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在线：《方略》大不同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6353.html

Dec 30, 2010 12:43:19 pm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20年行动方略》（以下简称《方略》）除了是华总发起之外，华研本身也是协办单位之一，这也是我会参与《方略》第二阶段的工作的原因。从去年尾参与至今，不知不觉已有一年之多了。再过两天（哦，是一天，因为首相刚宣布明天是假期），华总《方略》专案秘书处将会解散，际此之时，特撰此文谈谈对《方略》的一些看法及心得。

华团过去撰写的几份重大文件，如：《华团文化备忘录》、《华团宣言》及《华团大选诉求》，都有其时代背景的呼应，《方略》也不例外。翻阅过去的剪报资料，在2008年10月31日，时任华总会长林玉唐在霹华堂晚宴上，宣布将广邀有识之士，草拟一份未来20年政经文教等领域的行动纲领，以应对今后更严峻和复杂的挑战。他当时表示，不管是经济或政治上，人民将面对崭新的局面，是好是坏，就要看本身如何掌控，而作为华团领导机构的华总及13州华堂，则须做好准备带领华社面对未来的挑战云云。

显然，《方略》是在呼应308政治海嘨冲击后所带来的新局面，而林玉唐在孵育《方略》的过程所扮演的角色，却常被人所忽略。简单地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林玉唐在背后大力的支持，及知人善用，就不会有《方略》的出现。

谈回《方略》本身，这份文件与过往的几份文件是有几个不同点，很值得后继者加以参考。

跳出压迫与对抗的模式

一、面向未来的挑战，主动出击。这是《方略》与其他过往文件的最大不同点。从《华团文化备忘录》到《华团大选诉求》是有个基本模式，那就是压迫与对抗的模式。基本上，就是华社在这个国家面临各方面的压迫时，对有关的压迫给予对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诉求》事件。这种模式久了，就形成制式反应，形成华社常常等政府出招了才来研究研究如何回应，而基本态度就是先反对再说。

棋理上有所谓的先手及后手之分。所谓后手就是对手下了一步棋，你不得不回应这步棋，否则就输定；反之，如是你不必应他，反而对手必须回应你，你就是先手。喜欢下棋的人都知道，如果每一步棋都是后手，那和等死是没两样，只是迟和早的分別而已。

《方略》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要跳出这种压迫与对抗的模式，由后手转为先手。当然，理论上是如此，要成为可能，那与308大选是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308，要政府回应人民的要求的，特別是华社的要求，是有点天方夜谭。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新的局面出现了，能不能把握住，也是个问题。从董总最近的一连串反应，还有华总“接手”《方略》事件来看，很多华团领导人还是停留在308之前，或者夢想着回去308之前。所以，林玉唐（左图）的确是个有见识的领导人，算是历届华总会长中的异数。

由于《方略》是呼应未来20年挑战及变化的文件，它可以说是个不停在修正中的开放式文件，但它有本身的內在逻辑性，不是参与其中的人，是很难修改它的。如果没有把握住它的精神，顺著整个文本的脉络，勉强加以修改，肯定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比如內安法令是要修订还是废除，在25年前敢提出修订者，可算是先进。但在25年后的今天，在面对未来20年的挑战与发展下，撰写这份文件时，竟然只是建议“修订”內安法令，那只能说是固步自封。

专家学者研究供参考

二、先撰写背景论文。由前述的主动出击的精神出发，就必须对未来的挑战与变化有大略的掌握，否则就很容易沦为空谈。因此，邀请专家学者来撰写相关论文就成为必然之举。这是以往没有做到的一步。在过去，是由华社和华团领导，再加上一些学者和专业人士，直接组成政经文教小组，开会讨论，收集意见，就据此起草有关文件。这种运作方式，往往使文件成为演示文稿软件（Power point）式的大杂烩，是很考验撰写人的功力。

《方略》的运作方式就在这个模式上加以改进，于是先有学者的相关论文，然后才由各政经文教的撰写小组据此拟定《方略》的基调，再到全国各地收集各方人士的意见，再加以修正，最后是由林德义带领的三人小组做总修订，这样一来整个文件的架构就有整体性及系统性。

这样的运作模式，在国家政策的制订上是平常事，但在华团里算是创举。在学者的论文的支撐下，这个文件应该是很有可观性，但在华总中委会“接手”《方略》后，这些学者的努力是否会受到尊重，是一大疑问。如果，得不到尊重，完全照著自已预设的立场来撰写文本，那这些论文算是白写。

多元族裔背景专家学者

三、多元族裔背景的专家学者。《方略》委员会的原名是“华社20年规划委员会”，但为了符合这是全民的文件，才改为现有的名字。但名字的改变只是形式而已，最关键还是专家学者的多元族裔背景。在参与撰写论文和报告的40名专家学者中，有35%是非华裔，在华裔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是不谙华文的，这种跨语言、跨族群的参与是过往所没有的。

