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在线：华教事业应越做越大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6181.html

Dec 16, 2010 11:50:22 am

虽几经波折，多方责难，《国民型中学问题与挑战》全国研讨会总算于2010年12月4日在槟州华人大会堂顺利举行。当天的出席人数达302人，出席的国民型中学有58间。当天的研讨会是从五个方面进行分组讨论：一、历史与承诺；二、贡献与使命；三、建校与发展；四、局限与挑战；五、与华社的互动。

虽然从五个方面去进行讨论，但从各组的报告及综合讨论中的发言，会场与会者的焦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强烈要求要有一个中央机制来代表国民型中学来发声，甚至要求当场成立筹委会来推动这项工作。主办当局背后显然是面临极大的压力，所以不接受当场成立筹委会，并要求与会者体谅，也一再的强调这个研讨会纯粹是研讨会，主办当局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及机会，至于设立中央机制这一回事，与会者可以事后自行处理云云。

2010年12月11日，由太平华联国民型中学董事长林荣华领衔，在太平成立筹委会会来推动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发展工委会的成立。这个工委会列出了五个宗旨：

（一）促进各国民型董事会、家教协会、校友会之间的联系；
（二）捍卫国民型中学的法定地位；
（三）争取落实当年政府对改制中学的承诺；
（四）正视华小毕业生升上国民型中学的问题；
（五）提升国民型中学的华校特征。

从《行动方略》教育组决定把国民型中学所面对的困境列为第一阶段活动计划之一的时候起，至华总中委会接管《行动方略》，解散秘书处之际，算起来前后花了一年之长的时间，总算有一个初步的成果。也幸好当时《行动方略》教育组没有把筹备中央机制的工作接过来，不然现在就不知要怎么办，命运始终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可靠。

在整个过程中，特別是研讨会的筹备过程中，至少有四个华教组织发声反对成立国民型中学董事会总会或类似组织，包括了霹雳董联会、槟威董联会、吉打董联会及槟校友联。而董总更在2010年9月19日的常务委员会上宣布成立“国民型中学工作小组”，更带来不少压力，因为很多人说董总己经成立小组来关注，为何还要成立自己的总会云云。

在当时，为了研讨会能顺利举行，我就不发表我自已的看法。现在我就针对一些言论提出我自已的看法。

华教的结社自由与代表权

（一）董总代表你。这种看法其实是很普遍，包括那些对董总现任领导人不满意者，都有类似的看法。我只是简单提一个问题：华教里到底有没有结社自由？如果说政府之外，再成立一个政府，那是很大件事，但一个民间组织之外，再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我们有什么权利反对？

宪法上都规定人人有结社自由，反而在华教里没有结社自由，那要如何自圆其说？其次是代表的问题。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说我己经代表你了，你会有什么反应？正常情况下，在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得到我的同意吗？只有在专制的国家，才有被代表这回事；在民主的国度里，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谁也不可能代表谁。

由这代表权问题引申的一个问题：国民型中学董事会是否也是各州董联会的会员？基本上，北马各州的董联会有包含国民型中学董事会，其他地区都不是，包括雪隆董联会。因此，霹雳董联会、槟威董联会及吉打董联会是有立场反对成立国民型中学董事会总会，其他州的董联会是没有立场的。

除非这些州的董联会开放门户，接纳国民型中学成为会员，这当然也是一个解决办法。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其他州的董联会有如此的表示，还是他们都静待董总的指示，就不得而知。而且，这里面也会牽扯到一个问题：国民型中学算不算华校？这留待后面谈。

凭什么成为永远最高领导机构？

（二）分裂华教。这个是相当严重的指责，也是研讨会工委们的压力之源。仔细分析，这里面其实是隐藏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承认国民型中学是华教的一部份，那才可能有分裂华教这回事。如果否定国民型中学是华教的一部份，或者认为国民型中学不存在了，那他们要成立自已的总会，与分裂华教有什么关系？因此，有一些言论，前面说国民型中学己经接受改制了，不是华教的一部份，后面又说你们成立总会是在分裂华教，读了令人精神错乱。

其次，如果承认国民型中学是华教的一部份，也应该是如此，那么成立自己的总会就代表分裂华教？其实，这里面也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华教里存在一个最高领导机构。事实上，很多人在脑海中始终存在这么一个最高领导机构的观念，没有一个最高领导机构的存在，很多人似乎就很不习惯，特別是老一辈的。

问题是：民间机构那来的最高领导机构？就算有，那要怎么决定谁是最高领导机构？在民主国家是靠选举程序来决定，而在专制国家是靠“历史”来证明，我们民间组织要靠什么来决定？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最高领导机构？

董总不可否认在历史上曾经是公认为华教的最高机构，但就因在历史上曾经是，所以就代表现在也是，以后也永远是？不管怎样说，这绝对不符合民主的精神，就算是政府，最多五年，也要重新接受选民的委托，才能续继下去。一个民间机构又凭什么可以永久成为最高领导机构？这个可以自封的吗？不需要再重新得到华社的认同吗？

国民型中学是不是华校？

（三）国民型中学不是华校。沙巴独中董总是很明确表态国民型中学不是华校，不属于董教总所捍卫的华校组织。其理由是囯民型中学只有一科华文，其他科教学媒介语及行政用语是国语【注释一】。如此定义，是相当严格的定义，依此定义，各州的董联会都不应接受国民型中学董事会为会员。我个人也不认同这样的定义。

还有一种认为国民型中学不是华校的看法是学生已不再是只有华人子弟，而是拥有各民族子弟的“国校”。这种看法与事实有出入。在这里有必要做出澄清。

根据2010年国民型中学的学生的种族结构，我整理出下表：



华裔生占的百分比：北马/雪隆森/柔甲/登丁彭/砂拉越/沙巴/合计
100%： -/ -/-/-/6/-/6
95%-100%：27/10/6/3/2/2/50
90%-95%：1/-/1/4/2/1/9
80%-90%：1/-/1/1/-/1/4
70%-80%：1/-/2/-/-/1/4/
60%-70%：1/-/-/-/-/1/2
40%-50%：1/-/-/-/-/1/2
20%-30%： -/-/-/-/-/1/1
合计：32/10/10/8/10/8/78

