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成绩好”就是精英吗？：论公共考试的功用与局限

发表于 2018年1月19日中午11点52分  |  更新于 2018年1月19日中午12点06分

刊登于：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09242

【天下未集】

去年岁末，教育总监阿敏瑟宁（Amin Senin）表示，教育部已指示各校停止依据学生的成绩分班，2019年开始必须废除依据成绩分班方式。此外，还会进一步废除管制学校（Sekolah Kawalan）的制度。此则新闻一出，自然引起舆论一阵的喧然，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

从新闻报导可知，这样措施是配合小学评估报告（PPSR）的推行，因此，这是整体改革的一部份，必须掌握其中的脉络，才能得其用意。因此，本文特从评量的角度来阐述。

纸笔测验的局限

我们先理解什么是公共考试。一般上，教育评量可分成两类：课堂评量，及大规模评量。前者是微观层面的评量，其目的是协助教师改进教学及学生改善学习；后者则是宏观层面的评量，其目的通常是作为选拔人才之用。公共考试就是属于大规模评量，且由于具有选拔人才的功能，这要求了公共考试要有公平性。

过去几年，教育部一直倡议要废除UPSR，但都没法落实，除了既得利益者的阻扰及社会大众还无法接受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管制中学的存在，及绝大部份学校还是以成绩来编班，因此，还需要一个有选拔功能的公共考试来做为选才的标准。

那教育部为何要废除UPSR，或者说要降低其重要性呢？那就要谈到公共考试的局限。公共考试由于它要应付大量的考生（规模），以及公平性的要求，所以，必然是纸笔考试。而纸笔考试在理论上只能有效测量学生的知识及能力，且也只是部份而不是全部。

比如一些需要动手做的部份，像生活技能及科学实验的过程与方法要求等等，纸笔测验就不可能测量。如果，再考虑应试文化下的教学方式，所谓的题海战术及应付考试技巧，纸笔考试在实际上是否能有效测量学生的实际知识及能力，都是一大疑问。

至于学生的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就几乎完全不能透过纸笔考试来测量。简言之，公共考试由于其特性，只能部分而不能全面测量学生的学习成效。

知识爆炸，学习方式改变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公共考试有局限，但过去都没有问题，现在为什么是大问题呢？这就牽涉到两个种变化，一是教育改革日益深化，二是应试文化日趋恶化。后者可参阅本人的另一篇文章《小六检定考试径废可也》，这里就集中讨论教育改革。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是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纯教育”这回事。事实上，教育和社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当社会变了，教育就要跟着改变，否则，一个与社会发展脫节的教育，只是在误人子弟。因此，教育必须不时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变革。

由于媒体上有大量的文章及资讯在描述及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这里就不加以论说。但是，当社会变了，教育要有什么样的改变，多数人就不是那么清楚了然于心，这里就简单概述其中的变化。

早期的社会，学校所教导的知识大体足以应付学生未来的工作及生活之所需，所以，只以公共考试来判別那些学生是“精英”，问题不大。到了1990年代后，开始进入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为了应付未来的工作、生活及进一步的学习，学生所需的知识越来越多，且呈爆炸性的增长。但在数量上不断增加新知识及新课程，以满足这种无止境的需求，即不可能也不适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在1996年就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及学会为人。其中，学会认知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学生离开学校后，有能力在需要时，自主地去更新、深化和进一步充实最初获得知识，使自己能够适应不断变革的世界。

在这样情况下，考学生的能力比考学生的知识更为重要，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高思维考题，这是公共考试的考试方式不得不改革的原因。

但是，现今社会的发展及未来趋势，使得我们不能只注重学生的知识及能力，也要重视学生的态度、习惯及价值观等情意领域的发展。以联合国的教育四大支柱来讲，就是后面的三大支柱：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及学会为人。正如前述，对这后三者的评估，公共考试是无能为力。

对“精英”的刻板认知

于是，由于纸笔考试的局限，学生应学习的内容就分成两个部份：可测量的部份，及不可测量的部份。那不可测量的部分要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教育改革上要提倡多元评量，以及校本评估，就是要处理纸笔考试不可测量的部份。

在过去，我们对“精英”的想象是以学术成绩为标准，如果有学生在其他方面表现特出，可是如果成绩不是很优越，就不被视为精英，或者不是那么杰出的“精英”。而学术成绩又是以纸笔考试来测量，在应试文化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所谓的“精英”往往沦为死记硬背考试机器。这种观念在现今社会显然是脫节了，现今社会的发展，使得我们对“精英”的要求不止要有充实的学识，也要有全面的素养及健康的价值观，即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不过，在东方社会，如果要改变社会大众对精英的想象，就必须处理应试文化，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处理公共考试。基本上，有两个思路：一是减少干扰，二是改变方式。前者的思路就是不管教育如何改革，在实务上，还是避免不了考试指挥教学的现象，或多或少还是会干扰正常的教学，因此，就减少公共考试次数。后者的思路则是既然避免不了考试指挥教学，那就在评量的方式做出改革，以引导教育回到正轨。

教改促进全面发展

一般上，多数国家的做法都是两者并行，即废除基础教育阶段的公共考试，只保留高中升大学的公共考试，然后，集中火力在升大学的公共考试及大学招生方式上进行改革。

马来西亚教育部也是如此规划，一方面废除UPSR及PMR，只保留SPM，以降低公共考试对正常教学的干扰。不过，由于阻力过大，PMR就变成PT3；而UPSR还是保留，成为PPSR的一个成分。另一方面就是改变评量方式，这又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改变公共考试出题方式，如近几年提倡的高思维试题；一种是增加其他评量方式，如把课外活动的表现量化列入大学录取计分中。

