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在线：教育的集权与分权：雪州拨地论争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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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集权与分权：雪州拨地论争平议

2012年03月16日 01:52:04 pm

【有言不信/黄集初专栏】最近，魏家祥声称雪州民联政府只给支持信，而实际上并没拨地给八打灵公教中学和蒲种益智华小建分校，引起双方一场论战。本文特从教育行政体制的观点来梳理有关的论争，从而提升论战的层次，以政策面来解决有关的课题。

在教育行政学上，教育行政体制是指国家各级政府管理教育的组织体系和相关制度的总和，简单说，就是国家如何管理教育的方式。基本上，依据中央和地方在教育上的权限关系，可分成两种类型：中央集权制与地方分权制。

中央集权制是指教育行政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直接干预和领导各级教育事务，中央与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之间是一种命令和服从的隶属关系。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教育是国家的事务，地方自主的思想居次要地位。一般上，学界常把法国视为中央集权制的典型国家。

地方分权制是指中央政府居于监督和辅助地位，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有独立的教育行政权力。即国家的教育事权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执掌，以地方自主管理为主，上层对下层权力范围内的事务无权干涉，由下层自主决定。地方分权制的典型国家是美国。

地方分权制还可依程度的不同细分为三种类別：一、任务下放，即原来可能由中央机枃做的事，转移到地方机构去做，但决定权仍在中央；二、授权，即一般事务由中央转移到地方，但地方行使权力必须在中央的政策框架內，而中央仍保留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三、放权，完全是地方自主，中央不作任何干预。

美国联邦教育部职权有限

一般人比较熟悉中央集权制，对地方分权制反而没有什么概念，这里就以美国为例做重点介绍。美国联邦政府是没有直接管理教育的权力，教育主权是在各州政府手中。美国地方分权制的确立及其保障是以联邦宪法为依据。

在1789年，美国制定的联邦宪法时，没有提及教育主权的归属问题。这是由于各州在制宪时不愿放弃既得的权力，以免联邦权力过大而削弱州的自主性。因此，联邦宪法不做任何规定，于是仍旧沿用殖民时期由地方办理教育的体制。

为了防止联邦政府干预州事务，美国囯会于1791年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0条，明确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別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根据这个“保留条款”的规定，教育恰好是属于各州保留的权力，于是从此在法律上确立了以州为主体的地方分权制。

那美国联邦政府有没有教育部？事实上，美国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设立中央教育行政机关，20世纪70年代后，为解决教育由地方控制而引起的教育发展不平衡和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卡特总统于1979年设立联邦教育部，以加强和扩大联邦政府管理教育的作用，但是其权力仍然相当有限。到了里根总统时，还准备把它废掉，只因国会不同意，才存在至今。

那这个联邦教育部有何职能？基本上，由于联邦没有直接管理教育的权力，它的职能是提供服务，具体而言如下：

一、制定有关联邦财政资助、分配以及监督资金使用的政策；
二、收集数据资料，检视有关全国学校的研究，并且向教育工作者和大众传播这些信息；
三、甄别教育方面的重大事项和问题，使全国的关注点聚焦于这些事项和问题；
四、在接受联邦资助的项目和活动中，禁止歧视和片面强化联邦的地位，确保人人平等地接受教育。

实权在地方学区

从美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地方分权制是由下至上自发形成的。因此，由于历史传统的关系，虽然美国教育主权在各州，但多数州又将权力授予地方上的学区(Local school district)，故可以说实权在学区。

学区起源于殖民时期，地方上的市鎮自行办理和经营学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形。因此，州议会通常只制定该州的教育基本政策和法规，而把实际的教育事务交由学区处理。美国大约有15000个学区，数量是很惊人。

那美国的学区又负起那些事务？具体而言如下表：

序	项目	摘要
1	对象	设立并管理地方公立中小学；
2	财务	筹集和支付教育经费，征收教育税； 负责制定地方教育经费预算；
3	规划	制定本学区的教育政策、各种规章制度和教育发展计划；
4	课程	选择中小学的教材和教科书；
5	人事	遴选和任用学区教育人员； 依据联邦、州及地方法律的有关规定，制定地方教育人员的薪级表并支付薪金； 为地方教育人员提供在职进修；
6	评估	视导所属学校的教育； 考核学区教育人员；
7	仲裁	裁决地方上的教育纠纷；

马来西亚采中央集权制

马来西亚是属于那一种行政体制呢？马来西亚和美国一样是属于联邦体制，因此，这个问题就必须先看宪法上是如何规定。

在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的第九附录上，列的是立法事务表，一共有三个表，分別为：联邦事务表、州事务表及共同事务表。在联邦事务表的第13项有如下的规定：

“教育，包括：（a）初级、中级与大学教育；职业与技术教育；师资训练；教师、董事与学校之注冊与管制；特別研究工作之促进；科学与文艺团体；（b）图书馆；博物院；古代与历史性纪念物及记录；考古场地及遗物。”

从上述的规定来看，我国教育主权是在联邦政府手上，所以，我国虽是联邦体制，但在教育上却是实行中央集权制。

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会有雪州拨地的争议呢？这是因为土地在宪法上是列在州事务表上的事项，除了吉隆坡及纳闽联邦直辖区。不过，虽然如此，在宪法第83条第一款有如下的规定：

“如果联邦政府确认尚未分发之州土地，有需要用作联邦用途，而与州政府磋商后，得规定州政府—而该州政府亦有责任--促使联邦政府所指定之该土地，拨给联合邦或其所指定之公共机关；惟联邦政府不得要求拨给保留作为州用途之任何土地，除非联邦政府确认基于国家利益而出此（要求）。”

细读上述条款，我们会发觉在“联邦用途”及“国家利益”的名义下，联邦政府其实在土地的问题上，也是拥有很大的权限。因此，虽然实际的行政程序如何运作不是很清楚，但我们可以把问题归纳成两个部份：办学准证和土地拨给。而这两部份，联邦与州的权限可简化成下表：

