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672.html
Aug 26, 2010 02:29:32 pm
首先，公考对教育的素质是否有影响呢？如果没有影响，那争议公考存废是多余的。如果是有影响，那是利多还是弊多呢？其次，影响教育素质的各种因素之中，公考是否是占了主导的地位？事实上，从正反双方的论点来看，公考无庸置疑地是占了主导的地位。因此，废考的主要理由就是公考对教育的素质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弊多于利。
而反对废考的理由也是公考对教育素质有很大影响，但利多于弊。典型的看法是：“没有考试，老师不会教书，学生不会读书”。另一种典型的看法是：“公考是唯一衡量学校及教师绩效的工具”。这些看法，我都可以理解。事实上，这两种看法还是可以继续对话下去的，因为利弊之间如何衡量，我们可以从对学校教育现况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而逐步厘清的。
可是，现在逐渐出现另有一种反对废考的看法，让这个对话很难继续进行下去，那就是废公考不能提升教育素质，反而是其他因素更能决定教育的素质，比如老师的素质、师生比等因素。如果这些其他因素没有改善，教育素质是无法提升。字里行间，给我的感觉，公考和教育的素质似乎是两回事。我仔细想了很久，这种看法有一个偏差是：完全不提公考所带来的弊端。这好比当一个人大量流血了，我们紧急止血，有人就置疑：止血有什么用，你能保证止血能“提升”这个人的身体素质吗？
废公考是止跌停损
今天，赞成废公考（注意，我不是说所有类型的考试）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公考所带来的弊端太大了，把整个教育的素质（注意，我不用素质教育，因有岐义）“拉低”了，所以废公考的最大作用是止跌停损，然后稍为恢复之前的状态，如此而已。要提升教育的素质，当然是要有其他因素的配合，比如小班制等，这一点我是无异议的。
事实上，我会有废除公考的想法也不是一蹴即成的，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首先，我当了13年的老师，对公考的负面影响是有深刻的体会，但那时我从来就想过要废公考，因为一直以来在考试为主导的教育体制下成长，很难像废公考后，会是什么样子的教育。后来，在砂拉越当了两年的独中校长，在柔佛也当了两年的校长，在这期间和当地华小校长有较密切的联系与沟通，也出席过县教育局招开的小六检定考试（UPSR）及初中评估考试（PMR）的检讨会议，这时对公考的负面影响就有结构上的认识。在这个时候，我才有想过废除公考旳念头，不过也只是一闪而过，也没有去深思。
指责校长乃回避结构
这里要特別提一下校长贪污的课题，因为很多人大概受到之前校长贪污课题的影响或者是亲身的体会，总认为公考所带来的问题是校长问题，只要校长不营利谋私，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以偏概全。就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吧，我之前担任校长的两间独中，学生人数都不超过500人，结果很多时候是我们派人，甚至我亲自出马，到书局把课本运回学校。
所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我深深体会到学校不够“肥”，书商是不太要做你生意的。而学校要够“肥”，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学生人数要够多；二是家长要有錢。学生人数要多到什么程度，才算够“肥”，这个我就不敢做论断了。
总之，校长贪污只是局部现象，而应试文化是全国的现象，用局部的现象来解释全国的现象，肯定以偏概全。事实上，县教育局才是加剧公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关鍵因素，这是组织结构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一味指责校长，对校长是很不公平的。
校长也主张废除公考
从去年开始，我参与了《20年行动方略》的推动工作。有一次出席了《20年行动方略》的教育组的会议，当时在讨论第一阶段（2010年至2011年）要重点推行什么计划，其中一个成员同时也是华小的校长就提议“废除小六检定考试”为重点执行的计划。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很惊讶，不是惊讶这个主张，而是惊讶公考的负面影响是不是已经大到身为公职人员的校长也不得不主张废除。后来，这个主张也没有纳入第一阶段13个计划之中，不是反对这个主张，而是当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至少在两年內是不太可能。
我和那位校长进一步沟通，以了解最新的情况，再综合我过去所了解的情况，就写了《教改如何改一：废除统一标准考试》。当时，纯粹是理论上的探讨而已，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在当时，就觉得如要废除统一标准考试，应该要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所以，接下去就写了《教改如何改二：教师应是教改的主体》。
