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财务负担Vs组织使命：
论独中的道德困境
Mar 17, 2011 04:23:33 pm| 【有言不信/黄集初专栏】上个世纪60年代，政府与马华公会威迫利诱，传统华校一分为二，出现了改制的国民型中学和不改制的独立中学。当时许多独中可说是搖搖欲坠，朝不保夕。后经70年代独中复兴运动，独中可说是浴火重生，但在进入90年代时，独中其实已开始面临新的瓶颈。 当初，任怡保深斋独中的吴建成校长就提出：“独中的存在和发展，长期以来消耗了华社巨大的财力。今日，从董事部到普通群众，一听见筹款，都有不胜负荷的感觉。……眼下，危险主要在于一种想法，想摆脫这种压迫感，因而不惜乖离了董总办学方針”。 吴校长认为，“华教的发展必须靠强大的经济基础来支撐，单凭大幅度增加学费来解决经济难题，最终将导致学校贵族化，而单靠频仍的筹款活动则将影响教育素质的提高，因此，……通过搞企业活动来支持华教的发展。……‘企业养校’的层面比‘以校养校’广；‘以校养校’是有所局限，而推行此概念的学校可能变成贵族学校”。 避免调高学费增加负担 自吴校长提出企业养校的建议后，当时引起华教界一番热烈讨论，赞成者有之，置疑者有之。赞成者是认为可永久解决教育经费的困扰，置疑者是担心过于商业化会逐渐自我变质，背离了独中的使命。  在这里依据当时的剪报资料，把争论各方口中的“以校养校”、“企业养校”、“企业化”加以梳厘，以弄清这几个概念到底所指何物。“以校养校”的概念，据吴建成校长的说法，是以提高学费的方式来支付学校经费，但一些华教人士的“以校养校”的概念则是指利用学校设备如食堂、宿舍、礼堂等收取租金及费用，来增加学校的收入。 “企业养校”则包括下列主要方式： （一）校外职业教育：利用学校现成的设备办专修班，如电脑、商科等； （二）开设公司：如当时的深斋中学就创设了电脑公司； （三）成立基金：放到銀行生息或进行投资； （四）购置或捐献产业：收取租金。 “企业化”的概念，据当时巴生中华独中许秀华校长所界定，“所谓企业化，就是通过企业概念节省开銷，加强宿舍、食堂和贩卖部的管理，无形中也等于增加学校的收入”。她的企业化应是指在学校管理企业化，与“以校养校”的概念比较接近，但有所不同，因还包含了减低成本的概念。 在当时企业化的争议中，虽然各有各的说法，但共同点就是不考虑调高学费，以免加重华社中下阶层家长的负担，导致独中贵族化。 教育管理与企业管理有别 但独中要企业化也不容易。像宿舍，如管理不来，所带来的纪律问题足以破坏校誉而影响招生。所以，往往陷入两难的局面，宿舍生太少，收支不能平衡；太多，又管理不来。食堂也一样，租金收高，间接增加学生负担；收低，杯水车薪。更何况大部份独中人数不足仟人，收高收低也没差多少。在銀行生息，抵消不了货币的贬值。置产收租，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大学校会有人捐献，小学校想都不用想。自行置产，又风险高。经济不景气时，可能租不出去。投资，成功有之，失败更多，因此而造成的纠纷也不少。  要把学校管理企业化更是一大挑战。当时，我刚在独中当老师不久，可以感受到老师对于把学校当企业来管理这一件事，是非常有情绪反应。一所为之牺牲奉献的学校，董事会竟然当成企业来管，这让老师情何以堪。也因此鬧出不少董教风波，到最近也是常有所闻。事实上，学校管理是属于教育管理学的范畴，在大学教育院系里是有这门专业的，它与企业管理有共通点，也有不同之处，不能任意类推。 教育管理和企业管理是有五大不同点： （一）目标：与商业组织相比，学校组织的目标难以限定。这是因为任何目标都必须要有一些指标来衡量组织是否完成目标，而这些衡量指标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直接指标；另一类是间接指标。所谓直接指标是指衡量的指标和要完成的目标是直接相关，反之就是间接指标。对于企业而言，它的目标就是盈利，而它的直接指标，那就是财政报表上所显示出的利润，清楚明瞭。但对于学校而言，它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已是见仁见智了。 而最致命的是在教育领域里不存在直接指标，所有的指标都是间接指标，如学生人数、考试成绩、师生比率等。也就是说这些指标只能做为参考，如果硬要和学校的绩效挂鈎，那肯定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二）价值观念：教育是价值观念高度涉入的事业，因此在管理上往往要涉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绝对不能像企业那样把管理当成是技术问题来处理。