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在线：华教事业应越做越大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6181.html

Dec 16, 2010 11:50:22 am

虽几经波折，多方责难，《国民型中学问题与挑战》全国研讨会总算于2010年12月4日在槟州华人大会堂顺利举行。当天的出席人数达302人，出席的国民型中学有58间。当天的研讨会是从五个方面进行分组讨论：一、历史与承诺；二、贡献与使命；三、建校与发展；四、局限与挑战；五、与华社的互动。

虽然从五个方面去进行讨论，但从各组的报告及综合讨论中的发言，会场与会者的焦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强烈要求要有一个中央机制来代表国民型中学来发声，甚至要求当场成立筹委会来推动这项工作。主办当局背后显然是面临极大的压力，所以不接受当场成立筹委会，并要求与会者体谅，也一再的强调这个研讨会纯粹是研讨会，主办当局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及机会，至于设立中央机制这一回事，与会者可以事后自行处理云云。

2010年12月11日，由太平华联国民型中学董事长林荣华领衔，在太平成立筹委会会来推动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发展工委会的成立。这个工委会列出了五个宗旨：

（一）促进各国民型董事会、家教协会、校友会之间的联系；
（二）捍卫国民型中学的法定地位；
（三）争取落实当年政府对改制中学的承诺；
（四）正视华小毕业生升上国民型中学的问题；
（五）提升国民型中学的华校特征。

从《行动方略》教育组决定把国民型中学所面对的困境列为第一阶段活动计划之一的时候起，至华总中委会接管《行动方略》，解散秘书处之际，算起来前后花了一年之长的时间，总算有一个初步的成果。也幸好当时《行动方略》教育组没有把筹备中央机制的工作接过来，不然现在就不知要怎么办，命运始终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可靠。

在整个过程中，特別是研讨会的筹备过程中，至少有四个华教组织发声反对成立国民型中学董事会总会或类似组织，包括了霹雳董联会、槟威董联会、吉打董联会及槟校友联。而董总更在2010年9月19日的常务委员会上宣布成立“国民型中学工作小组”，更带来不少压力，因为很多人说董总己经成立小组来关注，为何还要成立自己的总会云云。

在当时，为了研讨会能顺利举行，我就不发表我自已的看法。现在我就针对一些言论提出我自已的看法。

华教的结社自由与代表权

（一）董总代表你。这种看法其实是很普遍，包括那些对董总现任领导人不满意者，都有类似的看法。我只是简单提一个问题：华教里到底有没有结社自由？如果说政府之外，再成立一个政府，那是很大件事，但一个民间组织之外，再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我们有什么权利反对？

宪法上都规定人人有结社自由，反而在华教里没有结社自由，那要如何自圆其说？其次是代表的问题。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说我己经代表你了，你会有什么反应？正常情况下，在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得到我的同意吗？只有在专制的国家，才有被代表这回事；在民主的国度里，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谁也不可能代表谁。

由这代表权问题引申的一个问题：国民型中学董事会是否也是各州董联会的会员？基本上，北马各州的董联会有包含国民型中学董事会，其他地区都不是，包括雪隆董联会。因此，霹雳董联会、槟威董联会及吉打董联会是有立场反对成立国民型中学董事会总会，其他州的董联会是没有立场的。

除非这些州的董联会开放门户，接纳国民型中学成为会员，这当然也是一个解决办法。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其他州的董联会有如此的表示，还是他们都静待董总的指示，就不得而知。而且，这里面也会牽扯到一个问题：国民型中学算不算华校？这留待后面谈。

凭什么成为永远最高领导机构？

（二）分裂华教。这个是相当严重的指责，也是研讨会工委们的压力之源。仔细分析，这里面其实是隐藏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承认国民型中学是华教的一部份，那才可能有分裂华教这回事。如果否定国民型中学是华教的一部份，或者认为国民型中学不存在了，那他们要成立自已的总会，与分裂华教有什么关系？因此，有一些言论，前面说国民型中学己经接受改制了，不是华教的一部份，后面又说你们成立总会是在分裂华教，读了令人精神错乱。

其次，如果承认国民型中学是华教的一部份，也应该是如此，那么成立自己的总会就代表分裂华教？其实，这里面也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华教里存在一个最高领导机构。事实上，很多人在脑海中始终存在这么一个最高领导机构的观念，没有一个最高领导机构的存在，很多人似乎就很不习惯，特別是老一辈的。

问题是：民间机构那来的最高领导机构？就算有，那要怎么决定谁是最高领导机构？在民主国家是靠选举程序来决定，而在专制国家是靠“历史”来证明，我们民间组织要靠什么来决定？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最高领导机构？

董总不可否认在历史上曾经是公认为华教的最高机构，但就因在历史上曾经是，所以就代表现在也是，以后也永远是？不管怎样说，这绝对不符合民主的精神，就算是政府，最多五年，也要重新接受选民的委托，才能续继下去。一个民间机构又凭什么可以永久成为最高领导机构？这个可以自封的吗？不需要再重新得到华社的认同吗？

国民型中学是不是华校？

（三）国民型中学不是华校。沙巴独中董总是很明确表态国民型中学不是华校，不属于董教总所捍卫的华校组织。其理由是囯民型中学只有一科华文，其他科教学媒介语及行政用语是国语【注释一】。如此定义，是相当严格的定义，依此定义，各州的董联会都不应接受国民型中学董事会为会员。我个人也不认同这样的定义。

还有一种认为国民型中学不是华校的看法是学生已不再是只有华人子弟，而是拥有各民族子弟的“国校”。这种看法与事实有出入。在这里有必要做出澄清。

根据2010年国民型中学的学生的种族结构，我整理出下表：



华裔生占的百分比：北马/雪隆森/柔甲/登丁彭/砂拉越/沙巴/合计
100%： -/ -/-/-/6/-/6
95%-100%：27/10/6/3/2/2/50
90%-95%：1/-/1/4/2/1/9
80%-90%：1/-/1/1/-/1/4
70%-80%：1/-/2/-/-/1/4/
60%-70%：1/-/-/-/-/1/2
40%-50%：1/-/-/-/-/1/2
20%-30%： -/-/-/-/-/1/1
合计：32/10/10/8/10/8/78

资料来源：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

2010年国民型中学的学生种结构总比率
华裔/土著/印裔/其他/合计
94.90%/0.71%/2.24%/2.15%/100%

资料来源：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

从以上两个表来看，说国民型中学已经是拥有各族子弟的“国民中学”，那还是有一段距离。当然，如果没有去争取及努力维持现状，那可能会“国民中学化”。

回到国民型中学是否是华校的问题。董总国民型中学工作小组在2010年11月尾，分別在六个区召集国民型中学董教成员进行交流，其中有一条议程是如此写著：“国民型中学董事会如何继续保持华校的传统特征。”这样的议程似乎隐含著国民型中学是华校，否则为什么要去保持华校的特征，我们也很难想像拥有华校特征的学校不是华校会是什么样子的学校。

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是扩大华校的定义，再在下面分成不同的类型的华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探讨彼此的定位及关系。不管如何，如果没有太多的情绪因素及权谋的考量，顺著这个思路去探讨，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得到新的共识。

反对垄断，人人有自主权

最后，我发表一下我的不成熟看法，敬请各位斧正。第一，我不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要有一个最高华教领导机构的存在。理由很简单，一个最高华教领导的存在，意味著垄断，意味著独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意味著低效率，只有竞争才能带来效率。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董总向教育部提呈国民型中学备忘录一事，从2010年11月尾召集各区国民型中学董教成员进行交流，到2010年12月1日提呈备忘录，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肯定与2010年12月4日举行的《国民型中学问题与挑战》全国研讨会有密切关系。

第二，命运是要掌握在自已的手中。在民主的国度里，人人都应有自主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国民型中学要成立自已的总会，那不是问题。至于得不得华社的认同和支持，那就凭自已的表现了。

第三，国民型中学和独立中学的竞争是必然存在的。我们扩大范围来看，独中与独中之间、华小与华小之间也一样存在著竞争关系，所以这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我始终认为，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独中教师的待遇与福利，如果没有国中教师高薪资与福利的存在，独中董事会真的会“尊师重道”地提升独中教师的待遇与福利吗？

最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有华教是华社的公共事业，应该有越做越大的共识，那大家还是有合作的空间。所以，去争论成立国民型中学董事会总会或类似组织是否会分裂华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事实上，本著华教事业应越做越大的精神，下一个目标应是国民中学的母语班。这也本来是《行动方略》教育组的下一步的计划，但现在可能要另外想办法。总之，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会比名利之争，对华教会有更大的帮助。

注释：

一. 可参考《亚洲时报》2010年8月31日网络版报道：“对筹组‘东马华校董事联合总会’ 沙巴独中董总持保留态度”以及《华侨日报》2010年 09月 01日网络版报道： “组东马华校董联团体包括沙国民型华校董联会 沙独中董总保留立场”。另外，沙巴州国民型华校董联会反驳“改制国中非华校论”，可参见《亚洲时报》2010年9月6日网络版报道： “黄一鸣：已获全州华社认同 改制国中是华教资产”。

独立新闻在线：读书以愚民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5971.html

Dec 02, 2010 12:09:09 pm

从古到今，专制者莫不以愚民政策来巩固自已的政权永垂不朽。愚民政策可大分为两类：一，不读书以愚民；二，读书以愚民。前者可以秦始皇为代表，后者可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代表。显然，实践证明不读书以愚民是失败的政策，读书以愚民才是高明之举。

进入现代，教育普及，人人皆可享用义务教育之际，更是把读书以愚民的手段发挥的淋漓尽致，就算朱元璋的八股文也瞠乎其后。当今最最成功的典范，朝鮮是当仁不让。其耗用国力的程度已是比秦始皇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仍然可以撐到现在而不崩溃，其思想教育之成功，确是有过人之处，不可忽视。

虽然有人认为从政治观点来看教育是过时的思想，事实上，政治无时无刻都在干预教育。因为，教育是影响下一代的事业，如想政权“千秋万世”，豈能忽略这一重要的环节，关键是手法如何而已。

今天，副首相兼教育部部长慕尤丁在巫统大会上宣布，从2013年起将把历史科列为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必须及格的科目，从2014年起列为小学的必修科。很多人觉得这是慕尤丁心血来潮，一时起意而做出的决定，但对我而言，这是情理之中。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现在才做。

国家干预教育巩固政权

国家权力介入教育是有其政治目的，而最先考量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比如当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就对当时的大学进行改造，确保所有的大学都是在马克思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不会受到挑战。到了今天，从大学到研究所的入学试，马克斯思想是必考科，也算入总分里。相形之下，当年我在台湾读书时，也只有大学联考需要考三民主义，研究所是不必考，现在更不必讲了，要读不读隨便你。

