如果有錯，一定是你的錯；若你不認錯，那就是大錯特錯；若錯得無可推諉，就跟你裝死，再轉移焦點。人數雖少，卻戰鬥力十足，令人頭痛。最登峰造極之作，就是暴力干擾823特大進行。如果沒有這些死忠者，葉新田就不足以論道。

五、華基政黨以董總為戰場。馬華公會與行動黨是死對頭，民政黨和馬華公會雖是同在國陣，卻常互扯後腿。當葉新田宣稱有政黨介入內爭，言外之意就是指馬華公會，其他兩個政黨自然就成為葉新田的天然盟友。行動黨雖未以黨的名義支持葉新田，但實際上支持葉新田者有不少行動黨員，也有議員級人馬助陣。民政黨表面雖號稱中立，以調解人的形象介入董總內爭，明眼人都看出是在暗助葉。不過，最笨的是非人聯黨莫屬，其他三黨都借董總內爭暗中過招，特別是馬華公會，避之唯恐不及（這是聰明之舉，讓行動黨捕風捉影，炮火亂射），人聯黨竟公開以黨的名義去支持葉新田，赤祼祼地介入董總內爭，完全違背了華教人士歷來來「超越政黨，不超越政治」的共識。更妙的是，劉利民本身就是人聯黨黨員，給人感覺就是把黨內派系鬥爭，扯到董總內爭來，亂上加亂。

由於行動黨，或者說行動黨的個別人士大力支持葉新田，導致該黨忠心支持者與網絡兵團全力挺葉，造成網上超過80%都是挺葉言論，傅派在網絡戰可以說是完敗。但這些鐵粉和紅豆兵團根本不了解華教，搞不清楚誰是誰，只要是反對葉新田的，一概盲目炮轟（這就是馬華公會置身事外的原因，行動黨鐵粉誤傷無辜，華教人士是會記在心裡的），比如在網上霸凌左派大佬陳凱希，糾眾杯葛其公司產品。對華教的傷害，一點也不亞於種族極端份子的破壞。雖說是「個別人士」行為，但行動黨中央是否有默許呢？如此失控的局面，該黨是否有道義上的責任，應該好好深思。

六、野心家博亂上臺。這些野心家不是葉新田死忠支持者，而是因利益支持葉新田，故以低風險的「偽中立者」姿態上場。一場鬥爭，必然有支持者、反對者及中立者。偽中立者最大的作用，就是改變輿論的方向。不管支持、反對，還是中立，他們通常在鬥爭前期都不表態。等適當時機，才以「中立者」、「調解者」的面具，高舉以和為貴的大旗，站出來引導風向。何時才是適當時機？就是所挺的一方勢弱時。道理非常簡單，勢強時，當然是一鼓作氣，擊垮對手，哪裡會多此一舉，談什麼以和為貴。如今，葉派勢弱，挺葉的偽中立者自然一一跳出來救援，至少把局面扳回平手。總之，勢弱者，必然以拖待變；勢強者，必然速戰速決。

那真正的中立者呢？這畢竟是一場內戰，自己人打自己人，當然是速戰速決，拖越久，華教根基及元氣就越傷。支持823特大者，可能是傅派，也可能是中立者。但反對或視823特大為無物者，必然是挺葉派。這些野心家的最大利益不是葉上傅下，而是兩派都下，這樣子就會空出很多位子供排排坐。想一想，一個連董總中委都不是的獨中董事長，一下子就成為董總主席，多麽誘惑人啊！這些野心家除非獲安排位子，否則豈會希望董總內爭趕快結束。難道各位沒有發現某些獨中董事長動作頻頻，一下子成立什麽協調小組，一下子又說要成立什麽獨中接管統考工委會。看了眼花繚亂，不知所云。其實很簡單，他們就是要告訴大家：「令伯沒有位子坐，沒有成為大英雄，西北不爽」。

（照片來源／辣手網）

七、幕後黑手的謀略。823特大召開後，許多人覺得董總內爭告一段落了，其實危機尚未解除！對巫統來講，最佳的策略就是玩殘董總，或讓董總徹底俯首稱臣，加上野心家及狂熱挺葉者攪局，華團及獨中根本不可能團結一致向有關當局施壓，既然不用背負惡名，不趁此時動手待何時！

