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财务负担Vs组织使命:
论独中的道德困境
Mar 17, 2011 04:23:33 pm【有言不信/黄集初专栏】上个世纪60年代,政府与马华公会威迫利诱,传统华校一分为二,出现了改制的国民型中学和不改制的独立中学。当时许多独中可说是搖搖欲坠,朝不保夕。后经70年代独中复兴运动,独中可说是浴火重生,但在进入90年代时,独中其实已开始面临新的瓶颈。 当初,任怡保深斋独中的吴建成校长就提出:“独中的存在和发展,长期以来消耗了华社巨大的财力。今日,从董事部到普通群众,一听见筹款,都有不胜负荷的感觉。……眼下,危险主要在于一种想法,想摆脫这种压迫感,因而不惜乖离了董总办学方針”。 吴校长认为,“华教的发展必须靠强大的经济基础来支撐,单凭大幅度增加学费来解决经济难题,最终将导致学校贵族化,而单靠频仍的筹款活动则将影响教育素质的提高,因此,……通过搞企业活动来支持华教的发展。……‘企业养校’的层面比‘以校养校’广;‘以校养校’是有所局限,而推行此概念的学校可能变成贵族学校”。 避免调高学费增加负担 自吴校长提出企业养校的建议后,当时引起华教界一番热烈讨论,赞成者有之,置疑者有之。赞成者是认为可永久解决教育经费的困扰,置疑者是担心过于商业化会逐渐自我变质,背离了独中的使命。 在这里依据当时的剪报资料,把争论各方口中的“以校养校”、“企业养校”、“企业化”加以梳厘,以弄清这几个概念到底所指何物。 “以校养校”的概念,据吴建成校长的说法,是以提高学费的方式来支付学校经费,但一些华教人士的“以校养校”的概念则是指利用学校设备如食堂、宿舍、礼堂等收取租金及费用,来增加学校的收入。 “企业养校”则包括下列主要方式: (一)校外职业教育:利用学校现成的设备办专修班,如电脑、商科等; (二)开设公司:如当时的深斋中学就创设了电脑公司; (三)成立基金:放到銀行生息或进行投资; (四)购置或捐献产业:收取租金。 “企业化”的概念,据当时巴生中华独中许秀华校长所界定,“所谓企业化,就是通过企业概念节省开銷,加强宿舍、食堂和贩卖部的管理,无形中也等于增加学校的收入”。她的企业化应是指在学校管理企业化,与“以校养校”的概念比较接近,但有所不同,因还包含了减低成本的概念。 在当时企业化的争议中,虽然各有各的说法,但共同点就是不考虑调高学费,以免加重华社中下阶层家长的负担,导致独中贵族化。 教育管理与企业管理有别 但独中要企业化也不容易。像宿舍,如管理不来,所带来的纪律问题足以破坏校誉而影响招生。所以,往往陷入两难的局面,宿舍生太少,收支不能平衡;太多,又管理不来。食堂也一样,租金收高,间接增加学生负担;收低,杯水车薪。更何况大部份独中人数不足仟人,收高收低也没差多少。在銀行生息,抵消不了货币的贬值。置产收租,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大学校会有人捐献,小学校想都不用想。自行置产,又风险高。经济不景气时,可能租不出去。投资,成功有之,失败更多,因此而造成的纠纷也不少。 要把学校管理企业化更是一大挑战。当时,我刚在独中当老师不久,可以感受到老师对于把学校当企业来管理这一件事,是非常有情绪反应。一所为之牺牲奉献的学校,董事会竟然当成企业来管,这让老师情何以堪。也因此鬧出不少董教风波,到最近也是常有所闻。 事实上,学校管理是属于教育管理学的范畴,在大学教育院系里是有这门专业的,它与企业管理有共通点,也有不同之处,不能任意类推。 教育管理和企业管理是有五大不同点: (一)目标:与商业组织相比,学校组织的目标难以限定。这是因为任何目标都必须要有一些指标来衡量组织是否完成目标,而这些衡量指标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直接指标;另一类是间接指标。所谓直接指标是指衡量的指标和要完成的目标是直接相关,反之就是间接指标。对于企业而言,它的目标就是盈利,而它的直接指标,那就是财政报表上所显示出的利润,清楚明瞭。但对于学校而言,它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已是见仁见智了。 而最致命的是在教育领域里不存在直接指标,所有的指标都是间接指标,如学生人数、考试成绩、师生比率等。也就是说这些指标只能做为参考,如果硬要和学校的绩效挂鈎,那肯定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二)价值观念:教育是价值观念高度涉入的事业,因此在管理上往往要涉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绝对不能像企业那样把管理当成是技术问题来处理。很多时候,公平和公正绝对是教育管理上必须优先考量的原则。 (三)专业性:不管怎么说,教育活动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特性,因此与企业相比,在教育组中“科层权威”与“专业人员”的矛盾是更为突出。教师往往会认为,把企业管理的方法引入学校是非不合适的,因为这往往有损教师专业自主的形象。(注:有关教师专业自主的讨论可参考我之前的专栏:《教改如何改(二):教师应是教改的主体》。) (四)不可预测性:教育的对象是学生,而学生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管理上的一个数据。