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路線的侷限
要解析民學聯「人民民主」路線是怎麼落空的，需要更長的篇幅。在此我只能簡述我在之後想出來的一點道理。在「人民民主」路線中，學運學生自許為社會運動的一份子。這個運動者角色需要至少三重性格：首先，作為一個會思考的人，我必須時時以批判與自我批判的態度用原則來度量一切。但是，我同時必須是一個社會人，一方面要認同於受壓迫群眾，另一方面必須審時度勢，擬定最佳策略，以為我們與群眾的共同鬥爭贏得勝利。
我自己初決定投身的時候，一位牧師送給我一段經句：「主耶穌對彼得和安得烈說，『來跟從我，我要使你們作得人的漁夫。』」（馬太四19。）這似乎是包括社會運動在內的一切政治行動再淺顯不過的原則。那麼，我們要怎麼「得人」呢？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主流意識形態！在之後幾年的學運生涯中，在對權威的挑戰與派系的爭鬥中，情勢總是不斷地向我們展現出各種機會與必要性，如果不採用這種或那種手段，「得人」的任務就會落空。
另一方面，民學聯的「人民民主」路線的精神──尊重群眾的自發性、讓菁英透過群眾的眼光看世界──非常弔詭地讓我們很輕易地容許自己主動地向主流意識形態妥協。「純真」學生的「正義化身」角色，雖然在「民學聯」的反菁英主義意識形態中是個髒東西，情勢如果需要，當然得拿來用。是群眾需要「純真學生」，不是我們需要。而難道一個好的運動者不必時時符合群眾的需求以推動運動嗎？
在情勢所不斷揭示的新機會、新挑戰刺激之下，運動者所需的三重性格中的「策略擬定者」常常把其他兩個擠壓得僅剩一點影子，而使得學運學生最常出現的姿態是皺眉撫頰深思最佳手段的策略家，而不是惕勵自省的思考者或熱情的群眾的一員。非常諷刺地，批判〈新社會宣言〉的功利主義倫理觀而形成的「民學聯」路線，在實踐上不知不覺地完全遵行〈新社會宣言〉的精神。
於是，三月學運一開始，「骯髒政爭之中的純潔學生」的角色一被媒體塑造出來，我們就義無反顧地跳進去盡責地表演早已寫好的劇本中的角色。在從三月到五月的忙亂之後，反身一看，我們已經變成了「他們」，變成了之前幾年我們花了無數字句批判的菁英主義者！我們嚮往一個沒有任何人需要別人代言的民主而平等的社會，可是我們自己卻成了代言人。
真實的野百合？
當我第一次公開談到我這篇文章的內容之後，我的一位朋友提醒我：說野百合已經成為標本是太誇張了。當時許多第一次參與運動的學生的確經驗到深刻的感動，從而在之後的歲月中投身於台灣社會各個角落的實踐中。的確，一個事件對於每個參與者或許都有不同的意義，而野百合被賦予的重重榮光其中的一部分對某些參與者來說是一點都不虛假的。野百合經驗使得許多當年的年輕人在未來的歲月裡奮力投身於各種試圖改造社會的事業中。對於台灣目前的代議民主政體的建立、對於威權體制的終結，三月學運有其指標意義，雖然這個意義十幾年來被不成比例地誇大了。
可是，作為當年的學運領導集體的一份子，我應該為野百合以及我所經歷的那幾年學運之中我認為失敗的、落空的、浮誇而荒謬的部分負起應負起的責任，正如我分享著它美好的部分一樣。
菲特列‧詹明信說：「歷史就是會讓人痛的東西。」我想他的意思不是叫人要沈溺於自怨自艾，而是指出一個社會實踐的必經道路。要從事經驗所未及的改造社會的實踐，或許非得從我們所承繼的過往歷史所打造的主流意識形態揭示給我們的、看似自然的道路出發，但是這種自發的行動畢竟是會受到重重的限制而以事與願違告終。但是，正是在勇敢地面對失敗的自我批判中，人們可以在從自發到自覺的、最終通往自由國度的長征中往前進一步。
三月野百合學運，在其促進威權政體改造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地是透過學生、媒體、反對黨及國民黨主流派成功地操弄主流意識形態所肯定的菁英主義。這種菁英主義是1980年代民主運動中的基調，主要表現為民粹主義的頭人政治：受壓迫群眾的種種現實中感受到的不滿，必須被收編為支持民主頭人向威權統治者奪權的力量，而所有現實問題的解決，都被應許在群眾的菁英代理人最終奪權的時刻。
那個時刻在四年前來到了。於是，在我的同儕們慶祝野百合十週年的宴會上，大家除了哄鬧地唱了國際歌之外，還有不少服務於綠營的人們合唱了「咱攏是台灣人」。的確，戒嚴、萬年國會、言論禁錮等等那些我們與之前兩個世代共同經歷過的威權體制到那時早已煙消雲散。但是，四年下來，不知是否會有更多我的野百合同儕同意我的看法：我們當年離開廣場時呼喊的口號「追求民主、永不懈怠」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及時。