由此觀察葉新田求助廖仲萊、寫信要求首相納吉介入等舉動，就不難理解了。葉新田到底想要什麽？顯然是要當董總主席，而且絕對不會只做到2017年就下臺了事，肯定是要做到死為止。惟今之勢，全馬十州董聯會已反，其他三州也不穩，就算讓葉拖到2017年，也是非下臺不可。若還想做到底，就是效法馬哈迪，讓董總註冊吊銷，重新註冊「新董總」，接管董總資產，讓各州的所謂「愛華護教」組織代替各州董聯會加入「新董總」。從此，千秋萬載，一統華教，永為主席。這裡面的關鍵一步是接管董總的資產，得靠法官和社團註冊官。因此，先求助於廖仲萊，後到首相署請願，根本就是輸誠示忠！葉新田也不怕失去支持者，因為對那些死忠者而言，他們的邏輯就是「只要葉公做主席，華教就不會滅；因為葉公是立場堅定、絕不妥協的華教之神」。

再看巫統，他們的最佳謀略就是讓葉派、傅派雙方低聲下氣求情，到時，再看誰的頭磕得夠低，再來決定要吊銷董總的執照，讓葉新田注冊「新董總」，抑或讓傅派全勝。如此樂事，又自己送上門，此時不為待何時？葉新田這一方大概也看透巫統的心思，才會有輸誠示忠之舉。實情是否如此，9月6日即可分曉，到時希望我的推測是錯的。

以上因素皆導致董總內爭出現兩個權力中心，其更根本原因是許多人仍停留在人治思維裡。比如說「讓葉做到2017才下臺」，這種個人面子大過組織發展的說法也能成為理由，不啻為人治思維的最佳證明。所以，董總內爭才會出現人治的權力中心——董總主席葉新田與另一個法治的權力中心（會員大會），兩者相爭，組織內沒有一個最高權力中心可作出最終決定，紛爭持續不斷，越演越烈，終致不可收拾。

董總內爭之所以難解，因為這是一個組織從人治走向法治的過渡階段中，出現人治與法治相爭的僵局。不過，只要過得了這一關，董總從此以後就不會再出現強人領導，徹底走向民主型的集體領導。這也是董總內爭帶給全體華社最大的正面啟示。

当今大马：善用华小师资圆桌会议潜能

2015年7月21日 晚上11点00分

善用华小师资圆桌会议潜能

刊登于《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05767

【时政】天下未集

马来西亚华小师资短缺，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自独立前就已存在了。在独立前，英殖民地政府虽然开办了华校简易师训班（简称“简师”）、假期师训班，及高级师范班（简称“高师”）等等来培训华校教师，然而，计划不是时续时断，就是名额太少，杯水车薪，无法应付需求。独立后，华小列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环，但师资缺乏的问题依旧。每一年开学期间，华小普遍缺乏教师，已成常态。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华小缺乏教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因此几乎每一年都会听到当局将解决华小师资问题的声明。

华小师资缺乏的情况，最早的官方数据为教育部公布的1974年至1983年西马半岛师资短缺数据，请见下表：

表1：1974-1983年西马华小师资短缺一览表

资料来源：陈爱珠等. 1985年全国华文小学调查报告[R]. 吉隆坡：教总，1986：32

从上表的数据显示，1974年是师资不足最严重的一年，缺口为3100人。不过，到了1976到1981年之间，人数则在1300人至1630人之间浮动，到了1982年，人数不足大幅度下降为617人，显示有关当局是有改善师资不足的状况。可是，第二年又大幅上升到2695人，几乎又打回原形。

师资短缺的根本原因是培训不足，而之所以会培训不足，则是因自1971年推行新经济政策后，师训学院收生就不按照需求来收生，而是根据不符合实际需求的固打制。至于1983年的情况恶化，则是因加上该年正式推行3M课程后，对合格3M教师的需求也跟着增加。当时，教育部把教师与班级的比例，由1.2提高到1.5，以减轻教师的负担。

1984年后的情况如何呢？本人自行搜索相关文献及报章资料，整理出1984年至2012年间的全国华小师资短缺的数据，请见下表：

表2：1984-2012年全国华小师资短缺一览表 [注1]