顺着上述的思路，看回教育部指示各校停止依据学生的成绩分班的措施，我们就很清楚这是要减少应试文化对教育改革的干扰，让教育回到正轨，让教师正常教学，以落实教育改革的目标，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当然，这样的措施要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关鍵是大人们（家长、教师、校长、董事、社会人士）的观念也要转变过来，其中对公共考试局限的认识及对精英的想象，更是关鍵中的关鍵，这就是本文的主旨。

【2017年华教节特辑】人应是教育的目的

刊载于《东方日报》（27/11/2017）

教育简单来说，就是人的培养。但现在的教育体系，却往往忽略了人的存在，以致去人性化。

究其原因，有內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內部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普遍的因素，我们称之为「目標错置」（Displacement of goals）。其意是指法规本是组织为了达成目標的工具，结果却因过于重视法规，导致工作人员把严守法规当成是目標，而不是把办好事情当成目標。这在官僚体系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甚至可说是结构中的一部份，无法避免。所以，法规越订越多，问题就越趋严重。

自由空间受挤缩

国家教育行政体系本身就是官僚体系，这种目標错置的现象自然也比比皆是。一般本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过往，所谓天高皇帝远，校长、教师及学生还有自由的空间，有心人还能在这样自由的空间中推行符合人性化的教育。但自从ISO及KPI盛行，加上信息化，中央对学校的管制力越来越强，这种自由的空间就受到极大的挤缩。

理论上，目標错置如果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那改革的方向就是削减繁文縟节，减少对教师和学生的干忧。但我国教改的措施反而是增加了更多的繁文縟节，以致教育过程中去人性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比如校本评估，本应配合校本管理，让学校及教师有更大的自主权，这样子才能充分发挥校本评估原本的用意，帮助教师更好地教学及学生更好地学习。但我国推行校本评估过程，仍然维持中央集权的方式，心態上仍然不信任教师，也不信任校长，因此，制订更多的规则，层层监管，层层上报，导致教师疲惫不堪，学生也不知所以的配合地「抄」標准答案，大失校本评估的原意。

功利性的思维

至于外部因素，可以概括为功利性的思维。比如小学的作业负担，不需要有什么教育专业知识，凭常识就知道这是违背教育的不正常现象。可是多年下来，一筹莫展，反而变本加厉。好不容易教育部下令每科只限一本课外作业，本以为就算不能彻底决问题，也至少能减轻学生的负担；结果，出版商把三本作业薄合併成一本，以符合通令文字上的要求，以致实际上数量减了，总重量却不变。当教育成为一门生意时，与教育相关的各方人士中，有多少人还把学生放在心上呢？

內部的官僚化，外部的功利化，导致教育过程日趋去人性化，离本来的目的越来越远。所谓积重难返，今天如要解决这两大问题，不是易事，更不是完全在教育体系內可以解决的。官僚化是国家行政机构的通病，解决之道是权力下放，这需要联邦政府大刀阔斧地对组织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功利化本质是社会问题，各方利益盘根错结，政府不正视、不介入，难以期望会有根本性的解决。

不过，我国毕竟还是民主体制的国家，所谓什么样的人民就会选出什么样的政府。如果我们对政府的期望只是拨款又拨款，那就算有足够的压力迫使政府要有所作为，政府也只是拨款又拨款。所以，人民的觉醒，特別是家长，是解决问题，让教育回到正轨上的关键中的关键。

当代评论：禁止獎勵成績優異生合理嗎？

发表于：2017年11月29日

刊登于：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7/11/29/1-18/

當學習的難度越來越高時，學習能力遠遠比考試能力更為重要。在變幻莫測的時代，終生自主學習能力與主動積極的態度是學生一輩子受用的素養，而學習動機又是學習的重要動力。因此，教育就應該在激勵學生的內在動機上下功夫，不應一再地用外在的獎勵去強化學生的外在動機，要不然其結果就是愛之適足以害之。諸位大人要明白一件事，辦教育的第一要務是為了學生，而非為了學校，千萬別為了提升學校名聲卻害了學生的一生。

馬來西亞教育部日前下達指示，今年小學六年級評估考試（UPSR）放榜時，校方不得對外公布成績，同時也不得獎勵成績優異學生。對於這項臨時宣布，綜觀媒體報導，校長們都認同有關措施，家長方面則呈兩極化，有人贊同也有人反對。

其實，教育部的禁令有其學理根據，這涉及教育心理學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學習動機。由於部份家長不能理解該措施，故本文有必要科普此重要概念。

所謂「學習動機」，簡單地說是指直接推動學生進行學習活動的一種內在動力。從理論來說，可定義為「引起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導使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學習動機若受到外在環境因素影響形成，則為外在動機；若因本身內在需求而產生的話，則為內在動機。這兩種動機都出現在學生身上，只是比例不同。

在教育心理學領域裡，一位大師級的人物就是認知心理學先驅布魯納（Jerome S. Bruner），他致力於把認知心理學原理落實於教育實踐中，其學習理論是所有受過正規師訓的教師必讀的理論。以下將簡介其觀點來說明為什麽內在動機比外在動機更重要。

