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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7日星期六

转贴文告:1997年,董总对统考的看法:

1997年,董总对统考的看法:

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

1997年6月28日:董教总在参考了法律顾问的意见后,针对郭洙镇、许子根及江真诚于6月18日的谈话,重申对《1996年教育法令》的看法。

......

(五)统考问题
统考问题是不是已圆满解决了?联合书面谈话说,这个问题已解决了。但是,我们的看法,却是相反。这是从新法令的有关条文来看。有关条文是第69条(1)(关于禁止举办考试的条文)。

在这项条文下,没有人(或学校等教育机构)可以擅自为学生(不论是政府或私立学校的学生)举办任何考试,除非事先获得考试总监的书面批准。

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得到有关当局的批准,任何人(当然包括董教总)都不能为政府或私立学校举办任何考试。

这条文若严格执行的话,统考的命运如何,则难以预测了。华社在这方面,又怎能不存有“忧患意识”呢?

联合书面谈话说,第69条4(c)明文规定教育机构可以设立内部考试,而统考是被认为是学校本身的内部考试,所以统考的法理位置就比以前来得肯定。

第69条4(c)的原文是:“第(1)款(即禁止举办考试的69(1)条)不得施用于一所只为了评估本身学生的表现的表现而举行内部考试的教育机构。”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第69条4(c)的真正内容含义。这条文说的是“一间教育机构”可以举办自己的考试,以检定学生的成绩。

举办统考,好让我国60间独中有个共同考试的董教总,是不是“教育机构”呢?
从新法令第2条对“教育机构”所下的定义,肯定不是。教育部长也没正式宣布,董教总是新法令定义下的“教育机构”。这里谈的是《1996年教育法令》所定义的“教育机构”(学校等),而不是一般人脑海中的“教育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引述第69条4(c)作为新法令下董教总准予举办统考的法律根据呢?第69条4(c)肯定不能当作是举办统考的法律根据。统考要在法律下继续办下去,看来也是要靠部长的豁免了。

“统考是被认为是学校本身的考试”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这种说法的法律根据在哪里呢?我们谈的是法律,而不是什么行政长官“保证”之类的东西。在没有正式的法律根据的情况下,“统考是被认为是学校本身的考试”,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这种说法不能成立,那么,“独中统考的法理位置比以前来得肯定”的提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

2014年12月23日星期二

当今大马:华教内战怎么了

2014年12月1日 中午1点00分
华教内战怎么了
刊登于《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82131
【时政】天下未集

现在的华教,纷纷攘攘,乱成一团,许多人为此而感到困惑,其中最为困扰的是独中的老师。其实,这种困扰在2008年新纪元风波时,就已出现了。本以为在新纪元风波平息后,这种困扰就不会再出现,大家都可重新归队,好好地为华教贡献一份心力。

谁知过后,风波依然不断,至今尤烈。前些日子,就有一位独中教师询问我的看法,因为她觉得很乱,在家又给老公酸,曰:“怎么华教也这么乱”。所以,本文也是为困惑的独中老师而写。

现今华教之所以纷纷攘攘,其中的关鍵人物就是现任董总主席叶新田。那叶新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评论一个人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可是,事情都是人做出来,如何评价一个人,就会影响对整个形势发展的判断。更何况,叶新田又是各个风波的关鍵人物。所以,虽然主观,也不得评价。我对叶新田的主观评价,就是:外施仁义而内多欲,紧握权力而不容一丝一毫的威胁,对他认定为威胁自身权位者,常人前示好,背后设局。由于其权力慾是极其强烈,所以,他不管到那一组织,只要掌握实权,总是要把他的核心班底安插在里面。这也是他到那里,那里就会有纠纷的最大原因。除非有关组织已经被他牢牢掌控在手,才会无风无浪,比如雪隆董联会。

增江北区华小的纠纷

像增江北区华小董事会纠争,他是二号人物时,是无风无浪。可是在他当上董事长后,就出现问题了。董事会就只有15个位子,当他把自己人大量安插进董事会,以便能牢牢掌控董事会时,当地人怎么会没有感受。加上他又不信任校长,又另外任委亲信担任董事会执行秘书。所以,他有董总主席光环罩身,本来就没有人要挑战他,结果却搞到人家要拉他下台。

当时,反叶者是很辛苦的,因为叶有董总主席的光环罩身,公开批评叶的结果,一定会被华社大力谴责。只是后来叶新田和魏家祥闹翻了,才给反叶者有一个机会。这里面的关鍵是,当董事会一分为二,两边都呈上名单给教育局,教育局官员要怎么处理呢?按照董事会组织条例的规定,校长是董事会的当然执行秘书。所以,一份名单有校长的签名,另一份名单却没有校长的签名,那当然是以校长的签名为准。不过,据闻在之前,当叶和魏家祥关系良好时,魏家祥运用其权力压下这两份名单不处理,使得叶可以续继延用旧有的董事会名单。所以,当叶与魏家翻脸后,魏只要放手,任由有关官员照章行事就行了。

事实上,华小校长是很难跟整个董事会对抗的,但当董事会一分为二时,校长就处于一个很关鍵的位置上。如加上一方排斥校长,一方拉拢校长,胜负其实是很明显。所以,与其说马华公会去搞叶新田,倒不如说是叶自己搞到马华公会有机会整他。

在上述增江北区华小董事会事件中,有提到前期叶新田与马华公会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后期则和魏家祥全面闹翻,进而似乎与马华公会决裂,这中间有一个大转折,箇中的原因后面再提。

铲除莫泰熙与柯嘉逊

话说回董总的部份。当叶新田坐上董总主席的位子后,他也是想把他的核心班底全面的安插到各个关鍵位置,以便牢牢地掌控,但董总的组织太庞大了,而且各方诸侯各据一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采取的策略就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联合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第一步就是处理莫泰熙。当时他请出几个人去劝退莫泰熙,其中一人就是吴建成校长。基本上,还算是很顺利地劝退了莫泰熙。下来,就处理秘书处,把所有被认为是莫泰熙的人,一一地逼退,也上了新闻版,还好,没有闹出什么大风波。不过,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叶新田的气量了。

接下来处理柯嘉遜时,就闹出新纪元风波。这个时候,吴建成校长是强烈反对撤換柯嘉遜,所以,就和叶新田闹翻了,很不客气地责骂叶新田是“华教败家子”。新纪元风波过后,叶新田开始着手处理削弱独中工委会,这件事情大概只有圈内人才清楚,而我正好在这个时间点,被教总委任进独中工委会,也因此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叶新田的为人。

着手削弱独中工委会

叶削弱独中工委会的其中一个步骤就是把学务委员会降为一个纯咨询的单位,然后又不断对工委会以外的人士强调工委会是附属于董总。今天,有很多叶氏支持者引用2008年的工作报告书的内文,来证明独中工委会确是附属于董总的下行单位。其实这是不准,应该以独中工委会的组织章程为准,而且2008年正好是叶新田开始着手削弱独中工委会的那一年。

为什么是2008年?因为这一年刚好是独中工委会換届的那一年,而叶新田也大权在握了,所以,大量更換独中工委会的委员,王超群也很配合他,把叶新田不想要的人选给換掉,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资浅,也可以成为委员之一。所以,一堆新人加上叶新田的自己人,第一次开会就修改章程,跟大家说学务委员会应该长成这个样子,旧人不出声,我们这些新人都不懂学务委员会以前是长成什么样子,问我们有没有意见,我们怎么会有意见呢。

当然,最有资格谈论独中工委会及学务委员会的最佳人选就是吴建成校长。他自学务委员会在2000年设立以来,就是主任委员,一连四届。从80年代开始,他也是工委会里教总13位代表之一。到了2008年,才不在工委会里了。之前,工委会还有柯嘉遜,秘书处还有莫泰熙,在2008年时,统统都不在。所以,我们这些新人能讲什么。

我是没有什么资格详论独中工委会,因为只当过一届。不过,有一点要提的是,在第一次审独中工委会的预算案时,才发现独中工委会是很有錢。事实上,独中工委会的预算案就是整个董总的预算案。其中,两笔大宗的收入是统考报名费和售卖统一课本的收入,大概是占了整个收入的80%;而支出的部份,大概人事经费占6成,非人事经费占4成。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统考报名费和售卖课本的收入是在年头就收了。所以,从整个预算案的结构来看,工委会的经费是非常充裕。

狙击林连玉基金

在“私有化”独中工委会的同时,叶新田的一个大动作就是狙击林连玉基金,有关的过程,请参阅之前写的文章:《董总应临崖勒马》,这里只补充几点。一、在当时,林连玉基金的主席是邹寿汉。结果,在发现不能掌控林连玉基金后,就辞去主席一职,董总代表全面退出林连玉基金。开始不知有何用意,后来才知原来是准备全力攻击林连玉基金为非法组织。这显示了叶派的特性,即当不能掌控时,宁可摧毁之;二、攻击的第一步就是把林连玉基金定性为反董教总。