资料来源：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

2010年国民型中学的学生种结构总比率
华裔/土著/印裔/其他/合计
94.90%/0.71%/2.24%/2.15%/100%

资料来源：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

从以上两个表来看，说国民型中学已经是拥有各族子弟的“国民中学”，那还是有一段距离。当然，如果没有去争取及努力维持现状，那可能会“国民中学化”。

回到国民型中学是否是华校的问题。董总国民型中学工作小组在2010年11月尾，分別在六个区召集国民型中学董教成员进行交流，其中有一条议程是如此写著：“国民型中学董事会如何继续保持华校的传统特征。”这样的议程似乎隐含著国民型中学是华校，否则为什么要去保持华校的特征，我们也很难想像拥有华校特征的学校不是华校会是什么样子的学校。

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是扩大华校的定义，再在下面分成不同的类型的华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探讨彼此的定位及关系。不管如何，如果没有太多的情绪因素及权谋的考量，顺著这个思路去探讨，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得到新的共识。

反对垄断，人人有自主权

最后，我发表一下我的不成熟看法，敬请各位斧正。第一，我不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要有一个最高华教领导机构的存在。理由很简单，一个最高华教领导的存在，意味著垄断，意味著独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意味著低效率，只有竞争才能带来效率。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董总向教育部提呈国民型中学备忘录一事，从2010年11月尾召集各区国民型中学董教成员进行交流，到2010年12月1日提呈备忘录，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肯定与2010年12月4日举行的《国民型中学问题与挑战》全国研讨会有密切关系。

第二，命运是要掌握在自已的手中。在民主的国度里，人人都应有自主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国民型中学要成立自已的总会，那不是问题。至于得不得华社的认同和支持，那就凭自已的表现了。

第三，国民型中学和独立中学的竞争是必然存在的。我们扩大范围来看，独中与独中之间、华小与华小之间也一样存在著竞争关系，所以这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我始终认为，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独中教师的待遇与福利，如果没有国中教师高薪资与福利的存在，独中董事会真的会“尊师重道”地提升独中教师的待遇与福利吗？

最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有华教是华社的公共事业，应该有越做越大的共识，那大家还是有合作的空间。所以，去争论成立国民型中学董事会总会或类似组织是否会分裂华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事实上，本著华教事业应越做越大的精神，下一个目标应是国民中学的母语班。这也本来是《行动方略》教育组的下一步的计划，但现在可能要另外想办法。总之，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会比名利之争，对华教会有更大的帮助。

注释：

一. 可参考《亚洲时报》2010年8月31日网络版报道：“对筹组‘东马华校董事联合总会’ 沙巴独中董总持保留态度”以及《华侨日报》2010年 09月 01日网络版报道： “组东马华校董联团体包括沙国民型华校董联会 沙独中董总保留立场”。另外，沙巴州国民型华校董联会反驳“改制国中非华校论”，可参见《亚洲时报》2010年9月6日网络版报道： “黄一鸣：已获全州华社认同 改制国中是华教资产”。

独立新闻在线：读书以愚民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5971.html

Dec 02, 2010 12:09:09 pm

从古到今，专制者莫不以愚民政策来巩固自已的政权永垂不朽。愚民政策可大分为两类：一，不读书以愚民；二，读书以愚民。前者可以秦始皇为代表，后者可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代表。显然，实践证明不读书以愚民是失败的政策，读书以愚民才是高明之举。

进入现代，教育普及，人人皆可享用义务教育之际，更是把读书以愚民的手段发挥的淋漓尽致，就算朱元璋的八股文也瞠乎其后。当今最最成功的典范，朝鮮是当仁不让。其耗用国力的程度已是比秦始皇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仍然可以撐到现在而不崩溃，其思想教育之成功，确是有过人之处，不可忽视。

虽然有人认为从政治观点来看教育是过时的思想，事实上，政治无时无刻都在干预教育。因为，教育是影响下一代的事业，如想政权“千秋万世”，豈能忽略这一重要的环节，关键是手法如何而已。

今天，副首相兼教育部部长慕尤丁在巫统大会上宣布，从2013年起将把历史科列为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必须及格的科目，从2014年起列为小学的必修科。很多人觉得这是慕尤丁心血来潮，一时起意而做出的决定，但对我而言，这是情理之中。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现在才做。

国家干预教育巩固政权

国家权力介入教育是有其政治目的，而最先考量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比如当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就对当时的大学进行改造，确保所有的大学都是在马克思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不会受到挑战。到了今天，从大学到研究所的入学试，马克斯思想是必考科，也算入总分里。相形之下，当年我在台湾读书时，也只有大学联考需要考三民主义，研究所是不必考，现在更不必讲了，要读不读隨便你。

从台湾的情况来看，政治干预教育的程度是和这个国家的民主化息息相关，越是民主化的国家，干预的程度越少。因为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是由人民自主地透过选票来决定，而不是透过意识形态来维护。

马来西亚的政治，你讲是民主政治，又不像欧美的民主政治那样，你讲是一“党”专政，它却是有通过选票的洗礼，所以，学者通常称马来西亚的政治体系是威权民主体系，意思就是介于威权与民主之间。

过去，马来西亚政府干预教育主要的焦点是在教学媒介语，目标很多时候是对著华教而来。现在则转移到学生的思想，其实是比过去更严重，因为目标不止是华人，而是全体人民，特別是马来人，因为乡区的及格率是更为偏低。可是，我们很多的评论都把重点放在历史科上，而忽略了这不是历史科的问题，这是政治干预教育的课题，其最核心的焦点是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历史科只是工具而已。当历史科沦为政权的工具时，大谈历史科应如何编辑，简直是对牛弹琴。

因此，从政治干预教育这个角度去看，过去没有这样子做，现在反而要这样子做，这是马来西亚民主化进程准备往后退的征兆，也就是说威权多一点，民主少一点。最严重的可能性是，巫统是不是在为必要时以不民主的手段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预留伏笔。这虽然有点小人之心，但从各国经验来看，还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废考其实是自废武功