布魯納主張，認識是一項過程，而非一種結果，因此，學習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記住教師所講和教科書的內容，而是要學生參與建立該學科知識體系的過程；學生不應是被動的、消極的知識接受者，而應是主動的、積極的知識探究者。基於學習的過程比結果更為重要的觀點，他強調要更重視學生內在動機的形成，或把外在動機轉化為內在動機。教師最好的教學方式是激勵學生的好奇心，讓學生在好奇心的驅使，對學習材料感到興趣。

事實上，內在動機強的學生和外在動機強的學生是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更願意花心思深入探索知識的本質，追根究底究，而且不會止於課堂上老師傳授（以及只是應付考試）的那些知識，他們更樂意在課餘時間通過課外讀物豐富知識。這種學生重視的是提升本身的學習能力，以便能自主學習，獨立解決問題。

（來源：古來萬邦華小）

反之，外在動機強的學生，他們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佳績，從而得到家長和老師的表揚，或其他物質獎勵。對他們而言，只要在考試獲得好成績就滿足了，對考試以外的知識是沒有太大興趣或學習意願。這種學生重視的是增强自身的考試能力與技巧。

從學生長期發展來看，內在動機強的學生可以走得更遠，而外在動機強的學生往往會因外在驅力不在時，就會失去了學習動力。照理說，我們應該注重學生的內在動機，或偶爾用一些外在誘因去激勵學習動機，但最後的目的還是把外在動機轉化為內在動機。惟現實中，大部份學校及家長卻走上注重外在動機的這一條路上，為什麽呢？

這裡頭的關鍵是，內在動機只保證學生的學習能力，無法保證學生的考試成績。聽起來很奇怪，其實研究結果也確實如此。不過，在此不贅，只用本人的親身體驗來解釋何以至此。

十幾年前，我在某一獨中服務時，曾奉命到某華小去培訓他們的小學奧林匹克數學比賽（簡稱奧數）校隊。其中某位據說是超級絕頂聰明的數學天才，一直抗拒參加培訓，顧問老師多次催促後才勉強加入。從隊員解題過程中，發現這位學生果然非常聰明。熟識後漸漸打開心扉接受我的指導，問他當初為何抗拒參加。他說如果一道題目已懂得解答，同樣類似的題目還得做一百題，你會想參加嗎？後來，我向顧問老師了解情況，才搞懂是怎麽回事，也明白校長和顧問老師對我的擔憂，因為我的指導方法和他們熟悉的完全不同。

原來小學階段有好幾個數學比賽，其中一項比賽的題目基本上多到參賽者不可能做完，但難度不高，考驗的是學生又快又準的計算能力。但奧數卻不是這樣子，題目少，時間長，難度高，學生的計算能力不是那麽重要，思維能力才是關鍵。前者的培訓方式當然是大量解題，後者就不行，我是採用布魯納提倡的發現學習法，一個上午通常也只不過解四、五題左右，重點是培訓學生如何自主地想出解題方法。

（來源：Merdeka Online）

我要說的重點是，內在動機強的學生是不願意為了考好成績，去做一百題同樣水平的題目，他們寧願把這個時間花在考試不會考的高水平題目，甚至去挑戰世界水平的難題。事實上，我也觀察到某些有能力考到更好成績的學生會故意考不好，因為他們發現考得太好，大人們的期望就更高，要求就更多，結果對他們帶來更多壓力，更不自主的空間，更不自由的時間。所以，就故意考不好，設法降低大人們的期望，讓自己有更多的自主空間，更多的自由時間。

外在動機強的學生就不一樣，因為大人們的期望就是他們的動力，大人們期望他們考7個A，他們就會盡心盡力往目標前進。所以，很多考試成績非常亮眼的優秀學生是屬於外在動機強的學生。

在小學階段，或許還看不出這兩類「優秀」學生的差距，但升上中學，特別是高中，學習的難度越來越高時，兩者的差距就會逐漸拉開。到大學以後，更是明顯。因為當學習的難度越來越高時，學習能力遠遠比考試能力更為重要。

如今在變幻莫測的時代，終生自主學習能力與主動積極的態度是學生一輩子受用的素養，而學習動機又是學習的重要動力。因此，教育就應該在激勵學生的內在動機上下功夫，不應一再地用外在的獎勵去強化學生的外在動機，要不然其結果就是愛之適足以害之。

諸位大人（董事、校長、家長）要明白一件事，辦教育的第一要務是為了學生，而非為了學校，千萬別為了提升學校名聲卻害了學生的一生。

当今大马：论“非典型”双轨制：华教话语权的攻防

发表于 2017年9月29日 下午5点33分     更新于 2017年9月29日 晚上6点16分

刊登于：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96774

【天下未集】

这个课题可分两个层面来剖析，表层是独中路线的争议，深层却是华教话语权的争夺。我们先从华教发展脉络来理解什么是独中路线，进而了解双轨制是怎么回事。

在当年《1961年教育法令》通过后，直到1973年之间，独中并没有统一机构出来统筹有关独中的事务。在如此情况下，各校的办学作风、课程编制、师资管理，以及学生出路，都因地制宜而有所差异，没有所谓的统一的办学方針及路线，更不必说共同课程和统一考试。

其中，许多独中都紧跟着国民中学后头，注重政府考试，终沦为收容国中落第生的学校，也因此极易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于是，当教育部在1965年大选前夕宣布废除小学升中学考试后，这些独中都面临生源断绝的危机。

在困极思变下，霹雳州的独中就兴起“走自己的路”的主张。在1973年8月14日，该州的独中工委会课程小组向华社公布《霹雳州华文独立中学的路向》（以下简称《路向》）及《独中办学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征求意见。