正当在构思下篇文章的內容时，平地一声雷，教育部长慕尤丁宣布考虑废除小六检定考试及初中评估考试，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极大反应。在下来的时间，我出席了两次的內部讨论，其中一次是針对公考存废的工作坊，另一次是国中生问题交流会，也讨论到公考存废的课题。这两次都有机会和一些华裔教育官员接触，了解更多的情况，主要是要确认我以前了解的情况是各別的案例，还是普遍的趋势。而在国中生问题交流会上，更有人主张不要有替代方案，直接废除就是了，理由是任何替代方案都可能会变成新的公考，形式变了，本质还是不变，因为最主要的关鍵是家长的观念根深蒂固，不容易改变。
举台湾为例的意义
这个看法给我很大的启发，一直在思考这个可能性，后来由于撰写《从小时了了看国际数理教育调查》时，看到台湾的情况，才发现台湾在1968年就废掉小学升初中的统一考试，当时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校本评估。其实，我在上篇文章提台湾这个例子是有二个用意，一是没有替代方案也应该是考虑的选项之一；二是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有中央考试（即统一考试），这一点我在这里再详加解释。
首先，我例一个表，分四种情况如下：
中央考试 :高中升大学/初中升高中/小学升初中
情况A:有/有/有
情况B:有/有/无
情况C:有/无/无
情况D:无/无/无
其次，重复一次潘俭伟所提出的命题：“35%至40%有应考中央考试的学生的数理表现，比没有应考的学生来得强。”
情况A可归类为有中央考试的国家/地区，情况D可以归类为无中央考试的国家/地区，这个无庸置疑。现在是情况B及C，要归类为有抑或没有中央考试的国家/地区？举例而言，台湾是属于情况B，那台湾要归类为有中央考试还是无中央考试？
如果所谓有应考中央考试的情况，只限情况A，那就是一个都不能废；如果包含情况B及C，那废除小六检定考试及初中评估考试又有什么影响呢？特別是小六检定考试。这是我举台湾的最大用意，倒不是要用一个孤例去推翻整个结论。
应试文化给教育的负面影响
最后，我要详细解说现在小六检定考试给学校教育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现在县教育局对各小学（注意不止华小），要求有一定百分比的学生在小六检定考试中得到全A（注意不止是及格率），而且为了确保学校达标，这个指标也和校长升遷挂勾。原本学校在应试文化的压力下，很多已是采取应付考试的教学方式，所以周考月考天天考，再加上一连串的补习课，包括假期也补习。这样子，就算没有功效，也有苦劳，至少报告也好写。
现在要求全A，结果进一步出现了人盯人的战术，比如这个学校的业绩目标是10个全A生，那就一个老师领养一个，那一个学生考不到全A，就是那个老师的责任。有的学校，校长也要领养，因为压力太大了。因此，成绩越好的学生得到校方最多的关注，成绩越差的学生得到校方最少的关注，就算想关注，也有心无力。这种教学状况，请问是公平、合理的学校教育吗？。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县教育局把公考当成管理的工具，才造成这个结果，如果不把公考当成管理的工具，就没事了。这一点，我同意。可是要如何让县教育局不把公考当成管理的工具呢？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结论是直接废除公考会简单点。因为，这个公考也和教育行政官员的升遷挂勾。为什么？这是上行下效的问题。
我记得，如果我记錯请纠正，从现任首相纳吉担任教育部长起，每一年公共考试都是一路上升的，好像没有跌过，这是违反教育原理的。等到及格率上到不可能再上时，就开始出现拼全A的现象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国的传统是要当首相者，都要当过教育部长，而有那一个想当首相的教育部长不想在任內是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
什么样的政绩会让教育部长风光体面，而且是马上能见效（因为准备做首相，不可能做太久），社会大众不分种族都会鼓掌叫好的？当然是公共考试成绩。可是这不是正常的教育现象，只是把问题交给下一任，所以，这个雪球会越滾越大，到最后一个接手的人要怎么办？因此，是不是直接废除会简单点？
教育可以完全量化吗？
以上是从政治面来谈。从本质上来讲，统一标准考试一开始就是一个管理工具。所以反对废考者主张：“公考是唯一衡量学校及教师绩效的工具”。这句话基本上是反映出原本统一标准考试的用意，只是它不是唯一的工具而已。至于它为什么会普遍采用，就主要的原因是它是最简单、最容易执行，而且也是唯一可以完全量化的工具。不过，就和最近杨伟光事件的争论一样，有数字就没人性。
简单讲，考试就是用量化的手段来衡量教育的效益。就算国际数理教育调查收集了40国45学生的资料，它本质上还是用量化的手段来衡量教育的效益。当然，量化的手段在教育上是很重要且需要的管理及研究方法，但问题是教育可以完全量化吗？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只能部份量化。那教育最有价值的部份，是在量化的部份，还是不能量化的部份？大家不妨想一想。
总之，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考试不能衡量教育的全部，可是我们却把考试当成唯一衡量教育的全部的工具，包括学校及教师的教学绩效。其实，如何合理的及有效的衡量教育的效益，本身就是一大专题，这里就不详述了。最后，大家不妨再想一想，如果学校教育的现况是如此恶劣时，是否一定要等待替代方案的出现及完善，才能废除公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