很多时候，公平和公正绝对是教育管理上必须优先考量的原则。  （三）专业性：不管怎么说，教育活动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特性，因此与企业相比，在教育组中“科层权威”与“专业人员”的矛盾是更为突出。教师往往会认为，把企业管理的方法引入学校是非不合适的，因为这往往有损教师专业自主的形象。（注：有关教师专业自主的讨论可参考我之前的专栏：《教改如何改（二）：教师应是教改的主体》。）（四）不可预测性：教育的对象是学生，而学生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管理上的一个数据。由于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习性和反应，这使得教育活动充满太多不可预测的变量。这种特性也进一步强化了第1点所说的如何测定和衡量目标的难度。 （五）开放的系统：任何人都可对教育发言，因此教育活动是非常开放的系统，非常容易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因素所影响与制约，因此实行任何一项教育新措施或者变动，几乎都要小心谨慎。这一点与企业界常见看到的大刀阔斧举措是形成鮮明的对比。 因此，借鉴企业活动的方式，在不采取高学费的手段下，来解决独中经费问题，如果没有把握好价值面和技术面的分界，并以独中的使命为规范，那么独中很容易自我改制。从技术面来看，如对教育管理不甚了了，任意攀比，往往对学校是一种伤害。 教育绩效管理引争议 教师评鉴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这是在90年代开始逐渐盛行的措施，到今天，许多独中的董事仍对此“念念不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所谓教师绩效的问题。绩效管理在企业界是平常事，但引进学校来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因为绩效管理讲到底就是一种目标管理，正如前述，在教育领域里，目标本来就是难以界定的问题，如果能够界定，那必然是用“老板”的权力来界定，绝不会是依据任何确定不移的理论根据。 而引用进独中，还要面临独中特有的性质，那就是独中是有使命的非营利组织。从成本的观点来看，使命对组织而言有减低成本的作用。因为使命会使许多组织內部的工作人员在很多方面做出无偿的付出。这些无偿的付出，虽然不能表现在财政报表上，但从机会成本的观点来看，都应算进学校运营成本的一部份。所以，当向教师要求绩效时，那么从过去到现在的种种无偿付出要怎么算？以后还要不要这些无偿的付出？所以，独中引进教师评鉴制度时，往往没有提高组织的绩效，反而使得教师变得斤斤计较，士气低落，也因此惹出了不少纷争。 私营化解决经费问题？ 由于独中在尝试以企业化来解决学校财务负担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于是又开始想转向以提高学费的方式来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于是提出‘私营化’的概念，首倡者为当时的堂联（即现今华总）主席林玉静，他也是兴华中学的董事长。他认为：“董教总应该慎重检讨独中筹款的问题，考虑以‘私营化’来取代平民化的可行性，以减少社会大众的负担”。  过后，董教总有主办一次座谈会，题为“教育如何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赞成独中私营化的座谈会参与者认为，独中要壮大生存应该走营利路线，以学校办学出色为号召，同时调高学费，冲出财务的困境云云。何以用‘私营化’来描述调高学费的做法呢？这可能与当时盛行‘私营化’有关，因此就借用过来。考虑到我国政府施行私营化的结果都是提高收费，看来借用‘私营化’这个字眼也是有其道理的。在一个以民族教育为号召的独中圈子里，提高学费始终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做法，因为担心它会使独中走向贵族化，脫离群众路线。为了说服独中支持者能接受高学费的做法，论者常以私立英校的高学费来作为比较的基准。 据我手上2007年部份私校的学费资料，一年平均总收费在马币1万以上，而独中如以吉隆坡为准，大约是3000元左右。对中高收入者而言，独中的收费是相当低廉，但对中下层而言，还是吃不消。如何在私营化与平民化之间、学费与使命之间寻求平衡点，的确是费思量的难题。 独中发展是呈两极化 就算决定以提高学费来解决学校的财务负担，也不是每间独中都能有效的实行。事实上，只有那些有规模的“名牌”独中，才能以提高学费的方式来解决学校财务问題；那些弱小而名气又不够响的独中，一提高学费的话往往就收不到学生，所以还是不得不回到传统募捐的方式。 图表：2007年各类別独中学费可涵蓋经常费成本的百分比