《路向》提出独中的两大使命：（一）让华裔子弟接受十二年的母语教育；（二）让华裔子弟传承中华文化；以及办学四大方針：（一）自力更生；（二）华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三）兼授三种语文；（四）办完整的华文中学系统。

《纲要》在独中的考试制度上，也提出了全马独中应拟定自己的统一考试制度，作为测验学生的程度。这两份文件可视为是《华文独立中学建议》的雏型。

《独中建议书》的规范

1973年12月16日，董教总召开全国大会，即全国发展华文独中大会。大会接纳董教总所提出的《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以下简称《独中建议书》）。

《独中建议书》主要是解决非常关鍵的问题：为何办独中。它提出的独中四大使命及六大办学方針，就是要回答这个关鍵问题。与双轨制密切相关的是六大办学方針中的第五项：

“华文独立中学不能以政府考试为主要办学目标，若某部份学生主动要求参加，可以补习方式进行辅导。”

不过，正如前述，当时各地独中的办学方針各有不同，所以，要如何落实《独中建议书》的办学路线，并不是简单的任务。于是，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多次举行教育研讨会，集思广益，汇集各方意见，以期寻找出大家共同接受，而又符合“独中路线”的办学模式。

在各种教育研讨会中，最重要的是独中工委会以“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之名举办的全国性的独中教育工作者会议，从1976年至今，一共办了四届。其中，与本议题有密切关系的是第三届研讨会。

十年检讨

第三届研讨会在1983年举行，是《华文独中建议书》实施十年后的总检讨。整个研讨会的重心是讨论办学的使命与方針，其中核心问题是教学与课本的媒介语问题，具体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政府公共考试的重视程度；二是数理英化。

当时，由于个別学校的负责人、立场，以及区域性差异而形成两大类观点，可用一个简表来概括。

表1：全国独中实际办学方針一览表

序	办学方針类別	主要差异
1	坚持（华校）传统	实用主义
2	坚持母语教育，不注重政府考试	注重政府考试，必要时改用英巫课本以适应之

资料引自：郭洙鎮，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课程编委会的检讨报告（1973-1983），收录于董总出版小组《第三届全国华文独立中学行政人员研讨会资料集》（抽印本），吉隆坡：董总，1984：111-112。

其中，争议性最大就是实用主义的办学方針。会上，独中工委会主席林晃昇提呈《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实施十年之检讨报告》（以下简称《检讨报告》），分为8个主题做出检讨，但重心还是绕在上述的问题上，其要点为：

1.重申《独中建议书》的办学方針与使命的重要性，坚持应以母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

2.由于历史的因素及区域性特点，还有9所独中是以国中落第生为主，另外6所则以政府考试为主要办学目标，其余45所则不论在教学媒介、课本，及考试皆以华文华语为主，虽然其中一些学校也鼓励学生参加政府考试；

3.兼授三语虽是独中的特点之一，却不是易事。1982年统考成绩分析显示，初中生的双语或三语的总体成绩在60分以上者，不到6个百分比；高中生在1个百分比或以下；

4.虽然统考已成为学生最重视及参加人数最多的考试，但政府考试在学生的心目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和社会对政府文凭的重视、家长的看法及校方的办学方針息息相关；

5.独中的语文固然还需要加强与提高，但应从教学法及教学设备方面下功夫；不断增多教学时间，甚至改变非语文科的课本媒介的作法，是舍本逐末，弊多于利。

重视公共考试的程度

在第三届研讨会上，有一份《全国华文独中资料调查综合报告》（以下简称《独中调查报告》），其中有关考试部份指出，除了独中统考外，许多独中的学生也参加多种校外考试，如初级教育文凭（SRP）、初级文凭会考（LCE）（东马）和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

有办先修班的独中则报考马来西亚高级文凭（STPM）。此外，有些独中也替学生准备LCC或MCC商科考试，甚至有一所独中也为学生准备参加新加坡政府主办的普通水平（O-LEVEL）考试。在校方对各类考试之重视程度上，其统计结果如下表。

表2：各独中对各类考试之重视程度

序	类別	学校数量	百分比
1	较注重独中统考	28	50.00%
2	较注重校內考试	16	28.57%
3	较注重政府公共考试	10	17.86%
4	较注重商科公共考试	2	3.57%
	合计	56	100%

资料整理自：苏天明，全国华文独中资料调查综合报告，收录于董总出版小组，《第三届全国华文独立中学行政人员研讨会资料集》（抽印本），吉隆坡：董总，1984：36。

在学校对待公共考试的态度方面，其结果统计如下表。

表3：各独中对公共考试所持的态度

序	类別	学校数量	百分比
1	强制学生参加	3	5.26%
2	鼓励学生参加	26	45.61%
3	任由学生自由参加	27	47.37%
4	不鼓励学生参加	1	1.75%
		57	100%

资料整理自：苏天明，全国华文独中资料调查综合报告，收录于董总出版小组，《第三届全国华文独立中学行政人员研讨会资料集》（抽印本），吉隆坡：董总，1984：36。

在辅助学生准备公共考试方面，其统计结果分析如下表。

表4：各独中辅助学生准备公共考试之方式

序	类別	学校数量	百分比
1	没有特別安排，任由学生自行准备	11	19.30%
2	课外补习（含假期补习）	31	54.38%
3	部份正课时间教授考试课程	13	22.81%
4	全部正课时间教授考试课程	2	3.51%
		57	100%

