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集初 May 16, 2011 11:16:13 am
- 前言
在现今华教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之际，用另一种角度重新审视华教发展史，将有助于打开思路，为华教现今危机及进一步发展建构新的理论基础。
一向来，华教主流论述的架构都是奠基于政治因素上，但教育问题不止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本文尝试从经济的观点来审视华教发展的另一侧面。
在进入本文正题之前，先引述教育经济学家艾斯特尔.詹姆斯（Estelle. James）的观点。詹姆斯在“教育责任在公私之间的划分” 这篇文章里，提到在由公立学校组成的教育体系下，何以会有私立学校的存在，及其原因是什么。作者从经济学的观点提岀4点假设来解释：1. 过度需求；2.差异需求，包括文化上及教学质量上；3.非盈利性的供给；4.政府政策(詹姆斯，2000：579-585)。
文中的一些假设及论断，很值得我们在马来西亚从事华文教育的同人参考及反省：
- 过度需求：“当公立学校的容量少于全部应入学人数时，……许多被排除在……外的人将把进入私立学校学习作为一种 “次优”的选择”，这就产生对教育的过度需求 ”；
- 过度需求驱动的私立学校特征：（1）吸收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2）收费订得很低；（3）通过大班教学、给老师低工资等来节约成本等；（4）视为质量差，因学生学业表现差；
- 差异需求：是因人们对教育有不同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可能是来自宗教、语言上的差异；
- 差异需求也可能是对教学质量的有更高要求，“低质量的公立学校可能刺激一个高质量的私立学校的成长，以迎合那些愿意而且能够为专业质量支付（更高）费用的人的需要。”，而追求利润的私立学校就会出现；
- 以上所论为需求面的因素，此外还有供给面的因素：“在追求利润的学校不能达到收支平衡的环境中，非盈利性的学校也可能发展起来，因为捐赠的资本、义务劳动和稅收优惠降低了这些非盈利性的学校的成本函数。”
- 非盈利性私立学校的创立者都是“意识形态化”的组织，其中宗教团体是最重要的。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教育是因为学校是价值观形成和开展社会活动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 政府政策：除了在经济的供需面的因素外，私校的存在与发展也部份决定于政府在公共教育的开支。
- 此外，政府对私校限制的宽严也是一个影响私校存在与发展的重大因素。而一些国家为了管制私校，常常透过补贴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因此，管制与补贴往往是一体的两面；
- 在许多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受到大量的补贴及许多管制，这些管制与公立学校类似，因而使得它们的行为与公立学校十分相似，出现了公立—私立学校混合物的情况。
从詹姆斯的观点回头审视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很有启发性。其论文中提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出现是因文化上的差异需求因素；可是我深思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如此。因为我们华校比较接近由过度需求驱动的私校特征。因此，我的初步判断是两个因素都有。
其次，在本文里也引用林开忠的基本观点，即华社各种事务常以富商为主导力量的现象。其缘由是因早期南來的华人，基本上是以工、商阶层为主，缺乏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因此文化根基薄弱。所以，“造成华裔商人在移民社会里拥有最高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缺乏士的阶层，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殖民政府的需要，让他们成为华人社会的代言者。再加上他们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具备了作为传统士的功能，因此这种商人文化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及文化运动里所不能忽略的主要影响者之一”（林开忠，1999：47-48）。
