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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6日星期三

当今大马:母语与方言

母语与方言

2014年2月19日 上午11点18分
【时政】天下未集
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54789
马来西亚的华教问题本质上就是语言问题,而不是教育问题。从战后《巴恩报告书》开始,执政当局与华社之间的争议,基本上是环绕在教学媒介语上,很少涉及课程及教学的问题。在双方攻防之间,“华语是不是母语”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冒出来。

在1952年,林连玉谒见教育遴选委员会时,律政司荷根氏就以此问难于林连玉:“(荷根氏:)‘你们所谓母语母文,是不是就是国语?’(林连玉:)‘是的,最重要的是文字,因为我们书同文己经好几千年了。’(荷根氏:)‘在学校里读国语有什么用处?’(林连玉:)‘因为这是马来西亚占半数人口日常需用的文字。’”

【注:当时所谓的“国语”即现在的华语,国语是当时根据中国的官方称呼,此时马来亚尚未独立建国。】

在1953年,邓普勒也触及这一个问题,所以在<驳钦差大臣邓普勒将军>一文里,林连玉提出反驳:“钦差大臣说:‘查国语本为中国某一部份所用之方言其后以政治理由遂成国语’。此一层似是而实非也,须知语言为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其推行的力量,主要在于互相接触及交通,其应用最广的即成为国语。”

从上述可知,在其时,“母语母文”的说法及问题就已出现了。而林连玉并没有正面去回应“母语”这个问题,而是强调‘书同文’。如果谈语言的话,方言是华人的母语抑或华语才是华人的母语是很有争议的问题,但如从文字这一层面来谈,那不管方言还是华语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文字。所以,林连玉就特別强调“书同文”。

所以,“华语是不是母语”的争议不是今日才有,其背景更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深一层地去分析,母语的问题,之所以是争论的焦点,是由于母语教育是无可争议的教育原理,不管英殖民政府,还是现在的国阵政府,都不可能去否定。因此,唯有从侧面去攻击华教的母语教育的论述,即“华语是不是母语”。不过,几十年下来,基本上,华社对“华语是华人的母语”是没有太大的异议。

方言的地位有变化

可是,大约最近十年,对于“华语是华人的母语”的看法,又有微妙的转变,而方言的地位也开始提升,甚至强调方言才是华人的母语,这里面主要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其中,台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民党威权统治台湾时期,是极度排斥方言,在学校讲方言是要受到各种差辱性的惩罚,如挂狗牌、在咀巴画圈圈,罚款罚站更是平常事,还要学生互相监视,总之,就是让学生以说方言为恥。

到了民进党崛起时,台语抬头,形势为之一变,激烈的台独主张更是强调台湾人和中国人是不同民族,換言之,连台语也不是方言,是独立的语言。反映在政坛上,最明显的转变是政治人物的用语,从早期强调字正腔圆的“国语”,到现在的台语盛行,不能讲的也要插几句台语用词。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台留学的大马人浸濡于其中,受其影响,自然而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其次,中国大陆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政府开放国民到中国的限制,大马华人对中国的就有切身、广泛及实景的体会,而不是想像及抽象的了解。

在未开放前,华人开口中国、闭口中国的中国往往是北京观点下的中国,于是就把普通话当成唯一、最高且绝对的标准。开放后,我们观察到的中国却是另外一种面貎,南腔北调,比比皆是,方言更是盛行。中国人反而惊讶我们说的“普通话”怎么这么“字正腔圆”,特別是在南方。这种情况,反过来就自然影响我们对方言的态度。

华人母语的马新说法

其实,在中国大陆,他们不是以母语来定位“普通话”,而是以“国家通用语”来定位,不称之为国语,则是尊重其他少数民族之故,所以,“普通”者为普遍通行之意。对汉民族来说,则定位为民族共同语,通常称之为“汉语”。而所谓的“母语”则有两层意思,对汉民族来说,通常是指方言;对其他55个民族而言,则是指他们的本族语(native langauge)。

其他地区,如香港,他们所谓母语通常是指广东话,所谓的中文教学,多数情况是指广东话教学,我们千万不要理所当然地理解成华语或普通话或“国语”教学。香港有亲共的学校,也有亲国(民党)的学校,亲共自然是用普通话,亲国当然是用“国语”。

在香港常常会见到“三语两文”的说法,三语就是指广东话、普通话及英语,两文是指中文和英文。而中文和英文是法定语文,其中中文(Chinese Language)的口语是指广东话,或还是普通话,则没有清楚的定义。

这是英国人当年制订《法定语文条例》时,特意留下的模糊空间。前阵子,香港教育局上载了一篇文章,指广东话是“一种不是法定语言的中国方言”,触动了香港人敏感的神经,掀起轩然大波,最后是道歉了事。

在新加坡,他们是以个体的种族渊源来定义母语,所以华人的官方母语就是华语,马来人的官方母语就是马来语,印度人就比较特別,淡米尔人就是淡米尔语,非淡裔印度人则可以选择淡米尔语,或其他非淡米尔人的印度语(non-Tamil Indian Language)。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又称母语政策,就是英语加母语,其中,英语是第一语言,母语是第二语言。一般上,在教育学上,所谓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是指习得语言顺序而论,即第一语言是最早习得的语言,第二语言是之后习得的语言,但在新加坡,则是指语言地位的优先顺序。

上面略为概述了中港台新的情况,似乎“华人的母语是华语”的说法是马新所特有的说法。是否如此,还需要更多资料来确认。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华人的母语是否是华语”这一个命题上。

“母语”是否是“第一语言”?

最近又有人提倡英语也是母语,这是因为在数理英化政策废除后,一批家长坚持要恢复数理英化所提出的一个理据。所以,有人就游说华教界同仁应该支持他们的立场,因为大家都是支持“母语教育”云云。这是很冲击我们对“母语”的概念。

在最近一份尚未发表的宣言里,就提到政府应设立各种母语学校,包括华语、淡米尔语、伊班语、卡达山语、杜顺语及英语云云。前面五种语言,基本上是本族语的概念,可是英语绝对不是本族语的概念,不然,在马来西亚这么多族群里,英语是那个族群的本族语?

所以,英语如果是“母语”的话,就只能是“第一语言”(即最先习得的语言)的意思。由于“母语”这一字眼是有歧义,所以,代表什么意思是可以因人而异,可是把不同概念的“母语”放在一起是有待商榷。

如果,华教团体可以接受“母语”是“第一语言”的立场,会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因为那就意味着华人可以不用学华语,其因就是第一语言不必然是本族语,也可以不是本族语。

像许多印尼的华人,他们的第一语言肯定不是华语。所以,推衍开来,就会影响华社维护华文小学及独立中学的决心与力度,国民型中学则也不用坚持自己是华校及华文是必修必考科。总之,“华文教育是民族教育”这一说法就没法成立了。

“母语学校”的概念

另一个附带的问题是“母语学校”,有人不认同这个字眼,其理由是华语不是华人的母语,方言才是华人的母语。

那“母语”这一字眼要怎么去定义?我们看回语言的最原始目,那就是要表达自己并与他人沟通,而人的一生最早学习语言并与之沟通的对象必然是最亲近的人,通常这个人就是他的母亲,而这就是母语一词的由来。

从这个观点来说,方言可以是母语,华语也可以是母语,甚至非本族语也可以是母语。早年很多年轻的父母把孩子交给印尼女佣带,结果出现孩子讲印尼话多过讲方言或华语的现象。顺著这个观点下来,母语可以定义为第一语言,但正如上述,这样定义就会出现母语可能是非本族语的情况。

那联合国的母语又是什么概念?纲上查阅联合国有关的报告:《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发觉其概念也是是多重含义,如最先学习的语言、族群认同的语言、最熟悉及最常用的语言等等。

报告也提到母语是可以包含了一种语言的各种变体(variants),包括地方上的变体及在学校使用的标准语。在这里,变体是指方言,在较严谨的文章里,都用变体来指称方言,因为“方言”本身是带有贬义,而变体是一个中性字眼。

所以,一个孩童早期对本族口语的第一手经验不必然契合正式学校版本的所谓母语( A child’s earliest first-hand  experiences in native speech do not necessarily correspond to the formal school version of the so-called mother tongue.)。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华人的母语是华语”也是成立的,除非不承认华社的各种方言是汉语下的变体之一。

