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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集初 |
【时政】天下未集
通常每一学年将结束时，报章上都会陆陆续续刊登独中聘请新学年教師的启事，这当中反映了独中师资不断在流动的问题。师资的流动不完全是负面的现象，事实上，人员的流动对促进组织的新陈代谢是有其正面的效应，只是流动过于频繁，或供不应求时，就会带来负面的效应。
基本上，师资流动不外两个问题：待遇与管理。待遇问题基本上是财政问题，这个问题追根究底还是董事会的问题。管理问题就看是哪一个层次，不外乎校长及董事会两个层次。如何解决就没法一概而论，也不容易解决。而待遇与管理这两个问题之中，影响师资流动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待遇问题。
成立教总谋求改善待遇
待遇问题，由来已久。当年教总成立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为教师谋求改善待遇，并列为其组织宗旨的第一项之中：“联络马来西亚各地华校教师感情，谋求教师福利及发扬中华文化”。只是教总成立的时代背景是在《巴恩报告书》公布之后，为了争取华教平等地位，才淡化这方面的功能。反而积极争取教师福利的是各地区的教师公会。
在1949年，林连玉组织吉隆坡教师公会，他指出他的原初动机：“我所以要组织华校教师公会，是基于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以教师的力量创造教师的福利。”
他对当时一些董事会的看法：“华校是我们民族自立更生，由董事创办的。没有董事就没有华校。怎样待遇教师，其权力操于董事的手中。当时华校董事贱视教师，刻薄寡恩，是普遍现象。要希望他改善教师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倘若希望政府来改善，更加绝望。”
他还提到一个关键的事件，更能显示当时某些学校的董事会是如何的刻薄寡恩： “一九五一年，华校津贴金，获得增加一百巴仙，原是怡保和吉隆坡两个华校教师会根据方吴报告书的建议，向教育部请求，得到批准的。但当教师会向各校董事会请求改善教师生活时，有甚多学校的董事，相应不理，分文不加给教师。”
在1952年，针对殖民政府的新薪津制，林连玉：“先说新薪给的制度的问题，是今年七月间被提出，这个制度，我们承认有两个优点，一个是年功加俸，一个是生活的保障，这是在旧的董事制度底下所不能实现的，……但可惜得很，主持当局未曾接近华人，不明白华校教师的生活情形，……所以采用宾汉计划书，弄得改善教师生活的宗旨，反而变成削减教师薪水的事实，……”
殖民政府改善教师待遇
在《回忆片片录》里，林连玉详细记载了当时他和英殖民政府交涉新薪津制一些细节：“（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马来西亚的殖民地立法曾就通过了对学校施行新薪津制。……所有华校的教师如果接受新薪制，都要减薪了。……于是我便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关于联邦华校新津贴金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有三要点：（一）新薪津制对于华校教师非常不利，（二）新薪津制对于董事部也是不利。（三）政府果真要改善华校教师的生活，只要把旧津贴金增加三百巴仙就得了。”
“我以为如果为改善华校教师待遇起见，最好由政府规定华校教师保障条例，将年功加俸，以及养老、抚恤诸大端，详予列明，责令各华校必须遵行，再度给予华校之津贴金，增加三百巴仙。各华校不但可以切实做到，并可将校舍及设备面目一新呢。”
由于这篇文章，培恩氏就召见林连玉：“（培恩氏：）‘假如宾汉报告书行不通我们可以再商量呀！’……（林连玉：）‘我在那篇文章不是建议就旧津贴金增加三百巴仙，让我们董事部自动调整教师的薪水吗？’（培恩氏：）‘政府不肯那样做，因为一九五一年，你们教师会要求政府增加学校的津贴金一百巴仙，结果政府照给了，却有许多学校连半分文也不分惠给教师，所以现在必须依照新条例施行，就教师薪给标准来谈调整。”
在这一对话中，董事会得到政府津贴却不用来改善教师待遇的的事实，被英殖民地官员提出来作为他立论的依据。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最后真正改善教师待遇反而是殖民地政府，而不是董事会，而林连玉也说：“最好由政府规定华校保障条例，……”，这很值得玩味。
其实，现今讨论对独中拨款的议题及已采行的措施，不管国阵还是民联，都不如当年英殖民地官员的眼光及专业，完全是选票考量。
不能批评董事会？