从台湾的情况来看，政治干预教育的程度是和这个国家的民主化息息相关，越是民主化的国家，干预的程度越少。因为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是由人民自主地透过选票来决定，而不是透过意识形态来维护。

马来西亚的政治，你讲是民主政治，又不像欧美的民主政治那样，你讲是一“党”专政，它却是有通过选票的洗礼，所以，学者通常称马来西亚的政治体系是威权民主体系，意思就是介于威权与民主之间。

过去，马来西亚政府干预教育主要的焦点是在教学媒介语，目标很多时候是对著华教而来。现在则转移到学生的思想，其实是比过去更严重，因为目标不止是华人，而是全体人民，特別是马来人，因为乡区的及格率是更为偏低。可是，我们很多的评论都把重点放在历史科上，而忽略了这不是历史科的问题，这是政治干预教育的课题，其最核心的焦点是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历史科只是工具而已。当历史科沦为政权的工具时，大谈历史科应如何编辑，简直是对牛弹琴。

因此，从政治干预教育这个角度去看，过去没有这样子做，现在反而要这样子做，这是马来西亚民主化进程准备往后退的征兆，也就是说威权多一点，民主少一点。最严重的可能性是，巫统是不是在为必要时以不民主的手段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预留伏笔。这虽然有点小人之心，但从各国经验来看，还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废考其实是自废武功

总之，从世界各个威权国家的经验来看，慕尤丁的宣布是情理之中，绝不是心血来潮。反而之前，慕尤丁废考之举极其可能是一时兴起，至少没有深思。

理由何在？首先，要以读书来愚民，就必须控制课本，就算是经典，如果有关当局认为不妥，也会刪去不“干浄”的部份，如朱元璋虽然提倡人人要读四书，可是却要求把《孟子》里的民贵君轻等的言论完全刪节掉，以符合他政治的需要。其次是控制考试，过去是科举，现在是统一考试。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控制考试，如果只是控制课本，不控制考试，就不能保证教师会完全照课本教，学生完全照课本读。

因此，从控制思想的角度来看，慕尤丁废考之举是在自废武功，是极其不符合巫统利益之举。现在头脑清醒了，保住政权才是第一，培养人才嘛，等保住政权再谈吧。

我们一路来都体认到在我们这个国家，教育是深受到政治的干预，但理论水平只到单语与多语对抗的程度，更多的时候是沦为制式的反应。反正只要是教育部提的，一定对华教不利，反对就是了。其实，只要回过来看一看中国的情况，读一读清末废科举的议论，就会对政治如何干预教育有更深入的看法。由于对政治如何干预教育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錯失了良机，在人家不小心要挥刀自宮时，我们没有助其一臂之力，反而去阻止。这反过来也证明了读书以愚民的确是高明之举。

独立新闻在线：迦玛只是话题——谈重构华教论述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5572.html

Nov 04, 2010 12:23:04 pm

黄业华的回应以及王国璋的大作，还有读者来函中Archmage的《从文化底蕴看教育模式》 ，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议论，使得有关因迦玛所“惹”起的华教议题热鬧不少。

在这里先澄清黄业华的一些回应：一是“一个消音马来西亚”的问题。基本上我赞同黄业华的看法，由988事件转到华教课题来，的确是走调了。二是挺“马”的问题。其实我不是挺玛，而是迦玛的教育观点触动了我的思绪，我只是顺著这个思绪加以整理并表述出来，而且这里面很多是一路来都在思考著的观点。三是黄业华回文中的“集初是否想说，自1951年巴恩报告书发布，教总的抗争，直到今日的华教运动，都无意中成了国阵分化政策的一部分？我请集初论证这个指责……”。

我再细读回我的文章（《人之有涯》），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文字功力不足，而导致误读。其实我无指责之意，更多的是“历史的无奈”。四是“对林连玉以降的华教斗士尽皆不敬”的指责。坦白说，我最尊敬林连玉，其次是林晃升，其他华教前辈，我只是执晚辈之礼。为什么？因为我的尊敬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而这个理解是我的理解，不是別人的理解。五是“否定华教运动”的指责。这是言重了，我在独中服务了十七年，如果我否定华教运动，那我不是否定我自身过去的所作所为。人生有几个十七年？我只是在反省吧了。

要有全局视野教育观点

有关中国同学一番话，让我领悟的这件事，王国璋的大作有提及，而Rhan（读者来函，《回应王国璋：民族国家与多元主义》，2010年10月28日）说有点像雾里看花，不知真假，我这里特別加以说明。所谓的领悟，在之前一定是有一些积累，比如王庚武的看法，还有在独中服务期间的所见所闻及感触，只是没有加以深化。这一方面是自身的学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太忙了，没法定下心来长思。

至于中国同学的一番话，重点不是她们讲了什么，而是她们的心态和视角。我们在华教界呆久了，加上我本身又是独中生，很多时候是有一种悲情的心态，一种受迫害的情结，也陷入由此而来的种种制式反应中，我也曾经陷入这种制式反应的思维定势中。所谓的领悟，就是让我逐步的（注意，不是一下子）从心理上摆脱这种思维定势。为什么？首先，我要先说明一点。在中国，有关教育政策的制定，会咨询三间重点师范大学，第一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就是我现在就读的这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因此，这些同学绝对不会有二等公民的心态，而且考虑问题时，视角是全局性的。因此，相形之下，我们的所思所为，其实只是局限在一点上。

可能这样子讲有点空泛，我举个例子说明好了。比如教育公平的问题。我们一路来关注的是国小怎样，华小怎样云云。无可否认，这的确是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可是我们的视角就只是在这一点上。从来不会去思考，华小与华小之间，国小与国小之间是否也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我们把问题缩小到华小好了，我们华社每年捐不少款项给华小，我们有思考过这些捐款是否相当均衡地分布到各华小中。如果不均衡，这个差距有多大？这里面锦上添花多，还是雪中送炭多？这些就是所谓的校际均衡的问题，而我们一路来就是只关注各源流学校总体之间的均衡问题，而完全忽略了这一相当重要的一塊。当然，教育公平的问题也不止如此，还有很多层面，这里就不详谈了。

再举一个最近的事例。当教育部长慕尤丁宣布准备废除小六检定考试（UPSR）和初中评估考试（PMR）时，一些华教界前辈的第一个反应是政府是否有阴谋，是否准备对华小不利，而不是先从教育专业的角度来思考有关的课题。综观这次的争议，几乎所有的教育团体都持肯定态度，除了董总（如果董总算是教育团体）。持否定或观望态度的华团，其背后考量的因素就复杂多，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但阴谋论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从这个事例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华教的制式反应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废不废公考是可以辩论的课题，但一旦陷入阴谋论中，往往是从道德的观点来攻击对手的人格，而不是从学理上来展开光明正大的辩论。

另外，我再举一个反例。当初和我一起来修硕士班的其中一位独中老师，跟了一位教育法学的教授。有一次，我问他选什么题目，他说做有关教师专业的课题，我跟他说：你不是跟了教育法学的指导教授吗，为什么不做有关教育法学的题目。他说教授问他：可以影响国家的教育政策与法律吗？他回答教授说：不可能，所以教授就建议他选他有把握的题目。当时，我也没想这么多，也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决定。可是，308之后，我忽然在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们真的没有可能影响国家的教育政策吗？五年后有没有可能？10年后有没有可能？

想到最后，我结论是如果我们一直认为不可能，那我们永远会受困于族群政治的纷扰之中，摆脱不了制式反应和既定的思路，永远都是自居于二等公民的心态。

重构华教论述回应时局

这里也对王国璋的大作加以回应。这篇大作其实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重新建构华教论述，以呼应时局的转变，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这的确是不容易处理的问题，而王国璋的大作是花不少篇幅在语言问题上，不过，却对母语的议题著墨不多，我总觉似乎是在回避有关的议题。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母语问题是现有华教论述里的最基础性的基石，以致不容易处理它，可以说是牽一发而动全身。

我一向来没有去深思这个问题，因为不在我的专业范围內，不敢去碰。可是，我每次来回武汉，都会在香港呆一阵子，所以隨便也关注香港的教育问题。在香港教育问题里，语言问题也是重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怎么处理好三语两文。所谓三语是指母语、普通话及英语，在这里，母语是指广东话；两文是指中文和英文。当马来西亚华人讲他的母语是广东话，在华教界里，我们通常会有情绪反应，可是香港人说他的母语是广东话时，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对一些人来说，可能的回应是国情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但对我来说，我会反思什么是母语。

香港有所谓的母语班、普通话班和英文班。我们以数学教学为例，如数学老师到母语班，那就是用广东话教数学；到普通话班时，则是用普通话教数学；到英文班时，就用英文来教数学。

其实，我认为香港是值得观察的对象，因为不管马来西亚还是是新加坡，政治的干预太大。因此，我们不清楚如果在相当自由开放的状态下，马来西亚各种源流（包括英文源流）的学校会出现什么样的消长的情况。因为，在自由开放的状态下，家长的选择会是关键的因素，而在马来西亚，由于政治干预太大，没有办学的自由（比如说复办政府资助的英校），所以家长也没有什么好选择。由此观之，香港是很好的样本，另一方面它也曾是英殖民地，很多教育制度和措施也和我们很接近，所以，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另外，Archmage的《从文化底蕴看教育模式》（2010年10月28日）也很有意思。我首先要讲的是Archmage说了一个大实话。整体而言，是说得非常好，比较有争议是出在最后一段，有关马来族用回教化来抗衡华人文化的见解。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想法，不过，我本身对回教化和马来文明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也不敢加以论断什么。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巫统利用回教来间隔马来人和华人。在宪法上，很清楚的规定马来人一定是回教徒，这一方面阻挡了华人成为马来人，另一方面也绑架了马来人，不让马来人信仰其他宗教，同时也降低了华巫通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东马的情况做比较，在东马华人与土著之间通婚，虽然不多，但相比之下，是比西马常见，因为东马的土著大部份是信仰基督教。因此，东马族群之间的关系是比西马融洽。这也造成东马的一些华小土著的比例也是很高，我曾见过一间四五百人的华小，将近一半是土著。询问之下，才知道这也是常见的现象。如果在西马有这样一间华小，我们西马华社会有什么想法，特別是董事会。

其实，在砂拉越当独中校长的两年中，也让我的视野开阔不少，这也是积累之一。比如说，刚开始时，我搞不清楚有几个董联会。当我的书记提醒董联会有晚宴，要我出席，我就说董联会不是已经请了吗，我的书记告诉我这是另一个董联会。

原来在砂拉越，14间独中有一个总的董联会，这个董联会的总部是设在古晋，一般称之古晋独中董联会。另外还有一个在诗巫的董联会，这个董联会只管诗巫的六间独中，一般称之为诗巫独中董联会。后来诗巫中的一间独中迁移到民都魯，也就是我服务的独中，但名义上还是归诗巫董联会名下。