所以,把一种语言的各种变体都包含进来,“华语是华人的母语”固然成立,“方言是华人的母语”也是同样成立,两者并没有互斥性。基于这个观点,“母语学校”的提法是没有问题,只要不把英语包含进来就行了。所以,坚持数理英化者还是另外找其他比较妥当的理据吧。

提倡标准语,不必排斥非标准语

其实,所谓一种语言的标准语就是在这个语言下的各种变体中,选择一个变体作为标准。一种有千多年文化沉积的语言,必然会形成各种变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而选择那一种变体为准标,往往是依据权力中心所在的位置而定。简单讲,就是天子脚下的方言就成为标准语,在过去,称之为“官话”。

只是我们或许早期是受到国民党的影响,抑或是其他因素,在提倡华语时,也压抑了方言的活力。其实,这是没必要,两者其实是可以并行而不悖。不但如此,推广而言,除了方言外,在提倡标准语时,也不必然要去排斥非标准语。

因为,语言是有生命的,会演变的,除非没有人在用了。所以,与其死板板地强行一致,倒不如在开放、不歧视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交流中,交互影响下,异中求同,同中存异。不然,以一种高姿态来强求一致,其结果就很容易出现香港的情况,跟你“煲冬瓜”,再激烈点就会出现“台语不是方言”的情况,这就得不偿失。

总之,语言绝对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或教育问题,而往往是政治问题,是有多重考量在里面,包括立场。所以,当大家都在大谈特谈母语时,最好先弄清楚对方是怎样定义母语,或者清楚地知道对方是在保留模糊的空间。
   


2014年2月22日星期六

转贴:"什麼是中國人?——《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序論

王明珂:"什麼是中國人?——《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序論

2007-06-21 21:48:12   来自: 张洪彬 (Vancouver)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799788/discussion/1073470/

中國人,無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除了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十二億多人外,在全世界還有數千萬人被認為,或自認為是華人或中國人。然而,究竟什麼是中國人?這問題不僅困擾著許多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甚至,也困擾著許多「「國人」一尤其是處於邊緣地位的中國人。 

在美國,兩代之間對於中國認同的差距,經常是華裔家庭的夢魘。許多年長的華人始終難以明白,為何他們的子女能否認自己是「華人」。在東南亞,雖然常受挫於自己的華裔身分,許多家庭堅持華人認同已有數百年歷史;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如此?對此最激烈的爭辯,或者說「中國人的定義」受到最嚴厲的挑戰,可能發生在近十年來的台灣。由於統一派與獨立派激烈的爭執,由於大陸中國的武力威脅,在這兒許多人辯論,更多人困惑,到底他們算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而對於在大陸的中國人來說,他們也無法理解,為何在台灣,部分中國移民的後代可以否認他們的華夏祖源? 

在本書中,我將詮釋「什麼是中國人」。但並不是說,讀者看完了這本書,就能知道他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美國人。以「中國人」為研究對象,我的野心是建立一個族群理論,來詮釋一般性的人類族群現象。基於對族群現象的了解,我相信一個族群理論如果能回答「我們是誰」,這一定是個有問題的理論。事實上,現代族群理論希望解答的問題是:「為何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因此,透過對「中國人」這個族群現象及其本質的認識,希望我們可以理解為何人們要宣稱自己是中國人(或台灣人、美國人),為何有認同矛盾或認同變遷。 


溯源研究—中國人的起源 

研究中國人的本質,在傳統上可由許多方面著手。在當代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研究方面,體質人類學家研究現代中國人的體質,語言學家研究中國各地方言,而社會人類學家也在許多典型的中國聚落中作研究。這些研究,事實上已假定研究對象是「中國人」,因此它們只是描述「中國人」,而並沒有回答「為何他們是中國人」這樣的問題。 

另一些學者熱衷於「歷史溯源」的研究,他們認為必需從根本上深入了解中國人。所謂「從根本上」,就是溯其本源:探明了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本源,就解答了「什麼是中國人」。因此,許多語言學者、體質人類學者、考古學者、歷史學者,由中國人的某些語言、體質、文化特徵,以及歷史文獻中的蛛絲馬跡,儘量往前追溯。希望由了解中國人的「起源」,來詮釋中國人的本質。 

由於學科的特殊性質,考古學者與歷史學者對「民族溯源」研究最感興趣,也因此有豐盛的成績,受到一般人的重視。但是,這並不表示學者在此已達成客觀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歷史學界,在溯源研究取向下,有華夏起源於黃河流域,其始祖為黃帝的古典一源說:有傅斯年先生所主張的「夷夏東西二源說」;有徐旭生與其他學者所提出,古代三或四民族集團由互動而凝聚為華夏的多源說。除了這些本土起源學說外,還有主張華夏民族來自中國之外的西來說、南來說、北來說。這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流行於十九世紀末與本世紀初的「中國民族西來說」。當時不僅流行於國外學界,就是在中國,也有許多一流學者附和此說。 

在歷史學家關於華夏起源的研究中,考古學原被引來當作「二重証據」,後來因為考古學家有「實物的證據」以及「科學的方法」,逐漸歷史學家對於黃帝、神農、堯、舜失去信心,而考古學者成了討論這問題的主流。在考古學上,雖然有些學者探討中國民族的源流,有些研究中國文化的源流,但對許多學者而言,這兩者並沒有多少差別;因為他們將一個民族等同於一個文化。近四十年來「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有豐盛的成績,但考古學者在這方面仍是眾說紛云。六十至七十年代流行的是黃河流域中心說,八十年代以來流行的是多源頭說。張光直先生近年所提出的多中心互動說,可說是將多元起源說又做更進一步的發揮與精緻化。同時,基於各種考古學証據的西來說仍然偶爾被提出來。 

無論是歷史或是考古學上對華夏的溯源研究,都有一些基本假設。首先,溯源論者似乎認為,民族是一有共同體質、語言、文化特徵的人群。該人群在歷史上繁衍、遷徙,而成為佔有一定時空的民族。因此,華夏的子孫永為華夏;溯其本源可知其流裔。其次,一個民族在歷史上的活動留下許多遺存,包括人類遺骸與他們製作的文獻與文物:根據這些資料所顯示的體質、文化、語言特徵,可追溯這民族的源頭。 

這些對於民族的基本假設,都是似是而非的。首先,從當今世界各民族現況來看,我們知道共同的體質、語言、文化特徵,並不是構成一個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也非構成它們的充分條件。譬如,以語言來說,世界上許多民族都不只說一種語言:相反的,說同樣語言的,並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因此,我們怎能以語言,或其它客觀的體質與文化特徵,來追溯一個民族的源頭?其次,每個人的父親都有他的父親;族群溯源顯然是毫無止境的。目前考古學家將華夏的源頭溯至仰韶文化,那是因為他們對仰韶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甚至中石器時代的考古所知甚少。只要有足夠的資料,事實上這種建立在器物學上的族群溯源,可以遠推至百萬年之前。這樣,對於了解一個族群究竟有何意義? 

更值得注意的,根據文獻或文物來追溯一個民族的源頭,我們經常會陷入古人的「謊言」之中。譬如,我們以春秋吳國王室的族源為例,如果一些東南「蠻夷之邦」的領導家族在華夏化的過程中希望被認為是華夏之裔,或是華夏認為這些不像蠻夷的人「應該」是華夏之裔。那麼,他們可能共同在華夏的歷史記憶中,假借或創造出吳國王室原為華夏的記憶。並且,在認為自己是華夏之裔時,吳國王室貴族可能在禮儀、器物上也摹仿華夏風格。於是,我們便有了文獻與考古器物「二重證據」來證明吳國王室原是華夏後裔。一群人對於自身起源的記憶,經常受到現實中的期望、憂懼影響而改變、扭曲,這是民族溯源研究經常遭遇的危險。 

最後,不僅古人難以客觀的記憶其族源,當代的研究者在研究本民族或它民族的族源時,也難以客觀的選材與分析。也就是說,民族溯源研究最大的障礙,來自於研究者自身的族群認同與認同危機所導致的偏見。這種偏見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起源」對於古人,以及對於當代研究者本身,都同樣的重要。在本書中,我將分析這種偏見的由來,及其在族群認同上的意義。 