总之，从世界各个威权国家的经验来看，慕尤丁的宣布是情理之中，绝不是心血来潮。反而之前，慕尤丁废考之举极其可能是一时兴起，至少没有深思。

理由何在？首先，要以读书来愚民，就必须控制课本，就算是经典，如果有关当局认为不妥，也会刪去不“干浄”的部份，如朱元璋虽然提倡人人要读四书，可是却要求把《孟子》里的民贵君轻等的言论完全刪节掉，以符合他政治的需要。其次是控制考试，过去是科举，现在是统一考试。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控制考试，如果只是控制课本，不控制考试，就不能保证教师会完全照课本教，学生完全照课本读。

因此，从控制思想的角度来看，慕尤丁废考之举是在自废武功，是极其不符合巫统利益之举。现在头脑清醒了，保住政权才是第一，培养人才嘛，等保住政权再谈吧。

我们一路来都体认到在我们这个国家，教育是深受到政治的干预，但理论水平只到单语与多语对抗的程度，更多的时候是沦为制式的反应。反正只要是教育部提的，一定对华教不利，反对就是了。其实，只要回过来看一看中国的情况，读一读清末废科举的议论，就会对政治如何干预教育有更深入的看法。由于对政治如何干预教育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錯失了良机，在人家不小心要挥刀自宮时，我们没有助其一臂之力，反而去阻止。这反过来也证明了读书以愚民的确是高明之举。

独立新闻在线：迦玛只是话题——谈重构华教论述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5572.html

Nov 04, 2010 12:23:04 pm

黄业华的回应以及王国璋的大作，还有读者来函中Archmage的《从文化底蕴看教育模式》 ，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议论，使得有关因迦玛所“惹”起的华教议题热鬧不少。

在这里先澄清黄业华的一些回应：一是“一个消音马来西亚”的问题。基本上我赞同黄业华的看法，由988事件转到华教课题来，的确是走调了。二是挺“马”的问题。其实我不是挺玛，而是迦玛的教育观点触动了我的思绪，我只是顺著这个思绪加以整理并表述出来，而且这里面很多是一路来都在思考著的观点。三是黄业华回文中的“集初是否想说，自1951年巴恩报告书发布，教总的抗争，直到今日的华教运动，都无意中成了国阵分化政策的一部分？我请集初论证这个指责……”。

我再细读回我的文章（《人之有涯》），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文字功力不足，而导致误读。其实我无指责之意，更多的是“历史的无奈”。四是“对林连玉以降的华教斗士尽皆不敬”的指责。坦白说，我最尊敬林连玉，其次是林晃升，其他华教前辈，我只是执晚辈之礼。为什么？因为我的尊敬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而这个理解是我的理解，不是別人的理解。五是“否定华教运动”的指责。这是言重了，我在独中服务了十七年，如果我否定华教运动，那我不是否定我自身过去的所作所为。人生有几个十七年？我只是在反省吧了。

要有全局视野教育观点

有关中国同学一番话，让我领悟的这件事，王国璋的大作有提及，而Rhan（读者来函，《回应王国璋：民族国家与多元主义》，2010年10月28日）说有点像雾里看花，不知真假，我这里特別加以说明。所谓的领悟，在之前一定是有一些积累，比如王庚武的看法，还有在独中服务期间的所见所闻及感触，只是没有加以深化。这一方面是自身的学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太忙了，没法定下心来长思。

至于中国同学的一番话，重点不是她们讲了什么，而是她们的心态和视角。我们在华教界呆久了，加上我本身又是独中生，很多时候是有一种悲情的心态，一种受迫害的情结，也陷入由此而来的种种制式反应中，我也曾经陷入这种制式反应的思维定势中。所谓的领悟，就是让我逐步的（注意，不是一下子）从心理上摆脱这种思维定势。为什么？首先，我要先说明一点。在中国，有关教育政策的制定，会咨询三间重点师范大学，第一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就是我现在就读的这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因此，这些同学绝对不会有二等公民的心态，而且考虑问题时，视角是全局性的。因此，相形之下，我们的所思所为，其实只是局限在一点上。

可能这样子讲有点空泛，我举个例子说明好了。比如教育公平的问题。我们一路来关注的是国小怎样，华小怎样云云。无可否认，这的确是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可是我们的视角就只是在这一点上。从来不会去思考，华小与华小之间，国小与国小之间是否也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我们把问题缩小到华小好了，我们华社每年捐不少款项给华小，我们有思考过这些捐款是否相当均衡地分布到各华小中。如果不均衡，这个差距有多大？这里面锦上添花多，还是雪中送炭多？这些就是所谓的校际均衡的问题，而我们一路来就是只关注各源流学校总体之间的均衡问题，而完全忽略了这一相当重要的一塊。当然，教育公平的问题也不止如此，还有很多层面，这里就不详谈了。

再举一个最近的事例。当教育部长慕尤丁宣布准备废除小六检定考试（UPSR）和初中评估考试（PMR）时，一些华教界前辈的第一个反应是政府是否有阴谋，是否准备对华小不利，而不是先从教育专业的角度来思考有关的课题。综观这次的争议，几乎所有的教育团体都持肯定态度，除了董总（如果董总算是教育团体）。持否定或观望态度的华团，其背后考量的因素就复杂多，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但阴谋论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从这个事例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华教的制式反应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废不废公考是可以辩论的课题，但一旦陷入阴谋论中，往往是从道德的观点来攻击对手的人格，而不是从学理上来展开光明正大的辩论。

另外，我再举一个反例。当初和我一起来修硕士班的其中一位独中老师，跟了一位教育法学的教授。有一次，我问他选什么题目，他说做有关教师专业的课题，我跟他说：你不是跟了教育法学的指导教授吗，为什么不做有关教育法学的题目。他说教授问他：可以影响国家的教育政策与法律吗？他回答教授说：不可能，所以教授就建议他选他有把握的题目。当时，我也没想这么多，也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决定。可是，308之后，我忽然在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们真的没有可能影响国家的教育政策吗？五年后有没有可能？10年后有没有可能？