序	项目	权限
1	办学准证	联邦
2	土地拨给	联邦或州

从联邦的角度来看，它是完全可以解决建校及拨地的问题；而从州的角度来看，它只能解决拨地问题，而且就算如此，在“联邦用途”及“国家利益”的名义下，还可能被联邦中途拦截。

州与中央的选举博弈

从选战策略来看，如果当联邦和州都是同一阵营时，当政者可以“买”华社两次选票，如果口头承诺不计在內，一次办学准证，一次土地拨给。如果不是，那不管是州执政的一方，还是联邦执政的一方，都只能“买”华社一次票。因为从州执政那一方来说，只在土地拨给上有权限，所以只有一次施惠的机会。

而联邦执政的一方就比较复杂，可以分成四种情况考虑：一、只给办学准政，这种做法只是把主动权交给州执政那一方，显然对联邦执政这一方不利；二、州执政先拨地，而联邦执政再批办学准证，这还是对联邦这一方不利；三、联邦先批准证，州执政跟著给地，这基本上是打平；四、联邦执政准证拨地一次过解决，这对联邦这一方是得分。

综合双方的策略考量，州执政一方不管先拨地，还是后拨地，只要不是不拨地，都不会失分，反而可以加分。

联邦那一方只有两个选项：一、一次过解决办学和土地问题；二、在州执政一方主动拨地时，用“联邦用途”和“国家利益”的名义下中途拦截，反正在我国单元化政策下，一定是国小优先，华小靠边站。

从上述种种的分析，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雪州拨地及下来的一系列类似的争议，就能把握其中的奧妙之处。至于谁是谁非，责任该如何归属，就交由读者自行去判断。

地方分权有利教改

实际上，本文的真正用意是建议论争的双方，能把争议提升到教育行政体制的改革层面。因为世界各国在推行教改运动时，教育行政体制的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一般来说，有关改革的趋势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况：一、在实行分权制的国家，是逐步加强中央政府对教育事务的控制，于是出现权力集中的趋势；二、在实行集权制的国家，则向“去中央集权化”方向发展，以利于发挥地方办教育的积极性。前者可以英国为代表，后者可以芬兰为代表。这是因为不管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都各有利弊，因此，世界各国都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马来西亚是完全的中央集权制，所以，如果要改革，当然是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并且应以芬兰为学习榜样。这是因为地方分权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容易推动教育改革。

教育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相互影响的历程，必须因地制宜，最忌一刀切的模式，而这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弱点。

所以，像现在一直为人所称誉的芬兰教育，其教育行政体制就是从中央集权制走向地方分权制，这是芬兰教育改革成效卓越的一个大关鍵。可是这一点却常被评论者所忽略，而纷纷集焦在课程如何、教学如何、教师如何等等。下面就稍为谈下芬兰教育行政体制。

芬兰的教育行政体制在经历不同階段的改革后，渐渐从中央集权制，改為地方分权制。中央不再干涉地方教育目标和教学內容，让教育更自由、更有弹性。

具体来说，中央制定国家核心课程纲要，提供各科教学內容和目标的大纲，而实际的教学內容和具体教学目标，則完全由地方政府和学校來订定，並允许各地发展其本土课程，以符合当地的需求，中央只要求必需符合核心课程的精神。

此外，学生家长也可以參与学校课程教育目标的制定，甚至孩子也能參与学校课程的编订。由此观之，芬兰权力下放的程度是非常彻底。因此，在芬兰，绝对不会发生类似“连环扣”的事件。

我国自308之后，整个国家的氛围，总体上是趋向于民主化的方向。在政治上的民主化，是体现在地方选举的提倡。教育也应该民主化，不过，通常我们是把焦点放师生关系上。实际上，教育民主化的第一优先考量的事项是权力下放，即在教育行政体制上，提倡地方分权制。相形之下，有关拨地争议显得太小家子气，没有太大的意义，可以休矣。再争下去，只是把选民当白痴。

参考资料：

1. 黄士春译，《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1984。
2. 吴志宏，《教育行政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 陈如平，《效率与民主：美国现代教育管理思想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4. 江文鉅等，《從芬兰经验反思台湾之科技教育》，台湾：生活科技教育月刊，第六期，2008。
5. 卢英娟，《台湾与芬兰基础教育改革、教师角色与阅读能力培养之比较研究》，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2009。

独立新闻在线,：汪永年、陈充恩与华校改制：析政治认同辩护说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汪永年、陈充恩与华校改制：析政治认同辩护说
Feb 06, 2012 02:54:54 pm

在华教史上，鈡灵改制绝对是件大事，份量远超过白小事件，不可能不载之史冊之中，也不可能不让后人加以评论与检讨。在鈡灵改制事件上，其中的关鍵人物非汪永年莫属。因此，对他严厉批判者固然有之，为他辩护者也不绝于耳。

对汪永年的批判，当以林连玉的“出卖华文教育罪魁汪永年”一文为代表。简言之，林连玉对汪永年评价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与英殖民官僚狼狈为奸，偷偷摸摸成为华教罪人； 二、对学潮中的学生，伪作好人，却背后开列名表，利用教育局的权力，借刀杀人；三、对批评他的老师，手段毒辣，绝人生路。总之，无一句好评。

另一方面，也有人为汪永年辩护，种种辩护的理由可归纳为三点：

一、华人的政治认同： 这可以陈子鹦的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改制——汪永年与钟灵中学为例》为代表；

二、改制无錯论：这里面包括华小也是改制学校、“华校”增加、利用政府的经费办“华校”、改制是自愿的等论点；

三、鈡灵办学路线无錯：包括独中双轨制及数理英化的争议。

关于第三点，可参阅本人另一篇文章：《鈡灵模式与英化数理》。致于第二点，将另外处理，本文在这里只針对第一点：华人的政治认同，加以评述。

王赓武的三种华人群体分类

陈子鹦的硕论：《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改制》中，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一、从华人的自我认同分析汪永年与鈡中改制：在这个观点下，陈子鹦认为争执的本质在于华人自我认同不一致，非“人心本恶”；