外人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好像没有什么杀伤力,其实这是给自己人看的,先把你定性为“黑五类”,然后就可心安理得地无所不用其极来对付你。对付关中其实也是同样的手法。因为,叶派的核心班底都是左派,据闻还有些是前马共份子,所以,他们的行为模式是非常“共产党”。所以,去报警讲林连玉基金是非法组织,去报教育局讲关中校长在周会上使用华语训话等等,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其实你从他们的内在逻辑来理解,就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都被董总定性为“黑五类”,所以,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包括利用官方的力量。

对马华公会态度的转变

下来讲一讲,叶派前后期对马华公会态度的转变。在前期,大概是从叶新田上位起至2010年左右,叶新田和马华公会的关系是非常好,据新闻报导,还准备与马华公会針对教育课题联手拟定备忘录,呈予正副首相。那时,叶新田和方天兴也是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也参与华总召开的“五大华团”定期会议,即华总、董总、教总、商联会(中总),及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这个时期的董总,除了内战,对外是表现出一种相对溫和和保守的路线。可是,明显地,从2012年起,尤其是325抗议大会,董总突然转換路线,采取一种极左的激进路线,开始了一连串大集会,及退出教育部华小师资特別委员会圆桌会议,也因此和马华公会、华总、教总一一交恶。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据闻,在2011年尾,叶派的核心班底,包括一些前马共份子,召开了一次集会,讨论如何提升董总的威望、巩固董总在华教的领导地位。在当时,董总的声望和地位确实是往下降。一方面是新纪元风波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温和与保守的路线,除了发文告之外,还是发文告。本来还指望可以借方天兴与首相纳吉的良好关系,在关丹创办独中而为华教立功,结果却挡在教育部长慕尤丁那边。此外,也期望除掉柯嘉遜后,加上与马华公会的良好关系,新纪元学院可以顺利地升格,也算是大功一件,结果于其时也是遥遥无期。

风闻,在这次集会之前,大约是2010年,全国老会在新山大聚会。过后,出版刊物公开批判两线制及公民社会(其时中国大陆也正在批判“公民社会”,认为这是西方搞出来的“阴谋”)。而在作者署名为“明光”、董总出版的小冊子:《任重道远的董总》里,确实也是持类似的观点。当时,叶新田还大力推介,并大量印刷,四处派发,几乎所有的华教同道都人手一冊,大家不妨再拿出来翻阅。那是,我还想针对这本小册子写一篇文章,因为内文除了上述观点外,还压抑林连玉、批判林晃昇、贬低“诉求”事件(其用意是在攻击莫泰熙和柯嘉遜);另一方面,又神化董总主席的地位,认为董总代表华教,董总主席又代表董总,所以,批评董总主席就是华教罪人云云。不过,思前想后,就算了。因为,前一篇:《董总应临崖勒马》发表后,华研的筹款就大受影响,这是其一。其二,很多人只是收着,根本就没有翻阅,就由他自己讲自己爽吧。

话说回2011年尾的集会,会议上认为两线制已是社会的主流风潮,逆势而得,徒损董总的声望,只有顺风而行,才能提升董总的威望、巩固董总在华教的领导地位。所以,董总应该改弦易辙,采取激进路线,以讨华社普罗大众的欢心。据说,这就是董总作风大转变的原因。如果传闻是真的,那就是为了争领导权而已,并不是真正为了华教。

有一次因感冒去看医生,由于很熟,所以,就聊聊下。他就问为什么叶新田还要一直搞大集会,华人票该反的都反完了,现在要改朝換代,是要看马来票。搞这么多大集会,参与者又全是华人,会把马来票吓走,巫统也会乘机恐吓马来人。他这样子问,我一时之间也不懂怎么回答。

所以,叶新田改采激进路线,是为了华教?抑或是为了自己?不论传闻真伪,纵观从他上位至今的所作所为,当以后者为是。

关中只是叶氏权斗武器

那关中又是怎么一回事?有关关中课题,我前后写了三篇文章:《第 61所独中乎—论关丹中华中学》、《第 6 1间独中乎?(补编)》,及《再论关中争议》。前两篇主要论证关中不是独中,第三篇主要是讨论关中考统考的课题,其中的要点包括了统考是不是內部考试,及建议解决问题的程序。这里再补充一个关鍵处,即统考的法律地位与关中准考统考的批文,必须扣在一起讨论。

分析如下:






上述四种情况中,第2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因为在逻辑上,教育部不可能批准关中去考一个连教育部都还未批准及承认的考试。只有统考获得正式的准办批文,关中才可能有正式的准考批文。而根据陆庭谕的说法,统考能以内部考试的形式存在,其实也是一种口头承诺。所以,这种情况下,关中是不可能会有正式的准考批文。事实上,不管是马华和方天兴的管道,还是邹寿汉经民政和中总及七大乡团的管道,都是得到同样的结果,即“知道了”。所以,统考是政治上的存在,而不是法律上的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政治形势有变,教育部也可以隨时对付统考,不论关中是否有考统考。

就因为如此,叶派及其支持者死都要把统考和关中考统考的这两大议题切割开来。但不容易切割,所以,为了摆脫上述的困境,叶派又提出另一种说法,那就是统考是《1996年教育法令》规定下的内部考试,引用的关鍵条文是:

第 6 9条:“有关考试的禁令”
……
第 4项:第 1项不得施用于:
……
(C):“一所只为了评估本身学生而举行内部考试的教育机构”。

这个条文的关鍵字眼是:“教育机构”。董总是教育机构吗?首先,这个字眼“教育机构”本身在法令的第二条:“释义”里是有定义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我们的一般理解去解释,也不能引用什么权威的字典来定义。而按照法令的定义,董总不是教育机构,这在我的第三篇文章里有较详细的论证,请参阅有关的部份。推广来说,教总也不是法令下的教育机构。只有学校,或者类似学校的机构,如补习中心,才能说是教育机构。事实上,当初翻译时,应该把它翻译为“教学机构”,才比较准确表达其中的含义。

那关中课题有解吗?这就取决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叶新田怎么看这个课题。从他的作为来判断,可以研判他是把关中课题当成是武器来运用,即关中能不能考统考其实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这个武器来
攻击对手。只要看透这一点,就会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叶新田在关中课题上,一共发动了三波攻击,第一波是对着魏家祥而来,注意不是整个马华公华,因为蔡细历的人马在博客上公开了批文的内容,暗助叶新田一臂之力。叶新田似乎也善于利用马华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最后,这一波攻击以1025文告作结。由于很重要,特把 2012年 10月25日的董总文告要点摘录如下:

1. 据报導,“关丹中华独中”董事会决议遵从董总于 1973年的独中办学模式;

2. 董总对“关丹中华独中”董事会的决议表示支持和赞赏;

3. “董总认为,只要关丹中华独中董事会坚持和贯彻这样的办学路线,到时其学生要报考独中统考应该没有问题。”。

到现在,我还没完全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告出来。首先,这篇文告只有三段,每一段都有“关丹中华独中”的字眼,这表示关丹中华中学已被认定是独中。其次,文告指出只要遵从独中办学模式,就可报统考。虽然,有条件限制,但合情合理。简单讲,这是一篇皆大欢喜的文告。实际上,学务委员会完全可以根据这份文告作为起草整份报告书的基本框架。所以,约半年后,当叶邹二人对关中发动第二波攻击时,大家是很愕然的,不懂叶邹二人为何又反悔。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是在策反彭亨董联会成功后,即把原本支持关中的班底排挤出去,全換上叶派的支持者,才发动攻势。

叶邹二人反对关中考统考理由,一共是三个要点:1 .关中不是独中;2.统考是內部考试;3 .让关中考统考,对独中不利。在第一波攻击的前期只有第一个理由,所以,争论点就在关中是否独中上,这也是我前二篇文章为何要花大力气去厘清这个问题。第二个理由是在第一波攻击的后期才出现,而我本身对于本位主义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好感,这也是为何我会写第三篇文章的动机。第三个理由则是在第二波攻击中才出现,而我写的第三篇文章也把这个考虑进去。

1207特大本身即陷阱

到了第三波攻击,则很明显是借关中课题来攻击内部的挑战派,即傅派及其联合阵线。因为,在叶邹二人的炒作下,谁替关中讲话,让关中考统考,谁就是汉奸走狗。明乎此,你就明白1207特大是怎么回事?