想到最后，我结论是如果我们一直认为不可能，那我们永远会受困于族群政治的纷扰之中，摆脱不了制式反应和既定的思路，永远都是自居于二等公民的心态。

重构华教论述回应时局

这里也对王国璋的大作加以回应。这篇大作其实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重新建构华教论述，以呼应时局的转变，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这的确是不容易处理的问题，而王国璋的大作是花不少篇幅在语言问题上，不过，却对母语的议题著墨不多，我总觉似乎是在回避有关的议题。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母语问题是现有华教论述里的最基础性的基石，以致不容易处理它，可以说是牽一发而动全身。

我一向来没有去深思这个问题，因为不在我的专业范围內，不敢去碰。可是，我每次来回武汉，都会在香港呆一阵子，所以隨便也关注香港的教育问题。在香港教育问题里，语言问题也是重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怎么处理好三语两文。所谓三语是指母语、普通话及英语，在这里，母语是指广东话；两文是指中文和英文。当马来西亚华人讲他的母语是广东话，在华教界里，我们通常会有情绪反应，可是香港人说他的母语是广东话时，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对一些人来说，可能的回应是国情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但对我来说，我会反思什么是母语。

香港有所谓的母语班、普通话班和英文班。我们以数学教学为例，如数学老师到母语班，那就是用广东话教数学；到普通话班时，则是用普通话教数学；到英文班时，就用英文来教数学。

其实，我认为香港是值得观察的对象，因为不管马来西亚还是是新加坡，政治的干预太大。因此，我们不清楚如果在相当自由开放的状态下，马来西亚各种源流（包括英文源流）的学校会出现什么样的消长的情况。因为，在自由开放的状态下，家长的选择会是关键的因素，而在马来西亚，由于政治干预太大，没有办学的自由（比如说复办政府资助的英校），所以家长也没有什么好选择。由此观之，香港是很好的样本，另一方面它也曾是英殖民地，很多教育制度和措施也和我们很接近，所以，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另外，Archmage的《从文化底蕴看教育模式》（2010年10月28日）也很有意思。我首先要讲的是Archmage说了一个大实话。整体而言，是说得非常好，比较有争议是出在最后一段，有关马来族用回教化来抗衡华人文化的见解。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想法，不过，我本身对回教化和马来文明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也不敢加以论断什么。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巫统利用回教来间隔马来人和华人。在宪法上，很清楚的规定马来人一定是回教徒，这一方面阻挡了华人成为马来人，另一方面也绑架了马来人，不让马来人信仰其他宗教，同时也降低了华巫通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东马的情况做比较，在东马华人与土著之间通婚，虽然不多，但相比之下，是比西马常见，因为东马的土著大部份是信仰基督教。因此，东马族群之间的关系是比西马融洽。这也造成东马的一些华小土著的比例也是很高，我曾见过一间四五百人的华小，将近一半是土著。询问之下，才知道这也是常见的现象。如果在西马有这样一间华小，我们西马华社会有什么想法，特別是董事会。

其实，在砂拉越当独中校长的两年中，也让我的视野开阔不少，这也是积累之一。比如说，刚开始时，我搞不清楚有几个董联会。当我的书记提醒董联会有晚宴，要我出席，我就说董联会不是已经请了吗，我的书记告诉我这是另一个董联会。

原来在砂拉越，14间独中有一个总的董联会，这个董联会的总部是设在古晋，一般称之古晋独中董联会。另外还有一个在诗巫的董联会，这个董联会只管诗巫的六间独中，一般称之为诗巫独中董联会。后来诗巫中的一间独中迁移到民都魯，也就是我服务的独中，但名义上还是归诗巫董联会名下。

另外，华小有一个全州性的华小董联会，然后省也有华小董联会，比如诗巫省华小董联会。（其实，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到底有几个华小董联会。）最近，据说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包括所有独中和华小的组织，称之为砂拉越董总。

各位，是不是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从不担心会因此而造成华教的分裂，反而彼此尊重。所以，华教是否分裂，不是组织问题，而是领导人的气量问题。从砂州的情况，我们看回最近国民型中学是否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的争议，就会觉得视野为何如此之小，心胸为何如此之窄，有一种很“敏感词”的感觉。（注：对气量小的人，不管选用什么字眼，都是很敏感，所以干脆称之为敏感词。）

最后，总的来说，基本上我是要表达两件事，一是迦玛只是话题而已，重建华教的论述才是重点，二是我到底领悟了什么东西，并借此文与各位交流及分享。

独立新闻在线：人之有涯——回应黄业华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5373.html

Oct 22, 2010 01:20:11 pm

看了黄业华的回应：《评论切勿主观》（以下简称《评论》），唐南发是选择沉默，我却选择表达我的一些看法。因为如果大家的意见是一样的，那大家都不用表述自已的看法，只要问自已就好了。就因为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是一样的，才需要听取別人的意见。

首先，《评论》把迦玛（右图右）的失言与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陈唐山的LP失言相提并论，个人觉得这是彼此意见中最大的不同点。在本人的《从早点说马到吶》一文中，有提到：“言论自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所以应该是对公职人员从严处理，对普通老百姓是从宽处理，……”。所以，我不是独厚迦玛，只因他和你我一样，一介草民而已。因此，黄业华对迦玛的批评，及对我的批评，我都没有太大的意见，因为草民对草民，很公道。

其实，我曾向有关当局建议，直接摆擂台，给迦玛一个机会完整的陈述其观点，也让他接受各方的质询与交流，只要他敢出席，有何不可？谁怕谁嘛。

谁是设局者？

其次，有关谁被谁设计的问题，《评论》花了三段写新闻的遴选标准。我看回的我文章：《华教不是图腾》 ，发觉我可能写得太简略了，所以有点误解。我想准确点，应该说迦玛和媒体都被设计了。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是新闻的特性，我没有意见，完全赞同《评论》所写的标准。重点是设计的人是谁?那个单位的？意图何在？

比如《前锋报》在设计人时，至少是由一个挂著牌子的记者来设问，你一看到牌子，自然而然就会慎言。今天是谁来设问迦玛的？我们只知道是观众。怡保那一场，我是特地去看，那位老伯伯提问的方式，我太熟悉了，可是只能猜测，不能证明。相形之下，《前锋报》还是有令人可敬之处，至少还挂著牌子让你知道是“五毒散”。再说，兴汉社报警抗议，真的是完全冲著迦玛而来的吗？