- 战前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早期的华文教育是私塾教育。当时，私塾之所以纷纷设置，最大的动力是来自女性移民人口骤増 （郑良树，1998：28-29），导致新生代以几何级数增加，为教育的需求带来巨大的压力。这显然是过度需求的动力。
其次是各方言群之间的竞争。私塾都是方言教育，塾师根据自已的方言来教导族群內的子弟。“最早将宗亲会及会馆带进华教活动之中的是槟城及新加坡的福建帮，他们在自己的社群组织里开办了富有办学精神和目标的闽南语私塾，……强烈地刺激了其他方言群，……”。（郑良树，1998：分序21）这显然是语言上的差异需求。
私塾教育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趋向于两极化，或偏学中文，或全学英文。但“由于办学经费浩大，愿意兴办中文义学的人不多；由于现实环境的关系，学英文的华族子女甚多”（郑良树，1998：35）。
英文学塾主要是由西方教会团体创设，其主要受教育对象是华族子弟。到了1872年，英殖民政府设置教育视学官，颁发津贴金，把所有英校都置于政府监督及管理之下，使英校成为管理及制度最完善的教育单位。“华文私塾学堂在面对英校、多元化课程以及津贴金所造成的优势的挑战之下，……在外无清廷的资助、內无殖民地政府的鼓励，……华族子弟转念英校，卒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和必然的趋势”（郑良树，1998：44）。
面对英校的挑战，出现双语教学的华文私塾，如1886年创办的华英义学，但最终敌不过环境的考验，放弃双语教学，改为专授英文（郑良树，1998：46）。
从这段史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在英殖民统治之下的殖民地，英语是强势语言，在自由但不平等的竞争下，任何弱势语言都会被它“吃掉”。实际上，就算时至今日，整个大马教育环境中，“英语是强势语言”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但在华教界里，常常避而不谈。
所以，华教不是到了1962年才面临灭亡的危机，在1904年之前已潜伏灭亡的危机。这个危机是源自于市场的竞争，家长为孩子出路所做的择选的结果，而不是政治上的压迫。
幸好教会办的英校，志在培养一批通晓方言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而不是普及教育；另一方面，英殖民政府更无心推广教育，只是培养他们所需要的精英份子。所以，在供不应求，即过度需求的情况下，才留下一线生机于低素质的方言私塾。
因此，当英校（包括华校变质为英校的情况）供给足夠时，驱动家长择选华校及华社积极创办华校的动力，就必须来自差异需求，包括教学质量上及文化上。而推动华文教育的差异需求，以当时而言，本土的华社是不可能自发性的产生，那就需要外来的力量，即“中国因素”，来加以“建构”。
在1898年，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推动变法运动后，这个中国因素开始发挥积极地作用,“华人移民社会的商人领袖也开始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政府的海外华侨工作也就有了推动力，尤其在教育上，清朝驻外单位更积极地经营”（林开忠，1999：50）。
于是1904年，张振勋领导槟城的侨领创办中华学校；1905年，两广总督派刘士骥前往海外视察华教；1906年，清廷褒奖华教有功人士。自此以后至1949年，褒奖兴学成为中国政府参与海外办学的一条管道。1907年，两江总督奏请创办暨南学堂，于是暨南乃成为清廷和海外华教的直接联系站。直到1911年，清廷的努力的确带动了海外华教的复兴（郑良树，1998：79-87）。其中更以1904年于槟城创办的中华学校为代表，因它是本区第一间新式学校（郑良树，1998：97）；而且为了解决新式学校的师资问题，在刘士骥及蔡乔荫的主持下，更于槟城办了两期的师范班（郑良树，1998：108-112）。