你想想看,为什么叶以很牵强的理由拒绝召开倒邹特大?当然是因手上的票不够,这是无庸置疑的。那 1207特大,叶手上的票又够吗?当然照样是不够。那他反对给关中考统考,而自身所掌握的票又不够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理由召开一个让关中考统考的 1207特大。头脑清醒的人,都看出这里面有鬼。事实上, 1207特大根本就是一个局。其意图有三:1 .转移视线,模糊焦点;2.贬低独中工委会的地位,摧毁学务委员会的功能;3 .1207特大本身也是一个陷阱,以下详论之。

假设1207特大开得成,不外是两个结果,一是通过,一是不通过。不通过,当然是叶新田胜。通过呢?那挑战派就会死得很难看。因为,正如前述,关中课题在叶邹二人炒作下,已经给人一个刻板印象,那就是谁给关中考统考,不是汉奸走狗,就是华教罪人。到时,叶新田就可借华社的强烈反弹情绪全面发动舆论炮轰挑战派,再进而乘势强力策反各州董联会,至少要让七个州的董联会換上自己人。董总的大楼说不定还会挂上两大布条,曰:“支持叶主席万岁”,曰:“打倒六人帮走狗”。所以,不管通过与否,叶新田都占尽便宜。特別是通过的话,他头上暗淡无光的董总主席光环,就会瞬间光芒万丈,谁挡谁死。

所以,1207特大纯属权谋,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要解决关中课题,应如我第三篇文章的建议,那就是独中工委会这个管道。虽然,叶邹二人一直贬低独中工委会的地位,而且是从2008年开始有计划的做,但我要提醒一点是,独中工委会的地位与作用是有文献记载的,一是《董总卅年》,二是《董总50周年特刊》,这些都是董总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果,作为一个董总主席,竟然可以隨意地否定自身的历史记载,那还有什么资格成为董总的主席。更何况,照独中工委会的组织章程规定,董总主席必然是独中工委会主席,也就是说叶新田本身就是独中工委会的主席,贬低独中工委会,不就是在贬低自己?

很多人以为马华可以轻易控制董总,那根本就是无知者之谈。像董总这样的华教组织,是很讲究论资排辈。在会议上,如果资格不够老,就不要轻易发言。发言尚且如此,要上位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叶新田非要撤换莫泰熙原因之一,因为他不够莫泰熙资格老,在莫泰熙面前总是矮一截。这种组织上的伦理结构,加上董总组织章程的特殊设计,使得董总很难被马华所渗透,除非这种伦理结构受到破坏。那今天谁在破坏这种伦理结构呢?就是叶新田。从何时开始呢?就是从2008年,万家安攻击沈慕羽的那一篇文章开始。所以,叶新田越早下台,对董总的内在破坏就越少。

对学务委员会还是有信心

不过,对于独中工委会这一管道,不可否认社会大众始终有一层的疑虑,而关鍵就是在学务委员会主委庄俊隆身上,因为他是所谓的“六人帮”之一,而六人帮的社会大众观感中,无可否认是很差,虽然这多少也和叶邹二人的抹黑攻势有关。加上庄俊隆本人在华教界里是很资浅,资浅到没有多少人可以评定这个人。

姑且不论他是否与马华有关系,坦白讲,我也不认为他自身有足够的声望、资历,及学养坐上这个位子。不过,我看了下学务委员会的名单,对学务委员会还是有信心。现届学务委员会一共有22位委员,我现列下其中14位委员的名字与在华教界的背景:













看了上述的名单,就知道为什么我说庄俊隆很资浅,又为什么说对学务委员会还是有信心,因为这些大部份都是老臣子,都不好惹。回过头想,庄俊隆的资浅也可算是好事。

傅派倒邹不倒叶的盘算

那循着独中工委会的管道,是否就可彻底解决关中问题呢吗?坦白说,不容乐观。如果从解决问题的方向去处理关中问题,那就一定可以得到一个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可是,正如前述,关中是叶邹二人用来攻击对手的武器,如果问题解决了,就不能用来成为攻击对手的武器。所以,他们二人怎么会让关中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呢。

就算当形势对叶新田实在是非常不利时,他妥协让关中可以考统考,甚至放弃邹寿汉。但风头火势一过,必然伺机而起,始终是没完没了。最好的例子,就是1025文告,这篇文告即为解决方案,也是妥协方案。结果怎样,还不是不当一回事,照样对关中发起第二波攻击。

叶新田的妥协往往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他的策略必然是这样,在中央打不过挑战派,就会使用拖延战术争取时间;与此同时到各州去开战,想方设法在至少七个州的董联会里換上自己的支持者。于是,华教内战,就从中央蔓延到地方。可以预计,华教内战,不止在全国版有新闻,在各州的地方版也会有新闻。事实上,这一场战争已经开始了,现在的森州董联会就是一个样版。

傅派一直讲倒邹不倒叶,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基本上,是讲真,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坐上主席的大位。事实上,挑战派不能一概归为傅派,傅派的基本盘只是玻吉二州而已,其他挑战派的各州董联会和他们是一种结盟关系。在倒邹上,大家是有共识。但如果倒田,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谁坐上董总主席的大位。大家都是一方之覇,谁成为覇主,那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叶新田还有得玩的原因之一。

傅派的问题就是马华色彩太重,虽然除了陈国辉外,其他人很难证明是马华党员,可是他们的马华色彩就是很重。这也是为什么叶新田要把这场內战的主轴宣导为是对抗马华之战,这也确实影响了不少人的判断。这里要讲清楚,在华教里,马华党员和马华色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华党员不见得有马华色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一任董总主席郭全强。郭全强是资深的马华党员,可是却看不出有任何马华色彩,甚至在任上还搞出一个“诉求”事件来,让林良实很头痛。这种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

傅派也应该知道自身的马华色彩太重,不止社会大众不能接受,就算其他各地华教人士,也不见得能接受。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倒叶?他们的最佳策略就是掌握实权。事实上,傅振荃本身是秘书长,秘书处归他管,去年尾至今年头,又把叶系人马从秘书处清洗出来,換上自身属意的人选。

不过,这里又另有一说,那就是起始其实是邹寿汉想換掉叶系核心人马,其目的极可能是在为后叶时代作部署,等待时机成熟。只是后来事态发展,打乱了计划。这种传闻,不知真伪,也无从确认,但却合理地解释了为何叶新田权力捉得这么紧的人,却也会大权旁落。

中委会重选是最佳选择

总之,不管如何,以现在枱面上可以看到的行政人员的安排,傅系人马在内部已掌握了董总的实际行政权。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倒叶?倒邹就好了。推而论之,中委会重选也不会是他们的选项。手上有大牌,为什么要重新洗牌,对不对。可是,综观叶新田上台以来,华教内战始终停不了。此人不下台,绝无了期。如果傅派不支持中委会重选,一方面会被人怀疑其动机,另一方面其优势也绝不会维持太久。坦白说,叶邹二人及其人马,建设无能,除了文告,还是文告,最多升级为“董总主席叶新田文告”;而所谓的大集会、所谓的签名运动,让无斗不欢者有兴奋一时之效,却无一寸建设之功。但非常擅于斗争,也乐于斗争,挑拨离间、古惑人心的手段更是一流,加上董总主席的光环,不容乐观。

所以,综合上述,我的意见就是一战决胜负,不管叶新田打烂战也好,还是摆出求和的样子也好,总之就是打倒底。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中委会重选就是最佳选择,让董总于浴火中重生。

至于后叶时代的董总主席人选的标准或限制,也应该预先讨论,以安人心。我认为这个人选应该符合二个标准。一、不能有马华色彩,最好连马华党员也不是。因为,在后叶时代,重建董总形象必是第一要务,为了顾及社会大众的感观及避嫌,在此过渡时期,大家应有这样的共识。二、具有独中董事长的身份。理由有二,1 .尊重惯例。近几任董总主席都是独中董事长,如林晃昇是尊孔独中董事长、胡万鐸是深斋独中董事长、郭全强是居銮中华独中董事长,就叶新田什么都不是。2 .利益一致。董总主要业务就是处理独中事务,所以,由独中董事长担任董总主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以上,是我个人的浅见,纯供参考。另外,人在海外,纯靠记忆,錯漏难免,尚请见谅。

2014年11月7日星期五

燧火评论:群龍無首,用九之道:雨傘革命的組織特性


黄集初/群龍無首,用九之道:雨傘革命的組織特性

2014年10月31日星期五

星洲:華教人士:華校董事會減至9人‧“侵權將抗爭到底”


華教人士:華校董事會減至9人‧“侵權將抗爭到底”




(吉隆坡30日訊)檳州教育局官員發出的“華校董事會15人減至9人”口頭通知,引起華教人士的強烈反彈,他們直斥這項措施具有政治議程,並且侵犯董事會的主權;若教育部真的落實有關措施,他們將“抗爭到底”。