另外，华小有一个全州性的华小董联会，然后省也有华小董联会，比如诗巫省华小董联会。（其实，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到底有几个华小董联会。）最近，据说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包括所有独中和华小的组织，称之为砂拉越董总。

各位，是不是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从不担心会因此而造成华教的分裂，反而彼此尊重。所以，华教是否分裂，不是组织问题，而是领导人的气量问题。从砂州的情况，我们看回最近国民型中学是否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的争议，就会觉得视野为何如此之小，心胸为何如此之窄，有一种很“敏感词”的感觉。（注：对气量小的人，不管选用什么字眼，都是很敏感，所以干脆称之为敏感词。）

最后，总的来说，基本上我是要表达两件事，一是迦玛只是话题而已，重建华教的论述才是重点，二是我到底领悟了什么东西，并借此文与各位交流及分享。

独立新闻在线：人之有涯——回应黄业华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5373.html

Oct 22, 2010 01:20:11 pm

看了黄业华的回应：《评论切勿主观》（以下简称《评论》），唐南发是选择沉默，我却选择表达我的一些看法。因为如果大家的意见是一样的，那大家都不用表述自已的看法，只要问自已就好了。就因为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是一样的，才需要听取別人的意见。

首先，《评论》把迦玛（右图右）的失言与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陈唐山的LP失言相提并论，个人觉得这是彼此意见中最大的不同点。在本人的《从早点说马到吶》一文中，有提到：“言论自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所以应该是对公职人员从严处理，对普通老百姓是从宽处理，……”。所以，我不是独厚迦玛，只因他和你我一样，一介草民而已。因此，黄业华对迦玛的批评，及对我的批评，我都没有太大的意见，因为草民对草民，很公道。

其实，我曾向有关当局建议，直接摆擂台，给迦玛一个机会完整的陈述其观点，也让他接受各方的质询与交流，只要他敢出席，有何不可？谁怕谁嘛。

谁是设局者？

其次，有关谁被谁设计的问题，《评论》花了三段写新闻的遴选标准。我看回的我文章：《华教不是图腾》 ，发觉我可能写得太简略了，所以有点误解。我想准确点，应该说迦玛和媒体都被设计了。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是新闻的特性，我没有意见，完全赞同《评论》所写的标准。重点是设计的人是谁?那个单位的？意图何在？

比如《前锋报》在设计人时，至少是由一个挂著牌子的记者来设问，你一看到牌子，自然而然就会慎言。今天是谁来设问迦玛的？我们只知道是观众。怡保那一场，我是特地去看，那位老伯伯提问的方式，我太熟悉了，可是只能猜测，不能证明。相形之下，《前锋报》还是有令人可敬之处，至少还挂著牌子让你知道是“五毒散”。再说，兴汉社报警抗议，真的是完全冲著迦玛而来的吗？

三则，提倡单元就等于反基本人权吗？那是不是所有一神论的宗教也都是反基本人权？因此，我们要先弄清楚，人权的概念是针对什么而来的。简单说，是针对暴政而来。

选择建议还是强制执行？

当年，杰弗遜目睹法国大革命因为只有“民主”，没有人权，以致出现恐怖时期，许多人也因此上了断头台，因此，在美国宪法通成后，他极力主张民权法案，而最终也获得通过。

由此观之，只是“提倡”单元，就能说是违反人权吗？我问一些对迦玛有强烈意见的朋友，迦玛在提倡单元时，是让人有的选择还是强制执行，每个都说不清楚。其实我也是不清楚，虽然有人说迦玛曾向政府呈强制执行单元教育的建议书，但那个人的信誉不是那么好，我不敢采信。

我的观点很简单，如果只是提倡而已，那就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离题的问题是主持人的责任。但如是要求政府用公权力来强制执行，那就是违反人权问题的范畴。

非意图所致的历史效果

四则，《评论》提到极不认同迦玛说华教是“国阵分化政策的一部份”，认为是“完全不符历史事实，也侮辱了华社办教育保存文化的高尚动机，此乃为华教套上污名的偷換概念手法。”这里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意图，另一个是实际的效果。所谓好心做坏事，坏心也可能不小心做了好事。历史的事实不能只看意图，也要看实际的效果。

以前，在大学细读一次大战时，心中很是感慨，因为这是一场谁也不想打，结果还是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所以都在扩充军备，在相互刺激的情况下，几乎全国曰战。结果，一件刺杀事件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大战就这样爆发了。历史读多了，就深深体会分化与团结往往是一对孪生子。

谈回迦玛的观念，我觉得他讲得不准确，但不是没有道理。当年，我在台大读书时，王赓武有来台大拜访，系主任就安排一场小小的讲座，让我们向王赓武请益。

王赓武提到马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有两个关键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南大的创办。当年南大创办时，华社爆发出来的那种上下一心，全体动员的热情与力量，其实是把马来社会吓坏了。马来社会当时连中学也没有，而华社却已经创办自已的大学了，这让马来社会是充满危机感，而且当时又正是独立的前夕。

另一个关鍵因素更绝。原来在英人统治马来半岛时，人口统计的族群分类是很细的，如马来社会就分武吉斯人、米南加保人等等来统计；华人社会就分广东人、福建人、海南人等等来统计。到了独立前夕，英人改变以马来人、华人等来统计。这个虽然看起来是统计上分类的技术问题，可是一边是把一大群人“团结”在一起，另一边却在彼此之间产生了分化的影响。內部越团结，外部就越是分化。所以，我说迦玛说得有些道理，但不准确，因为，他太抬举国阵了。政治很难设计，却能顺势而为。

在这里，我再借花献佛，引用黄进发的《迦玛是华教的敌人吗？》一段：“如果政府开放办学，鼓励竞争，我们完全可以同时拥有多族群的国小、华小、英小乃至淡小。那时，国家会离‘团结’越来越远，因为每个族群都会‘分裂’出不同语系的群体，但是，这种族群与语言的‘交叉歧异’（cross-cutting cleavages）不是既能避免族群极化，又能让家长和学生自由选择吗？”

其实，从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延伸讨论方言的问题，但我不太想谈这个问题，因为地雷太多了，一次只能拆一个。

勿有反射式的制式反应

最后，回到图腾的问题。我想我这一篇《华教不是图腾》应该不难读懂吧。第一段的戏言其实就是文章的主旨，針对的是袞袞诸公，这应该是很清楚的。

我们看看当时各华团的文告，只要看一篇就几乎等于看完所有的文告，如论写得有意思的，以我主观的看法，当以林连玉基金的文告《言论自由运动勿与否定母语教育挂钩 》写得较有新意。所以，我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说迦玛的对华教的言论不能批评，而是針对我们应对方式，竟然只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制式反应，如此一来，我们和巴甫洛夫的狗有什么两样。

遙想当年，诉求事件是以马哈廸为对手，巫青团都不够看，现在却沦为以迦玛为最大的对手。虽然都是“马”，但人家的名字已经告诉你他是“假马”。

现在，在一个国际名声不如“鼻屎大”的新加坡，却又号称BolehLand的小国里的“三只蚁民”，准备来一个华山小论剑时，竟然引来准备崛起大国的亲中人士的关切。面对亲中人士的“关切”（姑且信之，因现人在武汉，不清楚详情），结果发生了民权委员会的讲座延期风波，据说是为了容纳多一个不同立场的主讲人，以便更全面地反映大家不同的意见云云。之前是如此之“勇”，现在是如此的“全面”，想一想也是很荒谬。因此，讲图腾是客气了，讲不客气点，就是已经上位了，不思进取，只想荫庇在金字招牌之下，发发文告就算了。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是，每个人所受的学术训练背景都不一样，对同一件事，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是正常的，就好比瞎子摸象一样，每人只能掌握一部份，只是有的人多点，有的人少点，但只要彼此能自由及真诚表达所见所闻，总是能拼湊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图象。这是言论自由另一可贵之处。但如有人认为已经掌握全部的真理时，言论自由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言论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是有限，不管多伟大，都是有限的，绝不能图腾化。正如庄子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独立新闻在线：华教不是图腾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5137.html

Oct 07, 2010 12:14:45 pm

迦玛自一出道，即成媒体的宠儿。然则暴得大名，誉即随之，谤亦随之，故屡屡成为争议性人物。近来，迦玛又因有关华教的言论，再一次成为焦点人物，此次还引来各方华团头头的抨击，徒令好名之士，或搖头叹息，或指天笃地，曰：迦玛何德何能，竟有此份量。迦玛想必也心中窃喜，曰：吾本一介草民，竟引来各路英雄好汉围而攻之，项羽再世，也不外如是。上述所书，纯属戏言，袞袞诸公不必介意。

言归正传，综观此次迦玛引起的争议，问题可归纳为二个：一、迦玛绑架了言论自由；二、单元教育的主张。不过，显然重点是在第二个问题，因为如果迦玛提倡多元教育，大概没有人会认为迦玛绑了言论自由，甚至说迦玛在滥用言论自由。但为了公平起见，本文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迦玛是否离题？

迦玛是否绑架了言论自由？或者用一个比较中性的字眼就是迦玛是否离题了？首先，我先声明，除了怡保那场座谈会外，其他场次我都不在现场，只是根据媒体的报导及各方评论，做出自已个人判断。我这里就根据唐南发的《有容乃大—与黄业华共勉》（《当今大马》，2010年10月5日），再参酌其他报导及评论，来谈我的看法。

据唐南发所述，目前为此一共进行了八场，而在巴生举行的第五场时，有观众提问迦玛对华教的看法，迦玛就离题发表他对华教的看法，《星洲日报》就与此大作文章，迦玛也因此戴上了反华教的帽子。

在马六甲的第六场讲座，提问环节又有至少三个人问到迦玛对华教的看法，结果，“魏家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及“狗屁教学论”脱口而出，引起轩然大波。这场有关迦玛华教言论的视频，有人把它上载到Youtube上，我也看了一遍，20分钟左右的对华教的言论，上述两句话大概占了10秒左右，其实也不是他言论中的重点。不过，在有关媒体的炒作下，成为了重大新闻事件，“酿”成了民族教育的“大危机”，林连玉泉下有知，不知要作何感想。

大城堡是第七场，迦玛又提出“华印小劣等生只能卖盗版”及“捍卫华教者被洗脑”的言论。唐南发不在场，不过据《当今大马》的报导（两度拨电欲向魏家祥道歉不果，迦玛指国阵多元教育分化族群，2010年9月28日），我的判断是前一句是在主讲时提到，后一句是在提问时加以补充。