除了清廷的影响外，还有两个人的影响是不可磨滅的，他们就是康有为及孙中山先生。尽管他们两人以及各自代表的保皇党和革命党是水火不相容，但他们在马来亚活动的日子，对当地的华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革命党所掀起的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完全成功，已成为华侨日夜萦荡的主要思潮。在这样的气氛和形势之下，兴办学校藉以教育下一代，作为向自已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文化基地，就成为一种必然出现的结果” （郑良树，1998：140）。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国民政府的成立，其所带来的政治震撼力量，对民族自尊的恢复，对历史文化的自信，对新时代的期许和认同，立刻形成一般锐不可挡的气势，振奋了整个华社，马来亚华社也因此进入一个空前的全民办学热潮（郑良树，1998：161-167）。这一方面是因对文化的认同所带来的差异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华族土生的新生代人口的急速暴增（郑良树，1998：168-169）所带来过度需求的结果。
以当时来说，英殖民地政府是不关心殖民地民众的教育，除了教会办的英文教育外。后来主动开办一些英文学校只是为了训练下层政府官员及拢络社会精英的特权教育。所以，很多华裔子弟沒有机会受教育。而英殖民地政府“对待华校的原则为：倘华校政治行动破坏地方安宁与和平、危害经济或其他利益，则对之将采取行动，否则将听其自然”（李庭辉，1986：99）。
因此，综合上述的因素，这个时候的华校创办的动机，差异需求有之，过度需求可能更多。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多创办人及董事成员的孩子都不读华校，而是读英校，因为在过度需求下创办的学校通差是成本低、素质差的学校。这些华商之所以创办及资助华校，不可否认有些是对中华文化的响往，但更多的则是因为可以得到华社的尊敬，最重要的是可以争取到华人社会的领导权（林开忠，1999：55）。
当时的学校校长及老师很多来自中国，在尊师重道的华社里，他们也因此起了领导的作用，造成当时的华社很自然地受中国政局的影响，也引起了英殖民地政府的注意及管制。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过后，反帝反殖的思潮传到马来亚，华社开始出现抵制英殖民政府的思潮和活动。因此，英殖民政府制定了“1920年教育法令”，在这法令下就有很多被认为“不受欢迎”的华校教员被解职并遣送回中国。
自此至二战前，英殖民地政府制订了一连串的法令，基本上是管制华校的政治思潮及活动，只要不威胁到殖民地政府的政权及利益，对华教基本上是采放任态度。
综合上述，早期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形成是两股力量交互影响带来的结果，一是英殖民政府的教育消极不作为和华裔人口的增加所带来的过度需求，二是中国政府对海外教育的积极作为及南来的中国知识份子所带来的文化上差异需求。前者为华人创办学校提供动力，后者对创办何种学校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到了战后，英政府面对马来亚共产党走“中国道路”的武装挑战，开始积极管制华校，并认为有关闭华校的必要。而这时中国政局的剧变，对海外华人事务无睱顾及，英政府成了唯一的主导力量，华教只能依靠南来的中国知识份子独撐大局，其中当以林连玉为代表。
- 华校改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马来亚进入一个新的局面。一方面马来民族主义抬头，要求马来亚独立；一方面马共与英政府关系日益悪化，进而武裝对抗，到了1948年6月英政府宣布全马进入紧状态，马共及其附属组织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加以封禁。1949年，国共內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殖民府政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严禁华族子弟到中国深造。
在战后华教发展史上，有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华校中学部的创办。据统计，从1946年的15间扩展到1957年的60间；而学生人数则从1946年的4,508人增加至1957年的49,536人（郑良树，2001：分序ix）。显然，这与战后的国共內战，及其后英人禁止华族子弟到中国深造，而导致许多华小毕业生升学无路是息息相关的。于是，为了满足无数华小毕业生的教育需求，驱使许多华校纷纷创办中学部。
隨著中学的不断增加，华校中学毕业生也急剧爆涨，于是华社又面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满足这些中学毕业生的深造困境？南大的创办显然和这个问题是紧密相扣的。因此，就詹姆斯教育需求的观点而言，战后中学扩展和南大创办的驱动力，一部份来自文化上的差异需求，但更多的是来自过度需求的因素。