二、从英殖民政府的阴谋论分析鈡中改制：在这个观点下，董事会是“无知”中计上鈎，汪永年是积极配合；

三、从11.23学潮分析汪永年与鈡中改制：陈子鹦认为当时汪永年和英殖民政府有共同的敌人：马共，所以一拍即合；

于是，其最后总结曰：“总结以上三个观察点，鈡中改制一事之本质，在于英殖民政府与马共斗争，也在于汪永年具有第二群体的现实特质。”（陈子鹦，2004：89）

其第一个论点，是与陈充恩有关，所以，本文只集中评析其政治认同的论点。

在陈子鹦的硕论里，引用了王赓武的华人政治认同分类。这里把其论点整理如下表：（陈子鹦，2004：48-50）

类別	特点	代表人物
第一群体	关怀中国政治； 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或倾向共产党，或国民党； 极受殖民政府所关注； 1955年，受周恩来对国籍的宣告后，才思考本土化的问题；	林连玉 华校大部份的教师
第二群体	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只单纯认中国是祖国，原因有三：为了谋生与累积财富；英人不希望华人干预马来亚政治；自身无明显政治关怀。 精明且讲求实际的利益； 由此群体领导的华校走实际路线，重视英文的学习，所以和政府合作，为校谋求最大利益。	陈充恩 汪永年
第三群体	土生土长的华人，多为精英份子，财雄势大，声望显赫； 受英文教育，但大致上热爱中国文化； 政治上，忠于英殖民政府，以马来亚为认同对象； 标榜为华教争取权益。	陈祯祿 马华公会大部份成员

上表中，值得注意的是，陈子鹦把陈充恩和汪永年并列为第二群体。在陈子鹦对汪永年大量的正面敘述里，也常把汪永年和陈充恩并列，借陈充恩来抬高汪永年：

“ (1954年 )汪永年担任校长后，也想效法陈充恩做出一番事业，首先提高教职员们的待遇、增购校地、建立十六间教职员家属宿舍、图书馆之扩建等的贡献。 ”（陈子鹦，2004：31）

“由于这些改革计划，直接或间接导致学校经费的不足，学校经费不足使鈡中陷入困境。 ”（陈子鹦，2004：35）

“鈡中在未改制之前就已重视英文，因此汪永年坚持自已没有出卖华文教育，政府的条件根本就不算是条件。 ” （陈子鹦，2004：42）

“鈡中校长继陈充恩之后的是汪永年，他依然持该校的此种作风，只不过这种坚持却带来他一辈子的骂名。他们重视现实利益的特质，使他们容易具有与政府合作去追求该校最大的利益的倾向。 ” （陈子鹦，2004：49）

请注意上文中的“他们”，是包括了陈充恩，言中之意就是陈充恩也是会和英殖民政府合作的。

此外，陈子鹦也依据汪永年是第二群体的特质，而为其辩护：

“汪永年一方面不放弃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但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在现实环境中追求鈡中最大的利益，他之所以做出‘背叛 ’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实在是他认为这才是同时时兼顾中国文化认同与该校利益的方法，所以把他对鈡中改制的决定归咎于‘人心本恶 ’似乎不太合理。 ” （陈子鹦，2004：49-50）

所以，陈子鹦的结论是：“其争执的本质在于华人自我认同的不一致。……尤其是在认同中国的前提下让鈡中改制，更不能被解读成‘人心本恶’，项多只能归类于路线的不同。” （陈子鹦，2004：86-87）

对于汪永年是否属于第二群体，陈闻察有不同的看法：“关于汪永年的甘于被人利用，陈子鹦硕士说她认同王赓武教授等人的分析：……。陈子鹦硕士将汪永年列为第二类，其实是对他的抬举，太不了解这个人的本质。”（陈闻察，2007：383）

陈充恩无明显政治立场？

对于汪永年的归类，本人没有意见，因依据陈子鹦的看法，第二群体的特性是“精明实际”，那汪永年的确符合这个要求。反而对陈充恩及林连玉的归类，却觉得有待商榷。

陈充恩是否是属于第二群体，与汪永年同一类別呢？首先，我们要先了解鈡灵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鈡灵学校是于1917年，由槟城阅书报社同人所创办的。该社原是北马著名的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期间扮演重要的角色（陈荣照，2007：2）。鈡灵建校的宗旨就是在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理念，如第一首校歌，就有“二十世纪兴吾校，三民主义作津梁”的词句（陈荣照，2007：5）。

其次，鈡灵学校的校长是要有党籍的。叶鈡鈴撰写的“鈡灵中学历任校长的业绩”一文有提到鈡灵中学第二任校长唐桐候突然呈辞，据说：“当时，凡属于鈡中教师必须参加某社团，而唐氏却为一自由思想者。……如果强迫他为了参加具有政治作用的社团而牺牲他的自由思想，那他宁可不干。而董事部诸公则认为这是鈡中的传统，违反此一传统，就是拒绝合作，结果就导致唐氏的辞职。”（叶鈡鈴，2007：57）由此观之，鈡灵学校本身就是一所政治色彩极其强烈的革命学校。

至于陈充恩本人，在1929年至1939年期间，就在鈡灵中学校內，积极动员师生进行抗日筹账活动(叶鈡玲，2007：68-70)。到了1939年9月，向校董部辞职，回国任中国空军幼年学校教务长，训练空军人才(叶鈡玲，2007：68) 。至到1941年10月，再回鈡中掌校。战后复校，陈充恩成立纪念殉难师生委员会，以抚恤及纪念殉难者，共8位教师和46学生（叶鈡玲，2007：76-78）。

1952年2月4日下午三时，陈充恩遇狙身亡，享年51岁。马共秘书陈平在回忆录《我方的历史》，承认马共杀害陈充恩。他提到：“一位学生活跃分子向我们的区委报告，效忠国民党的陈校长也是警方的线人。县委决定消灭陈充恩。”（陈平，2004：277）