资料整理自：苏天明，全国华文独中资料调查综合报告，收录于董总出版小组，《第三届全国华文独立中学行政人员研讨会资料集》（抽印本），吉隆坡：董总，1984：36。

从上述三个表来看，大部份独中还是以统考为主，政考为辅。有的独中不重视政考，不过多数还是以课外补习方式来辅助学生准备政考，符合《建议书》的办学方針。但从表4中，安排在正课时间（部份或全部）教授政考课程的独中百分比，合计起来有26.32%，这显示也有不低的百分比的独中相当重视政考。其中，还有10所独中表明是以政考为主，统考为辅（表2）。

从1983年的《独中调查报告》来看，当时，独中办学方針是非常多样化的，这种多样性至今依然持续着，但总是有人凭空想象，一直认为独中只是办“纯粹”的华文教育。

双轨制的由来及争议

在独中路线的持续争议下，某些独中一方面为了避免遭到社会舆论的物议，另一方面又为了与国中，特別是国民型中学，以及邻近独中的竞争，争取吸引更多及有素质的学生到校就读，就逐步发展出“双轨制”。

所谓的“双轨制”就是同时强制性地报考统一考试及政府考试，两者并重；在课程设置上，也同时把统考课程及政考课程同时排进正课里，所以，上课时间也特別长。

在方式上可分为两类：（一）全校性；（二）精英班。前者是规定全校学生都要同时考这两种考试；后者则是设立精英班，让成绩优秀的学生同时考两种考试，其余学生则只考一种考试，即统一考试。

在考试上的具体安排，以某独中为例，校方是规定这类学生在初三时，同时参加独中初中统考及政府初级文凭考试，高中二参加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高中三则参加独中高中统考。

由于，这种设立精英班的双轨制独中深受家长的欢迎，学生人数节节上升，造成学校开始有条件可以择优录取学生，发展到最后就是全校性的双轨制。由于这类精英班式的双轨制独中确实能吸引到更多及有素质的学生到校就读，不少面临生源减少压力的独中也跟着仿效，一所又一所地设立精英班。

于是，在当时自然引起一些华教人士的抨击，如时为董总总务的刘錫通认为把资质尚未充份显现的小学生分成成“精英”与“非精英”，对学生幼小的心灵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此外，精英班的设立也会使华社误认为有关精英班是专为社会上中等阶级的子弟而设，这种看法将使到董教总一路来致力于为各阶层子弟提供教育的努力遭到削弱。

有者更拉到民族教育的层次，批评设立精英班是乖离民族教育方向，认为这些独中办学者在独中复兴运动后，被独中一片欣欣向荣的现象冲昏了脑袋，忘记了独中诞生的历史渊源、漠视独中的任务与方向。如此一来，独中的存在也没有特殊意义，也失去存在的价值，华社群众也不必为其发展而操劳奔波。

有些华教人士却是正面看待双轨制，如时为全国独中工委会代主席的胡万鐸就认为应从宽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些独中都有接受董总的统一课本，而且每年的统一考试，每一所独中都有参加。家长如果认为子女够条件，当然可以送去这些功课比较吃力的学校就读，董总从不认为这些学校是“叛徒”。

有者认为要务实，因为独中人数大增，许多学校都择优录取，能进入独中都是可造之才，校方应该多鼓励学生参加国內外各种考试，毕竟这是文凭至上的时代，多张文凭在手，有助学生在升学或就业多了种选择。不管如何，毕竟各独中都有自己的办学自主权，所以，各校为了竞争生源及社会的资源，还是会在董教总路线与现实之间，寻求妥协的平衡点。

不过，双轨制的独中都会面临不可避免的问题，那就是会有不少（没有独中愿意公开实际的数字，不过，估算约有30%至50%）的学生在高二考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后，就不愿继续在独中唸高三，而另谋发展。因为，他们在考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后，可以选择到外国进修，或是在本地进修双联课程，或是到政府学校读大学先修班（中六班）。于是，为了减轻这个趋势，有些独中就不得不开办“先修班”，以留下有意参加大马高级文凭考试的学生。

华教的话语权

《独中建议书》提出的六大办学方針中的第五项，很明确指出“独中路线”不能以政考为主，也没有反对学生报考政考。所以，“统考为主，政考为辅”本来就是符合“独中路线”。现在，却有人把“统考为主，政考为辅”称之为“非典型”双轨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究其缘由，是近几年有人把双轨制的定义任意扩大，即只要有让学生报考政考，就称之为双轨制，这是很荒谬的事情。双轨制原本的定义是两者并重，统考和政考都强制性的报考；而“统考为主，政考为辅”的定义是统考强制性报告，政考则可选择性报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办学方針，不能混为一谈。

综观上述自《独中建议书》通过以来的几十年争议，华教內部早已逐步形成一套系统性的规范用语，任何新名词的提出，除了言之有理外，还要查之有据。“非典型双轨制”这样的新名词根本就不符合华教发展的脉络，也违背了《独中建议书》的精神。

正如前述，《独中建议书》就是要回答“为何办独中”这一命题，它提出的四大使命和六大方針，规范独中教育的两大特殊使命：（一）维护母语教育；（二）传承中华文化；也规范母语教育必须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它进一步推论只有中小学十二年完整的母语教育才能达成华文教育的特殊使命。因此，华文小学六年是不足以维护及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必须以华文独中为堡垒，方能达致目标。概括以言之，华文独中必须具有华族的民族性（1）。这就是《独中建议书》的精神。