他們也質疑新措施要求校長推薦至少3名“偏向支持中央政府”的官委人選進入董事會,是企圖把董事部變成傾政府,違反董事會成立的宗旨,過於政治化。
王鴻財:太政治化
各校須站穩立場
馬華聯邦直轄區教育諮詢委員會主任王鴻財今日對星洲日報說,學校董事會是在教育法令下成立,他相信各州教育局沒有權力指示董事會“瘦身”。
他抨擊下令者居心叵測,並促請各校董事部站穩立場、堅決反對該措施。
他指出,新措施要求校長推薦至少3名“偏向支持中央政府”的官委人選進入董事會,這項舉措太過政治化,他們無法接受,董事會的成立並非為了親政府或反政府。
“董事會的宗旨是建設及捍衛華教,政治我們沒有興趣;檳州發生這種事情,我認為是`小拿破崙’在蠢蠢欲動,試探是否能夠做出改變。”
也是冼都中文華小董事長的王鴻財說,事出必有因,華教人士不能等閒視之,他相信各州董聯會將在適當的時候作出反應,他們不會接受有關措施,也不會妥協。
“這轉變肯定會帶來負面影響,它要求校方瞭解(人選)背景,再推薦給州教育局,而且有關人選必須親政府,它的用意很清楚,這肯定具有政治意圖;董事會的責任是發展華小,不是搞政治。”
他透露,董事會和校方目前沒有收到教育部的正式通知,不過,華校董事部的堡壘和底線,不容當局侵犯及挑戰,他們將抗爭到底,否則有心人士可能會變本加厲。
他指出,若董事會瘦身,屆時大部份董事會成員將由校方遴選,造成董事會的根基被破壞、宗旨被扭曲,如何還能捍衛華校?
避免骨牌效應
不容打開缺口
王鴻財說,他對檳州教育局的指示感到非常遺憾和憤怒,他呼吁各界保持警惕,不能讓任何州屬的董事會打開缺口成為先例,進而產生骨牌效應,波及其他州屬。
針對檳州教育局的指示是否為了削權的問題,他說:“這可能是主因,董事會在這種情況下,無法有效操作,我看不到這項措施有甚麼好處。
“當局沒有削減董事會人數的理由,另外,設下其他附加條件表示董事會將由政府操控,這點絕對無法接受,華社、華團、政黨和教育組織不能輕視。”
他指出,董事會的主要角色,是協助學校建設軟硬體設備、協助籌款,以及直接或間接參與學校的行政和決策;若董事會增加人數是件好事,因為人多好辦事。
“另外,由於校長和教師屬於公務員,對於不利華教的政策,他們都無權過問,因此,董事會可作為一個平衡點,站在前線捍衛華教。”
林榮華:未接正式通知
捍衛董事會完整性
大馬國民型華文中學發展理事會主席林榮華說,由於華校董事會仍未接獲削減成員的正式通知,因此現階段他們先靜觀其變,若教育部實行有關措施,他們將“全馬總動員”捍衛董事會的完整。
“我們要強化學校董事會,而這個(瘦身)做法已是本末倒置,當局怎能縮小董事會的功能?這已侵犯我們的主權;現在只是一名官員通過幻燈片講解該措施,仍未證實,我們正在保持觀望。”
談到該措施的負面影響時,他說:“屆時很多熱心華教並出錢出力的董事會成員將被拒於門外,這是我們不願看到的現象;原有的15人已太少,很多人希望來幫助(華教)但望門興嘆。”
他說,當局應該增加而非減少董事會成員的人數;他強調,一旦當局落實該措施,他們將會“有動作”。
“屆時我們將開會決定(下一步行動),我們會集體行動,全馬總動員捍衛董事會的完整。”
家長校友一組信託人贊助人一組
王超群:失代表性
教總主席王超群說,若把家長和校友歸納為一組,信託人和贊助人歸納為另一組,各組只能派出不超過3名代表,將導致他們在董事會中失去代表性。
他披露,現有的董事會各有3名家長、校友、信託人及贊助人代表,加上3名官委董事共15人。
他指出,所有學校的董事會最多能註冊15人、最少12人,因為一些學校沒有校友會,所以在董事會內沒有校友代表。
“家長代表由家教協會選出、校友代表由校友會選出、信託人代表由校地地主委任、贊助人代表從學校贊助人大會選出,官委代表則由董事會委任。
“因此,若把家長和校友代表聯合在一起,他們將失去代表性,除非該校沒有校友會;另外,贊助人和信託人也不同。”
他認為,董事會人數應該保持在15人,沒有必要削減至9人,他不知道檳州教育局的官員是根據甚麼指示發出口頭通知。
教總靜觀其變
“目前我們不能評論這項課題,因為只有口頭通知、沒有正式通知,發出通知的只是小官員,對方可能有誤,而且他也沒有出示任何證據。有關學校董事會的註冊事宜,是全國統一,每個州屬都一樣,目前我們只是聽聞檳州有這樣的指示。”
他說,教總暫時靜觀其變,若其他州屬的學校也接獲上述指示,他促請這些學校通知教總,以便教總能夠展開進一步調查。
編者的話
削減人數,用意何在?
檳州教育局官員指示“華校董事會需瘦身”,並由15人減至9人,這會有甚麼後果?
華教人士的解讀是:有政治議程、侵犯董事會的主權。
他們矢言將“抗爭到底”。
長久以來,華教組織與教育部的“小拿破崙”是斗智又斗力,一些官員不時會推行無法令人理解的措施,而華教組織則展開防禦的工作,以維護華教的主權。
檳州教育局的新措施也要求校長推薦至少3名“偏向支持中央政府”的官委人選進入董事會,用意再明顯不過。
但檳教育局為何要對董事部“削權”呢?是華校董事部礙事了嗎?到底又礙了誰呢?
董家教是華小的三大機構,它們扮演了學校保姆的角色,在硬體建設上落力籌款建校,但鮮有過問學校行政和決策。只是在不利華教的政策上,當校方束手無策時,董事部就會群起捍衛華教。
華校董事部成員出錢出力,不言回報,是華校最大的靠山;但為何有人視它如身上多余,且長久會致命的脂肪般,非要減掉它呢?
(星洲日報/報道:葉志彬)




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

星洲:魏家祥:充作爭取師資依據‧決設華小師資數據庫


【更新】魏家祥:充作爭取師資依據‧決設華小師資數據庫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390351?tid=1


(吉隆坡7日訊)馬華教育諮詢委員會與各華教組織議決,成立華小師資數據資料庫,以便未來要向有關當局提呈華小師資的數據時,華社有一個正式的數據作為依據。


馬華署理總會長兼馬華教育諮詢委員會主席拿督魏家祥說,華社需要自己的資料庫,以便收集時下的華小師資數據,包括每年華小需要多少臨教,會有多少教師退休等等的數據。

他今日主持馬華教育諮詢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後,在新聞發佈會上說,該資料庫的收集工作將以大馬華文理事會副主席王鴻財為首,全國校長職工會將會從旁協助。

“馬華教育中心也將全面配合,提供上述資料庫所需的一切資料。”

他指出,華社往往在有關當局需要資料時,無法提供完善的數據,有了這資料庫後,就能向當局提供一個非常完整的數據。

魏家祥也說,該委員會與各華教組織也認同華小師資應該有一個長遠性計劃及解決方式,並希望過去教育部所成立的師資短缺委員會能夠繼續運作。

他說,師資短缺委員會也能有效地解決教師退休及一些州屬需要教師的問題,而較後當華小師資數據資料庫成立後,也會和教育部領導及師資短缺委員會成員繼續溝通,以解決華小師資的問題。

須速開圓桌會議
先聘臨教解決華小師資

魏家祥強調,針對華小明年可能出現的師資短缺問題,教育部必須先以聘請臨教的方式解決,並希望教育部在最短的時間內,再度召開圓桌會議。

他強調,大家都知道,年底必須做很多良好的規劃,包括學校要開多少班和缺乏多少教師,而在新的教師還未畢業之前,最好的方式還是聘請臨教。

他說,2015及2016年也將會有大批學生畢業,因此資料庫的成立很重要,包括把退休教師的數據放進去,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他說,當時他在教育部召開的最後一次會議,共統計出華小尚缺479名教師,而當時他們也意識到,2013年6月會有460名教師即將畢業,因此根據當時的規劃,只需聘請20名臨教左右。
退休教師空缺未填補

但他說,在經歷了一年的時間,由於教育部沒有把退休教師填補進來,因此又出現了師資短缺的問題。

他說,大家都希望能回到圓桌會議,然後各州教育局,尤其是面對師資短缺最嚴重的柔佛州能把具體的問題提呈上來,以便能夠對症下藥。

“我們會在最短的時間內要求教育部召開圓桌會議,同時我也會把各方的意見交給教育部長。”