另一方面，战后英政府还想继续统治马来亚，因此推行全面英化教育，培育各族的精英来维持其统治。但马来民族主义抬头，要求独立呼声越来越高，只好改弦易辙，让马来亚走向自治之路，而英国人选择了马来民族为建国的主体。因为，“华文教育在英政府眼中‘基本上是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具体来说，英国人以为华文教育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华人社会与其祖国的政治连系”（杨建成，1982：129）。因此，英殖民地政府开始加紧步伐推动教育马来亚化、教育本地化，矛头就是对著华文教育而来。
“远在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前，华社一些教育工作者经已讨论这个严肃的课题。他们看到战后局面的转变，看到马来民族主义的抬头，认为华族如果要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必须果敢的断绝政治上认同中国，把视线移到马来亚来，为下一代展开新的心理建设”（郑良树，2005：100-101）。
“问题是：什么叫作“教育马来亚化”？……教育马来亚化的目标在培养认同及效忠大马国家的良好公民。……殖民地政府认为……:第一、……采用以马来亚为主轴的共同课程纲要及课本；第二、……采用统一语言（英文及马来文）……。”（郑良树，2005：101）
基本上，当时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可以接受第一点，但绝不接受第二点。即英殖民政府坚持单语，而华教工作者坚多语。1953年英欽差大臣邓晋勒爵士接见马华华教中委会時说：“政府是不会允许共产主义中国的国语成为马来亚学校的媒介语。”由此可见英殖民政府要消滅华文教育的动机及决心。
于是，从1951年巴恩报告书开始，历经1952年的教育法令、1954年的67号白皮书、1956年拉萨报告书以及1957年教育法令，这一连串的法律文件的目标只有一个：消滅华文教育。
这时期领导华教运动的主力是成立于1951年12月25日，以林连玉为首的马来亚华文学校教师公会总会（简稱教总）。“这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华校董事，大多是在商业界执一牛耳，与英殖民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家，他们当然不致于对政府的政策有太大的对抗。”（林开忠，1999：71） 而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成立于 1954年8月22日，要进入1970年代，才成为华教领导的主力。
英殖民政府消滅华教方法之一是扩大英校的招生规模，不过由于财力不足难以大规模实行。后来退而求其次，想方设法把华校变为英校。从詹姆斯的观点来看，这种手段就是扩大英校的供给面，以满足华社对教育的过度需求，进而减少华校的生源。
其中，槟城钟灵中学的开放式双语教育，接近英殖民政府的要求，因此当局利诱钟灵中学全面改制（郑良树，2001：分序viii）。结果，1956年6月22日，鈡灵中学宣布接受改制。同年12月29日英殖民政府致函全部华文中学，征询是否愿意改制。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9月，芙蓉振华中学接受改制；同年10月27日，昔加末华侨中学接受改制。同年12月19日，新山宽柔中学宣布不申请改制，才暂时稳住局面。
马来亚虽然独立了，政府的高级官员里还是有很多英籍官员，他们不满足于一步一步的蚕食，所以马来亚政府在1960年8月3日正式发表达立报告书（Talib Report）,其要点如下：
- 自1962年1月1日起，推行免费母语小学教育；
- 自1962年1月1日起，全马只有两类中学，即全部津贴中学及独立中学；前者以英、巫为教学媒介语，由政府全面辅助；后者不符合政府教学媒介语等的要求，由民间自负盈亏；
- 由1961年起，教育部所举办的华文公共考试，即初中三年级会考、华文中学升学考试及华文中学离校文凭考试应停止举行；
于是政府就依据达立报告书于1961年制订《1961年教育法令》，強迫全部华文学校改制。为了因应华社的强烈反对声浪，政府允许改制中学开办下午班，即附设独立班，来收容超龄生及落第生，这就是所谓的一校两制。在政府的高压手段下，唯一敢说不的只有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所以，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褫夺了他的公民权，进而取消他的教师准证。
而当时的马华公会支持政府的政策，其理由如下：
