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有許多豐富而有時互相矛盾的層次：黨外菁英向國民黨爭權力的鬥爭、透過美國的權威在台灣所建立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意識形態主導權、被排拒在黨國特權圈子之外的台灣新興產業資本掙脫束縛的要求、在每日的階級壓迫中憤懣的都市工人階級的反抗意念、從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鄉土意識轉向到反中的台灣人認同的建立...。1986年成立的民進黨同樣包含著這些複雜的元素，是一個反國民黨各傾向與派別的大聯盟，而鮮少展現為一個一致的整體。然而，在運動中佔主導地位的卻愈來愈確定地是一種民粹主義的政治運作（當時我們吧populism翻作「大眾主義」）。
民粹主義的運作邏輯是這樣的：領導菁英頭人簡單地把社會劃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及包括這些運動領導者在內的被統治「人民」，在彷彿鐵板一塊的「人民」中各個階級與群體所經歷的壓迫，在這個路線中，都必須被轉化為對統治階級的抗議。而受壓迫群眾翻身出頭天的希望，在於把不同於統治階級的那些「我們的」代言人推上權力的寶座，然後讓這些頭人照顧我們、代理「我們」解決一切。在這種路線的實踐中，種種活生生的社會矛盾被吸納、收編、掩蓋，尤其是那些存在於「人民」之中的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樣的頭人政治形式壓抑了民主運動本來應許的各個社會生活層面上的民主化，而僅剩下單薄的政治體制改造與選舉政治。
1980年代初黨外的「雞兔問題」辯論似乎試圖處理這種頭人政治的問題。這場辯論後來產生了「群眾路線」的新潮流派系，挑戰著「選舉路線」的其他黨外山頭。然而，這場路線辯論，事後看來，也不過是關於手段問題的辯論。由頭人奪權來代替群眾解決問題的路徑，是兩條路線都默認的共識，差異只在於是完全以戒嚴體制之下的「合法」增額民代選舉，還是佐之以「非法」的群眾動員作為手段。
在對於「民粹主義」的批判立場上，「民學聯」的學運團體逐漸發展出與「自由之愛」系統不一樣的想法與作法。我們希望協助群眾爭取權利，而非代群眾發言。在作法上，「民學聯」強調以運動一份子的身份參與農運、工運、草根環保運動，而非「客觀中立」地「分析」「研究」運動。在這個想法中，學生的校園民主運動與校園外各地風起雲湧的各種社會運動一樣，是批判改造不公不義的台灣社會的運動的一個部門。漸漸地，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想法成為「民學聯」路線的主流。「人民民主」這個空泛但試圖與資產階級民主有所區隔的口號，成為民學聯系統的社團喜愛的標誌。
對於民進黨主導的政治改革運動，以及「自由之愛」系統當作核心關懷的校園民主運動，「民學聯」的社團仍然將之視為關注焦點之一，但不是全部，甚至常常不是最核心的關懷。「政治運動」 vs.「社會運動」是當時的「民學聯」語境中時常出現的語彙，而我們比較關心的是「社會運動」。如果民進黨菁英路線的原則是把所有的問題上升到威權體制的政治問題，讓群眾透過菁英的眼光看世界，自認與他們相對的我們的原則則是把所有的問題還原到群眾所認識到的真實問題，讓菁英以群眾的眼光看世界。尊重群眾的「自發性」，是我們的「社會運動」路線的一個重要精神。我們對民主化的想像，不是透過群眾支持民主菁英奪權，而是在一次次為了爭取護衛自己利益的群眾動員中，由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發展出足以與現在與未來的統治者相抗衡的世界觀、政治技能、與基層組織。我們所嚮往的未來的台灣，是人人都有能力當主人的激進民主社會。
在「民學聯」運作的幾年之中，假期中舉辦的認識、支援社會運動的各種工作隊一直是跨校組訓的最重要機制之一。我們那時候相信，堅持社會運動「人民民主」的路線，我們終將為台灣的民主運動尋求出一條超越狹隘地追求正常代議政治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限制的路線，在未來持續地在階級、環境、性別、族群等各個層面上深化民主。
「民學聯」是否當真實踐了它的自我期許，事後看來，當然不見得。聯考制度下養大的青年學生要能夠踏實地與群眾結合、成為勤勉耕耘草根的組織者，事實上缺乏包括必要技能在內的太多主客觀條件。即使到今日，我們一代中能夠不負這種自我期許的人也並不太多。「人民民主」的口號、想法與作法或許也並不怎麼圓熟。不過，在當年，我們確實是真誠地這麼相信的。而且，這樣的想法不是憑空、也不是從書本而來，而是與我們的論敵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是民主運動中的台灣社會的產物。