華夏邊緣研究 

以上所提到的,無論是對當代中國人與中國社會本質的研究,或是對古代中國人的溯源研究,重點都在體質、語言、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族群內涵」上。在本書中,我將採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由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解答「什麼是中國人」。對此,我有一個簡單的比喻: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圓形。 

熟悉現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的讀者,自然會了解,這個強調「族群邊緣」的研究取向,深受美國人類學家Fredric Barth的影響。近年來,我將之結合有關「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的理論,在一些論文及通論性文章中曾片斷的表現我對「族群本質」(ethnicity)的看法。在這本書中,我希望能以「中國人」這個族群為例,更清楚的、更有體系的說明我的觀點。 

在本文開始之前,我先簡要的說明我對族群本質的看法。首先,如當代許多研究族群現象的學者一樣,我懷疑「族群」是一有共同的客觀體質、文化特徵的人群,而認為,族群由族群邊界來維持:造成族群邊界的是一群人主觀上對外的異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對內的基本情感聯繫(Drimordial attachment)。其次,我強調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是人們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為了維護共同資源而產生。因此,客觀資源環境的改變,經常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在這一點上,我贊同「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s)的立場:族群認同是人類資源競爭的工具。 

第三,族群邊緣環繞中的人群,以「共同的祖源記憶」來凝聚。因此,個人或人群都經常藉著改變原有的祖源記憶,來加入、接納或脫離一個族群:如此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也就是族群認同變遷(ethnic change)。第四,由於族群的本質由「共同的祖源記憶」來界定及維繫,因此在族群關係中,兩個互動密切的族群,經常互相「關懷」甚至千涉對方的族源記憶。失去對自身族源的銓釋權,或是接受強勢族群給予的族源記憶,經常發生在許多弱勢族群之中。最後,在一個族群的內部,也經常形成不同的次群體,互相競爭著到底誰對本族群的「過去」有詮釋權。因此所謂族群現象,不僅是兩個互動族群間的關係,還包括族群內部的兩性間、階級間、地域群體間的關係。在本書中,我將說明我對以上這些族群本質與族群現象的看法。 

在族群邊緣,人們強烈的堅持一種認同,強烈的遺忘一種認同,這都是在族群核心所不易見到的。這也使得「邊緣」成為觀察,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因此,讀者將發現,我的目的是要研究「中國人」,但我研究的對象卻不是在中國大陸十二億典型的現代中國人,也不是漢唐至明清典型的古代中國人。反之,我的研究對象是處在「中國邊緣的人」。所謂「中國邊緣」,我是指時間上的邊緣、地理上的邊緣,也是認同上的邊緣。譬如,在中國人即將形成的邊緣時間(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居住在黃土農業邊緣地區的那些人群。又如,春秋時代,華夏東南邊緣的吳國人,他們在當時由非華夏成為華夏,因而也是華夏認同的邊緣。又如,現代的台灣人,他們徬徨於維持中國人認同,或放棄中國人認同之間,因此更是處在中國邊緣。以及,羌族,一個處在中國西南邊緣的少數民族。 

在本書第一部分「邊緣與內涵」中,首先我將探討近三十年來,社會人類學界對於族群現象的理論探討。以及,結合「社會記憶」與人類社會分群(human grouping)的研究取向,在族群現象研究上的新發展。最後,在此研究取向與理論發展背景下,我提出一個「民族史邊緣研究理論」,以及,與此相關的,我對於歷史文獻、考古遺存,與當代口述資料的看法一這也就是本書以下各章的研究基礎。 

第二部分「華夏生態邊緣的形成」.在本章中,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探討「華夏起源」;事實上,在此「起源」已成了「邊緣」形成的問題。考古資料顯示,新石器時代晚期氣候的乾冷化,使華北、華西農業邊緣的人群逐漸走向移動化、牧業化,以及武裝化.我以青海河湟地區、套北地區與遼西地區為例,說明這些地區人群經濟生態的變遷過程。這些牧業化、武裝化人群在陝晉冀北方地區與農業人群有劇烈的資源競爭。南方農業人群逐漸以「華夏」認同來設定族群邊界以維護共同資源。被排除在華夏之外的牧業化、武裝化人群,在春秋戰國時開始全面遊牧化。 

第三部分「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西元前1300年左右,周人崛起於渭水流域,後來逐步東進打敗商人:這時周人的西方盟邦中還有一部分是相當畜牧化、武裝化的「戎人」。首先我將以西周時期周人與戎人關係的變化,來說明華夏邊緣的形成過程。其次,華夏邊緣形成之後,隨著華夏的擴張,華夏邊緣也逐步向西,向南擴張。華夏邊緣的擴張包括兩個同時並進的過程:一是華夏重新定義誰是異族,一是原來的非華夏假借華夏祖源而成為華夏。我將以戰國至東漢時期,華夏心目中「羌」(西方非華夏)的概念如何不斷向西推移,以及,春秋時期華夏東南邊緣的吳國王室,如何以假借一個華夏的祖源記憶一一太伯奔吳一一以成為華夏,來說明華夏族群邊緣的擴張過程。 

到了漢代,華夏的擴張達到她生態上的極限邊緣;在這邊緣內的人也從此自稱「漢人」。在這一部分中我也將說明,在漢代許多人群如何為了不同的原因被排除在華夏之外,由此形成性質不同的華夏邊緣。 

第四部分「華夏族群邊緣的維持與變遷」。雖然在秦漢時期,華夏與非華夏的族群與地理邊界大體形成,但是並非自此華夏的子孫永為華夏,非華夏的子孫永為非華夏。在這一部分,我主要以「台灣人」與「羌族」為例,說明部分台灣人如何藉由對中國的「結構性失憶」與本土歷史記憶重建,來試圖擺脫華夏認同;以及,羌族如何選擇、強化與華夏密切相連的歷史記憶,來建立、維持一個強固的華夏邊緣民族認同。 

最後,在結語「資源環境、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中,我將由人類資源競爭與分配關係,以及歷史記憶與失憶,來說明以華夏邊緣界定的華夏認同如何形成、擴張與變遷。並由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的關係,以及典範觀點與邊緣觀點的爭論,來說明塑造族群的集體歷史記憶如何不斷的被個人與各社會次群體銓釋與爭辯,因此造成族群本質的持續變遷。影響歷史記憶的詮釋與再詮釋的,不只是外在資源環境與族群關係的政變,也因於在某種族群關係下,一個族群內部的男性與女性間、世代與世代間、不同社會階層間、漢化者與未完全漢化者之間,對於「過去」詮釋權的爭奪與妥協。 

族群現象之所以令人困惑,主要是因為影響我們思考此問題的潛在「偏見」,不但存在於所有的「資料」(歷史文獻、報告人的口述與學術著作)之中,也常存在於研究者心中。尤其,當研究對象是有長遠歷史書寫傳統的「中國人」時更是如此。然而,藉著由社會記憶的角度重新思考傳統歷史文獻,藉著由考古資料探索人類生態變遷與相關的資源競爭,以及藉著人類學對於人類「族群現象」的了解,以及更重要的,藉著我自己,一個處於華夏邊緣的台灣歷史學者自身的時代經驗,我相信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由邊緣的角度對於「什麼是中國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書主要的理論探討與內容例證,由以下本人近年來已發表或未發表的論文及田野調查資料改寫而成。 

一、有關族群舆記憶理論 

1993<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新史學》4.2:95-120. 

1994<什麼是民族:以羌族為例探討一個民族誌與民族史研究上的關鍵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4:989—1027. 

1994<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5 3:119-140 。 


二、有關華夏生態舆族群邊界的形成 

1992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chap.2.Ph.D.di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1993<周人的族源與華夏西部族群邊界的形成>,《大陸雜誌》87.2:1-20. 

1994<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375-434. 

1995<漢代中國的邊疆民族意象與民族政策序論>,《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9-72,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蒙藏委員會. 

1996<遼西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兼論華夏邊緣的形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195-238.三、有關華夏族群邊界的變遷 

1992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chap 4,5.Ph.D.di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1994<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的族群經驗>,《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249-27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3:147—184。 

1997<華夏化的歷程:太伯傳說的考古與歷史學研究>,《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中。 

1997<漢族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中. 

<台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尚未發表) 

《台灣群眾口述記憶調查資料》(尚未發表) 


《羌族田野調查資料》(尚未發表) 


2014年2月21日星期五

转贴:孔诰烽﹕什么是中国人?