馬華加強宣傳
鼓勵獨中生讀師訓

魏家祥也說,馬華教育諮詢委員會和華教組織也認同,應該在獨中加強宣傳獨中生可憑統考三科優等的成績申請進入師訓學院的政策,以鼓勵更多獨中生申請進入師訓就讀。

他說,當年爭取到讓獨中生可憑這個成績申請進入師訓學院,可是反應卻奇差,除了第一年有14人成功申請師訓,2012年有9人,2013年降至7人,而今年則完全沒有獨中生申請。

“我們對於沒有獨中生申請進入師訓學院就讀的問題感到擔憂,目前是時候再加強宣傳,而教育部在招生方面,讓更多獨中生有機會進入師訓學院,畢竟這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另外,魏家祥說,馬華教育諮詢委員會與各華教組織也針對近期關丹中華中學的學生能否報考統考的課題達致共識,即先交由董教總獨中工委會的學務委員會先去關中作出專業和客觀的評估,過後再進行討論。

他坦承,董總代表在會議上也提出了自身的看法和隱憂,擔心讓關中考統考會帶來一些後果。

但他認為,在克服華教的問題上,大家的目標一致,因此,還是先交由學務委員會去關中考察後,再作定奪。

雪吉華文培訓工作坊
明年擴大到其他地區

魏家祥指出,為鼓勵學生報考大馬教育文憑考試(SPM)華文,馬華教育諮詢委員會近期內將在雪州和吉打州舉辦高中華文培訓工作坊,也打算在明年擴大到其他地區。

他也表示,該委員會非常關注初三評估(PT3)考題難度高的事宜,認為應該擬出策略以協助學生應對初三評估。

此外,他說,馬華教育諮詢委員會將成立特別委員會,全面針對華小五年級歷史課本的內容提出反建議、強化和豐富化課程綱要。該特別委員會將由教總師資培訓主任李金樺主導,馬來西亞華文理事會輔助。

他說,華小五年級歷史課本正在草擬和翻譯中,因此希望不要重蹈過去的錯誤。

他也指出,華小標準課程綱要(KSSR)推行至今已經第四年,他們意識到家長或教師在適應這個新的課程,是否會催促他們做一些教育的改革,因此打算在今年年杪舉辦華小教育研討會。

另一方面,馬華教育諮詢委員會也決定委任邱思祥為秘書,以協助和協調該委員會的工作。

建議國民型中學
擬長期性師資培訓

魏家祥說,國民型中學也提出應該擬訂一個長遠性的師資培訓計劃。
他也指出,長遠而言,不只是華文,也應該鼓勵更多華裔進入師範大學選修其他科目,以讓未來國民型中學師資更多元化。

他說,國民型中學也提出副校長也要參與校長培訓課程(MPQEL)的問題,由於該課程額滿,導致副校長沒有機會參與,因此而錯失擢升成為校長的機會。

“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擬定了一些策略,準備將名單呈給教育部,以便每年都有一定的配額讓他們能夠參與此課程。”

【本篇內容已在2014-10-08更新。】
(星洲日報)


2014年8月31日星期日

转载:新加坡语文教育失败的前因后果

新加坡语文教育失败的前因后果

作者:南大人

原文刊登于《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http://www.nandazhan.com/mail/mail183.htm

以下是《新加坡文献馆》2012年2月4日的评论文章:

一 引子

新加坡目前只有一种学校制度,全国一致,推行双语教育,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为第二语文。个别学生或也学习第三语文,但不是必修的。
虽然新加坡的小学有种子小学,中学有特选中学,表面比较重视华文,实际跟其他学校没有多大差别。

特选中学的华文名为“第一语文”,实际和非特选中学并没有什么不同。华文科分两个基本程度:“普通华文”和“高级华文”。特选中学的学生全都修读“高级华文”,但可以考“普通华文”,其它学校则开设“普通华文”和“高级华文”。差别仅此而以。特选中学学生的华文程度未必比其它学校学生的程度高,其它学校学生的华文程度也不见得比特选学校学生的华文程度低。

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中,“母语”就是学校的“第一语文”,但新加坡学校以华文为“母语”和特选学校以华文为“第一语文”都与别的地方情形不一样。这两个名称易于引起误解。不如把英文称为“首要语文”,华文称为“次要语文”。不过,华文的实际地位仅仅是“次”,一点也不“要”。

按照新加坡的规定,英文不仅是“第一语文”,而且是“工作语文”。在工作的场合说华语是犯规的。

有位中学老师邱大星写了篇文章《学习华文为什么总提不起兴趣》(《联合早报》2007年8月3日),文章说到华文老师说华语也受到限制:

笔者的当年的华文部主任就曾经因为用华语开华文部会议,被教育部的督学叫去谈话,罪名是用非工作用语开会。

华文部的老师都是教“母语”的,华文部会议时却不能说“母语”。这样的“母语”,地位何其卑下。新加坡跟华语有关的“母语”和“第一语文”这两个名称,都名不副实,是误导的说法。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时时见诸报端,广为人知,以为无比成功。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失败的典范,实在不足为训。下文就分析新加坡华文教育失败的前因和后果,兼及双语教育。

二 语文教育成败的三个基本因素
语文教育的成功与失败,主要系于那些因素呢?大别说来,有以下三个。
  • 日用

  • 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中,日用是母语教育成功的必备条件。

    语言的运用变化是十分细微的。只有掌握语言的这种细微的运用变化,才能学好一种语言。在一个人一生中,最能掌握这种细微的运用变化的语言便是母语。因为母语是从出娘胎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的语言,母亲日常点点滴滴地教导,孩子点点滴滴地学习,日积月累,所以能掌握好。因此,母语是一个人一生中掌握得最好的语言。任何双语教育,如果母语学不好,都无法成功。

    我们学习母语,有两个主要的阶段:学前阶段:一岁至六岁。小学阶段:七岁到十二岁。

    学前阶段主要学口语。口语掌握好了,便开始上学了。

    小学阶段主要学书面语。掌握书面语,以便用来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

    在小学阶段,孩子的书面语能力随时间而增强,所学科目也随时间而增多。到了中学阶段,书面语的能力又更强,学习的科目也随之更多。

    在我们一生之中,大约在十二岁时掌握母语口语。这以后,口语就没有多少改变了。十二岁以后,我们主要学书面语言,并用来学习各种知识。所以母语学习是十二岁定终身。

    欧洲大陆的语言众多。一般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会说两三种语言是很平常的事。欧洲人在学前和小学阶段,一般只学母语。到十二岁时,母语的基础已巩固。十三岁上中学时,才开始学外语。无论学多少种外语,母语都不会受到影响。这样,便可以确保双语或多语教育成功。

    学好母语是双语教育成功的首要条件。母语教育不成功,双语教育就难免失败。

  • 实用

  • 实用是学习外语的动机。

    母语是家庭的语言,也是教育的语言,当然也是实用的。母语之外,还得兼学外语,以为吸收专业知识所需。外语的实用功能是学好外语的推动力。学习母语是在家庭环境中自然而然的事。学习外语,则是出于实用的需要。无论是学习第二还是第三语文,还是更多的语文,都是出于实用的需要。

  • 兴趣

  • 兴趣是学好各种科目的推动力。母语要学得特别好,当然也需要兴趣。要学好一种外语,兴趣更是十分重要。掌握一般应用外语的能力并不难,只要用心学就可以。但是要学得特别好,则除了实用的需要之外,还需对外语特别感兴趣才行。实用的需要和学习兴趣是学好外语的推动力。
除了上述三个基本因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因素对语文教育的成败,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新加坡的情形来说,“讲华语运动”和“教材”是两个影响成败的关键因素。以下就依据这三个基本因素来分析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的成败。

三 新加坡双语教育失败的原因

新加坡官方对目前的双语教育有三个说法:
  • 一个人不能学两种语言。
  •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成功的。
  • 华文教学对学得不好的孩子是惩罚。
这三种说法用在不同的情境。
当有人批评双语教育失败时,用第一个说法,强调一个人不能学两种语文。
当夸赞双语政策时,用第二个说法,强调双语政策非常成功。
当有人批评华文教学对部分孩子不公平时,用第三个说法,强调华文教学对学得不好的孩子是惩罚,必须调整华文科所占比例。

这三个说法之中,第二个说法和其它两个说法是相反的,不能相容。一种政策不能又达不到目标又成功。把这三个说法合起来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失败的。

我们再仔细来看一看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情况。

新加坡官方定华语为所有华人的母语。这跟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符。华语不是任何新加坡人的母语。

笼统说来,老一辈的华人中,大多以方言为母语,而非华语。不过,方言对学习华语华文有极大的帮助,所以老一辈的华人,读华校的,学华文毫无困难,读英校的,选修华文,只要有兴趣学习,也没有多大困难。至于年轻一辈,有的有母语,有的没有母语。
  • 消灭方言破坏华文根基