事实上，独中董事会本身应如何运作就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也应该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公共议题，可是在马来西亚的特殊环境下，好像变成是禁忌、是敏感且“政治不正确”的问题。结果，变成政府可以批评，董事会却不能批评，真的好像严元章博士所说的：“校董方面高高在上，比衙门还凶，比官厅还要大”。
在1982年时，即独中复兴运动十年之际，独中工委会曾做过一份问卷调查：“全国华文独中资料调查综合报告”，其中就有針对教师的聘约及薪资的部份。但自此以后，就没有針对教师的薪资待遇再做过任何大规模的调查。
我早年曾询问一些內部人士，何以如此，原来当时这样的报告，给很多独中的董事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也曾在我的硕士论文中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也努力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但不容易，只收到二十几间学校的资料，跟1982年的那份调查差太远了。
在组织上，当年各地教师公会争取改善教师待遇，争取的结果是这些教师都纳入政府公务员体制中，待遇问题于是焉基本上算是解决了，就只剩下在独中的教师，但却不是各个教师公会的主力。在独中复兴运动之前，独中朝不保夕，改善待遇问题是奢谈，但在独中复兴运动之后，待遇问题就自然而然浮现在枱面上了，那独中教师要如何改善其待遇呢？
董教总吁勿组教职工会
在1985年时，韩江中学的教师筹组了全马第一个独中教师职工会，要求董事会承认，但是，董事会认为韩江中学是非营利教育机构，而拒绝承认，进而在1986年底不续聘54名加入职工会的教师，导致双方对簿公堂。
最后，是教师职工会胜诉，但这场长达10年的劳资冲突，使韩江中学元气大伤，学生人数不断下降，由3000余人跌到1000人以下。至1996年底，董事会通过新的薪金制度，才“摆脫多年困境”。
在1988年韩江中学教师职工会打胜官司后，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曾发表文告，表达5点看法，摘要如下：
一、独中教师与董事会是维护与发展民族教育的两大支柱及亲密伙伴，董教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般的劳资关系。
二、独中是非营利的教育机构，因此，董教之间在正常的情况下并没有利益冲突。所有负责任，有效能的董事会都会真诚主动地改善教师待遇，使教师安心教学，为华教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一般上，独中教师有权组织教师联谊会、福利会、合作社或参加教师公会以达致维护本身权益的目的。
四、由于职工会组织在劳资关系恶化时，通常是诉诸怠工罢工等行动以解决问题，故不适合于特殊的，非对抗性的独中董教关系。因此，为了华教前途，我们吁请独中教师保持一贯的做法，不组织职工会。
五、韩中董事会认为职工会组织不适合于非营利的华文独中，且可能不利于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因而不愿成为第一间被打破缺口的独中，成为“历史的罪人”。双方硬立场使协商成为不可能，只好诉诸法律途径。而长期的对抗，最大的受害者是韩中，不但校誉受损，学生人数下降，经济枯竭，若处理的不好，韩中前途堪忧！
从上述文告来看，简单地说，就是独中是非营利教育机构，因此，董教关系是伙伴关系，非一般的劳资关系。况且负责任且有效能的董事会主动改善教师待遇，而职工会可以罢工，不利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独中教师不适合组织职工会。问题是：万一董事会没有责任或无能或两者兼之时，教师又要如何改善待遇？
教师出走自觅出路
答案其实也是很简单，那就是这些独中的教师有其他出路，最明显的例子是90代的师资荒。上个世纪90年代，台资进入马来西亚后，大量起用留台背景的人才，其结果就是造成独中的师资荒。
以我为例，刚出来教书时，薪资不到800元，如果到台资那边工作，大约可拿1500元。本来打算服务个一、两年，算是对民族教育有交代了就走人，而当时我身边很多年轻的教师也都是这样想。后来，董事会大幅度调整薪制，起薪至1200元，才留下不少人。下来几年至97年经济风暴为止，又陆陆续续上调，一直到1800元才稳定下来。
但不管怎样，隨著近年来中国的强势崛起，特別是2008年北京奧运会之后，不管政府对留中、留台的态度如何，华文的身值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肯定会跟隨上升。也就是说过去南大、留台“价廉物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独中必须要以更高的待遇在劳动力市场上争取所要的人才。