双轨制本质是什么？简言之，是民族教育与现实考量之间一时一地的妥协方案，不足以成为全国性的典范。况且，如把双轨制当成是所有独中应遵循的办学方針，还需要向有关当局争取承认统考吗？这个在论述上要怎样说得通呢？

总之，把行之有年的“统考为主，政考为辅”说成是“非典型双轨制”，这种毫无依据的说法，根本就是乱来。各位华教同道，华教的话语权不能让人予取予夺，务必慎重以对。我们固然要听取不同的意见，但主客要分明，不能让人喧宾夺主。

注释：

1.吴建成认为民族性具体表现为：1.以华族为主要的董事、家长、教师及职员；2.以华族民众为主要的支持者；3.以华族子弟为主要的教育对象；4.以华语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5.以统考为主要的考试目标；6.以继承及发扬中华文化之优良传统为基本的德育內容；7.以德育贯穿及指导智、体、群、美育；8.以华社为主要的服务对象等。失去了这个民族性，华文独中也就要变质，沦为英文或巫文独中了。请参阅：吴建成，华文独中的特质，收录于独中工委会，《华文独中90年代的教育与办学策略—1991年华文独中校长交流会资料汇编》，吉隆坡：董总，199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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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火評論：獨中數理英化爭議懸而未決

December 22, 2015

黃集初／獨中數理英化爭議懸而未決

【文／黃集初】

 數理英化爭議是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的老問題，可追溯到1973年的《獨中建議書》。它規範了獨中的四大使命及六大辦學方針，其中，六大辦學方針的第一條：「堅持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傳授與發揚優秀的中華文化，為創造我國的多元種族社會新文化而作出貢獻」。在此規範下，獨中「應該」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

在上世紀七零年代的獨中復興運動之前，國內華文教育本無一個統一機構來統一管理，既沒有所謂的統一辦學方針，更不存在統一的教學媒介語。其時全馬各地獨中辦學方針，大致上依採用的課本分成三類：一、原本以英文本為主，後改用馬來文本；二、保留部分中文本，另採用部分英文、馬來文本；三、完全保留中文本。

與此相應，所採用的教學媒介語也分成三類：一、以英文、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二、用英、巫文本，而以華語為教學媒介；三、用中文本，以華語為教學媒介。

因此，當《獨中建議書》提出要以華文統一各獨中的教學媒介語後，從此成為備受關注、爭論不休的課題。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注重政府考試；二、數理英化。兩者的共同點都是因應家長的願望所形成的社會壓力，差別是數理英化著眼的是出國留學，政考課題則瞄準本地升學與就業。因此，縱使不重視政府考試的獨中也會面臨數理英化的壓力。

前些日子，檳州大山腳日新獨中校友林韋地，公開反對母校將於明年高一理科增設一班以英文為教學媒介，以及初中數理科增設一節以英文為教學媒介之措施【註一】，在網上引起議論之餘，我認為有必要回顧過往相關論爭，梳理其中脈胳，以提升議論水平。

（照片來源／光華日報）

在1979年，獨中工委會舉辦第二屆全國華文獨立中學行政人員研討會，特以「對華文獨中高中數理課本語文之我見」為題，邀請五位不同立場的主講人發表對數理英化的看法。正方的基本觀點是以實際情況為考量依據，主張讓各校各行其是，偏向精英教育，讓學生多接觸英文，出國深造易於銜接；反方則突出獨中使命與宗旨，認為應遵循董教總的辦學總路線，主張通才教育，且強調母語教育的有效性。上述觀點，基本上涵蓋了所有有關數理英化課題的主要看法。

本來，各校有其辦學的自主權，董教總對此並無任何約束力，但由於它掌握了獨中統考主辦權及統一課本的編輯，使得這項爭議須產生共識。在統一課本的編輯方針上，在第二屆獨中行政人員研討會上逹成共識，即除了語文科，都以華文編寫，再附加英文和馬來文名稱、例題、習題及學習綱要。在統一統考的考試媒介語上，遂掀起極大爭議。

原本在舉辦獨中統考初期，除了語文科外，其他各科均採用多種語文出題，包括馬來文、英文和華文。到1979年第二屆全國獨中行政人員研討會時，才就統考媒介語文提出檢討。其時的建議為如果初中課本已統一，則統考媒介亦應統一。贊成者認為為貫徹《獨中建議書》精神，應統一考試媒介語；反對者的理由是：一、我們既然反對政府以考試媒介語來改變獨中的課本媒介，就不應該用同樣的方法來對付別人；二、我們的目標是爭取更多家長把子女送入獨中就讀，不得無視家長的反應；三、用三種語文出題，可以適應全馬各地區的需要。由於會上共識難產，董總主席兼獨中工委會主席林晃昇就裁決暫時維持現狀。會上也報告了1978年度初中組非語文科與考生的作答選用媒介情況。顯然，從表一可看出，理科用馬來文出題，實非必要，但爭執點是在英文。

1981年3月14日，獨中工委會委員、統考委員、獨中董事部代表及獨中校長擴大聯席會議再檢討考試媒介語課題，議決自1982年第8屆開始，初中統考全部非語文科，廢除英文媒介及馬來文媒介試卷，一律統一以華文出題、華文作答，以在初中階段全面貫徹《獨中建議書》的精神，高中統考則暫緩決定。不過，同年5月18日，沙巴華文獨立中學董事會聯合總會根據「沙巴獨中校長聯席會議」暨該會「常年代表大會」之議決：「建議統考當局，有關考試之語文問題，除語文科外，請求維持目前採用之中、英文出題方式」，去函要求慎重考慮。最後，獨中工委會遂以沙巴州情況特殊，允許該州除語文科外，其餘各科暫通融以華、英兩種語出題，華文或英文作答。到今年為止，沙巴獨中考生在初中統考仍然在數學及科學兩科繼續通融以華文與英文兩種媒介語文出題。