三则，提倡单元就等于反基本人权吗？那是不是所有一神论的宗教也都是反基本人权？因此，我们要先弄清楚，人权的概念是针对什么而来的。简单说，是针对暴政而来。

选择建议还是强制执行？

当年，杰弗遜目睹法国大革命因为只有“民主”，没有人权，以致出现恐怖时期，许多人也因此上了断头台，因此，在美国宪法通成后，他极力主张民权法案，而最终也获得通过。

由此观之，只是“提倡”单元，就能说是违反人权吗？我问一些对迦玛有强烈意见的朋友，迦玛在提倡单元时，是让人有的选择还是强制执行，每个都说不清楚。其实我也是不清楚，虽然有人说迦玛曾向政府呈强制执行单元教育的建议书，但那个人的信誉不是那么好，我不敢采信。

我的观点很简单，如果只是提倡而已，那就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离题的问题是主持人的责任。但如是要求政府用公权力来强制执行，那就是违反人权问题的范畴。

非意图所致的历史效果

四则，《评论》提到极不认同迦玛说华教是“国阵分化政策的一部份”，认为是“完全不符历史事实，也侮辱了华社办教育保存文化的高尚动机，此乃为华教套上污名的偷換概念手法。”这里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意图，另一个是实际的效果。所谓好心做坏事，坏心也可能不小心做了好事。历史的事实不能只看意图，也要看实际的效果。

以前，在大学细读一次大战时，心中很是感慨，因为这是一场谁也不想打，结果还是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所以都在扩充军备，在相互刺激的情况下，几乎全国曰战。结果，一件刺杀事件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大战就这样爆发了。历史读多了，就深深体会分化与团结往往是一对孪生子。

谈回迦玛的观念，我觉得他讲得不准确，但不是没有道理。当年，我在台大读书时，王赓武有来台大拜访，系主任就安排一场小小的讲座，让我们向王赓武请益。

王赓武提到马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有两个关键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南大的创办。当年南大创办时，华社爆发出来的那种上下一心，全体动员的热情与力量，其实是把马来社会吓坏了。马来社会当时连中学也没有，而华社却已经创办自已的大学了，这让马来社会是充满危机感，而且当时又正是独立的前夕。

另一个关鍵因素更绝。原来在英人统治马来半岛时，人口统计的族群分类是很细的，如马来社会就分武吉斯人、米南加保人等等来统计；华人社会就分广东人、福建人、海南人等等来统计。到了独立前夕，英人改变以马来人、华人等来统计。这个虽然看起来是统计上分类的技术问题，可是一边是把一大群人“团结”在一起，另一边却在彼此之间产生了分化的影响。內部越团结，外部就越是分化。所以，我说迦玛说得有些道理，但不准确，因为，他太抬举国阵了。政治很难设计，却能顺势而为。

在这里，我再借花献佛，引用黄进发的《迦玛是华教的敌人吗？》一段：“如果政府开放办学，鼓励竞争，我们完全可以同时拥有多族群的国小、华小、英小乃至淡小。那时，国家会离‘团结’越来越远，因为每个族群都会‘分裂’出不同语系的群体，但是，这种族群与语言的‘交叉歧异’（cross-cutting cleavages）不是既能避免族群极化，又能让家长和学生自由选择吗？”

其实，从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延伸讨论方言的问题，但我不太想谈这个问题，因为地雷太多了，一次只能拆一个。

勿有反射式的制式反应

最后，回到图腾的问题。我想我这一篇《华教不是图腾》应该不难读懂吧。第一段的戏言其实就是文章的主旨，針对的是袞袞诸公，这应该是很清楚的。

我们看看当时各华团的文告，只要看一篇就几乎等于看完所有的文告，如论写得有意思的，以我主观的看法，当以林连玉基金的文告《言论自由运动勿与否定母语教育挂钩 》写得较有新意。所以，我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说迦玛的对华教的言论不能批评，而是針对我们应对方式，竟然只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制式反应，如此一来，我们和巴甫洛夫的狗有什么两样。

遙想当年，诉求事件是以马哈廸为对手，巫青团都不够看，现在却沦为以迦玛为最大的对手。虽然都是“马”，但人家的名字已经告诉你他是“假马”。

现在，在一个国际名声不如“鼻屎大”的新加坡，却又号称BolehLand的小国里的“三只蚁民”，准备来一个华山小论剑时，竟然引来准备崛起大国的亲中人士的关切。面对亲中人士的“关切”（姑且信之，因现人在武汉，不清楚详情），结果发生了民权委员会的讲座延期风波，据说是为了容纳多一个不同立场的主讲人，以便更全面地反映大家不同的意见云云。之前是如此之“勇”，现在是如此的“全面”，想一想也是很荒谬。因此，讲图腾是客气了，讲不客气点，就是已经上位了，不思进取，只想荫庇在金字招牌之下，发发文告就算了。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是，每个人所受的学术训练背景都不一样，对同一件事，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是正常的，就好比瞎子摸象一样，每人只能掌握一部份，只是有的人多点，有的人少点，但只要彼此能自由及真诚表达所见所闻，总是能拼湊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图象。这是言论自由另一可贵之处。但如有人认为已经掌握全部的真理时，言论自由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言论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是有限，不管多伟大，都是有限的，绝不能图腾化。正如庄子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独立新闻在线：华教不是图腾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5137.html

Oct 07, 2010 12:14:45 pm

迦玛自一出道，即成媒体的宠儿。然则暴得大名，誉即随之，谤亦随之，故屡屡成为争议性人物。近来，迦玛又因有关华教的言论，再一次成为焦点人物，此次还引来各方华团头头的抨击，徒令好名之士，或搖头叹息，或指天笃地，曰：迦玛何德何能，竟有此份量。迦玛想必也心中窃喜，曰：吾本一介草民，竟引来各路英雄好汉围而攻之，项羽再世，也不外如是。上述所书，纯属戏言，袞袞诸公不必介意。