简言之，中国崛起将带来第二波的师资荒，而且冲击力肯定更大，更持久。这在我去年写的《独中对学生人数的迷思》（《独立新闻在线》，2011年10月18日）里，就预见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上，早在2008年时，在南马某场董事交流会上，我就提出未来几年，董事会要以平均每位教师薪资2500元以上来计算学校的财务负担，及做出相应的准备。现在看回来，2500元还是低估了。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可是如果董事们的思维不变，惯性依旧，那就只好看著问题恶化下去。
小型独中受忽略
不过，公道地说，在现有60+1所独中之间，小型独中的董事会是比其他类型的独中面临更沉重的负担，这些小型独中多处于乡区，资源有限，发展阻力大，且常为外界所忽略。
最明显的例子是上届大选，大型且有名的独中，得到的政治拨款就越多，反之，小型且无名者则往往一分錢也得不到。相形之下，华社是应该把更多资源投入于小型独中，以协助这些独中的董事会改善教师的待遇。
总之，从教师的立场而言，在华教还未争取到平等地位之前，独中教师改善待遇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流动。
通常每一学年将结束时，报章上都会陆陆续续刊登独中聘请新学年教師的启事，这当中反映了独中师资不断在流动的问题。师资的流动不完全是负面的现象，事实上，人员的流动对促进组织的新陈代谢是有其正面的效应，只是流动过于频繁，或供不应求时，就会带来负面的效应。
基本上，师资流动不外两个问题：待遇与管理。待遇问题基本上是财政问题，这个问题追根究底还是董事会的问题。管理问题就看是哪一个层次，不外乎校长及董事会两个层次。如何解决就没法一概而论，也不容易解决。而待遇与管理这两个问题之中，影响师资流动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待遇问题。
成立教总谋求改善待遇
待遇问题，由来已久。当年教总成立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为教师谋求改善待遇，并列为其组织宗旨的第一项之中：“联络马来西亚各地华校教师感情，谋求教师福利及发扬中华文化”。只是教总成立的时代背景是在《巴恩报告书》公布之后，为了争取华教平等地位，才淡化这方面的功能。反而积极争取教师福利的是各地区的教师公会。
在1949年，林连玉组织吉隆坡教师公会，他指出他的原初动机：“我所以要组织华校教师公会，是基于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以教师的力量创造教师的福利。”他对当时一些董事会的看法：“华校是我们民族自立更生，由董事创办的。没有董事就没有华校。怎样待遇教师，其权力操于董事的手中。当时华校董事贱视教师，刻薄寡恩，是普遍现象。要希望他改善教师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倘若希望政府来改善，更加绝望。”
他还提到一个关键的事件，更能显示当时某些学校的董事会是如何的刻薄寡恩： “一九五一年，华校津贴金，获得增加一百巴仙，原是怡保和吉隆坡两个华校教师会根据方吴报告书的建议，向教育部请求，得到批准的。但当教师会向各校董事会请求改善教师生活时，有甚多学校的董事，相应不理，分文不加给教师。”
在1952年，针对殖民政府的新薪津制，林连玉：“先说新薪给的制度的问题，是今年七月间被提出，这个制度，我们承认有两个优点，一个是年功加俸，一个是生活的保障，这是在旧的董事制度底下所不能实现的，……但可惜得很，主持当局未曾接近华人，不明白华校教师的生活情形，……所以采用宾汉计划书，弄得改善教师生活的宗旨，反而变成削减教师薪水的事实，……”
殖民政府改善教师待遇
在《回忆片片录》里，林连玉详细记载了当时他和英殖民政府交涉新薪津制一些细节：“（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马来西亚的殖民地立法曾就通过了对学校施行新薪津制。……所有华校的教师如果接受新薪制，都要减薪了。……于是我便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关于联邦华校新津贴金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有三要点：（一）新薪津制对于华校教师非常不利，（二）新薪津制对于董事部也是不利。（三）政府果真要改善华校教师的生活，只要把旧津贴金增加三百巴仙就得了。”