四年前換了政府之後，我們反而可以愈來愈清楚地看到，換政府並不表示換了統治者。戒嚴時代清楚明白的黨國官僚統治，現在成了大財團及其幫手們的統治。民進黨一上台，遇到經濟危機，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各階層的資本家（外加一些陪襯的勞工領袖等）開了個「經發會」，以宣示它要成為比國民黨更好地服務於資本的需要的政府。「全民」的民主政府，愈來愈成為資本家集體的政府。但是，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傳統幾乎對此完全沒有回應。
三月學運至今的歲月裡，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與基本人權等戒嚴時代民主運動的核心面向上的矛盾大致到了一個歇息點，雖然仍有各種國家侵犯人權的案例、甚至制度性的壓迫（如對於在台的貧窮外國人、對於刑事嫌犯等），卻並未發展為全社會規模的抗議。政治制度的改造成就了一個各主要黨派及有力人士可以大致（以他們自己的標準來說）公平地互相競逐權力的場域，但是選舉往往成為不擇手段的權位豪賭，而鮮少有關於政策、觀點與願景的競爭。「人權」、「民主」等口號，如野百合的象徵一樣，紛紛被剝奪了當年運動時活生生而豐富的意義，成為平板的、鞏固現存體制的概念。
野百合之後十四年，許多當年的社運人士與在廣場上的學生仍然投身在各種社區、環保、工會、教改、社區大學、921災民等基層的人民組織與運動上，試圖實踐當年「人民民主」的口號所要捕捉的精神。我們也一次次地看到不同於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的各種人民的集結，從一個小社區的改造到十幾萬教師與農民上街頭，每一次都有樂觀的左翼人士與激進民主派讚頌著「人民的力量起來了！」
的確，十四年來，一般台灣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巨大的轉變，從戒嚴時代的畏縮沈默、不談政治、盲信權威變成1990年代的多言聒噪、嗜談政治、懷疑權威。但是，從這次大選前後的情形看來，之前關於台灣社會「人民力量」的讚頌是過度樂觀了。在符號殊異、內容趨同的資產階級代理人中選一個當頭人的政治，似乎仍然是最能夠調動台灣人的狂熱的遊戲。我們之前不斷宣稱的人民力量、社會啟蒙、草根生命力都到哪裡去了呢？為什麼一場幾乎沒有任何政策辯論的大選可以激發那麼多熱情，而關於「願賭服輸」 vs.「抗議詐賭」的爭議彷彿要從廣場到街坊到辦公室撕裂整個社會，質疑為什麼政治就非得是權力豪賭的聲音卻是如此微薄？
野百合當年所激起的關於即將到來的民主社會的狂野想像現在看來或許逐漸乾枯而遙遠，三月學運的陰影，在缺乏誠懇的自我批評之下，在之後的歲月中卻深深地影響著當年的人民民主派。
社會運動作為受壓迫群眾的自我教育的想法或許並未消失，可是像三月學運那樣的浮誇宣傳工作卻常常會壓過運動其他的面向，尤其在SNG車四處獵捕鏡頭的時代。多少各個部門的社運工作者時時想著：只要媒體宣傳做得好，群眾就會被動員起來－就像當年的野百合那樣。於是，群眾愈難動員，行動劇的道具就要做得更大、鏡頭前的畫面就要更精心設計，這樣才能對我們要抗議的政府部門造成壓力，從而獲得我們要爭取的政策改革...。不知不覺地，群眾的社會運動轉化為壓力團體的文宣工作；批判資產階級民主的侷限性的激進民主運動轉化為補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施政侷限的「第三部門」NGO，而各個社運團體不知不覺地轉化為互相競爭資源與議題代理權的社運小生意。從而，依著這種邏輯運作各個社運團體非常容易把頭人政治看成具有活生生的關鍵意義。如果只有這樣的社運作為反對派，台灣的政治會墮落，有什麼奇怪？
我知道許多我當年的同志們看到這裡會覺得我這樣的批評太刻薄、太不公允，是佔了便宜又賣乖。我承認我自己作為台灣社會運動的一份子也並不能免於我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正如同我當年作為一個學運學生不能免於學運的大部分浮誇與失敗。可是，如果我們還認為當年在歷史的召喚下以真情所高舉出來的目標仍然是值得追求的，除了誠實地承認錯誤，在檢討中學教訓之外，還能怎麼面對未來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