  • 一九七九年推行的“讲华语运动”,对华文教育有极大的影响。“讲华语运动”是语言政策的一部分。凡是语言政策都有政治动机。“讲华语运动”的动机当然也是政治的。

    如果“讲华语运动”仅仅是推广华语的使用,其影响是正面的。但是,这个运动其中一个目标是,以华语代替方言。这对于老一辈人的母语和华文能力,都没有任何影响。但在这个运动以后出世的孩子,大都不懂方言。那些在家里不说方言的孩子,学习华文时,少了方言的辅助,就特别困难了。

    为什么小孩子不懂方言学华文就困难?这个问题其实十分简单,一说大家就懂,可是官家未必明白。

    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的。文字用来记录语言。无论我们所说的是什么“话”,是华语还是方言,对学习文字的帮助都一样,没有任何分别。六七十年前,中国各地学校的授课语言几乎都是方言,普通话并不普遍。就是今天,一些农村和小镇的学校,有的老师仍然用方言授课。方言对学习华文,有益无害。

    每一个“字”都包含三个因素:字形、字音、字义。这三个因素中,“字音”和“字义”来自语言(方言)。因此,用华语还是用方言来学习认字,没有分别。

    一个会说方言的孩子,只需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学“字形”就马上可以用字了。识字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一个不懂方言,也不懂华语的孩子,需要多花两倍的时间和精力,就是三分之三的时间和精力,“字形”、“字音”、“字义”,三者都得学,这就要难多了。要是教材又不能帮助孩子克服学习的困难,自然会使他們完全失去学习华文的兴趣。

    “讲华语运动”虽然成功消灭了方言,却导致华文教育的失败。不懂方言是三十年来新加坡的孩子学不好华文的一个关键。“讲华语运动”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
    目前,新加坡的孩子花在学华文的时间,比八十年代以前的孩子花在学华文的时间要多的多。校内老师,除了正常上课之外,还得帮助学生补习,可是,往往事倍功半,关键就在于学生不懂方言。另外,有的学生还到校外补习中心上课。有的学校的孩子,一个人有三位华文补习老师:一位定时来家里教,另外还到两家补习中心上课。这在八十年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懂方言的孩子学华文,事半功倍。
    华语既不是孩子的母语,而社会又灌输给孩子这样的观念:英文有用,华文无用,只要会“讲华语”就好。这结果是,孩子轻视华语华文,学不好,也不想多学,甚至于憎恨华文。华文教育自然难免失败。

  • 华文教育完全达不到目标

  • 新加坡社会上对华文教育的成败,意见往往大相径庭。大抵民众以为失败,而官方以为成功。彼此所依据的标准,显然大不相同。

    在评定成败之前,需先点出评定的标准,此标准需明确,不可含糊。评定华文教育的成败,如果彼此所依据的标准不一样,所得出的结论,便当然分歧。

    无论评定何种计划的成败,都只需观察该项计划是否达到目标。达到目标便是成功,反之,便是失败。

    那么,评定华文教育的成败该依据什么标准呢?这标准其实十分简单,就是官方定的教学目标。

    不久前完成的《2010 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中,“以培养有效使用母语的学生为目标,列出母语教学的三大目的”如下:
    • 沟通:不论是在工作场所或是在日常生活中,能有效地与人沟通。
    • 文化:使学生对自己的文化、文学与历史有更深入的认识,能产生文化认同。
    • 联系:让学生与本区域,甚至世界各地有着相同语言与文化的社群建立联系。

    这三个目标都定得非常好,但是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的华文教育都做不到,一个也做不到。

    第一个目标“沟通”,在日常生活中,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能用粗浅的华语与人沟通,另外一半则做不到。至于在工作场所,如果是用华语来讨论专业课题,那是绝大多数学生都做不到的。

    第三个目标,“联系”各地人,这必须靠书面,不能只是“讲华语”而已。这在小学生固然做不到,中学生也一样做不到。

    第二个目标离开实际情况十分十分遥远。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文化、文学与历史有更深入的认识”,不只是中小学生做不到,就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做不到。随意抽样问几个历史文化的问题:

    荀子的思想属于哪一家?汉代以后是哪一个朝代?《三国演义》是哪一个朝代的作品?

    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新加坡中文系学生一般都不会回答。如偶有一个会回答其中一两题,那是例外。二十个中也难得有一个。

    现在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语文程度都很低,常写错别字是不在话下的事。就我所教的学生情况来看,一般学生的语文程度只是相当于七十年代的初中二三年级程度,有的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当然,偶尔也有程度较高的学生,但是为数极少,大约占二十分之一。

    上述三个华文教育目标都是官方定的,可是没有一个可以达到。这样的教育怎能算成功?华文既定为母语,而母语教育是失败的,双语教育也就没有了成功的基础。

  • 华文教育失败与教材及考试制度

  • 一九七九年以后,华文教育每下愈况。报纸上经常看到有关失败原因的讨论。一般所看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 华文不受重视。
    二 家长不重视华文,家里讲英语。
    三 华文老师的教学死板。
    四 学生不爱学华文,学习态度不好。

    这几个原因都有道理,其中跟学生学华文最直接相关的还是学生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小学阶段最为关键。这个阶段学不好,往后就难了。

    我经常接触小学老师。每当我和年纪较大的老师谈话时,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喜欢学华文?”

    这些年纪较大的老师,在八十年代之前就当老师了。她们经历过不同的时期,目睹华文教育的变迁,面对过不同时期的学生,她们最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她们的意见最直接,最可信。这些老师所说的往往跟报纸上说的不一样。

    有一次,我跟两位老师开会。一位是科主任,年约五十出,一位辅导老师,年约三十,刚好是两代人的距离。

    开完会后,我问她们:“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喜欢学华文?是不是因为华文不受重视和家里讲英语者两个原因?”

    年纪较大的科主任很明确地回答:“不是。是另外两个原因:教材和考试制度。华文的教材不好,无法让学生学好华文。学华文的唯一目的是考试。华文学不好,又要面对考试,所以不喜欢学华文。”

    年纪较轻的辅导老师说:“我们华文老师总是给人死死板板的印象。其实,不是我们死板,是我们的教材死板,我们又不能不照教材教。到年底评估的时候,我们华文老师总是比不上英文老师。英文老师的教学很活泼,因为英文的教材很活泼。”

    这一次谈话,让我感到很震撼。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华文教材影响学生,这一次谈话后才知道教材也影响老师,都是负面的。要是编写华文教材的人听一听老师的心声,看一看英文教材是怎么样的,情况必定大不相同。

    西方人在教材和儿童书所下的功夫,十分惊人,东方人就远远不及。
    从八十年代以来,新加坡的教材都是由官家编写的。由官家编写的教材,主要目的是宣扬政策,教材只是宣扬政策的工具,至于教语文则是次要的。

    有一次,我到一家小学讲教材问题。当时,在座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老师。科主任问他,新加坡的教材和中国的教材有什么不同。他说:“中国的教材有感情,可以感动人,新加坡的教材枯燥乏味。”枯燥乏味的教材是不适合于用来教小孩子学语文的。小孩子在同一间课室里,上了华文课,又上英文课,一比较,英文教材生动有趣,华文教材死死板板,枯燥乏味,当然喜欢英文。孩子不喜欢学华文是很自然的事。

    看看各地的教材,好的教材都是民间由有能力的人用“心”来编写的,不是由官家为宣扬政策而编写的。而且,各地教材的版本众多,就是中国大陆,中小学教材都有很多种,让老师选择,绝不像新加坡的教材,“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目前,中国大陆的小学教材有十多种版本。其中,名气较大的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版本,是由官家编写的,为最多学校所采用,可是也最为知识界所诟病。目前,新加坡的小学华文教材就是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公务员编写的。

    中国的小学教材,不只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其他版本都弊病百出。几年前,有出版社重印1932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编写课文,由丰子恺绘插图。这样的课本和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大陆课本大不相同,很受欢迎,卖到断市了。这几年,中国知识界在反思小学的语文教材。上海作家叶开先生说:

    民国时期具体编写的内容,可能不见得每篇都合适我们现在,但是我觉得面向人的教育,个性化的教育,差异化的教育,尤其说培养独立,有思考能力的个人的这种教育,至今他们编写的思想,仍然超过了我们现在的编写思想。(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教材可贵之处就在于此。西方人的教育目标就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用课文来宣扬政策,把大人的种种想法强加之于孩子,只能培养呆板听话的人。

    叶开先生针对中国的小学教材写了一本书《对抗语文》,批评中国小学语文的种种弊端。他把这些弊端归纳为这三个:

    • 非语文化,加入太多道德因素。
    • 教材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打断文化传承。
    • 教材选文水平偏低。

    这些教材编写的方式,是先定个框架,然后写课文,完全是“主题先行”。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的特点,“主题先行”成为惯例。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更加发扬光大。这主题便是宣扬的教条。