“我以为如果为改善华校教师待遇起见，最好由政府规定华校教师保障条例，将年功加俸，以及养老、抚恤诸大端，详予列明，责令各华校必须遵行，再度给予华校之津贴金，增加三百巴仙。各华校不但可以切实做到，并可将校舍及设备面目一新呢。”
由于这篇文章，培恩氏就召见林连玉：“（培恩氏：）‘假如宾汉报告书行不通我们可以再商量呀！’……（林连玉：）‘我在那篇文章不是建议就旧津贴金增加三百巴仙，让我们董事部自动调整教师的薪水吗？’（培恩氏：）‘政府不肯那样做，因为一九五一年，你们教师会要求政府增加学校的津贴金一百巴仙，结果政府照给了，却有许多学校连半分文也不分惠给教师，所以现在必须依照新条例施行，就教师薪给标准来谈调整。”
在这一对话中，董事会得到政府津贴却不用来改善教师待遇的的事实，被英殖民地官员提出来作为他立论的依据。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最后真正改善教师待遇反而是殖民地政府，而不是董事会，而林连玉也说：“最好由政府规定华校保障条例，……”，这很值得玩味。
其实，现今讨论对独中拨款的议题及已采行的措施，不管国阵还是民联，都不如当年英殖民地官员的眼光及专业，完全是选票考量。
不能批评董事会？
事实上，独中董事会本身应如何运作就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也应该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公共议题，可是在马来西亚的特殊环境下，好像变成是禁忌、是敏感且“政治不正确”的问题。结果，变成政府可以批评，董事会却不能批评，真的好像严元章博士所说的：“校董方面高高在上，比衙门还凶，比官厅还要大”。
在1982年时，即独中复兴运动十年之际，独中工委会曾做过一份问卷调查：“全国华文独中资料调查综合报告”，其中就有針对教师的聘约及薪资的部份。但自此以后，就没有針对教师的薪资待遇再做过任何大规模的调查。
我早年曾询问一些內部人士，何以如此，原来当时这样的报告，给很多独中的董事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也曾在我的硕士论文中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也努力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但不容易，只收到二十几间学校的资料，跟1982年的那份调查差太远了。
在组织上，当年各地教师公会争取改善教师待遇，争取的结果是这些教师都纳入政府公务员体制中，待遇问题于是焉基本上算是解决了，就只剩下在独中的教师，但却不是各个教师公会的主力。在独中复兴运动之前，独中朝不保夕，改善待遇问题是奢谈，但在独中复兴运动之后，待遇问题就自然而然浮现在枱面上了，那独中教师要如何改善其待遇呢？
董教总吁勿组教职工会
在1985年时，韩江中学的教师筹组了全马第一个独中教师职工会，要求董事会承认，但是，董事会认为韩江中学是非营利教育机构，而拒绝承认，进而在1986年底不续聘54名加入职工会的教师，导致双方对簿公堂。
最后，是教师职工会胜诉，但这场长达10年的劳资冲突，使韩江中学元气大伤，学生人数不断下降，由3000余人跌到1000人以下。至1996年底，董事会通过新的薪金制度，才“摆脫多年困境”。在1988年韩江中学教师职工会打胜官司后，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曾发表文告，表达5点看法，摘要如下：
一、独中教师与董事会是维护与发展民族教育的两大支柱及亲密伙伴，董教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般的劳资关系。
二、独中是非营利的教育机构，因此，董教之间在正常的情况下并没有利益冲突。所有负责任，有效能的董事会都会真诚主动地改善教师待遇，使教师安心教学，为华教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一般上，独中教师有权组织教师联谊会、福利会、合作社或参加教师公会以达致维护本身权益的目的。
四、由于职工会组织在劳资关系恶化时，通常是诉诸怠工罢工等行动以解决问题，故不适合于特殊的，非对抗性的独中董教关系。因此，为了华教前途，我们吁请独中教师保持一贯的做法，不组织职工会。
五、韩中董事会认为职工会组织不适合于非营利的华文独中，且可能不利于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因而不愿成为第一间被打破缺口的独中，成为“历史的罪人”。双方硬立场使协商成为不可能，只好诉诸法律途径。而长期的对抗，最大的受害者是韩中，不但校誉受损，学生人数下降，经济枯竭，若处理的不好，韩中前途堪忧！