转贴:孔诰烽﹕什么是中国人?

http://www.zaobao.com.sg/wencui/social/story20140217-311168

2014年02月17日


前一阵子,一位女星针对大家不满自由行涌港冲击本地民情风俗,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所以应该包容。有人甚至念出「内地香港同祖共宗」的神秘宗法咒语来企图消融港中矛盾。但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国家民族?这些恐怕是近年本土争论的双方比较少深思的。

前一阵子英国历史学泰斗Eric Hobsbawm辞世,很多朋友都提起他的经典《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指出欧洲19世纪兴起的国家民族身分,乃由民族主义者想像建构而来,当中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基础。国族由想像而来,但想像的标准可以是什么?现代中华民族想像的建构,又是怎样从清帝国崩解后的瓦砾中冒起的?

公民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的起源

要解答第一个问题,历史社会学家Rogers Brubaker 的《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必不可少。Brubaker认为,欧洲在告别皇权之后两种界定国民身分的主要原则,乃是以出生地为基础的属地主义(Jus Soli)原则——即在一国疆域内出生,或在疆域内居留一定年期、融入该地主流文化,便能获国民身分;和以血脉为基础的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原则——即以父母血统决定国民身分。

19世纪法国与德国国民身分的形成,乃是这两种原则的典型。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国家精英以大革命代表的俗世价值,即「自由、平等、博爱」作为界定法国国民的标准。任何生于法国土地,或是移居法国并认同这一普世价值者,均可成为法国人。这便是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的原型。

同时期德语精英的民族主义运动,尝试将分散于欧洲各处的德语社群聚合起来,建构统一的新民族国家。在此脉络下,德国民族主义者即发展出以血统为标准的种族民族主义(racial nationalism)观:只要父母是德国人,无论你生在何方,都是德国人;反之,若父母不是德国人,就算你生在德国境内,也不是德国人。

19世纪末,部分德国知识分子企图建立一个比较开放的、以文化为标准的德国认同,即不论血缘,只要同化成讲德语和信奉新教,便能成为德国人。但当时很多波兰农民移居到德国东部,在政府与民间的多番尝试下,仍坚持讲波语和维持天主教信仰,结果导致德国知识精英(包括现代社会学之父韦伯)放弃同化东部移民,甚至支持驱赶波兰移民,回到以血缘定义身分的封闭民族认同。德国的民族主义不断倒向纯净血统的神话,最终引致纳粹的雅利安人理论,其余的已是历史。

从大汉排满到五族共和

中国在20世纪出现的民族主义,其对中国的界定,一直在公民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之间摇摆。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批受西方思潮影响、试图建构现代中国国民认同的革命分子如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与信奉反清复明的地下会党紧密合作。他们建构出来的中国观,基本上是一种大汉族的排满意识。这种汉中心的种族民族主义,造成辛亥革命成功后,全国各地出现汉人屠杀满人的事件。这些悲剧当然已被官方史掩盖起来。

但将中国人等同汉人,令民国早期的政治精英无法理直气壮地继承包括东北、蒙古、西藏、新疆等非汉人地区的清帝国版图。因此在革命成功后,民族主义者皆从汉中心的种族民族主义,转向五族共和的主张。但怎样将汉满蒙回藏讲成同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成了一个论述上的难题。于是国民党提出了血统归一的种族民族主义神话,虚构出一个血缘单一的中华民族。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即在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中,表明中华民族乃是一个大宗族,少数民族都是通过与汉族进行「累世的婚姻」而成为「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

当时中共将蒋的这种以血脉宗族界定中华民族的观念批判为封建法西斯。而中共则模仿苏联的民族理论,建构出各民族人民平等自由地联合成新中国、共同从帝国主义与封建压迫解放出来的公民民族主义观。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即承诺「帮助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毛泽东的这个承诺十分开明进步。至于这位20世纪走数王后来怎样走数,已是众所周知。

飘忽不定的中国认同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官方扬弃左翼革命的公民民族主义论述。各地争相复兴民国时期的种族民族主义观,重新抬出「炎黄子孙」的概念,甚至大搞黄帝崇拜。这种以追溯至远古的神秘血缘定义中国人的观念,对于香港很多开口闭口「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大中华主义者来说,好像十分理所当然。但这种种族民族主义,就算在中国官方,也不是没有争议。例如常常在民族问题上为政府出谋献策的北大教授马戎,便曾提醒:

少数族群中有不少人认为历史上的「炎黄」只是中原汉人的祖先,其他少数族群另有自己的祖先……有些少数民族的古代传说以其他动物为自己群体的图腾,并不承认自己是「龙的传人」。所以把汉人以「炎黄」为祖先的观念有心或无心地扩大到等同于「中华民族」祖先的范围,称之为「中华共祖」、「华夏共祖」是非常不妥的。以各级政府出面官方举办对「黄帝」、「炎帝」、孔子等的大规模祭祀活动,也许是无知或是无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出汉人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十分不妥而且客观效果不好……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和发展也会造成损害。

由此可见,1911年之后百多年来,如何定义中国人,仍是争论不休的题目。若再加入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华人一并考虑,问题便变得更为复杂。下次有人再以「大家都是中国人」召唤你我时,我们不妨带引对方进入一场思辨之旅,反问:什么是中国人?你搞清楚怎样界定中国人了吗?至少我们也可以用港女的气势回应:「你自己仲有咁多嘢未搞清楚,咪嚟烦我啦!」

作者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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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



2014年2月16日星期日

转贴:判斷政論文章好壞的八個標準

转贴:判斷政論文章好壞的八個標準


原文:http://blog.roodo.com/subing/archives/27313426.html

我一直強調,台灣社會的問題是價值與判斷,台灣需要更進步的價值,台灣人需要更好的判斷,今天就來談談怎麼判斷政論文章的好壞。

首先,政論文章的好壞是有客觀標準的,而且跟文章的立場無關。根據我的觀察,很多人判斷政論文章首重立場,希望小英當選的,看到小英必勝文就認為是好文章,討厭民進黨的,看到批評民進黨的就認為是好文章,認為馬英九無能的,看到寫馬英九無能的就認為是好文章,這都是錯誤的判斷。

第二點很基本也很容易了解,好的政論文章推論的過程必須合邏輯。倒果為因,過分鬆散的定義,過分狹窄的定義,因人廢言,因人立言,套套邏輯等都是常見的邏輯錯誤。

第三、好的政論文章必須基於並掌握大部分相關的事實,而不是片段的事實,甚至脫離現實。比如說,不能股票跌兩天就認為政府要垮台了,而忽略用一整年的時間尺度來看,股票其實是上漲的;不能國科會案起訴教授就喊打喊殺,卻忽略這個司法體系過去的紀錄是受政治操控不值得信任的。

第四、好的政論文章要有解釋現狀的能力。如果一個人提出的理論,完全無法解釋為什麼藍綠政黨主要政治人物最近重要的決策與動作,那就不會是一篇好的政論文章或理論。

第五、好的政論文章必須有相當程度的預測能力。管理學上有兩種評估決策好壞的依據,一種叫做內容的可驗證性(Content Validity),一種叫做結果的可驗證性 (Outcome Validity),第二點到第四點某個程度可以說是內容的可驗證性,第五點則是結果的可驗證性。

要注意的是,準確預測結果本身並不是成為好文章的充分條件,因為有可能只是瞎貓摸到死老鼠,所以不能只注重結果的可驗證性,就算準確預測了結果,如果還是過不了前面幾點,那基本上還是一篇爛文章,內容的可驗證性還是很重要的。

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的文章老是預測錯誤,阿扁執政的時候就跟你說阿扁的新中間路線是多了不起的策略,一定會大勝;每次預測選舉必勝,結果出來都是雖敗猶榮,這種文章可能就要更仔細的檢驗其中內容的可驗證性。

第六、好的作者寫的政論文章必須有一致性。不能一下說,解決台灣問題的仙丹妙藥是如何幫助民進黨執政,一下又變成是要取代消滅民進黨,不能現在寫的文章跟才幾個月前寫的文章結果迥異、互相矛盾、左手打右手。

當時勢與資訊改變的時候,判斷當然要跟著變,但是改變判斷的時候必須清楚的解釋改變的理由與過程,就算是這樣,如果一個人的文章常常立場變來變去,很有可能是因為視野太過淺薄無法掌握大趨勢只能隨波逐流,這樣的文章當然不會是好文章。