总而言之，一位如此积极抗日，且还回国协助训练空军人才的校长，最后还遭马共暗杀，怎么可能归属于没有明显政治倾向，且讲求实际利益的第二群体呢？

此外，陈闻察对陈充恩，也有不同的诠释：“他（陈充恩）作为一个务实主义者，对于大原则的掌握是极有分寸，他绝不会让鈡灵中学乖离作为华校的本质，也就是绝不乖背：‘中学为体 ’的本衷；”（陈闻察，2007：381）

“以他的操守与作人的原则，相信他绝不会容许他主政下的鈡灵中学成为让殖民地政权利用做为剌入华文教育心脏的尖刀，破坏马来亚华文学校的团结，分化与令为维护华文教育所建干城的崩塌瓦解。”（陈闻察，2007：382）

综合上述，陈充恩不应列入第二类型，与汪永年为伍，反而更应该列入第一类型。

林连玉与华校教师认同本土

除此之外，陈子鹦还把林连玉和当时的教师群体列为第一群体，在这里，也顺带为他们辩护。

首先，对于林连玉（左图），陈绿漪有如下的评述：“1951年当他（指林连玉）申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的时候，他已经确定放弃对原先祖国的效忠，而把自已的命运交托给新生的马来西亚。就这点来说，林连玉先生的行动是非常敏鋭而且很有远见。因为对于那些已经选择在马来亚联合邦继续生活和工作的华人来说，政治效忠是不容模棱两可。”（陈绿漪，2001：37）

“五十年代那个时期的许多华人对于国家认同和政治前途的问题其实不甚了了。林先生以身作则的领导，适时的为这些华人指出了新的政治愿景与方向。这是林连玉先生的其中一个不常为人提起的重要贡献。他很清楚的区別对马来亚的不二效忠，和捍卫本身的文化特色是两回事。如此一来，也就引领本地华人远离中国政治，而专注于马来亚国的建设了。取得马来亚公民权以及涉身于国家的独立运动，是极富启发性的动作，特別是因为，即使在1957年之后，还有许多华人领袖继续以本身的或组织的名义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政治活动。”（陈绿漪，2001：37）

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陈子鹦提到第一类型的华人是在1955年，周恩来宣告一个国籍的说法后，才重新思考本土化的问题（陈子鹦，2004：48），但林连玉是在1951年申请马来（西）亚公民，很明显与周恩来的宣告无关。这是陈子鹦在推论上的一个硬伤。

因此，林连玉在政治上绝对是本土认同，而文化上却是坚持民族认同，所以，从陈子鹦的分类中，林连玉是列不进任何一种类型。

至于教师群体是否是属于第一群体呢？在1954年10月25日，教总发表了一篇文告，题为：“教总告各地教师公会、全马华校教师暨学生家长书—关于明年度联合邦立法议员民选事”，现摘要如下：

“我们均是知识份子，对于马来亚之自治，我们表示衷诚支持。我们并加强工作，训导学童效忠于马来亚，与各民族平等，共建和平乐土。但我们已自认亦被认是构成马来亚建国之一环，则对于我们民族灵魂所寄托的文化，必须予以极神圣的尊重。”（教总，1987：351）

“总之，任何政党，或无党派之人士，凡能同情我们的主张，尊重我们的意见，协助达到我们的目的者，本会均愿对之伸出友谊之手，于普选开始时，号召全马华校教师，学生家长，投其候选人以庄严神圣之一票，谨此宣言。”（教总，1987：351）

由此观之，教师群体与林连玉一样，也列不进任何一种类型。

综合上述种种对有关人士政治认同的推敲，可以说陈子鹦在运用王赓武的政治认同的分类是不准确，加上王赓武的政治认同分析框架也是有局限性。所以，基本上，陈子鹦依据政治认同的分析，所获得的推论是无效的。反之，我们可以肯定，陈充恩和汪永年绝不是同路人；而汪永年与林连玉之间，更不是什么政治认同的差异。

事实上，以“汪永年是陈充恩的继承者”来为汪永年辩护的论调，流传甚久，陈子鹦只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来呈现而已。由于汪永年的功过，是如此地确凿，无可推诿，以致陈充恩也因此为之所累，没法得到公正的评价，导致他在华教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不成比例，实在令人憾慨。

今年适逢陈充恩逝世一甲子，谨以此文敬這位华教的先贤。

参考书目

1. 叶鈡铃撰，陈荣照主编2007。“鈡灵中学历任校长的业绩”，《槟城鈡灵中学校史论集1917-1957》。新加坡：鈡灵（新）校友会。
2. 陈子鹦2004。《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改制—汪永年与鈡灵中学为例》。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研究所。
3. 陈平等著，方山等译2004。《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4. 陈荣照撰，陈荣照主编2007。“春风化雨四十年--鈡灵1917-1957”，《槟城鈡灵中学校史论集1917-1957》。新加坡：鈡灵（新）校友会。
5. 陈闻察撰，陈荣照主编2007。“鈡灵中学的改制与学潮”，《槟城鈡灵中学校史论集1917-1957》。新加坡：鈡灵（新）校友会。
6. 陈绿漪2001。“从历史的观点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教人士”，《林连玉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吉隆坡：林连玉基金。
7. 林连玉著，黎整理1986。“出卖华文教育罪魁汪永年”，《华文中学改制专辑》。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8. 教总1987。《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独立新闻在线：从双语教育看英化数理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从双语教育看英化数理
Dec 12, 2011 07:21:36 pm

最近，纷扰多年的数理英化政策，又因教育部一日三变的“软著陆”方案，而成为舆论界热议的课题。各种观点都有人提出，但真正从教育专业观点来深入讨论的，却为之不多，所以在此特从教育的观点来厘清数理英化的本质。