从上述文告来看，简单地说，就是独中是非营利教育机构，因此，董教关系是伙伴关系，非一般的劳资关系。况且负责任且有效能的董事会主动改善教师待遇，而职工会可以罢工，不利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独中教师不适合组织职工会。问题是：万一董事会没有责任或无能或两者兼之时，教师又要如何改善待遇？
教师出走自觅出路
答案其实也是很简单，那就是这些独中的教师有其他出路，最明显的例子是90代的师资荒。上个世纪90年代，台资进入马来西亚后，大量起用留台背景的人才，其结果就是造成独中的师资荒。
以我为例，刚出来教书时，薪资不到800元，如果到台资那边工作，大约可拿1500元。本来打算服务个一、两年，算是对民族教育有交代了就走人，而当时我身边很多年轻的教师也都是这样想。后来，董事会大幅度调整薪制，起薪至1200元，才留下不少人。下来几年至97年经济风暴为止，又陆陆续续上调，一直到1800元才稳定下来。但不管怎样，隨著近年来中国的强势崛起，特別是2008年北京奧运会之后，不管政府对留中、留台的态度如何，华文的身值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肯定会跟隨上升。也就是说过去南大、留台“价廉物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独中必须要以更高的待遇在劳动力市场上争取所要的人才。
简言之，中国崛起将带来第二波的师资荒，而且冲击力肯定更大，更持久。这在我去年写的《独中对学生人数的迷思》（《独立新闻在线》，2011年10月18日）里，就预见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上，早在2008年时，在南马某场董事交流会上，我就提出未来几年，董事会要以平均每位教师薪资2500元以上来计算学校的财务负担，及做出相应的准备。现在看回来，2500元还是低估了。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可是如果董事们的思维不变，惯性依旧，那就只好看著问题恶化下去。
小型独中受忽略
不过，公道地说，在现有60+1所独中之间，小型独中的董事会是比其他类型的独中面临更沉重的负担，这些小型独中多处于乡区，资源有限，发展阻力大，且常为外界所忽略。
最明显的例子是上届大选，大型且有名的独中，得到的政治拨款就越多，反之，小型且无名者则往往一分錢也得不到。相形之下，华社是应该把更多资源投入于小型独中，以协助这些独中的董事会改善教师的待遇。
总之，从教师的立场而言，在华教还未争取到平等地位之前，独中教师改善待遇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流动。
参考文献：
林连玉，“华校新薪津制交涉记”，《回忆片片录》，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复印本），1963年。
林连玉，“我组织教师公会”，《风雨十八年》下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8年。
林连玉，“九、关于联邦华校新津贴金制度问题”，载郑良树编，《林连玉先生言论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03年。
严元章教育论集编委会，“学校行政的人事关系”，《严元章教育论集》，吉隆坡：中马华仁中学校友会，2002年。
曹淑瑤，《马來西亚韩江学院创办之研究》。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文告：针对韩江中学董、教关系事件》，1988年12月31日。
林连玉，“华校新薪津制交涉记”，《回忆片片录》，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复印本），1963年。
林连玉，“我组织教师公会”，《风雨十八年》下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8年。
林连玉，“九、关于联邦华校新津贴金制度问题”，载郑良树编，《林连玉先生言论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03年。
严元章教育论集编委会，“学校行政的人事关系”，《严元章教育论集》，吉隆坡：中马华仁中学校友会，2002年。
曹淑瑤，《马來西亚韩江学院创办之研究》。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文告：针对韩江中学董、教关系事件》，198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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