言归正传，综观此次迦玛引起的争议，问题可归纳为二个：一、迦玛绑架了言论自由；二、单元教育的主张。不过，显然重点是在第二个问题，因为如果迦玛提倡多元教育，大概没有人会认为迦玛绑了言论自由，甚至说迦玛在滥用言论自由。但为了公平起见，本文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迦玛是否离题？

迦玛是否绑架了言论自由？或者用一个比较中性的字眼就是迦玛是否离题了？首先，我先声明，除了怡保那场座谈会外，其他场次我都不在现场，只是根据媒体的报导及各方评论，做出自已个人判断。我这里就根据唐南发的《有容乃大—与黄业华共勉》（《当今大马》，2010年10月5日），再参酌其他报导及评论，来谈我的看法。

据唐南发所述，目前为此一共进行了八场，而在巴生举行的第五场时，有观众提问迦玛对华教的看法，迦玛就离题发表他对华教的看法，《星洲日报》就与此大作文章，迦玛也因此戴上了反华教的帽子。

在马六甲的第六场讲座，提问环节又有至少三个人问到迦玛对华教的看法，结果，“魏家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及“狗屁教学论”脱口而出，引起轩然大波。这场有关迦玛华教言论的视频，有人把它上载到Youtube上，我也看了一遍，20分钟左右的对华教的言论，上述两句话大概占了10秒左右，其实也不是他言论中的重点。不过，在有关媒体的炒作下，成为了重大新闻事件，“酿”成了民族教育的“大危机”，林连玉泉下有知，不知要作何感想。

大城堡是第七场，迦玛又提出“华印小劣等生只能卖盗版”及“捍卫华教者被洗脑”的言论。唐南发不在场，不过据《当今大马》的报导（两度拨电欲向魏家祥道歉不果，迦玛指国阵多元教育分化族群，2010年9月28日），我的判断是前一句是在主讲时提到，后一句是在提问时加以补充。

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一、迦玛提出的洗脑说，不单指华人，也针对马来人，进而引申多元教育也是国阵分化政策的一部份，让华人认为华人的敌人是马来人，而让马来人认为马来人的敌人是华人。因此，公道地说，迦玛是两边开炮，而我们华团很多的文告不是断章取义，就是避重就轻，要不然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制式反应。

二、关于华印小劣等生的言论，我觉得前后文是很重要，他的前一句是：“国阵领袖只想要自已的孩子接受优质教育，但却不管一般百姓的孩子接受什么教育。”这是很关键的一句，应该加以突显，但却为后来的评论文章，及特別是文告所忽略。

顺著这一句的脉胳，迦玛才进一步引申出华印小劣等生只能卖盗版。有些评论及文告还进一步把“劣等生”去掉，变成“华印小的学生只能卖盗版”，那就简化的太过份了。

第八场在怡保，我人在现场，所以就清楚是什么情况。在提问时，有位先生向迦玛提问有关华教的看法，以我的判断，那位先生的提问方式，很明显是在设圈套。不过，主持人郑屹强处理的很好，不让主题跑掉，也不让迦玛去回应这个问题。

迦玛被设计了

回到原来的问题，迦玛是否绑架了言论自由？从上述的分析，我的看法是与其说迦玛绑架了言论自由，倒不如说迦玛被设计了。

其实，迦玛这个人是很好设计的，虽然我对迦玛接触不深，但听了一年左右的《早点说马》，也看过他写的文章，我发觉迦玛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个性，是属于好辩之徒，这种个性很容易犯上禍从口出的毛病；另一方面，大概在北京呆久了，也有点自视甚高，自视过高者的毛病是很容易掉以轻心，就算明知是陷阱也照踩。还有很重要一点是，迦玛虽然说一口漂亮的京片子，但中华文化的根基还是不够深，至少孙子兵法肯定读不通，太极拳肯定不会打，大概只会少林拳，可是马步也还没紮稳。

从另一角度来看，迦玛会被人用“华教”设计到，是因华教已成为一种图腾、一种禁忌。就跟马来西亚的回教一样，只有特定的人士才能“正确”地解说华教，其他人等不能自由地谈论华教，否则就很容易踩到地雷，结果不是反华教就是在分裂华教。

迫切思考华教的未来

最近几年，我都要到中国华中师范大学进修一两个月，有和当地的研究生分享马来西亚华教的情况，他们的看法其实和迦玛是大同小异。只是在那种环境里，远离国土，也远离了各种喧嚣及情绪上干忧，在同文同种的情况下，反而能够平心静气地交流看法，做学术上的探讨，也促使我摆脱了过去那一套对华教论述，而有自已的看法，只是还没有成形。

可是，当华教是图腾时，对华教有不同的看法，就很容易被扣上反华教或分裂华教的帽子。这种情况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丧失了对华教重新思考及自我反省的能力。今天，外在有中国的崛起，内在有308的政治海啸，其实华教所面临的大环境及小环境已经在变动中，大家都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未来，也就是说我们很迫切地需要重新思考华教的未来是什么。

如果，我们还是一成不变，我们还是报喜不报忧，其结果是我们一方面会错失良机，另一方面也很可能会面临新的危机。

因此，迦玛的看法对华教是一种刺激，而这种刺激让很多人受不了，但就算受不了，这种刺激也应该成为我们对华教重新思考的动力，而不是产生一种制式的反应。至于迦玛对教育的主张，让我再思考下，再另文提出我的看法。

独立新闻在线：考试能衡量学校的绩效吗？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951.html

Sep 22, 2010 04:28:24 pm

本文不是要讨论公考存废的议题，而是要厘清错误的观念，即考试可以公平地衡量教师与学校的绩效。

前文《废公考应先提出替代方案？》有提到：“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考试不能衡量教育的全部，可是我们却把考试当成唯一衡量教育的全部的工具，包括学校及教师的教学绩效。”这里就详加解释为何不能简单粗糙地用考试来衡量学校的绩效，并进而讨论学校的办学取向。

首先，要介绍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即美国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1966），它的原名是《教育机会平等调查研究》(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tudy，EEOS, 1966)，是由科尔曼教授牽头的调查组，在美国国会委托下，于1964年开始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在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高胀，在酝酿全面废除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之际，这份报告就在这种背景下，针对公共教育制度各个层次进行专门调查，调查不同种族、肤色、宗教等人群的教育机会平等的问题。