数理英化从本质来看，其实是教学媒介语的问题，所以重点是在英化，不在数理。因此，从教育学观点来说，这是属于双语教育的范畴。对于双语教育，一般人不是很了解，特先加以介绍。

所谓的双语教育是指教育过程中，全部或部分采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来教授非语文科，如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其核心概念是透过使用有关的第二语言在吸收知识的过程中，掌握该语言，特別是在听与说的能力上。

双语教育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添加性双语教育；二是缩减性双语教育。前者采用第二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不是准备替代学生的第一语言，而是培养学生掌握两门语言；后者则是准备替代学生的第一语言。

一个囯家里面是可能同时存在这两大类的双语教育，比如美国，其对少数民族实施的双语教育就是缩减性双语教育，其任务是过渡和同化，帮助少数民族尽快融入美国的主流语言、主流文化和主流社会。另一方面，美国则对那些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公民实施添加性双语教育，掌握多一种在世界上通行的大语种，以增进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如西班牙语、法语、汉语等。

教与学都有严格要求

双语教育要有效实行是有严格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师资。首先有关的教师对有关的语言必须具有充分的水平，这是必要的条件。前首相马哈廸的数理英化政策会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完全无视师资问题。其次为了有效的教学，有关教师最好也懂得学生的母语，至少在口语上。因此，双语教育通常在文化语言背景相同的学生群体中进行。

如果，同一班的学生来自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各族群，那双语教育的效果就会受影响。比如一班里三大民族都有，当学生用英语学数学时，有点不明白，教师要用谁的母语来解释？又有多少教师能同时掌握三大民族的母语？

在学生方面，也有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强烈的学习意愿。最近的一些言论，提出要尊重家长的选择权。但双语教育要成功，反而是学生的选择权要受到尊重。要知道，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语言天赋，及生活在有利于有关语言学习的社区。因此，当学生会面临困难时，就要允许他选择用母语学习有关的非语文科。不过，要做到尊重学生的意愿，在西方国家不是难事，但在我国就是难。

在教学上，要特別注意，这不是语文课，而是非语文课，因此，对语言是否标准不必刻意追求，重点是鼓励学生尽可能使用有关的语言来沟通。

以上的条件都不具备，那就只好乖乖回到由语文科来学习有关的语文。这对谁都公平。

不可明说的目的

此外，要加以说明的是双语教育是属于语言教育的一环，而语言教育所涉及的並非只是单纯的语言技能问题，实际上，是与国家的民族、文化和语言政策有关。因此，不同的目的，就会有不同的双语教育的模式，不能混为一谈。

双语教育的目的可分成可以明说的和不可明说的。可以明说的如：一、为了把少数民族吸收进主流社会，充分参与主流社会的各领域活动；二、为了能够同外部世界交往；三、为了帮助新移民适应当地的环境；四、为了保持民族和宗教的特点；五、为了调停各族群的纷争和冲突；六、为了加强了解其他语言与文化；七、为了展示两种语言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等等。

不可明说的如：一、扩大殖民者语言的使用范围，使殖民主义在殖民地得以存在和延续；二、为了强化社会上层的语言以保持其社会地位等。

英化数理的问题之所以会如此反复，就是因为其目的一直说不清楚。通常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不可明说的目的。这些不可明说的目的，其实是一种平等与不平等的竞争。

理论上，每一种语言是平等的，理念上，每一种语言应是平等，但实际上，语言是不平等。语言之所以会有不平等的现象出现，是因除了人造语言外，如世界语，任何一种语言一定是某一族群的母语。当某族群的母语成为各族群的通行语时，该族群自然占尽优势。因为，他们不用学习其他族群的语言，就可亨有优越的社经地位及机会，而其他族群却必须学多一种语言，而且还要精通，才能有相应的社经地位。因此，我们不能只在理论上讨论英化数理的利弊，更应在具体的情境中探讨英化数理的得失。

掌握英语是往上爬升的条件

当今，英语是全球最通行的语言，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也没有评论者去挑战这一点。但更重要的是我国曾是英殖民地，英语自然也是上层社会的通行语。因此，掌握英语不止是与外部世界沟通会的鈅匙，也是在国內往上爬升及掌握资源的必备条件。这是一般评论者少有提及的事实。

从上述的各种教育目的来观察“家长教育行动组织”所提的各种理由，包括英语是他们孩子的第一语言的论点，其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是要加强孩子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能力，抑或隐含著强化社会上层的语言以保持其社会地位呢？

考虑到这些不可明说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是著眼于所谓国际竞争力的问题，还要涵蓋我国的国情以及公平平等的原则。因此，综合这些因素的考量，英化数理在公共教育系统里显然是不适合实行的。

关键是国家语言政策

不过，今天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主要是因上述种种的问题，应在制订有关政策前得到充分的讨论，以及为执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但却没有如此处理，反而强制且仓促地执行。执行了六年，引起民间的激烈反弹，又忽然大逆转，以致这段过渡期要如何处理，就形成一个大问题。所以，教育部最后的软著陆方案大概是没有办法中办法。

到今天如此的局面，我们再去争论数理英化的利弊得失，实在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正如前述，数理英化的本质其实是国家语言政策的问题，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根本去讨论。

如果国家语言政策是建立在不平等，又不切实际的基础上，那国家的语言政策就会一直搖摆不定，由此制订出来的任何教育政策，必然反反覆覆，最后，受害的又是我们的孩子。只有在平等，又符合实际的基础上制订的语言政策，才能可长可久。

12月18日是华教节，林连玉基金举办华教节公祭和林连玉精神奖颁奖典礼等系列活动，并推出华教节特辑系列文章。

独立新闻在线：鈡灵模式与英化数理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鈡灵模式与英化数理
Nov 28, 2011 11:56:15 am

最近，因为教育部的“软著陆”方案，而使得英化数理再次成为舆论界热议的课题，有的坚持母语教学的观点，有的主张用英语来教数理，有的则为双语教学，甚至更有复办英校之议。而在华教界里，始终有一个坎，以致在处理这个议题时，地雷处处，那就是当年的鈡灵改制。