- 华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华小董事不必再为经费奔波劳累；
- 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后，董事会也不必为学校的经费操心；
- 改制中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教授华文；（这一点不在法令，纯粹是教育部长的承诺，換人就不算数了，但当时是很有说服力。）
- 增强华族子弟的英、巫语言能力，有更好的出路及前途；
- 华小仍旧以华语教学，改制华中仍有三分一的时间教授华文，所以政府沒有消灭华人的文化；
这些华人政治精英，“对华语感情较淡薄……对华文学校产生的民族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甚为厌恶”（杨建成，1982：129）。他们在教育的基本立场是：“小学程度的华语，中学大学程度的英语，符合政治要求的马来语”（杨建成，1982：129）。
因此，在有关当局的威迫利诱下，只有16间华文中学不改制，其他55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这就显示了华文教育在文化上的差异需求的成份不高。在改制华中当中有一部份附设独立班，以收容当时大批不能在政府管制的学校里就读的超龄生及落第生。这些独立班后来“独立”出来，也成为独立中学，一共有21间。所以，这一类型的独中，可说是完全因为过度需求的因素而设立的，以致当时社会的印象中，独中是收“破铜烂鉄”的学校。
在东马方面，虽仍在英殖民政府统治下，也面临一样的命运。沙巴所有的华文中学接受改制，独中是华社为了收容超龄生及落第生而另外创办的，一共有9间。砂拉越则有6所不接受改制，另外有8间独中与沙巴的情况一样，也是为了收容超龄生及落第生而另外创办的。所以，全马60间独中可分成两类型：第一类型：不接受改制的独中，一共有22间；第二类型：为了收留落第生及超龄生而设立的独中，一共有38间；前者文化上的差异需求比较高，而后者完全是过度需求的结果。
1965年，政府宣布废除小学升中学考试，小学生可直升政府中学，这时候在中小学教育上过度需求的因素就不存在了，或至少是微不足道了。所以，这对独中，特别是第二类型的独中，是一大致命伤，许多独中都面临生源不足的危机，华教可说是搖搖欲坠，朝不保夕。这就是詹姆斯所说的，政府在公共教育的大量投入，会减少人们对私校的需求。
总括一句，改制就是有关当局以经济的手段，达致其政治目的。
- 独中复兴运动
1965年，政府实施9年免费教育，导致英校生人数大增，对政府希望最后由马来文一统所有教育体系的教学媒介语的目標而言，英语成了第一障碍。因此，动用1961年教育法令21条（2），下令从1970年开始，英小所有学科（英文除外）由一年级开始逐年改变教学媒介语为马来文。到了1976年起，英文中学的教学媒介语也逐年改变为马来文。在华社里，很多家长是英文至上的，所以，比较之下，华社家长对三语兼授的华小比较有信心而大批的选择华小。到了小六毕业时，自然会有比较高的比例的家长会选择独中。
另外，进入70年代，马来西亚政治上一大转变是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政府为大力扶持马来人在经济上的地位，全面介入各种经济及教育资源的分配，对整个华人的经济和教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特别是华人中小企业。这些华商的不满，导致他们大力支持华文教育，以作为一种对抗（林开忠，1999：53）。
上述两点是独中复兴运动的外在因素，前者制造了语言上的差异需求，后者为华教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财力支援。
1972年11月25日，在吡叻州召开了第一个全州9间独中校长联络会议，同年12月15日，再聚首一次。1973年4月1日第三次会议，通过沈亭的建议：“由九间独中联函吡叻董事会联合会为全州九间独中筹募一百万元发展基金”（沈亭，1976：9）。同年4月15日，吡董联会接受此议，著手进行筹备工作。此消息一见报，同年5月11日，即得到一群劳工自动响应，捐出RM258.05，数目虽少，却意义重大，由此开端，奠定了以后如火如荼展开的一场影响全马独中的捐献运动（沈亭，1976：11）。
综观整个运动的捐献者，这场运动是以中小企业、华团会馆及中下阶层的华人大众为主，充份展现了华教运动的群众性基础。到了1975年9月止，筹获捐款已超过一百四十万之多。