调查组收集了美国各地4000个学校64万个学生的数据，其学校比例占了美国全国的5%左右。依据美国国会要求，有关学校的调查主要分为四大部份：种族隔离情况；学校设施、师资等情况；学生的学习成就；与成就相关的学校特征因素。调查对象分为学区管理者、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又依据学生种族类型，划分为六类对象，即黑人、美洲印第安人、亚裔、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白人，分析这六类学生在上述调查內容方面的现状及差异情况。

评价学校应以帮助成长为据

由于当时民权运动的压力，美国国会实在等不及这份报告出炉，就即刻通过了新民权法案，所以，这份报告就成了学术性的研究。但因为这是当时教育领域所做的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加上它的结论震惊当时的教育界，引起如潮的批评，也带动了一连串的后续研究去支持或反对这份报告。

科尔曼报告的结论可简述如下要点：

（一）影响学生学习成就的最重要的投入（Input）是学生的家庭环境和同学的特征；
（二）高收入家庭具有更优越的家庭环境，所以富裕家庭的孩子比贫困家庭的孩子学得多；
（三）富裕家庭的孩子作为同齡人对其他孩子有促进作用，所以拥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同学的孩子比拥有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的孩子学得多；
（四）学校所有的投入（课程、教学设备、教师和班级规模）并不影响成绩。

这四点结论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第四点，因为这表示对学生的成绩而言，教师和学校是不重要的，这让那些为教育献出青春与心血的教师及校长情何以堪。

如用科尔曼报告的结论来预测，假如你是家长，你要如何为孩子挑一所学校？你只需要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即有关学校学生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多少？你可能会说这个数据很难拿到，那也有简单的办法来判断，就是在上学或放学时，观察来接送的家长，用你的经验去判断一般家长的收入大概是在什么阶层，再简单点就是看家长驾的是什么车。

那么教师及学校真的是不重要吗？对科尔曼报告的各种批评中，其中一项是认为科尔曼是以标准化考试的分试来衡量学生的成就，而没有太多考虑学生的态度、行为以及其他更有价值的教育质量指标，因此没法真正彰显学校的功能。不过，这是难免的，因为科尔曼报告本身就是量化的研究，而考试是最容易量化的工具。这也是所有量化研究的局限。

总的来说，其他后续的研究基本上都支持前三个结论，而对第四点做出修正，即教师及学校还是有其影响，特別是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及教师最大的作用是在于帮助学生克服其出身不平等而带来的学习障碍，所以，评价学校的工作绩效应以帮助学生成长的努力程度为依据。这是现今统一标准考试制度完全没有衡量到的地方。

选择什么办学方针

由于对考试错误的观念，以为是绝对公平的衡量工具，使得我们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也更加不会看教师帮助学生成长的努力程度。如此一来，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这里就引用最近由隆雪华堂和林连玉基金等八个华团联署的《我们对UPSR和PMR存废的看法》中的两段话：

“但媒体的报导、社团的学优奖励金、部长亲临名校公布成绩、地方政府对优秀生的表扬、社会对考试的执迷，导致大量的教育资源都投入在表现优越学生的身上，而这些学生的家庭背景正如上述，多是属于中上收入阶层，造成最需要受到协助的中下阶层的孩子，却因为学业成绩表现平平，而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另外，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社会各界和教育行政官僚把考试当成是衡量教师教学及校长办学的绩效的唯一标准，是一件极其不公平的事。这种对考试的误用，导致教师不论对学生付出多少的心力及关爱，只要教不出优秀的成绩，都得不到肯定，反而会受到责备，以致教师争教精英班，不愿教后段班。就算分配到后段班，也提不起热诚教导学生，严重者干脆放牛吃草，得过且过。”

因此，作为校长或办学者，根据以上的结论，他应该如何办学呢？有三个选项：

（一）如是追求学校的成绩，那就是尽量收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尽量不收或设法刷出去。它有两个办法，一是高收费；二是从严执行校规。要把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刷出去其实是不难的事情，因为这些孩子有很大的比例是有行为问题的，如果从严执行校规，真的很容易刷出去。

（二）站在教育机会平等的立场，什么孩子都收，有教无类，然后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给予更多的补偿性的协助，这就是美国所谓的“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

（三）在上述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校长或办学者会选择那一个选项主要是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教育良知；二、名利之心；三、考试（绩效）压力。因为名利而把良知放一边，那是自我堕落；因为压力而把良知暂时或永久搁一旁，那是无奈还是墮落，就说不清了。

私立学校一般是以营利为目的，他们选择第一个立场也是无可厚非；但国家的公共教育体系如选择第一个立场，那就是不应该，因为国家追求的是平等，不是绩效，所以绝对是应该选择第二个立场。由此引申，教育部那些选出最佳学校并给予特別奖励的措施，其实是违背了教育平等的原则，根本不可取。

最后，独中应该选什么立场？他们不是公共教育体系，可是又号称民族的教育；有绩效的压力，可是又号称有教育的使命。对很多独中而言，由于地处于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只能在第二个立场和第三个立场之间做选择，其实也没差多少，争议也没那么大；可是对那些处于经济发达区域的独中，他们三个立场都可以做出选择，而我的观察，大部份是倾向第一个立场。这些倾向第一个立场的独中，还需要华社的支持吗？

独立新闻在线：从“早点说马”到“吶”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831.html

Sep 09, 2010 12:37:56 pm

2010年8月18日，泰国法医庞缇到我国来为赵明福案供证。第二天，我如常地驾车出门上班，扭开收音机，想听听“早点说马”的团队如何报道有关庞缇的供证以及反贪会代表律师阿都拉薩的自扼表演。谁知却听到秋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迦玛今天不能上节目了，开始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吉利是”的事情，听下去才弄清楚是迦玛遭强制放假，原因是有人说“早点说马”触犯种族言论禁忌。

这个时事清谈节目听了有一年多之久，倒不是因为迦玛的关系，而是这个节目在早上塞车时段里，的确是有提神醒脑的作用，而且又不是迦玛一人在演独角戏，是有一个团队在里边扮演不同的角色，所讨论的话题是政经文教无所不谈，只是有时觉得有点放不开而已，但这是可以理解的。