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一、迦玛提出的洗脑说，不单指华人，也针对马来人，进而引申多元教育也是国阵分化政策的一部份，让华人认为华人的敌人是马来人，而让马来人认为马来人的敌人是华人。因此，公道地说，迦玛是两边开炮，而我们华团很多的文告不是断章取义，就是避重就轻，要不然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制式反应。

二、关于华印小劣等生的言论，我觉得前后文是很重要，他的前一句是：“国阵领袖只想要自已的孩子接受优质教育，但却不管一般百姓的孩子接受什么教育。”这是很关键的一句，应该加以突显，但却为后来的评论文章，及特別是文告所忽略。

顺著这一句的脉胳，迦玛才进一步引申出华印小劣等生只能卖盗版。有些评论及文告还进一步把“劣等生”去掉，变成“华印小的学生只能卖盗版”，那就简化的太过份了。

第八场在怡保，我人在现场，所以就清楚是什么情况。在提问时，有位先生向迦玛提问有关华教的看法，以我的判断，那位先生的提问方式，很明显是在设圈套。不过，主持人郑屹强处理的很好，不让主题跑掉，也不让迦玛去回应这个问题。

迦玛被设计了

回到原来的问题，迦玛是否绑架了言论自由？从上述的分析，我的看法是与其说迦玛绑架了言论自由，倒不如说迦玛被设计了。

其实，迦玛这个人是很好设计的，虽然我对迦玛接触不深，但听了一年左右的《早点说马》，也看过他写的文章，我发觉迦玛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个性，是属于好辩之徒，这种个性很容易犯上禍从口出的毛病；另一方面，大概在北京呆久了，也有点自视甚高，自视过高者的毛病是很容易掉以轻心，就算明知是陷阱也照踩。还有很重要一点是，迦玛虽然说一口漂亮的京片子，但中华文化的根基还是不够深，至少孙子兵法肯定读不通，太极拳肯定不会打，大概只会少林拳，可是马步也还没紮稳。

从另一角度来看，迦玛会被人用“华教”设计到，是因华教已成为一种图腾、一种禁忌。就跟马来西亚的回教一样，只有特定的人士才能“正确”地解说华教，其他人等不能自由地谈论华教，否则就很容易踩到地雷，结果不是反华教就是在分裂华教。

迫切思考华教的未来

最近几年，我都要到中国华中师范大学进修一两个月，有和当地的研究生分享马来西亚华教的情况，他们的看法其实和迦玛是大同小异。只是在那种环境里，远离国土，也远离了各种喧嚣及情绪上干忧，在同文同种的情况下，反而能够平心静气地交流看法，做学术上的探讨，也促使我摆脱了过去那一套对华教论述，而有自已的看法，只是还没有成形。

可是，当华教是图腾时，对华教有不同的看法，就很容易被扣上反华教或分裂华教的帽子。这种情况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丧失了对华教重新思考及自我反省的能力。今天，外在有中国的崛起，内在有308的政治海啸，其实华教所面临的大环境及小环境已经在变动中，大家都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未来，也就是说我们很迫切地需要重新思考华教的未来是什么。

如果，我们还是一成不变，我们还是报喜不报忧，其结果是我们一方面会错失良机，另一方面也很可能会面临新的危机。

因此，迦玛的看法对华教是一种刺激，而这种刺激让很多人受不了，但就算受不了，这种刺激也应该成为我们对华教重新思考的动力，而不是产生一种制式的反应。至于迦玛对教育的主张，让我再思考下，再另文提出我的看法。

独立新闻在线：考试能衡量学校的绩效吗？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951.html

Sep 22, 2010 04:28:24 pm

本文不是要讨论公考存废的议题，而是要厘清错误的观念，即考试可以公平地衡量教师与学校的绩效。

前文《废公考应先提出替代方案？》有提到：“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考试不能衡量教育的全部，可是我们却把考试当成唯一衡量教育的全部的工具，包括学校及教师的教学绩效。”这里就详加解释为何不能简单粗糙地用考试来衡量学校的绩效，并进而讨论学校的办学取向。

首先，要介绍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即美国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1966），它的原名是《教育机会平等调查研究》(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tudy，EEOS, 1966)，是由科尔曼教授牽头的调查组，在美国国会委托下，于1964年开始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在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高胀，在酝酿全面废除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之际，这份报告就在这种背景下，针对公共教育制度各个层次进行专门调查，调查不同种族、肤色、宗教等人群的教育机会平等的问题。

调查组收集了美国各地4000个学校64万个学生的数据，其学校比例占了美国全国的5%左右。依据美国国会要求，有关学校的调查主要分为四大部份：种族隔离情况；学校设施、师资等情况；学生的学习成就；与成就相关的学校特征因素。调查对象分为学区管理者、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又依据学生种族类型，划分为六类对象，即黑人、美洲印第安人、亚裔、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白人，分析这六类学生在上述调查內容方面的现状及差异情况。

评价学校应以帮助成长为据

由于当时民权运动的压力，美国国会实在等不及这份报告出炉，就即刻通过了新民权法案，所以，这份报告就成了学术性的研究。但因为这是当时教育领域所做的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加上它的结论震惊当时的教育界，引起如潮的批评，也带动了一连串的后续研究去支持或反对这份报告。

科尔曼报告的结论可简述如下要点：

（一）影响学生学习成就的最重要的投入（Input）是学生的家庭环境和同学的特征；
（二）高收入家庭具有更优越的家庭环境，所以富裕家庭的孩子比贫困家庭的孩子学得多；
（三）富裕家庭的孩子作为同齡人对其他孩子有促进作用，所以拥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同学的孩子比拥有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的孩子学得多；
（四）学校所有的投入（课程、教学设备、教师和班级规模）并不影响成绩。

这四点结论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第四点，因为这表示对学生的成绩而言，教师和学校是不重要的，这让那些为教育献出青春与心血的教师及校长情何以堪。

如用科尔曼报告的结论来预测，假如你是家长，你要如何为孩子挑一所学校？你只需要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即有关学校学生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多少？你可能会说这个数据很难拿到，那也有简单的办法来判断，就是在上学或放学时，观察来接送的家长，用你的经验去判断一般家长的收入大概是在什么阶层，再简单点就是看家长驾的是什么车。

那么教师及学校真的是不重要吗？对科尔曼报告的各种批评中，其中一项是认为科尔曼是以标准化考试的分试来衡量学生的成就，而没有太多考虑学生的态度、行为以及其他更有价值的教育质量指标，因此没法真正彰显学校的功能。不过，这是难免的，因为科尔曼报告本身就是量化的研究，而考试是最容易量化的工具。这也是所有量化研究的局限。

总的来说，其他后续的研究基本上都支持前三个结论，而对第四点做出修正，即教师及学校还是有其影响，特別是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及教师最大的作用是在于帮助学生克服其出身不平等而带来的学习障碍，所以，评价学校的工作绩效应以帮助学生成长的努力程度为依据。这是现今统一标准考试制度完全没有衡量到的地方。

选择什么办学方针

由于对考试错误的观念，以为是绝对公平的衡量工具，使得我们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也更加不会看教师帮助学生成长的努力程度。如此一来，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这里就引用最近由隆雪华堂和林连玉基金等八个华团联署的《我们对UPSR和PMR存废的看法》中的两段话：

“但媒体的报导、社团的学优奖励金、部长亲临名校公布成绩、地方政府对优秀生的表扬、社会对考试的执迷，导致大量的教育资源都投入在表现优越学生的身上，而这些学生的家庭背景正如上述，多是属于中上收入阶层，造成最需要受到协助的中下阶层的孩子，却因为学业成绩表现平平，而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另外，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社会各界和教育行政官僚把考试当成是衡量教师教学及校长办学的绩效的唯一标准，是一件极其不公平的事。这种对考试的误用，导致教师不论对学生付出多少的心力及关爱，只要教不出优秀的成绩，都得不到肯定，反而会受到责备，以致教师争教精英班，不愿教后段班。就算分配到后段班，也提不起热诚教导学生，严重者干脆放牛吃草，得过且过。”

因此，作为校长或办学者，根据以上的结论，他应该如何办学呢？有三个选项：

（一）如是追求学校的成绩，那就是尽量收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尽量不收或设法刷出去。它有两个办法，一是高收费；二是从严执行校规。要把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刷出去其实是不难的事情，因为这些孩子有很大的比例是有行为问题的，如果从严执行校规，真的很容易刷出去。

（二）站在教育机会平等的立场，什么孩子都收，有教无类，然后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给予更多的补偿性的协助，这就是美国所谓的“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

（三）在上述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校长或办学者会选择那一个选项主要是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教育良知；二、名利之心；三、考试（绩效）压力。因为名利而把良知放一边，那是自我堕落；因为压力而把良知暂时或永久搁一旁，那是无奈还是墮落，就说不清了。

私立学校一般是以营利为目的，他们选择第一个立场也是无可厚非；但国家的公共教育体系如选择第一个立场，那就是不应该，因为国家追求的是平等，不是绩效，所以绝对是应该选择第二个立场。由此引申，教育部那些选出最佳学校并给予特別奖励的措施，其实是违背了教育平等的原则，根本不可取。

最后，独中应该选什么立场？他们不是公共教育体系，可是又号称民族的教育；有绩效的压力，可是又号称有教育的使命。对很多独中而言，由于地处于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只能在第二个立场和第三个立场之间做选择，其实也没差多少，争议也没那么大；可是对那些处于经济发达区域的独中，他们三个立场都可以做出选择，而我的观察，大部份是倾向第一个立场。这些倾向第一个立场的独中，还需要华社的支持吗？

独立新闻在线：从“早点说马”到“吶”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831.html

Sep 09, 2010 12:37:56 pm

2010年8月18日，泰国法医庞缇到我国来为赵明福案供证。第二天，我如常地驾车出门上班，扭开收音机，想听听“早点说马”的团队如何报道有关庞缇的供证以及反贪会代表律师阿都拉薩的自扼表演。谁知却听到秋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迦玛今天不能上节目了，开始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吉利是”的事情，听下去才弄清楚是迦玛遭强制放假，原因是有人说“早点说马”触犯种族言论禁忌。

这个时事清谈节目听了有一年多之久，倒不是因为迦玛的关系，而是这个节目在早上塞车时段里，的确是有提神醒脑的作用，而且又不是迦玛一人在演独角戏，是有一个团队在里边扮演不同的角色，所讨论的话题是政经文教无所不谈，只是有时觉得有点放不开而已，但这是可以理解的。

除此之外，九点到十点的时段也会请不同的嘉宾上节目，增加了节目的深度，特別是迦玛“放假”前一星期请的梁文道，虽让迦玛黯然失色，可是却让节目的层次提升到另一个境界，所以说这个节目有启廸民智的作用也不为过。