有一批纯粹受英文教育者也参与其盛，他们发表了如下的文告：“我们……作为华裔马来西亚人，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应该维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语文，有鉴于本身仅受英文教育，我们诚感羞愧，……我们不愿我们的儿女，以及儿女的儿女重蹈覆辙，职是之故，为使欲学这种语文的人，可以进入拥有良好水準和设备的华校，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事情”（沈亭，1976：33）。这一段话包含了两点：一是传统文化和语文；二是良好水准和设备的学校。前者是文化上的差异需求，后者是质量上的差异需求。
因此，“吡叻州独中复兴运动”的成功，差异需求的因素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文化上认同是一个成分，但更重要是教学质量的提升。这时期的独中得到华社大量的捐献，使到那些寄人篱下的独立中学，纷纷另觅校地，重建校园；有自已校舍而设备不完善的独中，也大力改善设备。一时间，独中的校舍、设施及设备奐然一新，增加了家长对独中的信心。招生方面也恢复招收小学六年级毕业生，与国民型中学争学生，恢复停顿已久的初中一年级，不再以补习学校自居，学生的素质也因此大大的提升。师资方面也极力去改善薪酬待遇，解决教师流动性大的问题；以及推动教师在职进修，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
当时，有人建议“发展华文独中，首要在保持先贤创设以华语华文为媒介语文的一贯精神，本小组……认为有藉课程之统一，从而谋取考试之统一……的必要”（沈亭，1976：142）。其中，统一考试是为了解决学生升学及出路问题，这是家长极度关心的事情，是独中复兴运动最终成功与否的一大关节。
1973年12月16日，董教总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会—全国发展华文独中大会，把独中运动推向全国各角落。大会接纳了董教总所提出的《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建议书強调受教育乃人类的基本权利，它提出独中的四大使命乃办学六大方針，统称为董教总办学路线。
大会也一致通过成立全国发展独中工作委员会，以执行建议书的各种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独中工委会底下再成立的统一课程及考试小组。1974年8月10日，全国独中董事及校长联席会议通过由1975年起举办“独中统一考试”。
1975年12月11日至17日，第一届独中统一考试顶著政治压力，分别在东、西马42个考场同时举行（胡万铎，2008）。一个由小学至高中三的完整华文基础教育体系就基本上恢复了，开创了马来西亚华教史的新纪元。
- 结语：特殊时空下的华教
正如前面所述，如果沒有“中国的因素”的介入，华文教育早就在20世纪初被淘汰了，所以，从1904年至1949年，中国政府对于华教是起了推动的作用。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政府为了反共，吸收东南亚华人子弟到台湾升学，使独中毕业生除了南洋大学，还有一条经济负担得起的升学管道，也算是为华教留下一线生机，其动机可议，其功不可沒。
但基本上，1949年之后的华文教育，更多的是靠一批因中国动乱而南来的知识份子，他们举起民族大义的大旗，带动本土华社奋力地守著一片江山。其中可以林连玉先生为代表，他的名言：“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形象地描绘出华教在困境中奋起的景象。
虽然如此，时过境迁，在现今马来西亚的教育环境，过度需求的因素已不存在了，剩下只有差异需求的因素。现今华人对华教的差异需求有三种态度：一是视华语华文为谋生的工具之一，这可称为语言工具的差异需求；二是视华语华文为华人身份的象征，这可称为身份认同的差异需求；三是视华语华文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所谓“文以载道”，这可称为文化传承的差异需求。问题是：何者居多？而何者又应起主导的作用？
在《华教导报》2000年第36期，有一位东马的华教工作者，方英梅，她写了一篇文章《致董教总领导书》，颇能点出当今华教的处境。现摘录几段如下：
“目前，应该说是近几年来，美里华社在维护华教方面存有三种见解，…… 一股是坚持董教总的办学方针路线；一股是改制数理化为英文的崇英路线；另一股是主张办好国中华文班，强调读一科华文，……，不在乎有无独中存在的思潮。”
“现今的各独中董事部维护华教的意志与理念弱。因为办独中要“钱”，有钱的商家多被拥为董事成员。这些人多是长袖善舞，但对教育理念不甚明了或研究，且多受英文教育；加上当前政商挂钩，功利主义挂帅，……大多数董事部成员的民族意识薄弱，使命感差。”
“现在的中学生家长多是介于30至40岁之间，多由改制后的英校或国中培养出来的一代。民族意识远不如老一辈，易接受英文为主、华文一科即可的观念。……我认为，民间自我改制将使独中面临比前一次法令改制更为严峻的考验。”