就因为有跨语言、跨族群的专家学者的参考，这份文件才可自夸是全民的文件。它的另一个用意，就是避免出现《诉求》事性中被扣帽子的情况出现。

另外，稍为交代下专家学者的论文。正如前述，除了《方略》文本外，其实还有由这些专家学者撰写的一共34篇论文。由于数量庞大，不打算付梓成冊，所以，都放上《方略》自身的独立网页上。但在几个月前，华总打算另行委任小组来审查《方略》的內容时，这些论文都被撒下来。要知道这些专家学者很多是非华裔及英文教育背景的，没有“义务”撰写这回事，每篇论文都要付费的，详情我就不得而知，总之是花了不少钱就是了。华总要怎么处理这些花了钱的论文，似乎应该要有一个交代。

全国各地举行汇报和对话

四，公共咨询的程序。正如前述所提的，这份文件草拟之后是有到全国各地举行汇报和对话，广泛收集民意。这样的做法可以让这份文件有更有的代表性与公信力，又可以避免陷入《诉求》事件的困境中。

《诉求》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有经过全国各华团蓋章联署的程序，这个程序让《诉求》有更大的代表性，但因为蓋章联署的全都是华团，结果被马哈廸扣上种族性的帽子。《方略》采取这种咨询与对话的形式，基本上就可避开《诉求》的困境，而且这种开放的形式也容易与其他族群展开对话，争取认同。


执行团队开放吸纳人才

下来谈谈《方略》的执行。其实，《方略》是有两个团队，一个是研究及撰写的团队，一个是执行的团队。基本上，前者己经算是完成了工作，只剩下林德义（右下图）带领的三人执行委会进行最后定稿的工作。研究及撰写的团队大部份是专家学者，完成论文后，就算是结束了工作，不参与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因此，第二阶段的执行团队算是重新组建的，我本人就是在第二阶段参与工作。

现有的专案秘书处，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的工作，都扮演著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专案的秘书处，不管成立了多少个委员会，都成不了事的，这是管理上的常识。就算有了专案秘书处的设立，各小组也要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研讨摸索到底要执行什么计划，而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步地把执行团队组建起来。最后，才拟出《第一阶段行动计划（2010-2011）》（以下简称《行动计划》）里大家所看到的13项计划。

以教育组为例好了，原本要推的计划是“素质教育”和“华小制度化拨款”。可是在讨论的过程中，不断地針对计划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讨探，而且由于教育组的执行团队也吸纳了国中背景的校长进来，也开阔了小组的视野及思维，最后，才出现现在冊子所看到的两大计划：“国民型中学所面对的困境”和“国民中学辍学与语言接轨”。就算如此，具体要怎么做，其实也是不清楚。可是，小组內部讨论里，该讨论的都讨论尽了，再讨论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就向外与相关团体进行交流和对话，最终才出现大家所看到的“国民型中学问题与挑战”全国研讨会的举行。间中的细节就不详谈了，大家不妨回去看看《行动计划》里的述敘，完全是没有提到有所谓中央机制这回事，因为在拟定计划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回事。

执行团队的组建方式是很值得一提。基本上，它是采取开放式，在过程中不断地吸纳人才进来，并没有固定的成员及人数的限制。当具体到某项议题或活动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或团体进来，就把相关的人才或团体吸纳进来，一起进行工作，直到完成为止。

就因为计划的拟定和执行团队的组建是采取开放式，不断地有变化，包括计划的修正和人员的进进出出，如果没有固定的专案秘书处居中协调和联系，整个工作将会乱成一团，最后是什么成果也没有。专案秘书的重要性就在此处。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整个执行团队都有开放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如此，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成员才能被吸纳进来，听取他们意见，进而采取新的方式来进行工作。“国民型中学问题与挑战”全国研讨会的举行就是最好的例证。

华总接手恐陷入保守

当华总中委会宣布“接手”《方略》时，我就想他们要怎么做？是真的要做吗？如果他们要做，肯定是采取华团传统封闭式的做事方式。这样一来，必然跳不出原有保守的框架，陷入为做而做的老套之中，交代了事。因为人必然是同一批同性质的人，不会有什么异质性的新血进来，如此一来，怎么会有开放的心态及由此而来的新思维呢？

最后，我再多谈一个细节。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各小组和执行团队的联系是透过谷歌群组信件（Google Group）来运作，这其实也是《方略》的建议之一。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觉得这算什么，但我可是第一次使用。在华团里，我还没看过有哪一个秘书处和领导层在使用这个现代的通讯技术，或许青年团除外。

我第一次使用时，还搞不懂它的特性，结果不小心把私下的扯谈弄到众所皆知，闹了不大不小的笑话，幸好没有破坏形象。事实上，谷歌群组信件的确是提高了整个执行团队联系与沟通的效率，不然两个秘书人员能做得了多少事情。现在，华总中委会“接手”了《方略》，他们是否会使用谷歌群组信件或类似的通讯技术来提高工作效率呢？总不能一边大谈华团现代化，一边却不懂谷歌群组信件为何物吧。

以上所谈的种种，虽是细节，但成败就在细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