资料整理自：相关文献及报章资料，尚欠1994、1996及1997年的数据。

由于华小长期以来都面对师资短缺的问题，为了填补空缺，临时教师就应需而生。严格来说，未受训练的“临教”早在1946就出现了。只是在《拉萨报告书》公布后，教师注冊法令规定教师得受专业训练才可以执教，才出现今日的临教。1957年以前，未受过专业训练的高中毕业生可以正式注冊为合格教师。1957年以后，就不行，如果未受专业训练，则只能成为临时教师，简称“临教”。在1972年，《阿兹报告书》将国文优等列为教师资格之一后，导致一部份早年有师训文凭，但马来文没有优等的正式教师，也降级成为“临教”，称为“合格临教”，必须考获单科国文优等后，才能重新转为正式教师。这些“合格临教”由于工作和家庭负担、年纪大记忆差，加上国文科考试水平高，常屡战屡败。

由于长期师资短缺，临教就成为华小师资不可分隔的一分子，在维护华小的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临教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成为华小的问题。临教最大的问题是工作不稳定。临教的聘约是一年一聘，必须年年申请，只有正式收到聘书后，才能正式到学校报到，而且当局还可在任何时候解聘。此外，聘书往往在开学后一个月才发出，有效日期又只是到11月，这么一来，临教一前一后就失去了两个月薪资。

另一方面，教育部又不断提升成为教师及临教的资格，导致临教的地位更没有保障。独立时，只须考获華校高中离校文凭，在无需国文优等的情况下皆可申请担任临教。《阿兹报告书》公布后，提升为要有国文优等的资格。再进一步提升为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考获3科优等，包括国文在內。1984年，又突然提升为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至少考获4科优等，包括囯文在內，且新旧临教一体适用。这种情形下，不但使早年合格的教师成为临教（这种临教称为“合格临教”），也导致有教学经验的旧有临教因不符新的要求而面临隨时被解僱的处境。

由于临教的工作不稳定，待遇又苛刻，所以流动性非常大。年初，申请到师训及本地大学者就会离职；到海外深造或进入私人学院者，也会在年中离职；至于找到更理想的工作，中途离开教学岗位的情形，更是普遍。因此，一些班级的班导及科目，一年内換三四位临教来负责，是常有的事。由于临教待遇欠佳，前景又不稳定，所以，华小常面临招聘不到足够的临教来填补师资空缺。

临教要成为正式教师，除了“合格临教”（只需考到国文科优等就行了）外，就是争取师训的机会，其中最有希望的管道是假期师训，这也是解决华小师资不足的办法之一。独立前，为了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英殖民政府开办了一项名为“教师训练课程”，以在职教师为对象，在假期或周末期间召集在职教师进行训练。开始时，是在周末开课，所以称为“周末师资训练班”，为期三年。由于交通不便，后来当局把受训时间改为学校学期假期，改称为“假期师训”，为期二年。至到《拉萨报告书》建议成立日间师训学院，并于1957年推行，同时假期师训也在同年停办。1969年，由于华小师资短缺问题过于严重，当局终于同意开办“假期师训”，这一回的计划全名为“华文小学临时教师假期师训班”，简称“华小假期师训”。“华小假期师训”也同样是在学校假期上课，受训期是三年，一连举办了10届，至1979年停办。

可是，在华社舆论压力下，教育部又在1984年恢复假期师训。可是到了1989年，教育部以放宽临教申请进入日间师训的年龄限制至28岁 [注2] 为由，又再次取消假期师训。1995年，教育部又再次宣布办最后一次的假期师训班。但因师资持续严重不足，及华社不断施压及争取下，从2000年起又重新举办假期师训班。

假期师训班在解决华小师资不足问题上，确是其中一项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受训的教师在假期上课，平时则在学校教书，所以，不会因为受训而造成学校出现空缺；且又因为有机会受训成为合格教师，临教觉得前景有保障，也有助于吸引素质较高的人才，也减少临教的流动性。不过，假期师训班并不属于教育部正规的师资培训课程，造成教育部只会根据每一年的师资短缺的情况，加上华社的舆论的压力来决定是否要开办假期师训班。所以，是一个不稳定的措施。

归根究底，师资不足的根本问题是教育部师训制度及方式出了问题，而且明显出现行政偏差。虽然各源流小学都有师资不足问题的存在，但华小的问题总是特別严重，这可以2010年各源流小学临教人数的情况为例证。请见下表：

表3：2010年各源流小学临教分配人数

资料整理自：南洋商报[N]，吉隆坡，2010年8月5日.