因此，当这个节目面临腰斩的命运时，我怎么看都是言论自由的课题，可是各个时评人的评论对这一点竟然有争议，甚至有人把挺玛的粉絲形容为“庸众”，真是很考验我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加上这段日子又发生了两所国中校长失言，有人以言论自由为失言校长辩护，使得言论自由的界限显得有点模糊。及至黄明志針对性的创作《吶！》出来后，又有人认为黄明志的创作具煽动性，滥用了言论自由，而要求警方对付。

最近首相更是发言要“整顿”网络上的言论，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历这边廂说没有干预988电台，那边廂却说支持警方援引煽动法令调查黄明志，这种种迹象都不是好的预兆。因此，如果我们还是对何谓言论自由没有共识，甚至认为“早点说马”无关言论自由，我担心我们会迷失了焦点，让有关方面乘虚而入。

为了厘清言论自由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到网上找一些资料，把它整理成此文，以方便被指为“庸众”者对言论自由有基本的认识。

权利法案限制政府的权力

我个人认为，最好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理解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以法律条文形式出现，最早可追溯到美国的宪法，所以了解美国的观点，相信对理解言论自由会有所帮助。

美国人民在1787年制定了美国的宪法，但当时由于宪法里没有保护人民应享有权利的条文，而受到强烈反对。为了平息人们的恐惧，制宪者同意在宪法生效后，再以修正案的形式增加有关人民权利的条款。于是在1789年附加了10条修正案，统称为“权利法案”。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权利法案”总的目的是什么呢？其目的有二：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二是保障人民的自由，而言论自由就列在第一修正案中，所以，言论自由当然也包含这二个目的。

早在美国独立之前，北美十三州的人民就认识到英国当时的法律制度对言论自由的保障欠缺完整性，容易给专制政权操控舆论界创造可乘之机，凡是触怒英国政府或其官员的出版商和撰稿人，常常会遭到诽谤罪或煽动罪的惩罚（读者是不是觉得熟口熟面）。

言论自由的基本理据是因为政府是由人民设立的，政府就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否则政府就会腐化墮落。只有保障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等，人民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政府才能听到人民的意见。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遜说：“如果政府在批评面前站不起来，就理应垮台。”也就是说，人民不是在投票那一天才是老板，而是每一天都是老板，前提是要有言论自由。所以，在美国人民的观念里，言论自由是各种自由之首。也就是说，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所以，任何专制的政府，不管是否披上民主形式的外衣，都会想方设法限制言论自由，甚至诋毁其价值。

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发展下，围绕言论自由的各种问题，美国都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很值得我们参考，也节省我们的时间及力气去思索有关的观点。

言论自由的界限问题

首先，言论自由并非漫无限制，但如何限制才不会违背言论自由的宗旨是个费思量的大难题。

美国法院借由累积许多言论自由的案例发展出一套规则，称之为双阶理论，把言论区分为高价值言论及低价值言论，前者应受到国家最严密的保障，国家也不应立法限制之；后者的保障程度则较低。

高价值言论通常包括政治言论、宗教言论、文化及艺术言论；低价值言论通常包括商业言论、猥亵言论、诽谤言论、挑衅或仇恨言论。如此区分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政府基于家长主义来管制言论內容，进而扩张政府的权力。

其次，政府限制言论自由也是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不能产生寒蝉效应。也就是说政府限制言论的行为，不可以导制人们不敢再自由发表言论，最终禁止了言论自由的行使。

国内案例反其道而行

以上述的几个粗浅的认识，我们看回几个个案。首先是两位国中校长的失言。以双价理论来看，两位校长的言论算是挑衅或仇恨言论，因此在归类上应属于低价值言论。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位校长是公职人员，並且利用其职权在周会上对有关的学生发表低价值的言论，所以不能以言论自由来为之辩护，应该受到严惩。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两位校长只是受內部调查而已，最多是调职处分。

反观黄明志的案例，他的言论就算和这两位校长是同属于低价值言论，可是却受到警方动煽动法令来调查，是当成刑事罪来处理。从美国观点来，言论自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所以应该是对公职人员从严处理，对普通老百姓是从宽处理，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反其道而行。

其实，如果以双价理论来看黄明志的言论，是有争议的，或者说他是有点取巧，因他是以艺术的形式来呈现，所以，如果当成是艺术言论，那就是高价值言论，是属于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內。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他是针对有公职人员身份的校长而作的，这也可视为是政治言论，也是属于高价值言论，所以同样也是属于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创作是放在youtube上，要听要看隨你的高兴。

988事件造成寒蝉效应

再下来，我们看回“早点说马”的腰斩。关键点是这到底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件还是公共领域的事件。今天，如果988领导层只是单纯把迦玛停职，甚至直接开除，那我会认为这只是私人领域里的老板炒伙计的行为，无关言论自由，反正一朝天子一朝臣。但今天不是这种情况，而是利用“有人向多媒体与通讯委员会（MCMC）投诉说‘早点说马’触犯种族言论禁忌”，到最后，988领导层也是以此理由开除了迦玛、陈嘉荣及黄莉娥等人。这怎么不是牽涉到言论自由的范畴內呢？而且如此处理，难道不是在企图制造寒蝉效应吗？

此外，从本质上来讲988绝对是马华公会的党営事业，虽然它是以商业机构的形式出现。从法律条文上来讲，你可说是一个私人领域的事件，但从政治上来说，这绝对是公共领域的事件。更何况，从黄义忠辞事件开始，一连串压制言论自由的事件是不绝于耳。所以，把“早点说马”放到这个脉胳去看，它绝对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內。

人免不了有好恶之心，也难免为好恶之心所拘束，而影响了对事物的判断，但当我们拿笔撰写评论时，终归还是要从大处著眼。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或其官员不时地利用/滥用手上的权力去侵犯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如不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为第一准则来写评论，那真的只是文人一个。

独立新闻在线：废公考应先提出替代方案？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672.html

Aug 26, 2010 02:29:32 pm

在《独立新闻在线》写评论，已经前后写了八篇有关教改的文章，其中对公考存废的课题，不知不觉也写了有五篇文章之多。我的看法其实也一直在修正之中，不过，不管怎么修正，还是维持废考的立场，只是从缓废转向急废而已。有读者回文问我的立场是什么？是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还是废了再说？我仔细想了想，最后，我选择的立场是倾向废了再说。

首先，公考对教育的素质是否有影响呢？如果没有影响，那争议公考存废是多余的。如果是有影响，那是利多还是弊多呢？其次，影响教育素质的各种因素之中，公考是否是占了主导的地位？事实上，从正反双方的论点来看，公考无庸置疑地是占了主导的地位。因此，废考的主要理由就是公考对教育的素质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弊多于利。

而反对废考的理由也是公考对教育素质有很大影响，但利多于弊。典型的看法是：“没有考试，老师不会教书，学生不会读书”。另一种典型的看法是：“公考是唯一衡量学校及教师绩效的工具”。这些看法，我都可以理解。事实上，这两种看法还是可以继续对话下去的，因为利弊之间如何衡量，我们可以从对学校教育现况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而逐步厘清的。

可是，现在逐渐出现另有一种反对废考的看法，让这个对话很难继续进行下去，那就是废公考不能提升教育素质，反而是其他因素更能决定教育的素质，比如老师的素质、师生比等因素。如果这些其他因素没有改善，教育素质是无法提升。字里行间，给我的感觉，公考和教育的素质似乎是两回事。我仔细想了很久，这种看法有一个偏差是：完全不提公考所带来的弊端。这好比当一个人大量流血了，我们紧急止血，有人就置疑：止血有什么用，你能保证止血能“提升”这个人的身体素质吗？

废公考是止跌停损

今天，赞成废公考（注意，我不是说所有类型的考试）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公考所带来的弊端太大了，把整个教育的素质（注意，我不用素质教育，因有岐义）“拉低”了，所以废公考的最大作用是止跌停损，然后稍为恢复之前的状态，如此而已。要提升教育的素质，当然是要有其他因素的配合，比如小班制等，这一点我是无异议的。

事实上，我会有废除公考的想法也不是一蹴即成的，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首先，我当了13年的老师，对公考的负面影响是有深刻的体会，但那时我从来就想过要废公考，因为一直以来在考试为主导的教育体制下成长，很难像废公考后，会是什么样子的教育。后来，在砂拉越当了两年的独中校长，在柔佛也当了两年的校长，在这期间和当地华小校长有较密切的联系与沟通，也出席过县教育局招开的小六检定考试（UPSR）及初中评估考试（PMR）的检讨会议，这时对公考的负面影响就有结构上的认识。在这个时候，我才有想过废除公考旳念头，不过也只是一闪而过，也没有去深思。

指责校长乃回避结构

这里要特別提一下校长贪污的课题，因为很多人大概受到之前校长贪污课题的影响或者是亲身的体会，总认为公考所带来的问题是校长问题，只要校长不营利谋私，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以偏概全。就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吧，我之前担任校长的两间独中，学生人数都不超过500人，结果很多时候是我们派人，甚至我亲自出马，到书局把课本运回学校。

所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我深深体会到学校不够“肥”，书商是不太要做你生意的。而学校要够“肥”，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学生人数要够多；二是家长要有錢。学生人数要多到什么程度，才算够“肥”，这个我就不敢做论断了。

总之，校长贪污只是局部现象，而应试文化是全国的现象，用局部的现象来解释全国的现象，肯定以偏概全。事实上，县教育局才是加剧公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关鍵因素，这是组织结构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一味指责校长，对校长是很不公平的。

校长也主张废除公考

从去年开始，我参与了《20年行动方略》的推动工作。有一次出席了《20年行动方略》的教育组的会议，当时在讨论第一阶段（2010年至2011年）要重点推行什么计划，其中一个成员同时也是华小的校长就提议“废除小六检定考试”为重点执行的计划。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很惊讶，不是惊讶这个主张，而是惊讶公考的负面影响是不是已经大到身为公职人员的校长也不得不主张废除。后来，这个主张也没有纳入第一阶段13个计划之中，不是反对这个主张，而是当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至少在两年內是不太可能。

我和那位校长进一步沟通，以了解最新的情况，再综合我过去所了解的情况，就写了《教改如何改一：废除统一标准考试》。当时，纯粹是理论上的探讨而已，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在当时，就觉得如要废除统一标准考试，应该要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所以，接下去就写了《教改如何改二：教师应是教改的主体》。

正当在构思下篇文章的內容时，平地一声雷，教育部长慕尤丁宣布考虑废除小六检定考试及初中评估考试，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极大反应。在下来的时间，我出席了两次的內部讨论，其中一次是針对公考存废的工作坊，另一次是国中生问题交流会，也讨论到公考存废的课题。这两次都有机会和一些华裔教育官员接触，了解更多的情况，主要是要确认我以前了解的情况是各別的案例，还是普遍的趋势。而在国中生问题交流会上，更有人主张不要有替代方案，直接废除就是了，理由是任何替代方案都可能会变成新的公考，形式变了，本质还是不变，因为最主要的关鍵是家长的观念根深蒂固，不容易改变。