1983年的第三屆全國獨中行政人員研討會檢討統考時，又提出是否要預定一個日期將高中統考非語文科統一為華文出題。其後，經內部長期研討，終於在1985年5月17日，董總暨全國各州董聯會召開聯席會議上，主席林晃昇致詞時正式宣布，從翌年起的三年內，高中與初中統考各科將逐步廢除英文試卷，而統一以華文出題，華文作答。於是，經過新聞媒體大事報導，全國各地的反對聲浪也排山倒海地湧向獨中工委會。這些異議包括：降低英文程度、妨礙出國升學、不符家長意願、維護母語應配合現實環境、影響學生來源、開倒車、影響參加政府考試等。

同年6月16日，獨中工委會擴大會議尊重各地獨中辦學者，在「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團結大前提下，獨中統考非語文科考試媒介語暫時維持現狀，一直到有關科目全無考生選考英文媒介試卷為止。截至今年為止，一共有十一科的數理及商業相關科目仍以華文與英文兩種媒介語文出題。

在統考統一考試媒介語文論爭告一段後，有關數理英化爭議就平靜了一陣子。其後，又有1995年霹靂深齋中學數理英化的大論爭，以及2004年柔佛寬柔中學初中數理英化議題。

關於1995年深齋數理英化論爭，以下根據深齋雪隆區校友出版《深齋論爭文集》整理的大事記：

由此可知，當年深齋中學數理英化的論爭有多激烈！從董事、前校長、時任校長、教師、校友及家長都站出來大力反對高中理科改用英文課本。在這件事上，董總的立場很是為難。首先，論爭主角胡萬鐸當年推動獨中復興運動有大功【註二】；其後，也擔任過一屆的董總主席。其次，站在董總立場，固然不鼓勵數理英化，但一向來不介入各校內部紛爭，本應置身事外。但由於高中統考數理科仍有英文出題試卷，最終還是被牽扯進去。

董總就只好以文告澄清立場，曰：「目前獨中統考高中數理科兼以英文出題，不是既定方針，只是過渡時期措施而已。這主要是為照顧一些因歷史的原因，數理科採用英文課本的獨中學生應考的方便。這類考生的人數不多，而且有逐年減少的趨向（其中以生物科為然）。當沒有考生選答英文媒介試卷，有關考科將不再兼以英文出題」。簡言之，即現有規定是過渡性，最終目標還是全面使用華文為考試媒介語文。

總之，胡萬鐸的華教鬥士形象因而在深齋中學數理英化爭議上受損。可是，到2002年又洗白了。

（照片来源／The Telegraph Times）

2002年5月10日，首相馬哈廸向新聞界發表談話，宣稱英語將成為小學數理科的教育媒介語，自此掀起全國性的數理英化爭議。其時，胡萬鐸回覆媒體訪問時表示「不接受華小數理科以英語教學，因為該會（指霹靂州董聯會）擔心這樣會使到華小變質和華小的學生人數減少」。其後，亦進一步闡述其看法：「小學處於啟蒙階段，要自小接受多種語文學習將面對更大的負擔，他們必須按部就班。即將承接大學的中學程度就可根據個別條件考慮採用英文教學；所謂條件，主要是地區性以及師資問題」。可見，胡氏功過不易評價。

其後，又有寬中初中數理英化議題。在2004年8月22日，該校董事部宣布翌年初一特優班的數理科將改用英文課本，董事部也表示，若英文課本教授數理的成果良好，預料普通班也將逐步以英語課本取代，並謂該校已在兩年前進行調查研究。於是引起董教總與寬中董事會之間的爭議。因為，董教總獨中工委會的立場及政策措施就是初中統考非語文科全面採用華文出題（沙巴除外），加上當時正是教育部全面推行數理英化政策時期。

時評人如此評述：「寬柔卻在此敏感、關鍵時刻宣布採用英文課本，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支持華小以雙語教學的243方案【註三】，無顧華社尚力求撤銷243方案的努力。……須知寬柔乃全馬最大獨中，……一舉一動確能影響，甚至主宰其他獨中的動向……。倘若堅持採用英文數理課本……有關方面必因獨中已作好銜接的準備，而更堅持在華小施行雙語教數理的政策」【註四】。

值得注意是，寬中是當年華校改制風潮下第一所宣布不接受政府改制的華文中學【註五】。就因為有這一層光環，社會輿論對寬柔中學還是挺客氣。不久之後，這件事就在報章上消聲匿跡，大家都沒再提了。

總體而言，獨中數理英化爭議主要是源於辦學理念與現實考量之爭。一種是局限學校內部的問題，如深齋風波；另一種是全國獨中與董教總之間的問題，如統一考試媒介語。基本上，在統一考試媒介語爭議告一段落後，獨中數理英化課題大致上也沒甚麼好爭執的。但自從2002年馬哈廸大力推行數理英化政策（雖過後被廢除），英文回潮已是大勢所趨。如此形勢下，獨中數理英化爭議再起，也在意料之內。為今之計，董教總獨中工委會當下的立場與政策既不可能改變，也不應改變，否則，會掀起何種爭議，勢必難以預料。至於各別學校如何在統考框架下，去擬定辦學路線，只能由其董事、校長、教師、家長、校友等相關利益者來決定了。