一路来，在华教史的论述里，鈡灵之所以会被英殖民官员选择为改制的首要目标，是因为鈡灵的“崇英路线”。林连玉在评论汪永年时，就提到：“……恰好殖民地政府要利用鈡灵中学那种名为华校实为英校的幌子，来破坏华文教育，汪永年就乘机与殖民地官僚勾结，不惜把华文教育出卖了。”

担忧改制扩大消灭华校

基于林连玉对鈡灵中学的“名为华校实为英校”的评价，使得往后凡是主张用英语为其他非语言科的教学媒介语，都会被视为是对华教发展不利之举，甚至引起轩然大波。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当为1995年深斋数理英化的论争。

林连玉的看法严格来说，是不够周延，以致不能清楚解释当时为何会选择陈充恩为第一届教总主席，因为陈充恩是鈡灵模式的主要制订者，可是教总的成立却是为了反对意图消滅母语教育的《巴恩报告书》。因此，在这一点上，就成为一些论者为汪永年辩护的依据。

比如陈子鹦就有这样的辩词：“为何汪永年同样效法陈充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針，只是接受津贴就被指为出卖华文教育，而陈充恩却是华校的典范，是教育家？”

鈡灵老校友陈闻察的看法就比较客观周延：“……这其中一环便是鈡灵中学的现行学制，坦白地说已极为英校化，与英殖地政权官僚所设计出来……的方案极为相似，若接受改制，……比较容易突破华社的心防，并以此为例，逐渐地向其他华校扩大，最后，……彻底地消灭华文学校。”所谓相似之意，可以理解为看像英校，仍是华校。

鈡灵模式是精英教育

从上述的各种观点中，其根本问题是在于对鈡灵模式没有具体的理解，以致众说纷纭，不能定论。以下是参考各种文献，其中主要是陈闻察的《高瞻远瞩的双语教育及其效应》（收于《槟城鈡灵中学校史论集》中），整理出鈡灵模式具体措施一览表：

项目	具体措施
师资	校长须兼通英文； 英文教师要有九号文凭；（以当时而言，属于高要求） 华文老师：才华横溢，学识渊博；
学生	入学试：英文必考，不理想者，录取后要另外补课； 升留级：华文不及格者、过半科目不及格者，都要留级；
课程安排	初中注重华文； 高中注重英文；
考试	华文高中会考必考； 剑桥文凭考试，成绩优良者才得以参加；
学制	1939以后，为三三制； 1948以后，高中改为二年半制；
语言的使用	行政用语：华文； 教学用语：英文教材，也可用华语教授； 校园活动与文化、《学报》出版：华文；

有了这张表，我们很多问题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精英教育：鈡灵模式对学生是高要求，不是来者就收，英语要有一定的基础，但华文也要行。严格来说，这就是一种精英教育的模式，精英教育的重要特征就是对学生择优录取。到今天，鈡灵国民型中学是属于所谓的‘控制学校’（Control School），意即学校对学生有选择权，所以，仍是精英教育的模式。精英教育另一特征是对师资也是高要求，鈡灵模式也的确是如此要求，这也是鈡灵模式能有效实行的前提，但这一点却常为人所忽略。

二、华文地位高于英语：首先是华文不及格就要留级，英语就没有相应的要求；其次是语言的使用上，在整个校园里，华语还是主要沟通语，再则，就是公共考试的安排，华文会考必考，剑桥考试择优而考。在公共考试这一点上，其实是和现行许多实行双轨制的独中是相似的情况，甚至有些独中比当年的鈡灵中学还要走得更远。

三、三三学制：鈡灵中学基本上仍是三三学制，后来在战后改为二年半，是要牽就英殖民官员一月份开学的要求，又要满足一些学生出国的需求。这种二年半完成三年课程的做法，对优秀的学生，当然问题不大。今天，一些著名独中也有采取类似的课程安排。当然，这种做法是不可能普及的。

四、课程安排：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要多加解释。首先，鈡灵模式不是一成不变，是有一演变的过程，详情可参阅《槟城鈡灵中学校史论集》。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课程安排的调整。据陈闻察的敘述，陈充恩在1936年8月20日召开一次教导会议，议决：“……明年高中课程除理化外，其余悉采剑桥制，并经决议，将初中三史地改用中文本，中学算术一律采用混合编制。”

这是一次重大的调整，陈闻察认为这次调整：“把鈡灵中学完全朝向英文化或英校化发展的歧途拉转回来，找回自己的本位，即作为一间华文中学，一间华校的本位。”他评述：“让学生提高英文水平或有能力参加剑桥考试是一回事，将鈡灵中学从一间华校完全英文化或英校化是另一回事。”

于是，初中原本是注重英文，改为注重华文，特別是史地科，对学生的思想是影响深远。因此，这样的调整是著眼于在初中阶段优先提升学生自身的文化底蕴，维持自身的文化特征。在紮好根基后，到了高中时才来全力强化对英语的掌握。

双语教育理念

我们如果从教育学观点来看鈡灵模式，就会比较能把握其实质是什么。鈡灵模式也好，还是现今英化数理，从教育学观点来说，都是属于双语教育的范畴。

双语教育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添加性双语教育；二是缩减性双语教育。前者采用第二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不是准备替代学生的第一语言，而是培养学生掌握两门语言；后者则是准备替代学生的第一语言。前者可以加拿大的沉浸式双语教育为代表，后者可以美国淹没式双语教育为代表。

那鈡灵模式是属于那一种双语教育？如果从上表中的具体措施来看，当然是属于添加性双语教育，而且从过往以来鈡灵校友的表现来看，也的确展现出同时掌握双语的能力，并没有因为学了英语而忘了华语。