举台湾为例的意义

这个看法给我很大的启发，一直在思考这个可能性，后来由于撰写《从小时了了看国际数理教育调查》时，看到台湾的情况，才发现台湾在1968年就废掉小学升初中的统一考试，当时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校本评估。其实，我在上篇文章提台湾这个例子是有二个用意，一是没有替代方案也应该是考虑的选项之一；二是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有中央考试（即统一考试），这一点我在这里再详加解释。

首先，我例一个表，分四种情况如下：

中央考试 :高中升大学/初中升高中/小学升初中
情况A:有/有/有
情况B:有/有/无
情况C:有/无/无
情况D:无/无/无


其次，重复一次潘俭伟所提出的命题：“35%至40%有应考中央考试的学生的数理表现，比没有应考的学生来得强。”

情况A可归类为有中央考试的国家/地区，情况D可以归类为无中央考试的国家/地区，这个无庸置疑。现在是情况B及C，要归类为有抑或没有中央考试的国家/地区？举例而言，台湾是属于情况B，那台湾要归类为有中央考试还是无中央考试？

如果所谓有应考中央考试的情况，只限情况A，那就是一个都不能废；如果包含情况B及C，那废除小六检定考试及初中评估考试又有什么影响呢？特別是小六检定考试。这是我举台湾的最大用意，倒不是要用一个孤例去推翻整个结论。

应试文化给教育的负面影响

最后，我要详细解说现在小六检定考试给学校教育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现在县教育局对各小学（注意不止华小），要求有一定百分比的学生在小六检定考试中得到全A（注意不止是及格率），而且为了确保学校达标，这个指标也和校长升遷挂勾。原本学校在应试文化的压力下，很多已是采取应付考试的教学方式，所以周考月考天天考，再加上一连串的补习课，包括假期也补习。这样子，就算没有功效，也有苦劳，至少报告也好写。

现在要求全A，结果进一步出现了人盯人的战术，比如这个学校的业绩目标是10个全A生，那就一个老师领养一个，那一个学生考不到全A，就是那个老师的责任。有的学校，校长也要领养，因为压力太大了。因此，成绩越好的学生得到校方最多的关注，成绩越差的学生得到校方最少的关注，就算想关注，也有心无力。这种教学状况，请问是公平、合理的学校教育吗？。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县教育局把公考当成管理的工具，才造成这个结果，如果不把公考当成管理的工具，就没事了。这一点，我同意。可是要如何让县教育局不把公考当成管理的工具呢？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结论是直接废除公考会简单点。因为，这个公考也和教育行政官员的升遷挂勾。为什么？这是上行下效的问题。

我记得，如果我记錯请纠正，从现任首相纳吉担任教育部长起，每一年公共考试都是一路上升的，好像没有跌过，这是违反教育原理的。等到及格率上到不可能再上时，就开始出现拼全A的现象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国的传统是要当首相者，都要当过教育部长，而有那一个想当首相的教育部长不想在任內是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

什么样的政绩会让教育部长风光体面，而且是马上能见效（因为准备做首相，不可能做太久），社会大众不分种族都会鼓掌叫好的？当然是公共考试成绩。可是这不是正常的教育现象，只是把问题交给下一任，所以，这个雪球会越滾越大，到最后一个接手的人要怎么办？因此，是不是直接废除会简单点？

教育可以完全量化吗？

以上是从政治面来谈。从本质上来讲，统一标准考试一开始就是一个管理工具。所以反对废考者主张：“公考是唯一衡量学校及教师绩效的工具”。这句话基本上是反映出原本统一标准考试的用意，只是它不是唯一的工具而已。至于它为什么会普遍采用，就主要的原因是它是最简单、最容易执行，而且也是唯一可以完全量化的工具。不过，就和最近杨伟光事件的争论一样，有数字就没人性。

简单讲，考试就是用量化的手段来衡量教育的效益。就算国际数理教育调查收集了40国45学生的资料，它本质上还是用量化的手段来衡量教育的效益。当然，量化的手段在教育上是很重要且需要的管理及研究方法，但问题是教育可以完全量化吗？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只能部份量化。那教育最有价值的部份，是在量化的部份，还是不能量化的部份？大家不妨想一想。

总之，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考试不能衡量教育的全部，可是我们却把考试当成唯一衡量教育的全部的工具，包括学校及教师的教学绩效。其实，如何合理的及有效的衡量教育的效益，本身就是一大专题，这里就不详述了。最后，大家不妨再想一想，如果学校教育的现况是如此恶劣时，是否一定要等待替代方案的出现及完善，才能废除公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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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在线：废考：改良抑或改革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341.html

Jul 29, 2010 12:41:35 pm

从2010年6月20日，教育部长慕尤丁宣布将会废除小六检定考试（UPSR）及初级评估考试（PMR），至2010年7月27日的圆桌会议为止，各方的意见都有比较明确的呈现，我自己做了一些整理，并在这里回应一些看法。

首先，要提一点的是，我第一篇主张统一标准考试应该废除的文章，是在教育部长慕尤丁宣布要废考之前，就已经先刊载了。我特別提这一点，是不想给人误会我是因支持教育部，才主张废考。因为发觉大家在讨论废考课题时，把教育应该怎样走和对教育部的观感混在一起了。

实际上，从各种言论中，是可以感受出大家心理上都对教育部没有信心。反对者这一方固然不必说，就算赞成者也是对教育部没有太大的信心的。举个例子，教总与校长职工会的联合声明里（以下简称《声明》）有如此一段：

“基于教育部推行各项措施时，往往都没有考虑到教师实际的痛苦经验，……因此，我们要求教育部必须确保废除UPSR考试的替代方案绝对不能对学校老师带来更多非教学上的工作量，……”

单只看这一段的行文，就会觉得教总和校长职工会应该是反对废除，或者至少持保留的态度；可是，众所周知，他们的立场是极力支持废除UPSR。这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

简化问题压缩讨论空间

现在，媒体的焦点都放在谁主张保留或者谁主张废除，给人的感觉保留方和废除方好像是壁壘分明。这种只注重立场，不重视理由的报导方式，实际上是把问题简化了，也把讨论的空间压缩了。立场只是讨论的起点，我们应该更重视的是立场背后的理由，然后采取开放式的思维方式，把问题全面的展开来，尽可能地让所有的细节都显现出来。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去观察各个党团的立场与理据，就会发现所谓的保留是有条件的保留，而所谓的废除也是有条件的废除。所谓有条件的要求保留，就是考试制度应该维持，但现有的考试方式应加以改善，这可以潘俭伟为代表；所谓有条件的支持废除，就是在支持教育部的同时，对教育部也是有所要求的。如《声明》3.1中：“我们吁请教育部马上公布废除UPSR考试后的替代方案的具体详情，以供大家进行讨论，并对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改善的建议，并确保有关的替代方案不会是另外一个应试教育的版本。”

事实上，不论从保留的角度，还是废除的角度，双方都对我国整个教育现况都不满意，不仅是考试制度而已。而且双方都了解对考试制度做任何的变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双方也都同意现在的学校教育太过应试取向，使得学习方式是以死记硬背为主，导致学生不懂思考为何物，以致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育部应采民主作风

双方的区別是，到底是要在现有的制度下加以改善，抑或废除现有制度，另以新制度加以取代，这就是所谓改良与改革的问题。不分古今中外，在任何一个领域里，当要做出改变时，改良与改革的争议必然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这里面不存在谁一定对，谁一定错的问题，事实上，往往是时机的问题。

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出在教育部的身上。第一，它的形象不好，过去的所做所为，都是过于政治化而不够专业；第二，教育部只给两个月的时间收集民意，给人感觉似乎今年就要实行了，以致人心浮躁，不能定下心来好好地展开讨论；第三，教育部又不先公布它的替代方案，让人无从著手进行实质而有意义的讨论。

之前，我也说过，废除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废除。如果，今天教育部宣布今年尾废除两项公共考试，我看不管各方现在的立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会一致地反对，因为太仓促了。如果，今天教育部宣布按照2007年考试局的建议，2012年废除UPSR，2015年废除PMR，并且公布替代方案让大家讨论，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至少有时间让大家做准备及调整。

因此，教育部自已本身必须先做出改变，即真正采取民主化的作风。具体而言，教育部应改变现有收集民意，再公布替代方案的做法。反之，应是先公布替代方案及有关实施详情，再收集民意，并给予足够长的时间，让社会各界能充份讨论，以便对新替代方案的执行有清晰的认识，不致予茫然不知所措；而且进一步也能针对替代方案不完善之处提出反建议，以期尽善尽美。

假设教育部最后决定废除两项公共考试，也应有时间表来推动新的替代方案，以让各界在执行新方案时做好充份的准备，特別是教师的培训和课程的设置。更应考虑由局部到全国，逐步推行方式来推动有关的改革，而这些实验学校的校长也要赋予更大的自主权以执行有关的任务，以因应各地各校具体情况所带来的差异。我要强调一次，校长的自主权在变动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坐在辦公室里的官员的任何周详的策划，都比不上在第一线工作校长与教师的专业判断。

把握思考教改契机

另外，我要再推荐教总与校长职工会的联合声明，大家应该好好定下心来细读几遍，里面有太多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比如，教育机会平等的问题。《声明》里很清楚地点出：“应试教育只是培养会读书和会考试的学生，是为了小撮人，牺牲多数孩子未来的教育。”在总结时，又再提一次：“小学教育的目标是要让每一位孩子都享有平等教育的机会，……小学教育绝对不能够沦为只是为一小撮成绩优越的学生而服务的尖子教育。” 我在上一篇文章也提过：“所谓公平的统一标准考试，只是让那些10%擅长考试的学生享受成功的嗞味，90%的学生则在陪太子读书，他们的价值就是以他们的失败来彰显別人的成功。”

听起来很沉重，实情确是如此，这才是现有应试教育最大的弊端， 但这些后进生的处境，却在现今公考存废争议中，为社会大众所忽略。

事实上，我不是很在意大家的立场如何，我更期待的是，在教育部自己不小心点燃起这把教改之火时，在争论公考存废之余， 我们能把握住这次因考试存废而带来的教改的契机，从理念到法令，从中央到地方，針对我国教育体系的方方面面，做出全面的检讨，包括过于政治化的教育部本身，以回归教育的本质，真正的提升国民的素质，发挥我国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优势，为我们下一代在全球化的当中，培养出独一无二的竞争力。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独立新闻在线：从小时了了看国际数理教育调查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505.html