第七、好的政論文章必須段落清楚簡潔有力。段落都分不清楚,閱讀起來不通順,甚至難以閱讀當然不會是一篇好的政論文章。別人一句話幾個字就能說清楚的事情,寫了一大篇落落長還不知道在講些什麼的,當然不會是一篇好的政論文章。

很多人誤以為文章要夠長才有學問,其實剛好相反,我記得我博士畢業要找工作的時候,我的指導教授跟我說,你要有辦法在20秒內讓不管是跟你同領域或是不同領域的人大致了解你論文的主要內容與最主要的貢獻是什麼。在我的領域,能夠用最少的變數解釋最多現象的才是最強的模型,同樣的,能夠用最少的字數把最複雜的現象解釋清楚的才是好文章。

第八、喜歡掉書袋,愛舉人名、書名 本身並不是好文章的充分條件,尤其是在有google的現代。我發覺,許多人愛把自己的文章包裝成學術論文的樣子,問題是他們對學術論文的了解又僅止於表面上的形式,以為寫沒兩句就要引用一下書名人名這樣的文章才夠高級,才有說服力,很多讀者也以為要看這樣的文章才夠水準,事實上,一篇文章就算充滿了人名與書名,如果通不過上面七點,也只是假掰而已,還是一篇爛文章。

以上就是判斷政論文章好壞的八個標準,只有當讀者的判斷力與識別力提高的時候,台派的言論市場品質才會跟著提高,更好的判斷與更進步的價值才會更有機會浮出檯面。

(PS:我用政論兩個字到google搜尋圖片的時候發覺最多的是雞排妹的照片,我想這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我認為,政論品質的好壞跟穿著無關,基本上還是看以上八點。)

东方:泰米尔小学的悲歌(下) 海港泰小30年来搬了又搬

东方:泰米尔小学的悲歌(下) 海港泰小30年来搬了又搬


2014年2月16日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00426:30&Itemid=203


今年开学日,约20名海港泰米尔小学的学生因拒绝迁入位于甘榜林通岸的新校舍,遂引起各界关注。但教育部副部长卡玛拉纳登强调,海港学校並没有被关闭,全国泰米尔小学的数量依旧维持523所。

「我要提醒各界,勿再散播假新闻,学校並没有关闭,而是搬迁。」

既然如此,为什么海港泰米尔小学的家长、校友以及非政府组织等,还要展开「拯救」海港泰米尔小学的行动?本期脉动我们来关心海港学校30年来面临的迁校难题。

坚持在原校上课的27名学生的家长们,为什么不肯迁校?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新校舍地点变远了,学生交通费涨幅逾半,对许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来说,这笔费用无疑是个重担。

海港泰米尔小学董事部以及教育总监拿督凯尔在迁校爭议爆发后,都曾作出承诺,准备承担这些学生往返新校舍交通费的差额。不过,反对迁校的家长最后却不改初衷,坚持保留原校。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如此坚持?

身为「拯救海港泰米尔小学行动委员会」秘书的大马泰米尔学校董事会主席坎南,在隆雪华堂于1月27日举办的「谈泰米尔版白小事件与社区教育」说明讲座上,一边为听眾解释海港学校长达30年的迁校风波,同时也派发了一份长达4页的「海港泰米尔小学大事记」。

他不只一次地强调,海港泰米尔小学坎坷的命运,並非泰米尔教育史上的特殊案例。

海港泰米尔小学于1925年创校在海港园丘的土地上,本来是提供劳工小孩唸书的地方。

1960年代园丘种植业没落,土地被园主转卖予矿务公司;但1970年左右矿业也没落了,这片土地最后归雪州发展局所有,並在工业崛起及房屋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最终將其规划发展成今天格拉纳再也的住宅与商业区。

独立至今居住的土地一再被转手,原住在海港园丘的劳工因沦为非法住民而被迫迁离。都市化发展以后,豪华民宅的价格更將海港泰米尔小学与它所依赖的「社区」永远被隔离。

「我们(留在原校)的学生都不住在附近,他们来自梳邦谷(Lembah Subang)和阿拉白沙罗(Ara Damansara)的贫苦家庭,家长把小孩送到这里(海港泰米尔小学)来只为了让他们能够继续接受母语教育。」义务校长姆鲁卡苏告诉记者。

社区缺席保校艰辛

可见海港泰米尔小学虽被华社称为「泰米尔版白小」,实际上却与白小拥有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

2001年被强行关闭的白小获得白沙罗新村村民、华教机构与非政府组织成员长达8年的「守护」,一直坚持到重开为止。反观海港泰米尔小学早在1983年,就已经面对房屋发展计划所带来的挑战,却没有「社区」可以为它发声。

根据坎南提供的记录,雪州发展局于1983年12月在该校校內挖了12尺深、12尺宽的大沟,分割了校內两栋校舍。

家长写信控诉有关工程威胁校园內的学生安全,要求该区议员採取行动解决。

此事却一直辗转拖延至1989年,雪州发展局方应允將该校迁至甘榜林通岸一片5英亩的土地上。

不过,1992年雪州发展局却再次致函校方,称甘榜林通岸尚佈满非法住民,建议该校暂迁至毗邻一块仅佔0.6公顷(约1.5英亩)的临时校地上,也就是今天原校校舍的所在地。

一直到2008年大选前,甘榜林通岸新校舍才由当时的工程部长三美威鲁动土,直至去年年底才正式启用,但此时却有12名学生家长在家教协会会议上投票声明不肯迁校。

25年前的迁校决定,当年毕业的学生都年过30了。如今迁校之际忽有家长持有不同意见,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拯救海港泰米尔小学行动委员会」一再对外界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性、泰米尔教育的困境,但这事件也反映了僵化制度底下,效率欠奉的缺陷与偏差。

如果国家体制的建立是为了能够分配有限的资源,那我国多元复杂的社会环境显然需要更多设身处地的思考,就连人口比例少过10%的印裔群体面对的教育问题也应有被关注的价值。

试问海港泰米尔小学的处境,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反省与启示?

保校不容易 需稳定运作体制

据悉,2012年3月,校方曾就迁校议题召开家长会议,当时的投票议决结果显示共有31人赞同迁校,只有12名家长表示反对。

义务校长姆鲁卡苏不满地表示:「赞同者当中包括15名老师。他们没有孩子在这里唸书,他们不理解家长们面对的问题与感受。」

鲁姆卡苏曾是海港泰米尔小学的兼职老师,退休后自2003年至2010年断断续续被续约了几次,以应对这所学校偶尔出现师资不足的问题。因此,在保校运动发起时,他毅然接手担任义务校长的职务。

老师全是义务协助

惟不容易的是,原校目前所有的5名老师都是义务前来协助的。记者跟隨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前往拜访该校当天,適逢几位老师因故请假,只剩2名老师带领全校不同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

陈亚才也是前白小保校工委会顾问,他说:「我想他们最大问题是,如何迅速建立起一套稳定的运作体制。」

他也建议「拯救海港泰米尔小学行动委员会」应该勇敢走出社区,到国內各地演讲,让更多人了解泰米尔教育目前的处境。

姆鲁卡苏也承认这一点。「虽然进度缓慢,但我们仍在努力,希望未来可以支付这些义务老师薪水,甚至开设学前教育班,招收更多的学生,以確保原校未来能够如常运行。」

据悉,海港泰米尔小学目前已有1名6岁的小朋友入学,为保校运动带来莫大的鼓舞。

除此之外,该校目前尚未被拆除,雪州州务大臣机要秘书已经在1月16日致函八打灵县土地局,要求將校地列入宪报,惟迄今未有进一步消息。


东方:泰米尔小学悲歌(上) 时代变迁园丘没落 全国泰小发展堪忧

东方:泰米尔小学悲歌(上) 时代变迁园丘没落 全国泰小发展堪忧

2014年2月15日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00293:&Itemid=203


泰米尔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在世界各地都有数量庞大的使用群,特別在印度南部与斯里兰卡地区。印度政府甚至让它拥有「古典语言」的美名。