    编者擅自改动作者原文,未经作者同意,也未加说明,这是对作者的极大不尊重。这是官家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的心态。一般出版社的编辑都这么做。这是官本位的结果。叶开先生举了很多例子,其中包括许地山的《落花生》。人民教育出版社与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的课本都选入这篇文章,但是态度不同。

    香港版是原文一字不删不改照录,人教版的那个教材呢,就是做了多处改动。(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西方的官绝不敢这么妄为,但在官最大的社会,官家可以横行无忌。《落花生》新加坡的小学课本也曾经选入,情况也一样。

    由于教材成为推行政策的工具,语文反而是次要的了。官家编写教材时,是先定个“德目”,配合政策,然后硬挤出一篇课文来,其“水平偏低”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一类配合政策的教材有个相同的特点:内容枯燥乏味,矫揉造作,语言生硬无趣,全无童真,和今天的孩子距离十分遥远,非常不适合于用来教孩子学语文。这样的教材,影响深远。叶开先生说:

    中国当下文化趣味庸俗,既没有古代文化的传承,又没真正吸收到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羊城晚报》2012年1月10日专访)

    这话用来说目前的新加坡社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造成这样的社会当然不止一个原因,但小学的教材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也势必影响整个社会。他又说:

    中国它不培养个性化,不培养个人思考能力,也不主张个人想象力的发展,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所编撰的教材,以及它的教学思想,它都是不鼓励孩子发挥自己个人能力,或者说是逐渐培养它个人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另外一个还是服从我们的教育思想,意识形态化这么的一个教育背景。(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培养它个人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这是教育家的理想,官家一般都只在意推行政策。

    中国的考试制度又如何呢?叶开先生说:

    比方说我们的考评模式,我们答案的唯一性,因为在文科,尤其是这个人文学科里面,这个文艺性的答案对小孩的伤害是最大的。(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教材和考试制度对孩子学习语文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也最深远。其它的社会因素影响都没那么大。低劣的教材对孩子的影响是负面的,再加上僵硬的考试模式,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了。

    这些弊病,要如何根治呢?叶开先生也提出他的看法:

    我希望真正的放权,然后教材引入有实力的大型出版社,有能力,有实力的大型出版社,让他们自己组织相关的优秀专家、学者来自主的编写教材,并且允许学校自主挑选,真正做到教材编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对我们中国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个真正有效的一个提升,不然的话,尤其是教材这一块,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了,任何的小修小改已经无济于事。(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其实,不要说西方,就是香港、台湾,教材都“放权”,由老百姓用“心”来编,不是由官家强势主持。教材只有让热心教育的有“心”人来编,才能编得好。以教材为宣扬政策的工具,编不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就好比肩膀上有个大包袱,自然走不快,也走不远。

    新加坡这三十年来的华文教材编写的模式正与中国大陆的相同,都是由官家根据政策的需要来编写的,性质也都一样。上述大陆教材的种种弊端,在这三十年来的新加坡教材中,缺少了哪一种呢?

    虽然中国大陆的教材有种种弊病,但是用来教小孩子学语文,还是可以的,因为中文是母语,必须学好,又没有受其它语文干扰,孩子自可以专心学习,但在新加坡情形就不一样了。新加坡的孩子同时学华文和英文,而英文比华文更加重要,上课的时间也多。要是有的孩子比较了上英文课和上华文课的不同感受,最终说“我讨厌华文!”那是很自然的事。

    什么样的教材才适合小孩子呢?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第一,从语言来说。
    语言要活泼生动,适合孩子的年龄和语言发展。

    第二,从文学来说。
    宜多用韵文和故事。韵文要容易上口,故事要有趣,有感情,适合孩子的天性,培养孩子的美感。

    第三,从内容来说。
    要贴近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距离近,不宜说教,但可以隐含做人的道理。

    从这三方面来看新加坡这三十年来的教材,令人非常失望。

    大约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华文教材曾有过一线转机。当时曾经一度宣布让出版社编教材。要是当时真的让出版社编教材,华文教育的问题在九十年代末就开始改善了。可是,当时很快又收回成命,朝令夕改,华文教育也就一直陷在困境中。

    要改善华文教育,必须先改善教材;要改善教材,必须先“放权”,让热心教育又有能力的人用“心”来编写教材。不过,就目前的情形看来,要官家“放权”十分困难。就是放了权,只要宣扬政策的包袱仍在,仍然无法把教材编好,而华文教育势必继续江河日下。

  • 华文教育失败与双语教育

  • 华文虽然名为“母语”,在新加坡学校中,实际是第二语文(次要语文),英文是第一语文(首要语文)。如果英文教学成功,那么,即使华文教学失败,这双语教育还是有可取的地方。

    英文既是第一语文,那么,新加坡人是不是可以英语为母语,而以华语为外语呢?照理说,这是可以的。就像在英国出世的中国孩子,以英语为母语一样。

    有一部分新加坡华人,例如土生华人(海峡华人),情形便是如此。可是,大部分华人即使日用语言改为英语,仍然无法达到以英语为母语的程度,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没有以英语为母语的环境
    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和有母语的国家环境大不一样,例如英语之于英国,法语之于法国,德语之于德国,都有自然的母语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孩子自然可以掌握运用变化细微的母语。可是新加坡目前没有这样自然的以英语为母语的环境。所以一般新加坡人所说的英语,十分粗糙。

    一是缺少文学教育
    一般的口语,可以从妈妈那里学来。但是要提高书面的表达能力,就得依靠文学作品。这是学好语文的不二法门。任何国家的母语母文教育中,教导孩子从文学作品中学习语文表达的微妙变化,必不可少。可是新加坡目前缺少这样的文学教育。

    正因此,尽管英文是新加坡学校的第一语文(首要语文),一般学生的英语英文能力并不强,远不及英国学生对英语英文的掌握。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论,个别学生的英语英文学得不错,那是例外,另当别论。一般学生所掌握的英文,只是实用的学科英文,而不是微妙变化的文学英文。无论说话还是书写,一般学生的词语贫乏,句型变化贫弱,语感不强。有的人甚至于说,新加坡人说的英语,英国人听不懂。

    华文教育既然失败,而英文教育又不见得成功,所以现行的双语教育也就不能说是成功的了。目前,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情况正在日渐恶化,这使到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离开成功越来越远。
四 语文教育失败的后遗症

语文教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极为基本的事,影响一生。

丘成桐先生是一位数学家,从事数学教育。他在讲“为学与做人”的时候说(201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

在学好数学的同时,更不能偏废语文。语文的训练是成为真正学者的第一步。

他在讲“几何学赏析”的时候说(201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

几何学所蕴含的包容、简洁、稳定的思想,正与艺术、心灵相通。

这才是教育家的话。说给官家听,也不会明白。

他在另一篇关于“感情与学问”的演讲(《人民日报》2011年8月18日)中说,自己少年时代爱读各种文学书,从武侠小说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爱读。稍长大后,喜欢读《红楼梦》,而且数十年间经常翻阅。他还常常想象在数学中创作与《红楼梦》同样的结构,那将是很伟大的事情。他欣赏和感受到曹雪芹深入细致的文笔。

这跟他后来的数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他发展了几何分析学,并解决重要的问题。他回忆说:

这是一种奇妙的经验,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很多细致的推敲,然后才能够将整个画面构造出来。

这种“细致的推敲”就像《红楼梦》细致而微的抒写。

年纪稍大,他喜欢读韩文、《史记》、《汉书》、《人间词话》。这有助于培养内心的情感。他说:

感情的培养是做大学问最重要的一部分。

正是内心的感情引起他做学问的浓厚兴趣,专心致志。他又说:

好的数学也应当能接触到大自然中各种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够深入,才能够传世。

这又是和文学相一致的。只有教育家才会说这样的话。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教导孩子做人。语文和艺术都是教导孩子学做人的必要知识。

文学的陶冶,不仅可以培养作家,还可以培养画家、音乐家,更可以培养出“做大学问”的人。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仅仅把语文当成交谈的工具,所以只需要“讲华语”就好了。这样的制度,不可能培养出作家,也不可能培养出画家、音乐家,更不可能培养出“做大学问”的人。在这样的制度下,人跟机器没有多大区别。

有一回,我参加一个聚会。座上有一位刚退休的中学校长和一位马来老师。两位都是很特出的教育界人物。当话题转到教育的时候,我说:“新加坡只有学校,没有教育。” 

那位刚退休的校长接下去说:“对,学校都只是在训练学生考试。”

那位马来老师也说:“说的对,只有学校,没有教育。”

那么,新加坡的学校都在做些什么呢?都在“训练学生考试。”这离开教育的目标很远。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新加坡教育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主持教育的大都是献身教育的人。教会和会馆创办的学校,无论英文学校,还是华文学校,都办的很出色。七十年代是个过度时期。到了八十年代,“训练”代替了“教育”。正是这样的转变使到语文教育无法成功。双语教育也就无法不失败。