除此之外，九点到十点的时段也会请不同的嘉宾上节目，增加了节目的深度，特別是迦玛“放假”前一星期请的梁文道，虽让迦玛黯然失色，可是却让节目的层次提升到另一个境界，所以说这个节目有启廸民智的作用也不为过。

因此，当这个节目面临腰斩的命运时，我怎么看都是言论自由的课题，可是各个时评人的评论对这一点竟然有争议，甚至有人把挺玛的粉絲形容为“庸众”，真是很考验我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加上这段日子又发生了两所国中校长失言，有人以言论自由为失言校长辩护，使得言论自由的界限显得有点模糊。及至黄明志針对性的创作《吶！》出来后，又有人认为黄明志的创作具煽动性，滥用了言论自由，而要求警方对付。

最近首相更是发言要“整顿”网络上的言论，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历这边廂说没有干预988电台，那边廂却说支持警方援引煽动法令调查黄明志，这种种迹象都不是好的预兆。因此，如果我们还是对何谓言论自由没有共识，甚至认为“早点说马”无关言论自由，我担心我们会迷失了焦点，让有关方面乘虚而入。

为了厘清言论自由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到网上找一些资料，把它整理成此文，以方便被指为“庸众”者对言论自由有基本的认识。

权利法案限制政府的权力

我个人认为，最好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理解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以法律条文形式出现，最早可追溯到美国的宪法，所以了解美国的观点，相信对理解言论自由会有所帮助。

美国人民在1787年制定了美国的宪法，但当时由于宪法里没有保护人民应享有权利的条文，而受到强烈反对。为了平息人们的恐惧，制宪者同意在宪法生效后，再以修正案的形式增加有关人民权利的条款。于是在1789年附加了10条修正案，统称为“权利法案”。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权利法案”总的目的是什么呢？其目的有二：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二是保障人民的自由，而言论自由就列在第一修正案中，所以，言论自由当然也包含这二个目的。

早在美国独立之前，北美十三州的人民就认识到英国当时的法律制度对言论自由的保障欠缺完整性，容易给专制政权操控舆论界创造可乘之机，凡是触怒英国政府或其官员的出版商和撰稿人，常常会遭到诽谤罪或煽动罪的惩罚（读者是不是觉得熟口熟面）。

言论自由的基本理据是因为政府是由人民设立的，政府就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否则政府就会腐化墮落。只有保障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等，人民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政府才能听到人民的意见。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遜说：“如果政府在批评面前站不起来，就理应垮台。”也就是说，人民不是在投票那一天才是老板，而是每一天都是老板，前提是要有言论自由。所以，在美国人民的观念里，言论自由是各种自由之首。也就是说，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所以，任何专制的政府，不管是否披上民主形式的外衣，都会想方设法限制言论自由，甚至诋毁其价值。

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发展下，围绕言论自由的各种问题，美国都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很值得我们参考，也节省我们的时间及力气去思索有关的观点。

言论自由的界限问题

首先，言论自由并非漫无限制，但如何限制才不会违背言论自由的宗旨是个费思量的大难题。

美国法院借由累积许多言论自由的案例发展出一套规则，称之为双阶理论，把言论区分为高价值言论及低价值言论，前者应受到国家最严密的保障，国家也不应立法限制之；后者的保障程度则较低。

高价值言论通常包括政治言论、宗教言论、文化及艺术言论；低价值言论通常包括商业言论、猥亵言论、诽谤言论、挑衅或仇恨言论。如此区分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政府基于家长主义来管制言论內容，进而扩张政府的权力。

其次，政府限制言论自由也是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不能产生寒蝉效应。也就是说政府限制言论的行为，不可以导制人们不敢再自由发表言论，最终禁止了言论自由的行使。

国内案例反其道而行

以上述的几个粗浅的认识，我们看回几个个案。首先是两位国中校长的失言。以双价理论来看，两位校长的言论算是挑衅或仇恨言论，因此在归类上应属于低价值言论。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位校长是公职人员，並且利用其职权在周会上对有关的学生发表低价值的言论，所以不能以言论自由来为之辩护，应该受到严惩。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两位校长只是受內部调查而已，最多是调职处分。

反观黄明志的案例，他的言论就算和这两位校长是同属于低价值言论，可是却受到警方动煽动法令来调查，是当成刑事罪来处理。从美国观点来，言论自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所以应该是对公职人员从严处理，对普通老百姓是从宽处理，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反其道而行。

其实，如果以双价理论来看黄明志的言论，是有争议的，或者说他是有点取巧，因他是以艺术的形式来呈现，所以，如果当成是艺术言论，那就是高价值言论，是属于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內。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他是针对有公职人员身份的校长而作的，这也可视为是政治言论，也是属于高价值言论，所以同样也是属于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创作是放在youtube上，要听要看隨你的高兴。

988事件造成寒蝉效应

再下来，我们看回“早点说马”的腰斩。关键点是这到底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件还是公共领域的事件。今天，如果988领导层只是单纯把迦玛停职，甚至直接开除，那我会认为这只是私人领域里的老板炒伙计的行为，无关言论自由，反正一朝天子一朝臣。但今天不是这种情况，而是利用“有人向多媒体与通讯委员会（MCMC）投诉说‘早点说马’触犯种族言论禁忌”，到最后，988领导层也是以此理由开除了迦玛、陈嘉荣及黄莉娥等人。这怎么不是牽涉到言论自由的范畴內呢？而且如此处理，难道不是在企图制造寒蝉效应吗？

此外，从本质上来讲988绝对是马华公会的党営事业，虽然它是以商业机构的形式出现。从法律条文上来讲，你可说是一个私人领域的事件，但从政治上来说，这绝对是公共领域的事件。更何况，从黄义忠辞事件开始，一连串压制言论自由的事件是不绝于耳。所以，把“早点说马”放到这个脉胳去看，它绝对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內。

人免不了有好恶之心，也难免为好恶之心所拘束，而影响了对事物的判断，但当我们拿笔撰写评论时，终归还是要从大处著眼。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或其官员不时地利用/滥用手上的权力去侵犯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如不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为第一准则来写评论，那真的只是文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