另一个例证就是国小的师资状况。国小虽也有师资严重短缺的情况出现，比如1988年至1991年情况，有关数据请看下表：

表4：1988至1991年各源流小学师资短缺数据一览表

资料整理自：星洲日报[N]，吉隆坡，1991年1月12日.

但从上表可知，虽然国小的缺口是大于华小，但教育部却是非常迅速解决国小的师资短缺的问题，从1988年的1万3361人降到1991年的4410人，下降幅度为8951人；反观华小，从1988年的5475人降到1991年的3698人，下降幅度为1777人。况且，国小师资短缺看起来比华小严重，但国小有5513所，华小则为1290所。如以1988年为例，国小平均每所学校短缺2.4人，华小则为4.2人。到了1991年，国小平均每所学校短缺为0.8人，华小则为2.4人。不但如此，有些科目还会出现过剩的情况，进而调派到华小来，其中最显著的为1989年华小语文教师超额事件。

在1989年，教育部由于语文教师（国文和英文教师）过剩，大量调派超额的语文教师到全国各地华小执教。这些超额的语文教师由于不够节数，逼使华小校长要编排图工、体育、音乐等副科给这些不具华语华文资格的语文教师担任。华小的特征就是教学、考试（国、英文科除外）和行政媒介语，必须是华语和华文。任何針对这三个领域用语的改变，都是使华小变质的前奏。所以，这些国、英文教师以“非华语华文”教导非语文科，即意味着教学媒介语的局部改变，是华小可能变质的前奏。当时的董总曾为此展开全国性的调查，有关数据请见下表：

表5：1989年华小不具华文资格语文教师兼教其他非语文科调查统计表

资料整理自：南洋商报[N]. 吉隆坡，1989年3月17日.

不过，教育部却认为语文教师超额问题不严重，僅有数校有超额的问题。经社会舆论及各方深入探讨的结果，原来语文教师兼教非语文科，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正的超额，即教育部没有按照实际需求，而多派教师到学校；另一种是非真正的超额。后者是基于校长的编课需要或技术问题，而出现语文教师兼教非语文科的情况。包括：（1）校长基于希望高年级考试班能考到好成绩，为校争光，所以，把原本教华文科，但具有国文或英文资格的教师调去有关班级教导国文或英文；（2）校长不想让语文教师因全教语文科而负担过重；（3）技术问题：当时教育部规定语文教师与班级的比例是0.3。如果一所学校开9班，则应有2.7名语文教师，但教育部不可能派2.7名语文教师，如果派足3名，多出的0.3名，就变成“超额”，即有的语文教师必然非兼教非语文科不可。这种由校长根据学校的实际需要及技术问题而作出的编课安排，由来已久，已经超过十来二十年了。

于是，在1989年3月23日，教育部与董教总在马华公会总部召开联席会议，议决真正超额的语文教师需调走。而对于非真正超额的兼教情况，教育部表明会在往后培训更多的双语教师，以派往华小执教，以缓和兼教的现象。可是，到了2011年，国小师资又开始出现过剩的现象。于是，在2011年及2012年，教育部又大量派遣不谙华文的国文教师到华小执教。其问题的根源就是教育部没有根据华小的实际教学环境来培训所需的双语师资，虽然在2000年时，内阁已决定华小一二年级的国文必须由谙双语的教师执教。

因此，当时董教总基于华小师资问题数十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以及2008年3月8日大选后的政治形势改变，董总就在2012年3月25日，在加影的董教总教育中心草场召集全国性的大集会：“325华教救亡运动—华小师资严重短缺抗议大会”（简称325大会）。在325大会前，先是内阁宣布成立“解决华小师资特別委员会”，续而教育部宣布5项短期及3项长期措施，以解决华小师资不足的问题。这些措施为：（1）下放权力给校长去聘请临教填补空缺；（2）立即调走全国华小约100名不具华文资格的课业辅导教师至国小；（3）小学低年级（即一、二及三年级）的国、英文教师须具备双语资格；（4）所有在微型华小执教的教师须具备双语资格；（5）将全国约20名不具华文资格的社会研究教师调离华小，空缺由临教填补；（6）让原本不具国、英文教学资格的教师，如执教国、英文科超过5年，可参与“增加选修计划”（PITO），以取得国、英文教学资格；（7）增加师训华文组的讲师，以便培训更多的华小师资；（8）与高教部商讨，调派98位仍未被安置去中学的教育系学生，但具华文资格者到华小执教。从这些措施可知，华小师资荒不是不能解决，而是不想解决。