别的地方,例如日本,学校也训练学生考试,但那是在教育的基础上训练学生考试,不是以“训练”来代替“教育”。

新加坡经常提倡儒家思想,东方价值观,而实际的表现,离开“儒家思想”和“东方价值观”十分遥远。儒家讲教育,以人为本,新加坡的表现就刚好相反。

双语教育失败,孩子成为牺牲品,后遗症深重,具体显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弱,一个是学生的知识贫乏。
  • 后遗症一:学生的思维能力弱

  • 有一位中学老师对我说,现在的中学生和以前的中学生的最大差别是,以前的中学生有思考能力,现在的中学生没有思考能力。


    由于语文教育失败,学生的语言能力弱,思考能力也就当然弱,因为我们思考时,必须依靠语言。语言能力弱,势必直接影响学生的素质。

    不仅是中学生思考能力弱,小学生和大学生的思考能力也一样弱。因为从小学到大学都只是在训练学生考试而已。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学生是教育制度的产品,只要比一比就看得出产品的优劣了。

    在我班上的学生,都是在受训当华文老师的。他們之中,有新加坡的,有马来西亚的,有中国大陆的,也有台湾、香港的。

    一般而论,新加坡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学生素质最差。具体的表现就是语文能力弱,思考能力弱。考试的时候,要是需要思考才能回答的问题,这些学生大都无法回答。

    不是所有的新加坡学生都这么差。七十年代读完小学的学生,素质就很好,语文能力和思考能力都很强。那个时候的学校,无论是华文学校还是英文学校,语文教育都很好,学生也都会说方言。一九七九年以后出生的学生,偶尔也有素质很好的,但是所占比例很低,大约二十分之一。

    马来西亚的学生,素质就很好,尤其是那些到台湾读大学回来的学生,素质非常好,语文能力和思考能力都远远超过新加坡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学生。母语教育的成败,影响学生的一生。

  • 后遗症二:学生的知识贫乏

  • 语言直接影响我们的思考能力,也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小学和中学阶段,我们广泛吸收各种知识,认识世界,大学阶段则深入了解世界。


    由于语文教育失败,思考能力弱,新加坡的学生除了考试科目的内容之外,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也许到过澳洲旅行,但是未必知道澳洲的首都在哪里。语文知识贫弱,一般知识也一定贫弱。

    有一回,我参与一次面试,来面试的是想当华文老师的人。我让他们写他们就读学校的名称。其中有五个“义安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这五个人之中,只有一个会写“义安”,其他四个都写“易安”,只有两个人会写“理工”,其他三个都写“理公”。

    这些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他们要是报读大学工程系,可以跳班读二年级。他们申请当华文老师,大概是因为自认自己的华文很好。

    后来,我再查看正在受训的华文老师填写的个人资料,写“易安”和“理公”的比比皆是。这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语文程度太低之外,也反映出他们的一般知识贫弱。他们不知道有“义安”,更不知道这“义安”到底是什么。

    学生不知道自己的母校的名称该怎么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要是真有一家“易安理公学院”,那要让人猜想是李清照创办的了。

    新加坡的华文老师爱写错别字,早已是见怪不怪的事。这全是双语教育制度的功劳。

    又有一回,也是面试想当华文老师的申请人。

    当时,有一位大学中文系刚毕业的申请人,她想当中学华文老师。我看了她的成绩,觉得她没有能力当中学华文老师,便对她说:“你没上过文学的课,是不是?”

    她马上说:“我读过唐诗。”

    “你读过那位诗人的诗?”

    她想了约半分钟说:“我读过李白的诗。”

    “你读过李白的哪一首诗?”

    我想她会回答“床前明月光。”

    出乎意料之外,她想了约一分钟说:“琵琶行。”

    她这并不是记错了,而是程度低,缺少知识所致。

    她一走出去,和我一起面试的一位外系老师马上对我说:“你刚才问的问题,我都会回答,她是中文系毕业的,为什么不会回答?”

    这位外系老师是纯受英文教育的。不过她小学中学都修读华文。六七十年代的英文中学生,要是对华文有兴趣,读了十二年,比今天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语文程度要高的多。六七十年代的英校华文教育,远比今天的华文教育成功。六七十年代的英校华文科会考时,还考古文。今天的中文系学生,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胡适、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一般都看不懂。倒不是他们不认得文中的字,而是整句话什么意思,他们往往不懂。这就是因为知识贫乏,理解力弱的缘故。

    阅读可以提高语文程度,可是,由于母语教育失败,语文程度太低,而学校又只训练学生考试,不要求学生阅读,所以从小到大都不曾有过阅读习惯。双语教育制度下的新加坡人一般都没有阅读习惯。这一点可以从地铁车厢里看出来。日本的地铁车厢里,一眼望去,低头阅读的人很多;新加坡的地铁车厢里,一眼望去,低头玩电子游戏的人很多,阅读的人就难得一见。

    我曾经调查过中文系学生阅读华文书的情况。在一整个学期中,阅读过一本华文书的人只有十分之一,就是10%。这也就是说,在双语教育制度下出产的华文老师,有百分之九十不爱读华文书。他们其实什么书也不爱读,因为从未养成阅读的习惯。这一些学生,虽然都是华文老师,可是有一些平日彼此交谈时,却常常说英语。他们的华语能力弱,没有养成说华语的习惯。

    一般新加坡学生口里说的“读书”,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是读考试练习资料,在大学阶段,是读讲义。就是讲义也要到临考之前才愿意读。从小到大都在训练自己和被训练来应付考试。

    是不是所有中文系的学生都知识贫乏呢?那也不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前读完小学的学生就很有知识,也爱阅读。这些学生都会说方言。
    是不是只有中文系的学生才这么知识贫乏呢?那也不是。我问过自然科学的老师,他们的学生也是如此。这显然不是个别学生的问题,而是制度造成的整体特点。
五 尾声

新加坡的报纸上,经常看到“双语优势”的说法。真不知从何说起,叫人啼笑皆非。所谓“双语优势”究竟是何所指呢?是指新加坡人华语和英语的程度都很高吗?那显然不是。是指新加坡人又懂华语又懂英语,所以占“优势”吗?懂华语又懂英语的人,马来西亚、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多的是,怎么就新加坡人占“优势”呢?

有位在职中学校长到上海去访问,见到好些从美国顶尖大学读完书回来的年轻人,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远胜年轻的新加坡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他突然觉悟,新加坡的“双语优势”早已失去,或者从来就不曾有过,只是自我陶醉的白日梦。

马来西亚的年轻人,除了懂华文和英文,还懂马来文,单就这一点说,比新加坡人就更占“优势”了。

马来西亚学生,即使只是小学读的华校,因基础好,有阅读习惯,华文程度比新加坡的高中学生要高出很多。我所教的学生,情况就是如此。

近年来,跨国公司如果需要派人到中国做生意,都比较愿意选派马来西亚人,而不敢相信新加坡人的华文程度。市场的看法胜过报上的自我宣传。

不过,新加坡人之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双语优势的人。有三种学习经历的人,双语能力比较好。

第一种是五十年代上午读华文学校,下午读英文学校的人。

第二种是八十年代以前,就读英文学校,英文很好,也很有兴趣学华文的人。 

第三种是八十年代以前,就读华文学校,华文很好,也很有兴趣学英文的人。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再到英文大学读书的人,英文就更好了。

第一种人,两种语文的基础都很好。
第二种人,英文很好,华文也不错。
第三种人,华文很好,英文也不错。 

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就是母语都掌握得很好,都会说方言。英文也掌握了,两种语文都能运用。不过,这样的人现在都年纪渐渐大了,人数越来越少。

八十年代以后的双语教育,由于母语教育失败,英文教学也不算成功,不可能培养出“双语优势”的人,只能培养出“双语弱势”的人。

几年前,我和一位补习中心行业的人见面。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受的英文教育,华语却说得很好。他在补习这个行业很成功,谈到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时,他说:“新加坡人说的英语,英国人听不懂,新加坡人说的华语,中国人听不懂。”这就是新加坡双语教育的产品,只是比文盲好一些。自吹自擂,不是井底之蛙,便是自大夜郎,或兼而有之。

正如丘成桐先生所说:“语文的训练是成为真正学者的第一步。”不仅是培养学者要靠语文,培养文学艺术家也要靠语文。

语文教育失败,必定培养不出作家,也必定培养不出画家和音乐家。文学是美术和音乐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文学不发达,而美术、音乐很发达的。这一点,只要看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文学、美术、音乐的相连带发展就明白了。

欧洲人比新加坡更早推行双语教育,而且非常成功。欧洲的语言众多,方言更多。欧洲人推行双语教育时,并不以牺牲母语为代价,而是确保孩子在十二岁时掌握母语。这是成功的关键。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制度与此相反。这样的制度必不为欧洲人所愿意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