那英殖民官员推行“改制”的意图又是什么呢？当然是缩减性双语教育，只是在做法上比较怀柔，看起来好像是添加性双语教育，但最终目标还是要过渡到以一种殖民者的语言来代替学生的母语。因此，“改制”的最关鍵的一步就是强行把殖民者的语言作为学校的教学媒介语，至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华文教学，那只是一种减少阻力的过渡性手段而已。只是后来因马来民族主义的高胀，而打乱了英人的盘算。

据此，我们可以推论陈充恩是绝不会让鈡灵中学在当时英殖民官员的条件下改制。胡万铎最近一篇专栏《陈充恩死的谜团》引述程道中的看法：陈充恩是因拒与英殖民政权合作，而被人利用马共来个借刀杀人之计，以致死于非命。这也证明了陈充恩是不会接受改制，所以，借陈充恩来为汪永年辩护之言论，可以休矣。类似的言论一方面是过于抬举汪永年，一方面也是对教总第一届主席陈充恩不敬。

至于林连玉的评言，我们应该是其是，非其非，对汪永年接受英人的津贴让鈡灵改制的评价应是定论，对鈡灵中学“名为华校实为英校”的断言当然是不正确。

初中和高中应分开讨论

此外，关于陈闻察“相似”的看法也是有其道理的。的确，双语教育虽然分成添加性和缩减性两大类，但对于不熟悉者而言，两者不太容易区分。我虽在教育界服务了17年，但也是因为最近要因应有关课题的讨论，才对双语教育下了一番功夫。有了基本的认识后，回过头观察有关课题，才有一个较清晰的看法。总而言之，鈡灵模式不能简单描述成崇英路线，较正确的说法应是中英并重的双语教育。

由于鈡灵中学的确是培养出不少中英俱佳的人才，因此，鈡灵模式是否可以成为范例，普遍地推广到所有学校呢？正如前述，鈡灵模式本身是建立在精英教育的基础上，对于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是否可行，不论是全面或是部份，还是须要做进一步的探讨，这里就不敢妄加论断。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鈡灵模式中得到一些启示。从陈充恩对鈡灵模式的课程安排之最后重大调整来看，初中既然改为注重华文，那华小理所当然应采母语教学，这是无庸置疑。到了中学是否采用英语来教学非语言科，也不能泛泛之谈，应该分成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来讨论，才可能有具体可行的结论。

像现在很多有关英化数理的言论，不分中小学，全都混为一谈，只是让纠结越来越难解。当然，如果考虑到我国特有的“行政偏差”，那问题更是难上加难，这只有上升到政治层面，才有根本的解决之道。不过，这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內了。

参考文献：

1. 陈荣照编，《槟城鈡灵中学校史论集》，鈡灵（新）校友会。
2. 黎整理，《华文中学改制专辑》，教总。
3. 陈子鹦，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改制》，（台）暨大东南亚研究所。
4.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教总。

黄集初毕业于台大历史系，取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曾服务于独中17年。

转载：THE TRUE HISTORY OF MALAYSIA

THE TRUE HISTORY OF MALAYSIA

HISTORY OF CHINESE & INDIANS IN MALAYSIA

As stated by Raja Petra Kamarudin (RPK)

RPK

A confusion has erupted due to ignorance. It has been stated that the Indians came here as beggars and the Chinese as prostitutes. Actually, if you were to really study Malayan and Malaysian history over the last 500 years or so, you will find that this country’s history is not just about beggars and prostitutes. It is about much more than that.

Malayan history has to be dissected into many periods. And each of these periods saw immigration involving almost all the races in Malaysia, save the Orang Asli (the Original People). In New Zealand, these Orang Asli would be the Maoris and in Australia the Aborigines. Therefore, anyone who is neither a Maori nor an Aborigine is a ‘pendatang’ or immigrant.

THE ARABS IN MALAYSIA

The Arabs and the Indians (Muslims from Gujarat) came to Malaya more than 500 years ago as traders and merchants. These were the people who brought Islam to this country. At that time, the locals were mostly Hindus while those from Negeri Sembilan were Buddhists, plus many who worshipped trees, the sea, rivers, mountains and whatnot. The coming of the Arab and Indian merchants exposed the locals to Islam.

In those days, the people followed their Rulers. Therefore, when the Rulers converted to Islam the people followed – although they may not have believed in Islam or understood the religion. In fact, many till today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Islam after more than 500 year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Then along came the Chinese and many were actually Muslims as well. Islam first reached China around 100 years after Prophet Muhammad. This means Islam had ‘migrated’ to China about 1,300 to 1,400 years ago, 800 to 900 years earlier than Islam in Malaysia. Of course, in the northern states bordering Thailand it was earlier than that. (Refer to the Batu Bersurat discovered in Kuala Berang in Terengganu).

Is it not ironical that Malays call Chinese Muslims ‘mualaf’ when the Chinese were Muslims almost 1,000 years before the Malays even heard of Islam?

Okay, now take my family as an example. The Selangor Sultanate was founded in 1745. The first Sultan, Raja Lumu, migrated here from the Riau islands in Indonesia. By then, of course, the Arabs, Indians and Chinese had already been here 200 to 300 years, some even longer.

But these Arabs, Indians and Chinese were traders and merchants, not warriors or fighters, whereas the Bugis from Riau only knew one occupation – fighting and plundering. In short, they were pirates, which was a noble profession back in those days where even Queen Elizabeth the First knighted those English pirates who plundered Spanish ships.

In fact, the Bugis came here because of a sort of civil war in their home country. There was a fight over a girl and the son of the local Ruler was killed in that fight. So the offending party was exiled and had to leave Riau. And that was when they came here in the 1700s and founded the Selangor Sultanate.

Do not members of the Selangor Royal Family fighting with their Ruler and going into exile sound very familiar to you? Yes, 300 years ago this was the ‘tradition’ and still is in my case.

Invariably, the Bugis, being fighters, took Selangor as their territory by the sheer force of its ‘army’. None of the traders, who although were here earlier, would dare resist the Bugis who enjoyed killing (some Bugis still do today, as you may well be aware). But Selangor was under Perak patronage.