不过，当时董教总认为这些措施只是权宜之计，依然围绕在技术和个案层面，没有从政策和制度上根本解决华小师资短缺和不具华文资格教师的问题，且认为不具华文资格的教师没有这么少，所以，仍然如期举行325大会，并提出4大要求：（1）吁请教育部，马上调走今年新学年开学时被派到华小执教的不具华文资格教师，包括马来文和英文教师，并把从华小调走的具有华文资格的教师调回华小服务；（2）吁请教育部为那些不是主修马来文或英文，但却已经在华小教导马来文或英文至少3年，而且具有华文资格的教师，举办教师在职特别培训课程，以让他们同时具有教导马来文或英文科专业资格；（3）吁请教育部恢复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小师资培训制度，设立师范课程华小组和制定妥善方案，来培训华小所须要的师资，必须把具备大马教育文凭（SPM）华文优等的资格列为申请条件，以符合华小以华语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需求；（4）吁请政府检讨教育法令，实施多元化教育政策，确保各源流学校地位平等，享有公平合理对待，保障各源流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325大会过后，也召开了几次的华小师资特委会圆桌会议，教育部宣称华小师资问题预料可在2016年全面解决。其所依据的数据如下：

表6：2012年至2017年华小师资职缺及聘请人数预估表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N]. 吉隆坡，2012年5月19日

此外，也把教师退休人数和师训毕业人数一併考虑进来，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因为以前都不考虑教师退休人数。请见下表：

表7：2012年至2017年华小教师退休人数及师范学院毕业人数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N]. 吉隆坡，2012年5月19日.

在325大会前后，教育部提出的各种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华小师资特別委员会”（通称“圆桌会议”）。过去，为了解决华小师资不足的问题，董教总常常要求与教育部对话时，通常见到的就是马华公会的副教育部长，偶而会加上教育总监及几位相关单位的官员，但由于难以跟进，效果不彰。而这个圆桌会议则包括了教育部实际负责师资问题的单位，包括教育策划与研究组（预估所需的教师人数）、师训组（在职培训）、教育服务委员会（检定教师资格）、大马师训学院（收生），及学校管理组（统计空缺及分配）。如果有定期召开会议，是可以发挥跟进与监督的功能。所以，会议主席（副教育部长）是否积极召开会议也成为一个关鍵。

虽然如此，董总在参加了几次会议后，就宣布退出。其所给的理由是因为圆桌会议所讨论的议题仅局限在师资短缺的技术和个案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政策和制度上根本解决华小师资问题，忽视325大会议决的4项提案，因此在第28届董总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上，一致决定退出教育部华小师资特别委员会圆桌会议。其最大的依据是325大会的第4项决议，即“吁请政府检讨教育法令，实施多元化教育政策，确保各源流学校地位平等，享有公平合理对待，保障各源流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而教总和其他华团则选择留在圆桌会议上。教总的看法是认为这样的平台必须长久维持下去，因为目前很多的华小师资问题都是因为官员的行政偏差，或是不了解华小的实际情况，进而推行许多不当的措施，例如派遣不符合需求的老师到华小，结果造成了很多的不必要问题。其最大的依据则是325大会的第1项至第3项决议，即调走不具华文资格的教师、培训在职教师为双语教师，及强化师范培训制度。

事实上，325大会的4项决议，前3项基本是行政层面的问题，只有第4项才是政策层面的问题。当初如此设定提案，其用意当然是优先解决行政层面，如有可能，才往政策层面下手。所以，如前3项决议在圆桌会议上是完全没有得到解决，那当然是退出。那前3项的成效如何呢？让我们从教总的2012及2013年的工作报告中逐一了解及分析。

（1）调走不具华文资格的教师。分两个部份，一、不具华文资格的课业辅导老师及社会研究科老师，圆桌会议上同意调走；二、不具华文资格的马来文和英文教师，由于这些教师有专修资格，且负责教导第二阶段的马来文和英文，符合2000年内阁的决定，因此就没有调走。

