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6日 上午11点00分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8857
数理英化之后的语言政策
—2014年华研双年会侧记（一）
【时政】天下未集
在6月20日至21日，华研假精英大学理工与艺术学院举行第2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本届除了2个主题、5个专题演讲外，还有分组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论文探讨的课题以历史类为大宗，共有23篇，包括了地方史、马共、人物等；其次为马华文学，共有17篇，其中有3篇是日本马华文学的研究。再来依序是教育类7篇，认同与族群6篇，文化艺术与价值6篇，宗教信仰、语言与文字、媒体与经济则各3篇，合计共68篇。
如以华文教育的角度来看本次双年会的研究成果，本人认为以下的论文所提出的问题、论点及视角，是值得华教工作者关注及讨论。有关的论文如下表：
在上述的11篇论文中，我这里只集中讨论陈耀泉、黄进发及王国璋的论文，因这三篇论文都不约而同的讨论到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特別是数理英化政策被废除后语言政策的变化。以下是三篇文的重点摘要：
华教总是被动回应
陈耀泉的论文剖析了自独立以来，我国的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华教的抗争。他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马来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从1957年起至1990年代；第二阶段为“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从1990年代至2009年；第三阶段则为“巩固国文，强化英文”。
第一阶段的动力是来自内在的需求，即马来国族主义，其具体表现在《拉萨报告书》中的“最终目标”；第二阶段的动力是来自外在的需求，即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前一阶段语言教育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即年青一代的英文水平不足；而第三阶段的动力又是来自马来国族主义，具体表现在《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在每一阶段，华教总是处于被动回应的处境。針对华小国文课标与课时问题，陈耀泉的论文大量引用语言学家的意见，认为对华小学生的心智发展是不利的，最坏的情况是双半语（semilinguals）的现象，即每种语言只有表面上的流畅，但沒有一种语言可以很好地从事深度抽象认知的工作。提升学生国语水平较好的方案应是保留预备班，并改善其课程设计及强化相关的师资。
马来文的去国民化
黄进发论文的精要是马来语的去国民化。黄进发的论文看似与华文教育无关，但如要探索语言政策背后的语言信仰，就不能只看语言政策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也要观察在其他领域的形态是如何。阿拉禁令，这一宗教领域的课题确实反映了有关当局在语言信仰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黄进发指出阿拉禁令看起来是宗教课题，但实质上是代表着族群关系的深刻变化，反映在语言上，就标志着马来文从“国民化”到“去国民化”，从柔性同化的工具到族群边界加固的标志。
黄进发也提醒了大家忽略一件事，那就是1946年的论争，即“如果少数/后来族群拒绝被同化，他们有没有权利要求与多数/先来族群平起平坐？”。论争的结果就反映在1946年“马来亚合邦”（Malayan Union）的夭折，及1948年的“马来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a）的成立；前者为“马来亚人的民族国家”，后者为“马来人的民族国家”。黄进发点出马来文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英语，也断言纵使“英文教数理”政策被取消，马来文独尊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马来文的去国民化，黄进发认为这“代表党国体系议程的改变，从雄心勃勃要以语言来同化少数族群，到斤斤计较要以宗教垄断语言，以避免宗教控制人心的能力受到挑战”。在这样的变化下，华社要如何应对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
语言信仰与实践分歧
王国璋的论文是讨论数理英化政策废除后，三语地位及功能消长的趋势。他引用了博纳德斯坡斯基对语言政的定义作为分析的框架，即语言政策有三个组成部分：语言信仰（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及语言实践。
