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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8日星期日

转贴:现代“草莓”不及20年前“野百合”

联合早报:现代“草莓”不及20年前“野百合”

(2010-03-29)
● 吴佳蓓

台湾内望

  《远见》杂志最新民调显示,五成以上的台湾年轻世代丧失理想、缺乏典范,形成关心自身多过他人利益的共同特征,时值台湾野百合学运20周年纪念,凸显了两个世代青年追求理想与开创格局的巨大差异。

野百合学运

争取自由民主

  1990年3月,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汇聚近6000名来自台湾各地的热血大学生,为争取自由民主的进步价值,向台湾当局呼吁“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集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四大诉求,冲破威权体制的政治藩篱,散发出世代青年壮志的炙热光芒。

  野百合学运的重要意义,在于号召出一整个世代投身改革社会的热情、缔造知识青年生存的价值与文化,然而这个丰富遗产的润泽,未能在20年后的青年世代身上重新获得绽放。

  《天下》去年底公布15到22岁新世代青年的生命教育大调查时指出,有近半大学生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感到痛苦,写下追求的人生典范是谁时,最多回答是“不知道”,希望自己成为“平凡但快乐”的人,远超过“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此外,《远见》三年前完成的“20世代竞争力”大调查结果显示,最多年轻人将成功定义为“身体健康”,远多于权力、名誉、财富。若面临全球化竞争与其他地区年轻人竞争时,近五成台湾青年没有自信。

  台湾的年轻世代,指的是20到30岁左右的青年,出生于1980年后经济飞速增长的年代,享有富裕的生活环境。也因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在父母呵护下成长,抗压与受挫能力低,空有学历但缺乏实质能力,被外界冠上“草莓族”的封号。

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洪兰,近期在一篇题为“不想读,就让给别人吧”的文章中忧心指出,台湾顶尖学府的青年在求学殿堂呈现盲目姿态,当全球都在跨国抢人才时,台湾大学生却毫无危机警觉,令人忧虑。

  草莓世代在富裕中生长,教改环境创造出近乎百分百的大学录取率,但经济环境迫使他们面临“毕业即是失业”、“高学历、低收入”的生存压力,扼杀追求自我价值的理想性。

  野百合学运总指挥之一、现为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受访时说,现在大学生很早就面临经济压力,从高中开始打工,因为学费贵、工作薪资十年没涨,未来的人生很辛苦。学运世代是战后历史幸运的一群,虽有政治压迫,却同时身处经济增长的环境,对未来生活具有安全感。当大学生关注的事务,从自由民主权益转变成工作、失业的民生权益时,心中的菁英主义便不存在,不再认同自己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市民。

  据主计处的失业率统计,自2005年起,台湾大学生的失业率已连续四年高于总体失业率,失业率从4.23%持续上升到5.98%。今年1月,大学学历以上的失业人数为17万1000人。

  1111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2009年大学生新鲜人起薪减少5.93%,平均起薪为2万7150元(新台币,下同,约1193新元),而硕士新鲜人起薪平均为3万8939元(约1711新元),比去年减少9.49%。

  新世代青年的生存价值与追求目标浮现模糊警讯,主要是经济压力的影响,趋使草莓世代必须选择独善其身的小我,不再怀抱国家社稷的期许,并丧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以自身角度评论同为年轻世代的特质,野草莓学运核心干部郭凌风(23岁、阳明医学院五年级)并不否认,草莓世代如外界定义有无法吃苦、不踏实的特质,而多数大学生仅关注能否找到好工作、在社会生存、过安逸生活。

  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郭凌风强调,并非温室保护,而是因为民主与经济已被前个世代所创造,草莓族缺乏创造超越上一代价值的能力,因为“我们不敢玩真的,都是在老师循循善诱下的乖宝宝,我们只要赞美,不要价值,我们只在追求社会给的进步赞美,只能到这个层级”。

  经济环境压抑年轻人追求理想、不怕犯错的性格,政治环境从威权解放快速走向民主自由的意见齐发,也拉高年轻世代在批判议题着力点的困难度。

  陈信行认为,学运世代在戒严下成长,从小被教育禁谈政治,学生走出学校挑战威权这件事本身就是禁忌。但在1980年后的台湾,“批评政府”有点被过度消费,并非因为社会变得多完美,而是学运不再只是摆出反抗姿态就能改变政府,这加深学运的困难,而挑战的目标也变得更模糊。

两岸议题更为复杂

年轻世代普遍缺席

  比较学运世代的解严巨变,当今台湾面临两岸关系骤变与未来路线之争,但两岸议题比抵抗威权批判更为复杂,针对的知识也较为缺乏,使得年轻世代普遍在两岸议题上缺席。

  陈信行表示,戒严时代自由民主是不容质疑的价值,因此学运世代可以轻易养成批判的想法。但两岸关系分合紧密疏远,难以一语道出哪个方向代表正义。要把两岸关系用简单教条提出主张不易,在知识上的挑战更多。

  第三社会党发起人、新议程研究室主持人周奕成受访时也表示,现在的台湾青年对各种信息不虞匮乏,政治也趋于庸俗无聊,难以引起兴趣,反而是经济停滞、就业变成最迫切的课题。

  而学运世代青年,无论意识形态为何,大多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淑世济民为己任。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周奕成提醒未来的中坚份子“要做独立的人”。

  野百合学运经过20年的喧嚷、热情、成长、沉潜,部分学运人士高升政府庙堂学习治理国家,部分人士转进研究机构或持续群众运动,或者以记者身份持续监督政府。

  陈信行表示,野百合学运只是台湾几十年运动的其中一段,留给社会及后世代青年是“阴影胜过美好遗产”,美好遗产是野百合学运后,政党军掌控的电视媒体开始有了转变,街头运动首次免于受威权政体控制的媒体竭尽污蔑。而阴影则是人们以野百合为学运标竿来评估后世代学生,因此外界批评青年世代缺乏理想性。但长期在大学校园观察,陈信行认为,比较过往几代青年,这一代青年更具韧性、较富创意,发挥创意的空间较多,面对的挑战也将更多。

新世代青年的生存价值与追求目标浮现模糊警讯,主要是经济压力的影响,趋使草莓世代必须选择独善其身的小我,不再怀抱国家社稷的期许,并丧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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