（2）培训在职教师为双语教师。圆桌会议同意举办“增加选修计划”课程（PITO），把在华小教授国文和英文多年且具有华文资格，但却不是主修国文和英文的教师，正式培训为正式的国文和英文教师，以解决华小对国文和英文科双语教师的需求。

（3）强化师范培训制度。其实，这一个议决是分成两部份，一是恢复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小师资培训制度；二是把具备大马教育文凭（SPM）华文优等的资格列为申请条件。前者事关政策问题，圆桌会议不处理；后者，师范学院就在该年（2012）规定所有华小组课程的申请者都必须具备SPM华文优等的成绩。

总体而言，圆桌会议所带来的成果，在行政层面是有部份的成效；在政策层面，则是完全不处理。不过，据了解，就算是行政层面的成效，也还是要看会议主席的积极的程度。因为，据出席者的口述，魏家祥当主席，和叶娟呈当主席，两者相比，效果还是有差异。最明显的例子，魏家祥当主席时，在2012年就共召开了8次会议。叶娟呈在2013年接任副教育部长后，只在该年的10月30日召开一次会议。到了2014年，也只是在7月24日召开一次会议。

那是否要继续参加圆桌会议呢？虽然圆桌会议只能谈行政层面的问题，但我们综观独立以来的华小师资问题，有关当局也从来不和董教总讨论政策性的问题，都只是在行政层面寻求解决方案。临教问题、假期师训班问题、教师的华文资格问题等等，那一个不是行政层面的问题。如果一概不谈，那数十年下来，华小师资问题会恶化到什么样的程度？

而且把现在官僚体系的族群结构考虑进去，就算制订了公平的政策，这些“小拿破崙”在执行时，仍然可以上下其手。举个例子，师资的计算方式就是很技术性的议题，可是“魔鬼就在细节”，在圆桌会议上，双方就为此針鋒相对。教育部官员的计算方式是把华小所需的师资分科计算，即华文教师是指教华文科的教师，并据此算法证明华文科教师过剩逾万名。而教总和校长职工会就反驳这种算法不对，因为过去教育部没有为华小特別培训主修数学、科学、美术等专任的教师，因此，华小的华文教师除了教华文科外，同时也要负责其他科目。因此，华文教师定义应是教导华文及其他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师。这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此外，就算圆桌会议上同意的措施，如没有持续地开会跟进，执行的效率及成果也是不彰。

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情势下，我们应采务实的短打策略，逐步进逼，不但要持续参与圆桌会议，也要乘势强力要求会议主席经常开会，并进而要求让这个特设委员会成为常设委员会，以便能有效监督及跟进教育部这5个与师资有关的关鍵单位。现在的董总新领导层也应该重新考虑重回圆桌，虽然会议上很多是技术问题，可能插不了口，不过，在里面喊打喊杀，直接挫一挫这些“小拿破崙”，还是有其作用的。


注释：

1. 不同的资料来源的数据会不一样，有些是年头与年尾的差异，而教育部的数据通常比较少，教总的数据通常比较多。在这里，如同一年份有不同的数据，则取最低值。

2. 后又放宽至30岁，过一年又放宽至35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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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总. 2012年工作报告书[R]. 吉隆坡：教总，2013.
3.    教总. 2013年工作报告书[R]. 吉隆坡：教总，2013.
4.    教总. 2014年工作报告书[R]. 吉隆坡：教总，2013.
5.    教总教育研究中心. 教总成立卅三年 – 华文教育史料（下冊）[G]. 吉隆坡：教总，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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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爱珠等. 1985年全国华文小学调查报告[R]. 吉隆坡：教总，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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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戴秀琴、黄晓虹. 合格临教的困境[N]. 吉隆坡：星州日报，1985年12月7日.
10.    杜明. 彻底解决华小临教问题[N]. 吉隆坡：南洋商报，1988年1月11日.
11.    陈庆佳. 卅年一觉临教夢：夢醒何时？[N]. 吉隆坡：星洲日报，1995年8月8日.
12.    胡万鐸. 如何解决华小师资荒问题[N]. 吉隆坡：星洲日报，1991年7月20日.
13.    丘荣光. 问题由那方面引起？--华小超额语文教师因由须先廓清[N]. 吉隆坡：南洋商报，1989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