Aug 12, 2010 12:28:55 pm

在2010年7月27日的圆桌会议上，潘俭伟代表民主行动党对公考存废事宜发表意见，根据报导，他引用了哈佛大学对“国际数理教育调查”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从40个国家45万名学生的调查结果发现，35%至40%有应考中央考试的学生的数理表现，比没有应考的学生来得强。

由于他的论点有学术研究作支撐，因此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引起我的兴趣，因此，上网搜索相关资料，后来找到关键词：TIMSS，才对这个调查有一整体的概念。

综合性的国际比较教育研究

首先，这个调查简称是TIMSS，是由于1967年成立的“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IEA）主持，美国波士顿学院TIMSS国际研究中心设计和实施的一项教育研究。在实施之初被誉为国际上规模最大、最为严密、最具综合性的国际比较教育研究。

这个调查的目的是透过对国际间学生的比较研究，帮助教育行政部门了解该国教育质量的现状，并通过探求学业表现与教学、家庭、社区等背景变量间的关系，以指导及引导整个教育体系如何提高教育的质量。

TIMSS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四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即相当于我国的小四及中二，这两个年级被视为是能力发展关鍵阶段，而测试的科目是数学和科学。

TIMSS的研究在1995年开始实施，它的全名是第三届国际数学和科学教育调查（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四年后，1999年又进行一个后续的调查研究，称之为TIMSS-R，全名是第三届国际数学和科学教育后续调查（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Repeat）。2003年，由于各国的热烈反应，所以，TIMSS更名为“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并计划每四年举行一次。

到目前为止，一共举行了四次，有关情形如下表：

表1：历届TIMSS一览表 （调查对象与参与国数）

TIMSS 1995
1．9岁学生（28国）
2．13岁学生（42国）
3．高中最后一年（24国）

TIMSS 1999
13岁学生（38国）

TIMSS 2003
1．9岁学生（27国）
2．13岁学生（49国）

TIMSS 2007
1．9岁学生（37国）
2．13岁学生（50国）

TIMSS的评估目标主要是测试学生对有关知识、技能、观点的掌握程度。科学评估有144题，数学评估有164题。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评估的题目，但这是不公开的。这也是有道理的，以免有人因为事先熟悉了题目，影响到评估的准确性。不过，后来找到一份资料，了解到它的题型的分布的情况，请见下表：

表2：科学领域的评估的题型分布：

******多项选择题/简答题/开放性回答
题量 ：105/9/30
百分比：73%/6%/21%

表3：数学领域的评估的题型分布：

******多项选择题/简答题/开放性回答
题量 ：126/32/6
百分比：77%/20%/4%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经验的老师，一看到它的题型分布的情况，根本就不需要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就知道有应考经验的学生一定比没有应考经验的学生来得强，唯一不如哈佛大学的就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来表示。

我们都知道，要应付这种所谓客观性的题目，即多项选择题和简答题，速度是很重要，而速度和熟悉度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对那种学生周考月考天天考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不名列前茅才奇怪。比如说台湾，其成绩见下表：

表4：台湾有关年级科学评估的名次：

******TIMSS 1999/ TIMSS 2003/ TIMSS 2007
小四 ： -- / 2 / 2
中二 ： 1 / 2 / 2

表5：台湾有关年级数学评估的名次：

******TIMSS 1999/ TIMSS 2003/ TIMSS 2007
小四 ： -- / 4 / 3
中二 ： 3 / 4 / 1


台湾废考不影响表现

从上述二表，台湾的学生在TIMSS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而台湾的教育部的官员常会以TIMSS的成就当成是他们的政绩来标榜，但民间有识之士的看法却是，小时了了，大了又如何？

这里特別引用台湾做例子，主要是质疑潘俭伟的一个主要的论点，即“从40个国家45万名学生的调查结果发现，35%至40%有应考中央考试的学生的数理表现，比没有应考的学生来得强。”

在42年前，台湾的学生从小学升中学是有一个统一考试，称为初中联考，相当于我们的小六检定考试。但在1968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后，就废除了。当时，台湾很多父母也是叫天叫地。

从这里，我要问的是，在哈佛大学的调查研究里，中央考试是指什么。像台湾，已经很久没有小学升中学的统一考试，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保留升高中及升大学的统一考试。那这段时间，台湾算是有中央考试，还是没有中央考试？

现在，我国教育部是宣布准备废除小六检定考试（UPSR）及初中评估考试（PMR），但保留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SPM）和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考试（STPM），这算是有中央考试，还是没有中央考试？

事实上，台湾在2001年也废除了高中联考，即相当于我国的初中评估考试。可是你们看看台湾在2003年及2007年的TIMSS的表现，还是名列前茅。因此，根据台湾的经验及在TIMSS的成就，废除小六检定考试及初中评估考试有什么大问题呢？

要学会思考，不崇拜权威

我还找到马来西亚在TIMSS 1999年的得分，请见下表：

表6：马来西亚与一些国家在TIMSS 1999的得分

******马来西亚 / 美国 / 英国 / 纽西兰 / 国际平均
数学 ： 519 / 502 / 496 / 491 / 487
科学 ： 492 / 515 / 538 / 510 / 488


从上表来看，似乎马来西亚的基础教育质量也不差，但为什么我们一直埋怨我们的教育有问题呢？在这里，我想要说的是，TIMSS的准确度是有商榷的余地，包括评估试题的效度和信度，以及抽测样本的有效性。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TIMSS测试的是数学和科学的知识掌握的程度而已，这能代表整个教育的价值吗？

最后，我想讲一点的是，在网络时代里，谁也没有办法垄断知识，这也是为什么要教改的原因。因为过去知识获得是那么的不易，对知识有一种当权威来崇拜的心理，所以才会有知识是力量的名言，造成人们惯于把脑袋灌满知识。可是在今天，只有懂得用脑思考，知识才会有力量，而要学会思考，首先就不能有崇拜权威的心理，包括名校。这就是教改最困难的地方。

不朽的贝利_12

不朽的贝利_11

不朽的贝利_10

不朽的贝利_09

不朽的贝利_08

不朽的贝利_07

不朽的贝利_06

独立新闻在线：三论废除统一标准考试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177.html

Jul 15, 2010 12:16:28 pm

虽然前面已有两篇文章论述废除统一标准考试，但和一些非教育界的朋友讨论有关课题时，他们的一些担心，让我觉得必须针对一些典型的看法提出更详细的剖析，以加强说服力。

其中一个典型的看法是：“现在的学生稍遇压力，就怨声四起，日后如何担当重任？在工商界，处处皆是压力，没有压力，很多事情就做不好。学校也一样，没有压力，大家就悠闲度日，校內的成绩依然可以非常亮丽，但高中文凭的含金量将会一降再降。”

上述的看法，可以细分成两个问题：一、学生将来如何适应社会的竞争压力；二、学校的管理与绩效。在这里只针对前者加以剖析，后者将另文详述。

首先，没有人会希望自已的孩子没有竞争力，问题是：要培养孩子的竞争力，统一标准考试的压力是唯一且最好的途径吗？如果是的话，那美国是全世界最没有考试压力的国家，依此推论，应该就是最没有竞争力的国家。这显然不通，所以，统一准标考试不是唯一的途径，而且事实上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其次，就算统一标准考试可以培养孩子的竞争力，那是什么样的竞争力呢？简单说，那是单打独斗的竞争力。可是今天的社会上的竞争，不是个人与个人的竞争，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只会单打独斗，不能团队合作，那是绝对不行的。请问考试如何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或许在作弊的时候吧。

体育激发冒险精神

竞争的本质是来自人的攻击性，而体力绝对是攻击性的根基，如果体力不行，不要讲攻击，连抗压都不行。人的攻击性是在对抗之中激发出来的，所以最佳培养的途径是体育活动。只要看看西方的国家，全民皆喜好运动，由喜好运动而使得社会鼓励冒险犯难，而这正是不受限定、突破陈规、不断创新的精神来源。

而我们的孩子恰恰就是因为为了考好成绩而牺牲了体育活动，以致孩子的抗压性和攻击性不能得到适当的发展。我就注意到身边很多事业有成的前辈及朋友，很多读书是不行的，可是毫不例外地，都喜欢课外活动或运动。

曾有个很优秀的学生，毕业时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他想去哈佛，可是看到申请表格就放弃了。我就问原因，他说以他家的经济情况，必须申请到奖学金，可是申请表格上要他填三个领域的表现：学术、课外活动和体育。这个学生，理科第一名，又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辩论、演讲、戏剧等都有他份，就是死在体育这一项，因为不要讲校外，连校內运动会都没有拿过一个牌。最后，只好乖乖到新加坡读书。

上述反复论述，是要告诉大家几件事：一、教育除了考试之外，至少还有体育，而且体育对将来就业也好，升学也好，都非常重要；二、五育并重不是口号，可是常常沦为口号；三、不止考试有压力，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也是有压力，特別是竞赛性的活动，这些竞赛的成与败都会对孩子的心理带来极大的冲击。除此之外，还有校与校之间的各种竞赛呢，那就更激烈了。

非教育观点的筛选制

另一个典型的看法是考试可以筛分优劣，方便学校可以根据学生成绩，分“优良可劣”编班及收生，没有统一标准考试，如何公平分別优劣。最近华总与民政党交流后宣布的立场也与此相似：“认为小六检试应该保留，一旦交由各校自行评估的话，水平无法统一与一致，肯定将引起更大与更多的混淆。”

基本上，这种看法是站在管理的角度，而不是站在教育的角度。这里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里的一段话：“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选拔的程序能正确地预测一个人是否具有某种特殊职业所需要的才能。一般讲来，这种选拔程序所测验的东西只限于与等级制课程有关的一个狭小的活动范围。”这段话明确指出考试不能有效地选拔所需的人才，既然不能有效区分优劣，那讨论公平不公平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我们再看看《学会生存》对考试的评价：“这种制度奖励强者、幸运者和顺从者，而责备和惩罚不幸者、迟鈍者、不能适应环境者以及那些与众不同的和感到与众不同的人们。.……（而且）这样的选拔方式很少考虑从社会和经济方面来的障碍，而往往把这种障碍说成是由于个人无能，作为拒绝使用的可靠理由。……呆板的、形式主义的和丧失个性的考试制度在教育过程的每一阶段上都造成了损害。”

总之，所谓公平的统一标准考试，只是让那些10%擅长考试的学生享受成功的嗞味，90%的学生则在陪太子读书，他们的价值就是以他们的失败来彰显別人的成功。

精英教育观

退一步的讲，就算考试可以测量学生过去学习的成就，可是考试可以评价一个人未来的成就吗？如果不能的话，那为什么要让学生因为在某一时段的落后，而终身被驱逐到失败的深渊之中呢？

因此没有统一考试的压抑，反而可以让这些“不幸学生”在自已擅长的领域里，去找到自已的舞台，去展现自已的特长，去获得人生中最重要的资本：自信心。这也让学校的生活多姿多采，充满生气。