【註解】

一、林韋地，反對獨中以英文教數理，中國報，2015年11月10日。
二、胡萬鐸當時是霹靂州董聯會及該州獨中工委會主席。
三、教育部當時強硬推行數理英化政策，華小在董教總領導下全面抗拒這項政策，最後得出拆衷方案，即243方案（其實也是雙語方案），即以華英雙語同時教授數理科，有別於國民小學及淡米爾小學全面使用英語教授數理科。
四、羅漢洲，寬中英語教數理時機不對，星洲日報，2004年11月3日。
五、寬柔中學董事部是於1957年12月18日議決，自1958年1月1日起，不接受政府津貼而成為獨立中學。

当今大马：张健来捐款

 发表于 2017年5月26日 中午11点36分     更新于 2017年5月31日 中午11点55分

刊登于：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83556

【天下未集】

前一阵子，柔州八独中接受“张健珠宝慈善基金”的捐款。消息在报章上公开后，惹来社会舆论物议，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

综观所有的看法，几乎都是择单一的标准来论证该收与否。不过，这样的思维方式，过于简化，难以全面厘清此次争议的本质。

因此，本文分別以三个角度来综合考量此次的争议：背景、动机、影响。

（一）捐款者的背景

独中向来标榜是民族教育事业，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包括了五湖四海在内，因此，甚少过问捐款者的背景。许多支持者也以此为依据，频频质问反对者，为什么“阿窿”、舞女、“大佬”等可以收，就是张健的錢不能收云云。

但学校毕竟是教育机构，不可能不考虑捐款者的背景。因此，很多时候独中接收捐款时，不问捐款者的背景的“不问”其实是“不想知道”，也包含了“知道，却装作不知道”。而当我们“不知道”一个人是好是坏时，我们的基本态度当然是预设这个人是好人，那好人的捐款当然是可以收。

所以，“不问”有时就是“不知道”，以避开道德上的争议，所谓“不知者无罪”，而不是真的“不问”。

有一些捐款者的背景处于灰色地带，如“卖酒的”、“做赌的”等，但却是合法的机构。对于这种情况，独中的做法是从寛考量，只要不会引起社会大众太大的议论就行了。

但张健来捐款，却很考验我们的道德底线。其行事作风唯恐天下不知外，还匪夷所思，不可能“不问”；其所作所为不止道德上有争议，在法律上也有争议。面对如此高度争议性的捐款者，我们豈能“不问背景”呢？

（二）捐款者的动机

不少反对者是从动机的角度来考量是否接收捐款。通常，捐款者的动机可分成三类：行善、求名及求利。当捐款者的动机纯粹是行善，或是为了积阴德，就算其人背景复杂，通常争议性不大。因为，这种捐款者一般都是低调行事，不会张扬，让人难做。

捐款数目太大，引人注目，通常会用无名氏（或“福明仕”等谐音），也有的会用其父母的名字，这一方面避免争议，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孝”的价值观。

至于求名，虽然动机不纯，但捐款者既然是想求个好名声，发财立品，就算是背景复杂，也会知道分寸在那里，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以免反效果。比较麻烦的是求利，所谓“出小利，釣大利”。

这种人往往都会在计算回报有多大，或者想做学校的董事长，或者承接学校的工程，或者成为华社领袖，或者其他难以言之的“好处”。张健珠宝的捐款是属于那种情况呢？应该没有人会相信张健的捐款是为了行善，或民族大义吧！

（三）接受捐款的影响

这也是反对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而事实上，这确实会对学生价值观的有很大的影响。举例而言，曾有一所独中，捐款者是当地的“阿隆”，而且还是名留大楼那一种捐款，结果，导致学生觉得“阿窿”也是好人来的，将来长大也要做“阿隆”云云。

那所独中的老师和我提起这件事时，还请教我要如何纠正学生的价值观，我只能苦笑。

之前，柔州八独中接受捐款的理由是“不问背景”；之后，在舆论的热烈争论下，现在的理由则改为“为了学生”。所以，现在有些独中就此理由而接受张健的捐款。

老实说，这句“为了学生”是有点语焉不详，推敲其用意，可能是指提供学生更好的学习环境等之类的硬体建设。可是，教育不止是硬体建设，学生到学校受教育，主要是学习三样东西：知识、能力及价值观，其中价值观和硬体建设的关系不大，反而是和大人们的言行举止息息相关。

古人有云：言教不如身教，相信对中华文化有点接触都应该知道吧！

学校信誉或被利用

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量，即如果接受捐款后，学校的信誉被利用来影响其他人，学校是否有责任呢？

照道理来说，独中是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而生存下来，因而独中自然要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当然，是否如此，可待有更深入的讨论。只是，过去我们几乎不会面临这种伦理问题，但现在张健来捐款，我们就不得不去思考这一伦理问题。

总之，过去数十年，独中的发展几乎是体现在硬体建设和人数增长上，导致许多董事的观念中，所谓“办好学校”就是建楼等这些可量化的目标，结果就忽略了不可量化的教育目标，如价值观等。

今天，张健来捐款，我们应该好好掌握这一契机重新反思何谓教育，何谓独中教育，及何谓“办好学校”。

黄集初毕业于台大历史系，曾服务于独中17年，后取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及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