So Raja Lumu had to make a trip to Lumut in Perak to get crowned as the First Sultan by the then 17th or so Sultan of Perak. (Can’t remember if it was the 15th or 17th but it was around that). And he took the name of Sultan Salehuddin Shah.

Selangor eventually grew in prosperity. Actually, tin had already been discovered even before Raja Lumu became Sultan in 1745. And it was the Chinese who were working the tin mines. But now, since Selangor had a ‘government’, all the land in Selangor became ‘state property’. And therefore the Chinese had to get permission from the Sultan before they could mine for tin.

Around 100 years later, only when Sultan Abdul Samad took over as the Fourth Sultan of Selangor in 1859 (he was born in 1804) did they properly organize the tin industry. New areas were opened up in Ampang, Rawang, Kajang, and whatnot. And of course, all these tin mines were owned by the Sultan and members of his family — brothers, sons, nephews, etc.

The Malays, however, did not want to work those mines. Conditions were hard and diseases wiped out entire communities. Those who survived these brutal conditions were the exception rather than the rule. So they needed people who were desperate enough to work those tin mines and were prepared to take the risk and probably lose the ‘gamble’.

And who else to talk to if not the Chinese who had already been working those mines for hundreds of years?

So members of the Selangor Royal Family went into ‘joint venture’ with the Chinese, just like they did in Perak, another rich tin state. The Malay Royals would ‘arrange’ for the tin concessions and the Chinese would provide the labour force to work those concessions. In a way, you could say that the Selangor Royal Family were the first to ‘invent’ the Ali Baba system back in the 1800s, long before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1970.

Anyway, to reach Ampang and those other surrounding rich tin areas, they had to travel up the Klang River. Raja Abdullah and Yap Ah Loy led the first expedition and they landed on the site where the Gombak River and Kelang River meet. The place where they landed is the site of the famous Masjid Jamek in Kuala Lumpur.

From there they marched overland through the jungle into Ampang. And thereafter Kuala Lumpur was never the same again. It prospered and continued to prosper over more than 200 years from the 1800s.

Yap Ah Loy bought up a lot of land in Kuala Lumpur and built his business empire. He opened bars, brothels and all sorts of businesses, legal as well as illegal (illegal by today’s standards though). Even the British Colonial ‘masters’ would patronise Yap Ah Loy’s brothels to sample the latest ‘China Dolls’ brought in from the mainland.

Of course, the normal customers would have to pay for these vices. The British masters, however, could enjoy all these services for free. Yes, even back in the 1800s the Chinese businessmen were already bribing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Now, while Yap Ah Loy has been entered into the history books as the ‘Founder of Kuala Lumpur’, Raja Abdullah is never mentioned. The only thing associated with Raja Abdullah is that road in Kampong Baru that carries his name. Yap Ah Loy may have been the capitalist who opened up Kuala Lumpur.

But he was only able to do so because he had a ‘sleeping’ partner, Raja Abdullah, who gave him all this land to develop.

Okay, that is the Chinese story. So, yes, some did come here as prostitutes working for Yap Ah Loy. But that was incidental. Whenever frontier land is opened up the girls servicing these frontier-men follow – like in the Wild West of America. Would you say that the White immigrants to America were all prostitutes?

THE INDIANS IN MALAYSIA

Now, over to the Indians. As I said, the Indian (and Arab) traders and merchants first came here more than 500 years ago and even brought Islam to this country. But the ‘other’ Indians, the workers, came at about the time that Yap Ah Loy and Raja Abdullah were turning Kuala Lumpur into a thriving metropolis.

At that time, the British planters were in Ceylon (Sri Lanka today) growing cocoa. Then a plant disease spread throughout the island and all the trees died. But this disease not only killed all the trees but contaminated the land as well. This means the land was now useless and it was not a matter of just replanting.

Then the British looked at Malaya and decided that the conditions (land, climate, etc.) in Malaya were the same as in Ceylon. So they relocated their cocoa estates to Malaya. But there was no way they could get the Malays to work these cocoa estates. Furthermore, the Ceylonese workers were well trained and had been doing this work for years.

So, in the mid-1800s, the British brought the now unemployed Ceylonese cocoa workers to this country to work the Malayan cocoa plantations.

Then disaster struck. Brazil over-planted cocoa and this triggered a worldwide glut. It was no longer economical to plant cocoa. The price you would fetch for your cocoa was lower than your production cost. The British had no choice but to close down the cocoa plantations.

Around that time, the British, who had mischievously smuggled rubber seeds out of Brazil (which was a crime then), successfully grew rubber trees in the Kew Gardens in London. They also did some research and discovered a better way of planting rubber trees where the trees would give a better yield compared to the trees in Brazil. Rubber planting in Brazil was haphazard and not properly organized.

Since Malaya had to close down all its cocoa plantations and it now had idle plantation land and surplus Ceylonese workers, the British planters decided to switch over to rubber. And because the British took advantage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the Malayan rubber trees were more productive and profitable. Eventually, Malaya dislodged Brazil as the top rubber producer in the world.

So, from the mid-1800s to around 1920, Indians and Chinese came to Malaya in great numbers. This was more or less the second wave of mass migration. And it was for economic reasons and to provide the labour for jobs that the Malays would never do. But there were earlier and other migrations as well.

For example, around the late 1800s and early 1900s, the British set up English medium schools for Malays. One such school, the Malay College Kuala Kangsar, was a school exclusive for sons of Royalty and the Malay elite. Invariably, they needed schoolteachers who were proficien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India offered a good source of English medium schoolteachers (Malays could not speak English yet at that time).

On the commercial side, there were many Indian businesses, workers and whatnot. But there was no way they could qualify for loans from British owned banks. So the Indians from the Chettiar community came here to set up money-lending businesses to service their community.

When the Malayan rail network was being developed, where else to get the workers if not from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railway in the world, India?

WE ARE ALL MALAYSIANS

AND THIS, MY FRIENDS,

IS THE TRUE HISTORY OF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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