语言信仰是指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认为”应该是怎样的信念；语言管理即是一般人认知中的狭义语言政策，通过各种对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语言实践是指民众在日常生活里实际的语言行为。
以上述的分析框架来检视马来西亚的语言生态，就会发现马来西亚的问题是出自语言信仰、语言管理及语言实践这三个层面，都不一致。有关当局的语言信仰上是由独尊巫语走向巫英双语，而社会的语言实践则一直都是多语并行，而有关当局的语言管理就在这两者寻求一个折衷点，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华社的顽抗拒变。
三语中，英语是最为强势，虽在70年代至90年代间受到压制，到最终还是挟着全球化的势头回归，迫使马来西亚的语言信仰不得不由独尊巫语走向巫英双语并重，导致英化数理政策的出台，后虽被废除，但英语的地位已不可动搖了。华语在华人心中语言使用的顺位，是低于英语，却显然高于马来语，特別是在大中华经济圈崛起后而愈受青睐。马来语的象征地位及其文化价值虽受到政府极力的维护，但其实用性却有被英语代之的意味，因此极可能沦为一相对低阶的语言，语文功能将进一步萎缩。其中一个因素是，相较于英语和华语，马来语缺乏“外部资源”。
独尊巫语时期已过去
综观这三篇论文，都不约而同的探讨后数理英化政策时期大马的语言政策，剖析了其背后各种语言信仰的角力，也都明确地提出独尊巫语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制定政策者的语言信仰已转向巫英双语并重，这是无可置疑的。这种语言信仰在语言管理上落实下来，就形成“巩固国语，强化英语”的语言政策，并且还继续强调马来文是团结的语文，且将强化为知识的语文；但在语言实践上，却有很大的落差。
黄进发用“去国民化”来概括整个阿拉禁令课题下的语言政策时，这背后就意味着马来语也开始去“国民团结”化。要知道，一路来有关当局独尊马来语的最大理由是为了国民团结，而国民团结也是有关当局制订教育政策及措施的重要理据之一。现在《小学标准课程》（KSSR）下，提升华小及淡小的马来文课纲程度及增加课时的措施就是以“国民团结”为理由。在这里就看出有关当局在语言实践上的不协调。在马来文作为知识的语文上，有关当局的作法也是背道而驰。黄进发举了两个案例，一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另一是加拿大穆斯林女同性恋者伊尔莎曼吉（Irshad Manji）的《阿拉，自由与爱》。这两本书的英文原版在马来西亚推行时，都未遭遇任何问题，但前者的印尼文版及后者的马来文版却被禁。马来语文的“外部资源”本已不足，现在又要成为监控思想的工具而固步自封，如此，马来文要如何成为知识的语文呢？
“巩固国语”成空话？
以上是执政当局的作为，而民间呢？王国璋引用了阿末尤索夫（Ahmad Mohd Yusof）等人的一份針对国內金融界和銀行语文使用的调查，其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对内对外的会议语言、公文书写或商务沟通，马来文的实际使用情况都极不理想，英文的优势则甚为明显。
依族群背景来看其相联，不意外地，非巫裔的马来文使用率是远低于巫裔。较意外的是巫裔的马来文使用率也没有想像的高，而且越高位阶，使用率就越低。请见下表：
这是一份1993年进行的调查，在经历了数理英化政策后的今天，马来语文的使用情况应该是更不符合执政者的语言信仰。所以，所谓的“强化英语”，到最后会不会使“巩固国语”成为一句空话呢？
形势有变，攻守应变
当国家的语言信仰出现“典范转移”或搖摆的当儿，我们看回华社的处境又如何呢？陈泉耀很直接了当的指出，数理英化政策废除不是华社之功劳，而是马来国族主义者激烈反对的结果。这结合王国璋对华社为华语地位抗争的心态转变的观察，即从1960年代侧重“争取平权”，到1970年代以降转为“抗拒同化”，是很意思的。前者是一种进取的心态，而后者是一种退守的心态。就攻守进退本身而论，是没有对錯可言，必须结合当时的形势变化，才能有正确的评断。
但当形势有变时，攻守之道当然也要隨之而变。现今华社的问题就是在长期抗拒同化的斗争中，陷入一种定势思维里，以致在抗拒同化上是极其激情而有极大动员能力，但在争取平权上则视野局限、迟猶不决而开创性不足，于是条件反射式反应多于前瞻性的思考。所以，黄进发在论文里质询华社在阿拉禁令的课题有何回应时，华社怎么会有回应呢？在长期抗拒同化的心态下，怎么想到会有一天党国以宗教监控来退守自保呢？就算在針对数理英化政策的抗争上，也只是力保华小不变质，又怎么会想到政策竟然会有被废除的一天呢？自308后迄今，国內形势剧变，充满着各种变化的可能性，如持续以过去局限的经验及僵化的意识形态来面对当前的变局，不要说如何应对，就算如何理解也是一大问题。如此情况下，就显得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这三篇论文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后英化数理时期有关当局的语言政策，进而思索如何应对之策。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晚上九时四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