本人曾在砂拉越某独中担任校长两年，感同深受。其实不止东马，西马也有类似的情况。
总括一句，马来西亚华社在文化上的差异需求还是很簿弱的，因为华社各种事务还是以华商为主导力量。虽然若干年前，兴起一阵儒商的热潮，但总归是商多儒少。近年来，华商赞助文化活动比比皆是，可是著眼点仍是在举办活动多过推动文化。所以，从现实的角度而言，“中国因素”仍是一个很重要的外在“建构”因素，以激发对中华文化的响往，以剌激文化上的差异需求。
除此之外，家长也是很现实的，因此，华文教育要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还必须创造出质量上的差异需求，简单说，学校要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这就牽涉到二个问题：一、完善的设备；二、良好的师资。在马来西亚的国情底下，要全面及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必然会碰触到执政当局的教育政策及行政措施，这完全是一个老大难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管是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还是超越政治不超越政党，最终还是要回到政治面去解决，这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参考书目：
- 詹姆斯著；闵维方等翻译2000。“教育责任在公私之间的划分” ，《国际教育经济学百科全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沈亭1976。《吡叻州华文独中复兴史》。怡保：吡叻董联会。
- 杨建成1982。《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李庭辉1986。“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八九四—一九一一）：早期华校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 林开忠1999。《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郑良树2001。《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發展史》，第三分冊。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 郑良树2005。《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發展简史》。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
- 方英梅2000。“致董教总领导书”，《华教导报》，第36期。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 胡万铎2008。“争取举办独中统考”，5月31日。吉隆坡：东方日报。
砂拉越的地理环境与交通。西马人对砂拉越有多大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但这对了解砂拉越的特殊风情是重要的关鍵。简单说，如以马来半岛的面积为100个单位的话，那砂拉越的面积约为94个单位。換言之，砂拉越与马来半岛几乎是一样大，从古晋到美里，差不多等于从柔佛新山到玻璃市加央。因此，砂拉越在地方政府组织上，州与县之间多了一个行政单位：省。一般上，当地人的省域观念相当强烈，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这是有历史渊源。据手上的资料：《沙拉越基督教卫理公会五十周年纪念冊》及《砂拉越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七十五周年纪念刊》，当年福州人是在黄乃棠的带领下，到诗巫的开荒。这些福州移民多是基督徒，而黄乃棠本身就是卫理公会的教徒，因此除了地缘及血缘关系外，还有宗教上的联系，卫理公会在此事上更是大力支持。当时，星洲卫理公会就特派洋教士富雅各专驻诗巫，“作布道之工”。后黄乃棠因病回中国，富雅各就负起开垦的事务，第二年砂拉越拉惹就谕立富雅各为全砂福州人之首领，管理福州人事务。
还有一点，这些非回教土著和华人一样，也是吃猪肉的。据说在丰收节时，在祭祀仪式上，他们是当场杀一头活猪，挖出猪心来观察，以判断来年是否风调雨顺，这与华人以猪为供品有类似之处。