由于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习性和反应,这使得教育活动充满太多不可预测的变量。这种特性也进一步强化了第1点所说的如何测定和衡量目标的难度。 (五)开放的系统:任何人都可对教育发言,因此教育活动是非常开放的系统,非常容易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因素所影响与制约,因此实行任何一项教育新措施或者变动,几乎都要小心谨慎。这一点与企业界常见看到的大刀阔斧举措是形成鮮明的对比。 因此,借鉴企业活动的方式,在不采取高学费的手段下,来解决独中经费问题,如果没有把握好价值面和技术面的分界,并以独中的使命为规范,那么独中很容易自我改制。从技术面来看,如对教育管理不甚了了,任意攀比,往往对学校是一种伤害。 教育绩效管理引争议 教师评鉴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这是在90年代开始逐渐盛行的措施,到今天,许多独中的董事仍对此“念念不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所谓教师绩效的问题。绩效管理在企业界是平常事,但引进学校来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因为绩效管理讲到底就是一种目标管理,正如前述,在教育领域里,目标本来就是难以界定的问题,如果能够界定,那必然是用“老板”的权力来界定,绝不会是依据任何确定不移的理论根据。 而引用进独中,还要面临独中特有的性质,那就是独中是有使命的非营利组织。从成本的观点来看,使命对组织而言有减低成本的作用。因为使命会使许多组织內部的工作人员在很多方面做出无偿的付出。这些无偿的付出,虽然不能表现在财政报表上,但从机会成本的观点来看,都应算进学校运营成本的一部份。所以,当向教师要求绩效时,那么从过去到现在的种种无偿付出要怎么算?以后还要不要这些无偿的付出?所以,独中引进教师评鉴制度时,往往没有提高组织的绩效,反而使得教师变得斤斤计较,士气低落,也因此惹出了不少纷争。 私营化解决经费问题? 由于独中在尝试以企业化来解决学校财务负担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于是又开始想转向以提高学费的方式来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于是提出‘私营化’的概念,首倡者为当时的堂联(即现今华总)主席林玉静,他也是兴华中学的董事长。他认为:“董教总应该慎重检讨独中筹款的问题,考虑以‘私营化’来取代平民化的可行性,以减少社会大众的负担”。 过后,董教总有主办一次座谈会,题为“教育如何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赞成独中私营化的座谈会参与者认为,独中要壮大生存应该走营利路线,以学校办学出色为号召,同时调高学费,冲出财务的困境云云。何以用‘私营化’来描述调高学费的做法呢?这可能与当时盛行‘私营化’有关,因此就借用过来。考虑到我国政府施行私营化的结果都是提高收费,看来借用‘私营化’这个字眼也是有其道理的。 在一个以民族教育为号召的独中圈子里,提高学费始终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做法,因为担心它会使独中走向贵族化,脫离群众路线。为了说服独中支持者能接受高学费的做法,论者常以私立英校的高学费来作为比较的基准。 据我手上2007年部份私校的学费资料,一年平均总收费在马币1万以上,而独中如以吉隆坡为准,大约是3000元左右。对中高收入者而言,独中的收费是相当低廉,但对中下层而言,还是吃不消。如何在私营化与平民化之间、学费与使命之间寻求平衡点,的确是费思量的难题。 独中发展是呈两极化 就算决定以提高学费来解决学校的财务负担,也不是每间独中都能有效的实行。事实上,只有那些有规模的“名牌”独中,才能以提高学费的方式来解决学校财务问題;那些弱小而名气又不够响的独中,一提高学费的话往往就收不到学生,所以还是不得不回到传统募捐的方式。 图表:2007年各类別独中学费可涵蓋经常费成本的百分比
从上表很清楚的看出,规模越大者,学费的比重越高。因此,不同类型的独中是有不同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但很多身为学校的董事总是有以大为尊的迷思,常常为学校的管理带来不必要的干扰。社会大众同样也是以大为尊,捐献都往大校、名校送;反而最需要社会资助的小校、弱校却撐得很辛苦。媒体也好不了那里去,不谈也罢。 总之,全国独中的发展是呈两极化,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这才是现今独中的现况。前者面临的是道德上困境,后者每一方面都是困境。 过去,我们都只是从民族教育观点来谈论独中与华教的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从社会公平公正的立场来思索整个华教的发展,才能为华教的发展寻求道德的制高点。教育公平始终应该是独中使命的核心,只是有些独中开始强盛了,就逐步淡忘了。 |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