在马来西亚,印裔社群只有不到10%的人口,泰米尔语也不是官方语言,但泰米尔教育却在这篇土地上生存了近200年的歷史。目前全国依然保有超过500间泰米尔小学。直到最近,近百年的海港泰米尔小学闹出了迁校风波,27名的学生家长不愿迁入政府已经安排好的新校舍,坚持在原校上课,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我国独立57年来,泰米尔教育究竟面对了什么样的衝击与压力?本期脉动让我们来关注泰米尔小学唱不尽的悲歌。

今年初海港泰米尔小学迁校事件所引起的关注,是超乎想像的。因为这所学校自1983年起,就因为校地四周的房屋发展计划而被迫迁徙,后来因为校地问题没有解决、家长也没有能力自行建校,危机与爭议甚至逐渐被遗忘。

一直到去年新校舍落成,家长对迁校行动的看法依旧不一致。今年开学之际,27名学生的家长坚持將孩子留在关闭了的原校上课,才引起各报媒体的广泛报导。

无论如何,在泰米尔教育史上,海港泰米尔小学事件一点也不孤立,因为校地风波並不是什么新鲜事。

正如大马泰米尔教育研究与发展基金顾问阿鲁姆甘的质问:「为什么我们非得要抵抗到底,才能留得住一所学校?」

过去,泰米尔学校都是为在园丘工作与生活的印裔家庭设立的。当国家经济起飞、园丘生產业没落、土地开始被变卖作为发展用途、人口逐渐往外迁移,泰米尔小学也失去了它依附而生的社区。

「我们处理过不只一宗学校搬迁的问题。因为社区土地被变卖后,学生骤减,泰米尔小学必须要迁移到园丘外的大马路边才能够继续发挥其教育用途。但是,他们也因此面对新校地没有著落的困境。」

大马泰米尔学校董事会主席坎南在隆雪华堂于1月27日举办的「谈泰米尔版白小事件与社区教育」说明讲座上,如是指出。

除此之外,只佔全国人口7%的印裔社群,多数都是贫苦的劳工阶级,又时常被政党和国家政策边缘化。他们的诉求一直很少受到关注。

根据阿鲁姆甘提供的2001年数据,在泰米尔小学就读的印裔学生有75%来自月入低于900令吉的家庭。

有者赞同关闭泰小

值得关注的是,泰米尔小学也没有获得所有印裔家长的认同。据知,2012年全国印裔小学生逾18万人中,有44%並不在泰米尔小学就读。阿鲁姆甘说,中產阶级的印裔家长寧愿將他们的小孩送到国民学校,有者甚至赞同关闭泰小。

这似乎跟国大党教育局主任丹斯里马里姆都在1987年写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处境一致:「印度学校一直都像大马教育体制的『灰姑娘』,不但在社会、经济与文化上被边缘化,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只能填补中低下的经济领域。园丘工人的小孩只能成为有受教育的园丘工人而已。」

现在连园丘都没有了,泰米尔教育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例如2004年的数据显示,泰米尔小学的老师还有16%是未经正规训练;2006年7月,霹雳州有300名家长抗议泰米尔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2006年9月,250名家长抗议江加辅莱泰米尔小学被批准搬迁的校地突然变成商业发展用地;如今海港泰米尔小学事件又再次牵动印裔社群的神经。

如果泰米尔语还是这个国家部分群体的认同內容,那谁都没有理由贬低、侮辱或剥削泰米尔教育。

在多元文化的「真实亚洲」社会,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同时重视各群体想法的双贏方案?或至少多一点同理与耐性,多关心弱势群体在都市发展中的处境,再採取相应的措施来帮助他们?

「古典语言」拥丰富歷史文化

泰米尔语在大马虽不是官方语言,但却是印裔社群与泰米尔小学教育的主要媒介语。

泰米尔语在印度不但是宪法承认的22种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长存的其中一种语言。泰米尔语是源自于达罗毗荼语系,已经拥有超过2000年的歷史。在印度考古挖掘中出土的石碑,有55%是用泰米尔语书写的。

维基百科资料显示,泰米尔语今主要通行于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东北部,也是印度泰米尔纳德省(Tamilnadu)、本地治里省(Pondicherry)及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地区(Andamanand Nicobar Islands)的官方语言。

在印度洋及南太平洋周边国家,也有不少印裔居民说泰米尔语,他们散佈在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菲济等地。斯里兰卡与新加坡政府將它列为官方语言之一。

根据1996年的统计,泰米尔语共有7400万人使用,佔全球语言人口中的第18位。2001年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全球共有1863家泰米尔语媒体,其中353家是每天发行的。

2004年,印度政府宣布泰米尔语拥有「古典语言」的地位。它是第一个获得此荣誉的印度语言,同时也確立了它拥有丰富歷史文化价值的崇高位置。

独立前后巨变 888间剩523

英国人哈菁(Rev. R. Hutchings)於1816年在他创立的檳榔屿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设立的泰米尔教室,是我国泰米尔教学的先驱。

20世纪初期英国人园丘的印裔劳工大量增加,有些园主也开始根据法令,为这些移民设立简便的学习空间。

阿鲁姆甘在2008年发表於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文章中指出,人口增长使泰米尔学校有快速增加的趋势。1930年马来亚仅有333所泰米尔小学,到1938年时已上升至547所。在1957年独立时,全国泰米尔小学总数达到了高峰期,即888所。

不过,独立建国以后,成为我国公民的印裔群体却开始面对泰米尔小学日益萎缩的问题。截至去年为止,全国泰米尔小学共有523所,这意味著从独立至今,已有多达365所泰米尔小学消失在我国教育版图上。

多数泰米尔学校是以政府资助的方式维持校务。它们建立在私有地上,同时面对设备欠缺、未培训师资以及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

据悉,校地主权是我国政府区辨「政府学校」与「政府资助学校」的其中一个方式。「政府资助学校」通常建在私有土地上。

「政府学校」可以获得校舍基础建设在內的常年经费;而「政府资助学校」则可申请两种不同类型的拨款,即「资助拨款」(GRANT-IN-AID)和「资本拨款」(CAPITAL GRANT)。

家长来自社会底层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资本拨款」是指公共基金拨款於教育机构作为建设建筑物、翻修或扩建校舍、为新校舍配置桌椅板凳或其他配备的费用。

「资助拨款」则是除了资本拨款以外的任何与校务有关的拨款。

虽然如此,「政府资助学校」的校舍维修与扩建经费往往还是由学校董事部自行负责筹款。许多泰米尔小学家长来自社会底层,不一定有支持学校发展建设的能力。

而目前引起关注的海港泰米尔小学,其校地多年来一直是属於雪州发展局的。因迁校过程中的爭端未能完善处理,以致雪州发展局决定將土地卖出,坚持留在原校上课的学生只能暂用空无一物、尚有电源的教室继续上课。

由於迁校问题涉及多方单位及不同政权,谁愿意踏出打破僵局的第一步,尚是个未知数。

多数未设有学前教育班

国內许多泰米尔小学尚未设有学前教育班,这导致在泰米尔幼稚园也同样欠缺的情况下,很多印裔学生是在小学一年级开始,才接受正统的泰米尔教育。

目前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与研究组的网站只提供全国学前教育班的总数,並没有各源流学校学前教育班的数据,因此我们暂且无法掌握近期泰米尔小学学前教育班的进展。

惟阿鲁姆甘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523所泰米尔小学中,只有18.3%的泰米尔小学(96所)备有学前教育班,而且有些班级全赖当地居民自发设立的。

行动党前国会上议员拉玛克里斯南的网页,也可见泰米尔小学与其他源流小学相比之下相形见拙的窘境,即2011年设有学前教育班的国小高达88%,而泰米尔小学只有区区的28%。

据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我国儿童的教育议题也非常关注。去年该基金会与幼儿保育及教育组织合作,以支援巴生县加埔区一所以泰米尔语教学的私立幼稚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马代表薇薇娜在联合国网站上针对这项资助计划表示,他们提供的资源將有助於该幼稚园培养师资与找寻泰米尔语教材。

「学前教育就像护照,会引导你前往更优质的教育以及更好的起步。它也有助於让下一代脱离贫困,並具备更好的生活条件。」




2014年2月12日星期三

东方:建议设各族母语学校

东方:建议设各族母语学校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99668%3A&Itemid=113