雖然「民學聯」不把「政治運動」當作自己關注的核心，作為一個相較之下跨校組織比較成熟的學運派系，在各地及跨校串連的校園民主運動中，「民學聯」並未缺席。面對三月學運這麼龐大的學生抗議活動，「民學聯」也很快地透過既成網路動員起來，與其他學運派系合作、與更多不屬任何社團派系的新出現的學生合作撐起了那個場子。在廣場上，除了學生之外，更多數的是外圍一圈傳統支持黨外/民進黨運動的群眾。拉起一條區隔線，在當時「民學聯」決策同學的想法中，有助於保持學生場子的自主性，避免完全被民進黨的新潮流派系或公職人員主導。因此，民學聯在當場也同意了「那條線」。
我所知道唯一以當時的政治立場會反對「那條線」的學運派系是新潮流青年組織「新青年」，它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很大的組織。「新青年」認同自己是民進黨主導的政治民主運動的一部份，從他們的立場看來，不管是菁英主義者要區隔「單純」的學生與「複雜」的群眾，或是「民學聯」要區隔「人民民主」的學生群眾運動與「資產階級民主」的民進黨政治運動，應該都是荒謬的。他們為什麼當場沒有反對「那條線」，我自己並不清楚。不過，從外部看來，在三月學運廣場靜坐的那幾天之中，駐紮在學生指揮中心對面的民進黨的指揮中心一直非常有意地低調尊重配合著學生、凸顯學生的場子。或許，面對史無前例地對群眾運動友善的媒體，當時的民進黨決策者相信區隔出一個不同於自己、又與自己的目標相契合的菁英反抗運動，是有利的策略吧。
時勢與「主體性」
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各派系最喜歡的一個字眼就是「主體性」。學校老師教官校園特務把學生當小孩管是侵犯了我們的「主體性」；聯盟運動的場子中我們派系的聲音被壓下來、旗號不夠鮮明、訴求被忽略也是侵犯了我們的「主體性」；學運社團裡的學長壓學弟妹更是嚴重的侵犯「主體性」。這個既曖昧又似乎充滿意義的本土自產字眼似乎是從「自我」被不斷壓抑的戒嚴時代解放出來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時代精神。今天，關於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絕食學生算不算學生運動的爭論中，「主體性」的模糊尺度又再次被抬了出來。然而，野百合學運真的有什麼「主體性」嗎？
在當年的廣場上，或許在所有的運動場合上也都一樣吧，根本沒有一個單一的統一的意志。我上面所說的就是兩個至少自認為與對方非常不一樣的立場與政治傾向。而那還只是學生群的一小部分。我的「廣場總指揮」職務留給我最深刻的記憶不是我負責執行的川流不息的演講、歌唱與口號，而是永不止息的發交各校討論、選舉校際代表、決策小組、以及決策被群眾推翻後的領導班子總辭重選、直接表決。如果說台灣民主化經驗的核心是對投票的崇拜，十四年前三月的那幾天我們在廣場上把它推到了極致的地步而產生出某種荒謬的美感。何時要進、何時要退、要不要接受這個或那個提議...。在這些戰術問題上，大概大部分參與者的「主體性」都受到了空前絕後的尊重吧。可是，這代表的是那時候的學生對「獨立思考」特別堅持嗎？
或許每一個對民主價值稍有堅持的人都會同意，具有批判性的獨立思考是現代社會非常重要、也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但是，在集體行動的層次上，一大群人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共同做一件事，絕對不是從原子化的個人的「獨立思考」逐漸透過某種科學提煉過程而凝結為共識的，而是歷史與意識型態的產物。試金石不在於那些人們激烈地彼此不同意的東西，而是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野百合學運的四大訴求－「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是怎麼產生的？絕對不是經歷過如各種戰術問題一樣激烈的討論。我個人並沒有參與決策小組，只在事後的會議中間接瞭解到決策過程。據我所知，唯一有爭議的是第四條。「自由之愛」系統的提案原是「訂定政治改革時間表」。「民學聯」系統的校際代表希望把我們關心的階級、環保等議題也帶進去，可是跟整體高度政治性的訴求又配不上，在與其他立場的學生妥協之下，搞出個模糊曖昧的「政經改革時間表」。立場的不同，只表現在一個字上！至於前三項，尤其是不涉及執行程序問題的前兩項，並沒有太多的討論。
為什麼？答案簡單到不需分析。關於威權時代台灣的民主問題的論述，從雷震、殷海光的時代，一直到美麗島事件、民進黨成立、解嚴...，總共經過至少三十年，兩三代人從芻議到抗爭，早已清楚明白得無須多說。朝向國會全面改選的體制改革，是1980年代末各種立場的反對運動一致的共識。比起現在的靜坐學生或是幾年前另一個不成功的模擬版本「菅芒花」，野百合學運或許訴求清楚、有具體的願景、也有更廣泛的支持。但是這絕不是學運學生思慮周延的產物，而是三十餘年成千上萬人投身的民主運動的成果。學生也只不過站在浪頭上被時勢拱成了運動的象徵。