从上表很清楚的看出，规模越大者，学费的比重越高。因此，不同类型的独中是有不同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但很多身为学校的董事总是有以大为尊的迷思，常常为学校的管理带来不必要的干扰。社会大众同样也是以大为尊，捐献都往大校、名校送；反而最需要社会资助的小校、弱校却撐得很辛苦。媒体也好不了那里去，不谈也罢。 总之，全国独中的发展是呈两极化，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这才是现今独中的现况。前者面临的是道德上困境，后者每一方面都是困境。 过去，我们都只是从民族教育观点来谈论独中与华教的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从社会公平公正的立场来思索整个华教的发展，才能为华教的发展寻求道德的制高点。教育公平始终应该是独中使命的核心，只是有些独中开始强盛了，就逐步淡忘了。 |
这种团结至上的心态，是根源于我们有很浓厚的大一统情结，什么事都要看“最高领导机构”或“中央”怎么决定，然后为了团结，就跟隨其决定。如果，地方带头什么的，很容易被视为“僭越犯上”，更严重点就是被扣上“分裂”的帽子，退出更是十恶不赦。因此，当华总不出声时，各州华堂一般上也不会出声，除了隆雪华堂。董总不出声时，各州董联会出于维护中央权威，一般上也不会出声，这是我们在上两届大选所看到的现象。
细看这次《丁能补选诉求》的七个发起单位：柔佛校友联、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昔加末广西会馆、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新山联络委员会）、居銮白小保校援助会、学运以及柔佛州被压迫人民阵线。在一个非常讲究论资排辈的华团生态里，这些华团最多只能算是“C咖”。虽然如此，却得到柔佛州147华团的热烈响应，其中包括了柔佛州董联会和柔佛州中华总会这两个“A咖”级的华团。
当然，各地的民性不一，丁能华团做得到事，不见得其他地方也做得到。但丁能模式还是有其示范意义，正如严居汉所说的：“我认为，联署团体不一定要多，最重要的是必须把这样的声音合乎时宜地发布出去。我相信，只要诉求表达人民的共同愿望、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必定会获得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前一句让这个丁能模式容易复制，因为人多就意见多，人少才好办事；而后一句就是成败关鍵所在。
为了让年轻一辈有深刻的印象，让老一辈忆起当年之勇，以下特引《华团宣言》的部份內容，以收溫故知新之效。其前言里有提出通过宣言的理由，其文曰：.jpg)
上述两份文件，都印成小冊子广为流传，但现在大概都成为“历史”文件了，重读之令人有今非昔比之感。
值得一提的是，华总在诉求工委会一再争取其联署时，就提出以增刪《诉求》內容为签署条件，其中一项增添要求为“争取华人出任第二副首相”。这项要求在当时无法得到华社舆论认同，也违背《诉求》全民关怀的主旨，所以工委会明智地拒绝。
当时《诉求工委会》有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要和巫青团谈判，大家意见不一致时，有一位华教领导人半途出现，宣称通过某政党青年团的管道了解到巫青团只是对其中的两点或三点有意见（我记得大概是如此）。大家听了觉得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谈，连在场的陆庭谕也很难开口反对，所以就成立谈判小组与巫青团谈判。因为，当时的形势，逼得大家都觉得要有所让步，只是对底线设在那里有极大的分歧。
此时的董总被譽为华教甚至是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也是毫不为过，这也是董总声望最颠峰的时期。当时只是没想到下坡跑会走得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