2014年2月12日


(吉隆坡12日讯)4个非政府组织今天建议,除了华小和泰小外,政府应该为其他族语设立更多母语学校。

这4个非政府组织包括马来西亚青年记者俱乐部(KWMM)、马来西亚穆斯林消费人协会(PPIM)、彭亨消费人协会(HAPP)和彭亨州印度社群福利组织。

他们认为,设立更多母语学校可以加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並促进种族团结与和谐。

青年记者俱乐部主席迪朱卡乃因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样的举动会令一个大马概念更具包容性,刻划出没有族群遭到边缘化。「母语学校概念应该扩大至其他语言,如原住民、暹罗语、葡萄牙语等。」

出席记者会的有穆斯林消费人协会秘书长拿督玛阿莫奥斯玛和彭亨消费人协会主席兰姆。玛阿莫和兰姆则表示,类似的母语学校將为来自不同族群的学生,提供学习本族文化和传统的好机会。
2014年2月12日




东方: 国民型中学毕业生的心声

东方:

国民型中学毕业生的心声

2014年2月10日

作者: 古燕秋 , 栏名: 欣欣向荣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99242:&Itemid=203


上个月出席了华教园丁莫泰熙老师的华教故事课。莫老师分享了许多华教的故事,包括独中毕业文凭如何取得各国认可、新纪元学院毕业生的升学出路、白沙罗华小保校运动等。 莫老师的演说生动有趣、深入浅出,带著出席者瞭解大马华文教育一路蹣跚,但坚定走来的景况。我再一次发觉这些华教故事与国民型中学毕业生之间的距离。

记得小学快要毕业时,学校安排小六生到市区的独中参观。虽然独中的设备相对完善,授课语言又是华语,但家里经济並不允许孩子到需要每月付学费的独中升学。于是爸妈让我进入镇上那家有「华文名字」的政府中学唸书,当时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听说学校里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华人。

进入中学后,有一半老师是华人,学生几乎也是华人,连极少数的友族同胞也会说中文。除了每星期有5节列入正课的华语节外,如果其他科目的老师是华人,也都使用华语教学。食堂贩卖都是传统的华人食物(当然还有一家很受欢迎的马来档),农历新年时也会举行挥春活动。学生每年都要筹款以兴建学校礼堂。我天真的认为中学模式理应如此。

直到高中时,华语科任老师在课堂上递了一本薄薄的复印本给同学传阅,我才知道原来大马的中学分成国中、独中、国民型中学,是有其歷史原因。原来我的中学曾经和独中一样是「华文中学」,只是后来接受改製成为国民型中学,或更准確来说「政府的中学」。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个人,为了捍卫民族学习母语权利,而被政府吊销教师执照及褫夺公民权。这本书说的是「族魂」林连玉的故事。

中学时因为老师的复印本而认识林连玉,大专期间,听到当时逝世的林晃昇先生的生平事跡,也从系上独中毕业的同学口中,稍微瞭解我国的华文教育情况。那时候,我才瞭解到原来自己一直以为在念著的「华文中学」,其实与独中的「华文教育」是两码子事。虽然一些国民型中学与独中有相近的校园文化,但两个不同学校的学生对国家与母语教育发展的认识,个人学习上的经歷与教育认同是截然不同。

我国现在的华人母语教育几乎等同于独中的教育发展。华社几乎把所有的教育资源投进独中,遗忘了在1960年代接受改制的国民型中学。许多国民型中学毕业生缺乏瞭解母语教育发展,自己所处中学的「前世今生」的机会。这对华社来说是很可惜的事,因为这些毕业生將来也会是社会的一分子。如果可以及早瞭解母语教育的歷史进程,相信日后会是母语教育的生力军与重要支持者。

我很开心提到莫老师说他也到国民型中学说华教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软硬体资源投入这些中学,包括培育更多的华教园丁到国民型中学说故事、协助筹募建设的经费,不要让国民型中学处于独中与国中教育源流之外的边缘位置,忽略这些学生与独中生一样,有瞭解母语教育歷史发展的机会,及他们对母语教育贡献的潜力。

星洲: 國民型中學嚴缺華文教師‧王超群:教部錯估人數致師資荒

星洲:

國民型中學嚴缺華文教師‧王超群:教部錯估人數致師資荒



2014-02-12 10:13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348676?tid=77