很多人对安华916变天大计没什么好评。有的是从义理上讲，有的是从成败来批之。义理上，见仁见智，这里不予置评。成败上，那就有商榷的余地。所谓成败乃兵家常事，每一场战役都胜，也可能会输掉整场战争。
回教党方面，在东马基督徒居多的州属，很明显是受到局限，从这次只是竞选五个席位，就知道回教党只是陪襯而已。但这样也好，使得仍对回教党的宗教色彩有所顾忌的华人放心，以后回教国课题就更难发挥其效应。
在这里依据当时的剪报资料，把争论各方口中的“以校养校”、“企业养校”、“企业化”加以梳厘，以弄清这几个概念到底所指何物。
要把学校管理企业化更是一大挑战。当时，我刚在独中当老师不久，可以感受到老师对于把学校当企业来管理这一件事，是非常有情绪反应。一所为之牺牲奉献的学校，董事会竟然当成企业来管，这让老师情何以堪。也因此鬧出不少董教风波，到最近也是常有所闻。
（三）专业性：不管怎么说，教育活动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特性，因此与企业相比，在教育组中“科层权威”与“专业人员”的矛盾是更为突出。教师往往会认为，把企业管理的方法引入学校是非不合适的，因为这往往有损教师专业自主的形象。（注：有关教师专业自主的讨论可参考我之前的专栏：
过后，董教总有主办一次座谈会，题为“教育如何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赞成独中私营化的座谈会参与者认为，独中要壮大生存应该走营利路线，以学校办学出色为号召，同时调高学费，冲出财务的困境云云。何以用‘私营化’来描述调高学费的做法呢？这可能与当时盛行‘私营化’有关，因此就借用过来。考虑到我国政府施行私营化的结果都是提高收费，看来借用‘私营化’这个字眼也是有其道理的。
这种团结至上的心态，是根源于我们有很浓厚的大一统情结，什么事都要看“最高领导机构”或“中央”怎么决定，然后为了团结，就跟隨其决定。如果，地方带头什么的，很容易被视为“僭越犯上”，更严重点就是被扣上“分裂”的帽子，退出更是十恶不赦。因此，当华总不出声时，各州华堂一般上也不会出声，除了隆雪华堂。董总不出声时，各州董联会出于维护中央权威，一般上也不会出声，这是我们在上两届大选所看到的现象。
细看这次《丁能补选诉求》的七个发起单位：柔佛校友联、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昔加末广西会馆、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新山联络委员会）、居銮白小保校援助会、学运以及柔佛州被压迫人民阵线。在一个非常讲究论资排辈的华团生态里，这些华团最多只能算是“C咖”。虽然如此，却得到柔佛州147华团的热烈响应，其中包括了柔佛州董联会和柔佛州中华总会这两个“A咖”级的华团。
当然，各地的民性不一，丁能华团做得到事，不见得其他地方也做得到。但丁能模式还是有其示范意义，正如严居汉所说的：“我认为，联署团体不一定要多，最重要的是必须把这样的声音合乎时宜地发布出去。我相信，只要诉求表达人民的共同愿望、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必定会获得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前一句让这个丁能模式容易复制，因为人多就意见多，人少才好办事；而后一句就是成败关鍵所在。
为了让年轻一辈有深刻的印象，让老一辈忆起当年之勇，以下特引《华团宣言》的部份內容，以收溫故知新之效。其前言里有提出通过宣言的理由，其文曰：.jpg)
上述两份文件，都印成小冊子广为流传，但现在大概都成为“历史”文件了，重读之令人有今非昔比之感。
值得一提的是，华总在诉求工委会一再争取其联署时，就提出以增刪《诉求》內容为签署条件，其中一项增添要求为“争取华人出任第二副首相”。这项要求在当时无法得到华社舆论认同，也违背《诉求》全民关怀的主旨，所以工委会明智地拒绝。
当时《诉求工委会》有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要和巫青团谈判，大家意见不一致时，有一位华教领导人半途出现，宣称通过某政党青年团的管道了解到巫青团只是对其中的两点或三点有意见（我记得大概是如此）。大家听了觉得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谈，连在场的陆庭谕也很难开口反对，所以就成立谈判小组与巫青团谈判。因为，当时的形势，逼得大家都觉得要有所让步，只是对底线设在那里有极大的分歧。
此时的董总被譽为华教甚至是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也是毫不为过，这也是董总声望最颠峰的时期。当时只是没想到下坡跑会走得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