當時的時勢，確如之後多如牛毛的分析指出，是一層包著一層的政爭：國民黨內的李登輝（及其侍從宋楚瑜等）的主流派鬥李煥、梁肅戎等非主流派；民進黨鬥國民黨等等。但是，更放大來看，黨派與政治人物，與學運學生一樣，在特定歷史時刻的行動或許自認為是來自自己主觀的意志、判斷、信念與據此而生的策略，可是形成這些動機、判斷與信念的是更大的歷史過程。14年後看來，1990年前後是台灣政治民主化在建立形式民主制度方面開始獲取成果的時刻，在階級政治上是在威權時代國民黨政權呵護長大的本地資產階級開始反客為主的時刻。在那之後，大財團取代了黨國官僚成為政局與政策的主導者。在那之後，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眾多國家同步，冷戰時代的威權政體被選舉代議民主取代，資本跨國化、去管制、私有化等一系列向更純粹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舉措深化了台灣的階級矛盾。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任何一個角色的「主體性」都是有限的。
用「主體性」是否存在、是不是「被利用」作為最高尺度來評價行動者及其行動，往往必須假設行動者是可以自由地依其腦中獨立發生的意志而行，而其意志又可以忠實地反應其客觀處境。這才算不「為人作嫁」。這種人與行動在真實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歷史難道不是充滿著出乎行動者意料之外的結局嗎？
如果說當年的學生被政爭所利用，以致「主體性」可疑，我們大可詭辯地、帶點阿Q精神地把說法顛倒過來：我們這群熱中民主改革的學生利用了李登輝與民進黨作為打倒威權政體的工具。而我們與李登輝都被王永慶利用了，大家都是呆子。在這個層次上的爭論是不會有什麼啟發性的。
然而，我的意思絕不是說我們就是被動盲目地被身外的歷史浪潮推著走。任何一個真誠的實踐者都希望，即使是在層層的歷史限制與盲點、束縛之下，我們的實踐能夠盡可能達成我們主觀抉擇的信念與願景。所以我們才會興高彩烈地唱著「讓思想衝破牢籠」。「主體性」這個詞彙所想要表達的複雜意義之中，如果有什麼值得尊崇之處，在於其中希冀行動者是自覺而明晰地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從而使行動與改造現實的目的結合起來，而非甘於作身外力量的木偶。從這點看來，「民學聯」之中和我一般反菁英主義的學生，在90年的運動中，是失敗的。
在那年3月21日的收場時，我和許多人共同感受到的，不是欣喜，而是一種深沈而屈辱的無力感，我自己要過了幾年之後才逐漸理解那時候的感覺是什麼。
為什麼是學生？
攬鏡自照，像我一樣的學生，在1990年的台灣，在30餘年的民主運動潮流中，並沒有太多特殊之處，社會上各個角落有太多更積極的獻身者比我們為這個千萬人的集體事業付出更多。為什麼偏偏是這幾千名學生被當時的媒體捧成社會的良心、歷史的締造者，彷彿一張學生證就給了我們某種非凡的神力。這個問題在當時和現在一樣困擾著我們。我自己在五月反郝大遊行之後是這樣說的：
唯心主義的社會觀總是認為有一種終極價值是超越歷史而存在的，諸如天賦人權、真理、正義、神...，它們是亙古永存、萬世不變的，而不是活生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產物。庸俗化的推論則成為：只要涉入到具體而真實的社會鬥爭中的人，就不可能真正地持有那些終極價值，唯有中立的、「客觀的」人，換言之，超越凡俗的人，才能成為終極價值的化身。國民黨老是用這套來打擊政治反對運動，因為反對運動者是權力競逐的參與者（雖然同時又用相反的一套來分化社會運動，宣稱唯有有直接利益瓜葛的人才有權涉入〔其他的都是「外力」、「假農民」、「假勞工」等〕）。長久下來，要求「客觀中立」的庸俗社會觀已成為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份了。
而學生，這個長久以來被禁閉於校園中、隔絕於世事之外，又尚未進入社會生產體系，較少實際利害糾葛的社會集團，恰恰好符合主流意識形態對「正義化身」的要求與期待。於是，數月來氣悶於政治舞台烏煙瘴氣的社會大眾，紛紛把自己對政治改革的主觀願望與參與政治改革的意念，投射在這一小群學生的身上。[註1]
這個分析，現在看來，我仍然覺得是有效的。或許也能解釋當前媒體對於學運與反學運的真假的奇異痴狂吧。
但時，隨後，在同一篇文章中，我雀躍地歷數一個個指向學運有可能突破藩籬的跡象：學生有可能動搖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統治階級自己的後備隊的反叛將帶來根本性的挑戰；孩子們召喚父母走上街頭的威力；甚至總統府衛戍憲兵都有人寫信給廣場學生表示支持。從而，我把學生群眾稱為「反體制的先鋒隊」，並自許我們自己在下一個階段「不但要進一步地挑戰一切不民主的政治體制，更要進而將民主的成果散佈發揚，讓野百合的肉身化為豐腴的肥料，澆沃在人民的土壤中。」
我樂觀而自大的學運豪語，14年後看來，如果不是徹底落空，至少也大部分沒有實現。為什麼？
[註1] 陳信行（1990）〈在人民的沃土上開出的野百合〉《實踐筆記》第三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