(雪蘭莪‧八打靈再也11日訊)教總主席王超群指出,目前全國各國民型華文中學嚴缺150名華文科教師,主要原因是去年於蘇丹依德理斯師範大學中文教育系畢業的102名學員,至今還未被調派到中學執教。
他也指出,教育部錯誤計算中學所需的華文科教師人數,是導致華文科師資短缺的其中原因。
畢業生被派執教非本科
“教育部應馬上糾正計算方法,實際上華文科教師並沒有出現過剩,因為很多唸中文本科畢業生被分派執教其他科目。”
王超群接受星洲日報訪問,針對馬來西亞國民型華文中學校長理事會主席吳文寶呼吁教育部,儘快解決全國國民型華文中學的華文科師資荒問題,這麼回應。
吳文寶昨日透露,去年共有102人畢業於蘇丹依德理斯師範大學中文教育系,他們是受訓到中學執教華文科,但竟有些學員被調派去小學執教,許多學校只能由非華文科專業的教師來教導華文科。
王超群指出,去年1月和6月共有134名教師從蘇丹依德里斯師範大學(UPSI)中文組教育系畢業,但只有102人上網登記有意當教師。今年6月,另有20名學員即將畢業。
“教育部已通知134名教師,於今年1月15日前往教育服務委員會面試,至今面試成績還未出爐。我們希望教育部能儘快安排上述教師到國民型中學執教華文。”
“一些師範大學中文組教育系畢業生被當局亂調派到小學執教,因此我希望當局能夠把有關教師調回中學教書。”
他提到,一些出席面試的教師向教總反映指,面試表格上有詢問教師是否願意到小學執教一欄,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唸UPSI的用意是準備到中學服務。
促重新開辦DPLI課程
他呼吁教育部重新開辦大學畢業生教育文憑課程(DPLI),以培訓更多華文科教師,以舒緩國民型中學師資短缺問題。
教育部是基於中學教師人數已足夠,而於2010年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教育文憑課程學員畢業後,決定停止開辦這項課程。
此外,王超群不滿表示,去年10月約有490名畢業於教育學士課程(PISMP)的教師已接到委任狀,但是至今仍未調派到小學執教,這是令人費解的事。
他促請教育部儘快安排這批老師到小學執教,避免浪費資源和解決師資不足問題。
魏家祥:師範中文組畢業102教師
“應馬上派往各校執教”
馬華署理總會長拿督魏家祥促教育部履行承諾,立即委派去年從蘇丹依德里斯師範大學(UPSI)中文組畢業的102名教師到所需的各校執教,然後才委任他們為正式教師。
他今日受詢時表示,全國國民型華文中學嚴缺150名華文科教師的問題其實可以馬上解決,教育部在此前與他及華團會面時已做出這項承諾,他們也必須這樣做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新學期已過一個月,他表示師資荒問題刻不容緩,並促教育部莫拖延新教師調派事宜。
周世揚斥教育部無心解決
馬來西亞行動方略聯盟改制中學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周世揚說,教育部掌握了充份的資訊和數據,各學校需要多少師資、哪一年會有多少教師退休、教育部需要培訓多少師資,只要教育部有心處理,根本不應該發生嚴缺華文師資的問題。
他認為,教育部不應再在缺乏師資、中學華文師資被調到國小等問題上推卸責任,因為這根本就是失職。
他補充說,“很明顯地,教育部在華文師資培訓上,根本沒有全盤性的計劃。由此可見這不是教育部能力的問題,使他們根本無心解決華文師資問題。”
以行動方略所掌握的數據來計算,在國民型中學嚴缺150名華文師資的情況下,全國共有20%的國民型中學學生受影響。這無論對現有的華文教師或學生而言這都是不公平的。
他說,缺乏華文師資的問題,嚴重打擊了國民型中學希望還原每週5節以上華文課國民型中學本質的目標,也慢性侵蝕了國民型中學的特徵,這是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據本報向教育部探悉,教育部副部長拿督葉娟呈明天將會召見師資調派單位的相關官員,以瞭解國民型中學缺乏華文師資的問題。
另外,教育部也希望各界給教育部一點時間解決此問題。
●沙巴
8校缺22華文科教師
\亞庇中學最嚴重
沙巴州8所國民型華文中學目前共缺乏22名華文科教師,情況最嚴重的是規模最大型的亞庇中學,共缺6人。
沙巴董聯會國民型中學發展小組主任陳俊傑今天受訪時希望教育部能夠儘快解決華文科師資荒,避免讓非主修華文科教師執教華文科。
他認為,讓非主修華文科教師執教華文科,將會加重教師們的工作負擔,對教師非常不公平。
●柔佛
3國民型中學
僅培智面對問題
在柔佛州3所國民型中學之中,禮讓利豐港培華國民型中學及昔加末昔華中學都沒有面對華文師資短缺的問題,只有豐盛港培智國民型中學暫時缺少2名華文科教師。
豐盛港培智國民型中學校長陳鼎星表示,目前該校只缺少2名華文科教師,相信將可在不久後填補。
●檳城
●檳城教育局:華小教師深造改主修科
“資料未改導致失衡”
檳州教育局一名發言人也向本報提出同樣的看法,即一些華小教師繼續進修考取大專文憑且主修其他科目,例如理科或歷史。然而,當他們畢業且派往中學執教後,教育部電腦資料卻沒更改他們的主修項目,反而保留他們初入杏壇時的專業,即華文教師。
他說,這情況導致當局在定義“華文教師”方面有所出入,也使到華文師資培訓方面出現了失衡。
他也說,這些教師當中,部份因為他們所服務的中學缺乏華文老師,因此校方安排他們協助教導一兩班初中的華文,以紓緩華文師資嚴缺的窘況。
“這種情況,在國民型中學是很常見的。當然,校方不會加重這類教師的教學負擔,主要安排他們教一班的華文課而已,畢竟,他們的主修是其他科目。”
在吉打州,基本上每年都缺華文科師資,校方只能安排非主修華文的教師協助紓緩問題。
●馬六甲
讓具教華文背景者教華文
3校自行“調派教師”
受訪的甲州3所國民型中學對華文科師資不足的情況另有對策,即把在華小具有教華文背景,但在大學主修非中文教育系或非中文系的教師調派教華文,才勉強應付國民型華文中學華文科師資不足問題。
聖母中學:教師尚能應付
聖母中學校長張秋容比喻,這情況就像一名師訓學院華小組畢業的教師,過去長期在華小教華文,該名教師之後在大學主修地理,畢業後其專科理應是中學地理教師,但考慮到該教師具有教華文的經驗,加上國民型中學嚴缺華文科教師,唯有出此對策。
然而,根據教育部的系統,卻以該教師在華小教華文的背景為計算(Chinese Teacher),而非考量該教師具有大學地理的專科資格(professional),使得教育部系統顯示,國民型中學具有“足夠”
的華文教師,事實並非如此。
她補充,教育部理應調派足夠的大學中文教育系師範畢業生,填補國民型中學的華文科教師空缺,而非單憑系統,認為有關國民型中學具有“足夠”的華文科教師,實際上那些“華文科教師”,並非中文教育專科畢業,理應根據他們的大學教育本科執教。
她透露,聖母中學目前有9名華文科教師,7人擁有大學中文教育系背景、另2人是華小教中文資歷,尚能應付該校的華文科執教。
育民中學:湊足7華文教師
育民中學校長吳秀玲也是同樣做法,她把該校2名非大學中文教育系畢業,但曾有華小教華文經驗的教師,調派與其他5名具有大學中文教育系背景的教師執教,湊足該校7名華文科教師的陣容,才解決華文科師資荒。
該校去年只有5名中文科教師,少了兩人,慶幸今年得到解決。
華文中學:擔心調走教師
馬六甲華文中學校長李志全披露,該校目前有8名華文科教師,只有4人具有大學中文教育或中文系背景,餘者只是小學教華文,大學主修非中文的資歷。
他擔心,一旦教育局把4名大學中文教育背景的教師調走,將導致該校面臨嚴重的中文教師師資荒,因此希望教育局能調派更多具有大學中文教育資格的教師。
●彭亨
教育局:7校面對師資荒
“通過母語班解決問題”
彭亨教育局華文科助理局長陳慧琦今日表示,雖然州內7間國民型中學面對華文師資荒,但這問題已通過母語班(POL)方式解決。
母語班是由教育局安排其它學校華文科教師前來學校教課,有關教師可享有津貼。
詢及這7所學校缺乏教師數目時,她說,還在統計中。
與此同時,丹那布爹國民型中學董事長拿督朱源安說,學校目前共有6名華文科教師,有2個空缺待填補。
他說,學校已經向教育局反映問題,要求儘快派教師前來執教。
立卑中華缺3教師
另一方面,立卑中華國民型中學董事長拿督房光輝說,學校共缺乏3位華文科教師。
目前中華中學教導華文科的教師有4人,他們包括校長、副校長和兩名教師,但是他們都不是主修華文的教師。
學校教師說,在沒有主修華文科的教師的情況之下,校長、副校長和教師都必須負起責任來教導學生華文。
此外,根據瞭解,直涼國民型中學尚缺乏2位華文教師。
●吉蘭丹
2校缺3華文科教師
校方等待填補空缺
吉蘭丹州只有2所國民型中學,這2所位於哥打峇魯的華校,目前一共缺乏3位華文科教師。
哥打峇魯中正國民型中學校長張順成指出,隨著該校一名女教師今日正式榮休後,該校目前缺乏一名華文教師。
哥打峇魯中華國民型中學校長林佩玲受詢時披露,該校目前還缺乏2位華文科教師。
●登嘉樓
僅1國中缺華文教師
登州華文科督學劉德甲表示,登州有1所國民型中學及7所國中開辦華文科,唯只有1所國中缺少華文教師,即勿述的東姑瑪慕中學一校。
●霹靂
李培英:90%學校陷困
“欠缺51華文科教師”
馬來西亞國民型華文中學校長理事會霹靂州代表李培英表示,霹靂州17所國民型中學,有90%面對缺乏華文科教師的困境,目前州內欠缺51名華文科教師。
她說,針對此問題,日前全國國民型華文中學校長匯報會上總結出兩點最大原因,即教師被“標籤”錯誤,以及節數計算錯誤。
她說,有的教師原本在華小執教,被教育部歸類為擁有華文資格的教師,但後來到師範大學主修其他科目如化學,畢業後被派到中學執教時,理應是教化學,但教育部方面仍把這名教師“標籤”為華文教師。
她說,至於節數錯誤,是在於國民型中學華文科節數是每星期5節,教育部卻以3節來計算,少了約一半,在計算師資時也會出現與事實不符的情況。
她表示,霹靂州內大部份國民型中學在面對華文科師資不足時,多會讓非主修華文的教師兼教華文科,這對老師來說很吃力。
“比如要主修化學的教師兼教華文,教師就必須花費更多時間為兩種科目備課,即使教學品質不理想也沒話說,因為他們原本就不是主修華文的教師。”
編者的話
一加一不就等於二?
國民型中學150個華文教師空缺待填補,校方苦不堪言,各尋對策;與此同時,師範大學中文組主修華文的102名學員在畢業後,還在等候調派,天天在問何時才有工作。
以上兩種極端現象,足以解釋國民型中學為何沒有華文教師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很明顯是人為造成。
要解決上述問題是何其簡單,只要把現成待業的教師派去填補空缺,再把原有主修中文卻派去教其他科目或被派到技職學院或華小的中文教師調回來中學教中文,問題就幾乎解決了。
在教育界服務超過30年的副教長葉娟呈女士,卻把如此淺顯一加一等於二的解決方案看得非常複雜,非要召集精英多次深入研究和探討問題出在哪裡,然後由官員慢條斯里的去處理,才叫人感到費解。
新學年開學至今已一個月半,國民型華文中學的華文科師資尚未解決,102名中學華文教師還在待業中,數百名華小準教師也還有部份未接到委任信。葉副部長是不是應該好好應用一下手中的權力,指示官員莫再拖延和諸多藉口,快速的行動去解決問題?
問題的根源和解決問題的方案都有了,都不知道教育部還在等甚麼?
(星洲日報/獨家報導:余秘葉/陳雲清/楊薇屏/林偉良/陳玉思/謝仲洋/張德蘭/麥肖劍/羅水萍/洪維聰/萬綺珊/劉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