我们还要进一步地的思考，为什么要在基础教育的阶段，就要把学生分成“优良可劣”？教育是为了培养少数的精英？还是“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一层一层地进逼问题的本质，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骨子里崇尚的是精英教育，而不是全民教育，及由此而来的上智下愚的社会，所以，常会听到一句话：“豬肉佬没有资格讨论法律课题。”

所谓的教育资源匮乏

理论上，国家的教育体系追求的是公平对待每一位学生，每一间学校，简言之，公平与平等。统一标准考试很多时候是违背了这个理念，其存在的正当理由是当教育资源匮乏，以致不能让每一位应受教育者都得到应有的受教育机会时，而不得不采取一种让大家都认为是“公平”的考试制度，来决定谁可以继续受教育，谁不可以继续受教育，谁可以接受优质的教育，谁只能接受一般的教育。

这就是中国提倡素质教育多年，但应试教育还是盛行不衰的根本原因。由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中国连中小学的义务教育都做不到百分之百免费。反观我国，已经实行11年的免费教育多年了，凭这一点，就让中国望尘莫及。

事实上，马来西亚的大学教育要像德国那样也是免费教育，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只要国家的资源不要“被浪费”就行了。也就是说，就算要废掉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和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STPM），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最近，首相纳吉宣布，以后所有获九课特优（A+）的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生都一律获得奖学金，正好是有力的佐证。关于这一点，我会另文详述。

因此，我国的国家教育体系是绝对有能力做到公平与平等的对待每一学生、每一学校。为与不为，完全是政治上的考量。

为教育还是为利益？

除了上述針对一些典型的看法，提出一些剖析之外，我在此还要补充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因有友人提醒我，这是这次争议的深层原因。

2010年7月8日，《光华日报》的电子报有一则新闻：“UPSR、PMR若废除，补习印刷业损失最大”，其內文提到：“倘若政府废除小六评估考试（UPSR）与初中评估考试（PMR）考试制度，这将直接造成补习行业严重受创，这也令参考书印刷商面临估计百万令吉的损失。……间接地会砸破大多数教师的‘饭碗’，尤其是多数教师为提供学生补习，都靠此补习赚取额外收入补贴开销。”

因此，业者也希望：“有鉴于此，从事教育工作者敦促各方面能够出席教育部的圆桌会议，深入了解及研究各项事宜，方才决定。”

报导中还提供了一项数据：“慕尤丁表示，共有20万2327名学生在国內2487补习中心报读小六评估考试、初中评估考试、大马教育文凭（SPM）以及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的补习班。”

到目前为止，纵观所有的反对意见，没有一个有提到上述的原因，让人不禁要怀疑现有的各种反对意见的背后，到底有多少是为了教育，有多少是为了利益？

各位如果还有印象，2005至2006年间，曾掀起董校风波和校长涉贪的争议，前后纷纷扰扰了七个月。寰宇电视（Astro）AEC频道的《就事论事》座谈节目，也一连四集讨论了相关课题。

我浏览了当时的资料，包括林武聪编的《掀开华小的地毯》及陈爱梅著的《大马华小走向何方》（这本著作值得大家详读），除了少数一两人有从教育专业角度来探讨有关的课题之外，几乎都把焦点放在人事与监管的问题上。董总过后还因此而推动华小董事醒觉运动，大力提倡董事会主权。

本末倒置的治学理念

从上述的资料中，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

一、家长方面。假设家长都不出钱，这些利益那里来？那为什么家长会埋单呢？因为我们的家长都很关心的孩的教育，但大多数却不懂什么是教育。他们的教育观念就是考试，没有考试就没有教育。这些补习、参考书、作业簿，以及随之而来的书包过重的问题，统统都是为了应付统一标准考试而来的。没有了统一标准考试，这些问题还是问题吗？由此可见，家长的教育观念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应该推动的是家长对教育的醒觉运动。

二、校长和校长职工会方面。家长不了解教育，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校长呢？根据陈爱梅的概括，从1993年至2006年，华社与华文报章对华小的抨击是：书包过重、功课繁重、填鸭式教育。而校长的回应是呼吁政府废除小六评估考试（UPSR），校长职工会更宣称：小六评估考试不废除，华小难以推行素质教育。很明显的，校长是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

但同样是在应试教育下，为什么华小盛行做作业文化，而国小却没有如此风气。一些校长的回应是家长怕输心理造成，可是据陈爱梅的分析是一些校长的本末倒置的治学理念，对家长的教育观念，发挥了潜移默化的误导影响。

也有华小校长是有良知，不受这些恶劣文化的摆布，但陈爱梅从访谈中得知，这些校长在开会时，常受到书商或同业的刻意冷落与孤立。而且传闻中，“华小校长的委任，似乎也与这些书商的安排有一定的联系”。显然，校长任命的程序是值得关注的议题，以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有一点要特別提的是，在当时激烈的纷争中，及媒体的渲染下，使得大众有一印象，即大多数校长都涉嫌贪污。以我曾担任独中校长的经历，以及与一些华小校长的接触，我敢说这个印象对绝大多数华小校长是不公平的。家总在这方面是犯了过度推论的错误，不能以几个地方的案例，来推论全国的情况。总之，家总因为少数有问题的校长，而采取一种似乎全体校长都有问题的姿态，在策略上家总是如何考量，我不得而知，但长期而言，这种对抗的势态绝对不利于教改的推行。

三、董事会方面。这里只提一点个人的经历。在2006年爆发董校风波时，我正在砂拉越的某一独中当校长。有董事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也不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一切资讯也是从报章获得。后来，董事在深入的了解后，就跟我说：“这是西马的问題，我们这里没有这些问题。”原来在砂拉越，华小的食堂是归董事会管，华小的作业簿虽由校方处理，但董事会有最后的决定权，所以也是受董事会监管。而且在砂拉越，只有极少数的华小有家协组织。简言之，砂拉越华小董事会不存在董事会主权的问题。这就很值得全国的董总和各州的董联会去深入地了解和取经。

四、教师方面。从资料显示，在整个董校风波中，几乎完全听不到教师的声音。陈爱梅在她的著作里对这方面有专节的讨论：“从听不到华小老师的声音看华小老师的专业水平”。这里就不详述了，请各位去参阅。不过，从她的论述中，显然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总而言之，我基本上是从理论上去主张废除统一标准考试，可是现在看来，特別是从现实的阴暗面来看，我的主张不止是正确，而且还应该急不容缓地马上实行，特別是小六评估考试的废除，更应该即刻执行。

后记：在完稿时，正好看到教总和校长职工会发表联合文告。细读其文，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绝对是大手笔，展现了作为专业组织应有的水平。所有关心教育者，应该好好地细读。基本上，文告的立场和我主张是一致的，唯一不同之处，他们是期望教育部能自上而下去推动教改，我则是强调由下而上。不过，总体而言，这篇文告将会是华教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不可忽略。

独立新闻在线：教改如何改（三）：再论废除统一标准考试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3964.html

Jul 01, 2010 12:36:46 pm

6月20日，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向媒体发表谈话，表示教育部可能在未来会废除小六检定考试（UPSR）及初中评估考试（PMR）。此一宣示在社会各阶层引起巨大的回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更多。

正如我上篇文章《老师应是教改主体》所提到：“一向来，每个人对教育都会有各种的意见，但基本上都离不开以考试成绩来论断学生和老师以及学校的‘绩效’。因此，如果没有了统一标准考试，很多人特別是家长，就不知道如何去判断孩子的学习、老师的教导及学校的管理的好坏。”

综观反对者的意见，基本上可以佐证我上述的论断，那就是他们所了解的“教育”就几乎等于“考试”，所以如果把考试拿掉，他们就不知道教育是什么了。其代表性的意见可以华总的文告来概括：“……华总担心如果同时废除UPSR及PMR，或将造成学生不认真学习，一些老师也可能因为没有评估考试而敷衍教学，……而且小学生基本上心智还不够成熟，鮮少会自动自发的去学习；……”。而赞成者的意见基本上是不要给孩子压力，应该把童真还给孩子。有者认为考试使孩子很现实、自私、怕输等，以致作弊舞弊一大箩等等。

不管是赞成者或是反对者，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为什么要教育改革，及什么是教育都没有深入的认识，只是针对表面现象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三年前已提出建议

我们回头看看慕尤丁的看法，根据报导，他的看法是：“若政府实施单一全国大考制，则有助学生及教师们迈向更具创意的教学，以及提升学生们对体育或其他课外活动的参与。”后来，慕尤丁又进一步指出：“废除小六检定考试及初中评估考试除了能提升学生的思考及创意思维，也有助于协助政府削减开支、减轻教师负担、减轻家长压力及经济负担。”他还指出：“我们自2007年就开始研究，部门的工作团队也研究人们的争议。”

的确，根据董总资讯局主任钟伟前提供的资料，在2007年5月9日，报章已经报导：“考试局主张采国家教育评估制，建议取消UPSR及PMR”。当时的报章也报导，教总主席王超群也赞成“大马考试局提出2012年后取消小学检定考试及2015年后取消马来西亚初中评估考试的建议，以纠正现有过于注重政府考试的教育机制”。

慕尤丁的看法，不管是自身的见解还是幕僚准备的讲稿，当然比上述减轻考试压力更全面，更深入，但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们必须对教改要有更本质上的认识。

发展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对于为什么要教改，一些论点已我在前面的文章里经论述了，这里就不复述了，只是作一些补充。在工业革命之前，一般人在工作上所需要掌握的知识量是很低的，基本上只要透过师徒（或类似的关系）之间的传授就够了，当时学校所教授的对象基本上是统治阶层的子女。

到了工业革命后，一般人所需的知识，特別是科技方面的知识，就大幅地增加了，如何有效地把足够多的知识大量传授给一般人，就成为当时教育上的主流思潮，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的赫尔巴特。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现今学校的组织形式，进而影响全世界。

1916年，美国的哲学家杜威出版了《民主与教育》，这本书很值得所有想对教改有深入了解的同道们细读。他就对赫尔巴特的看法提出评判，他认为知识爆炸的时代将会来临，我们不可能无限量地把知识裝到脑袋里，也不切实际，所以，应该培养学生收集知识的能力、分析知识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简单说就是发展学生的能力。

知识折旧率愈来愈高

到了今天这个网络的时代，杜威的看法更是历久弥新，一点都不过时，实在令人敬佩。在这里，我再提一个概念，那就是知识的新陈代谢率，或者说折旧率。以我的亲身体验来说，当我还在学校教书时，高三毕业学生常常来请教要如何选大专院校和科系。

把那些资料拿来一看，就发觉我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不足以指导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大学多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很多科系听都没听过。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如果你的脑袋没有僵化的话，你会感受到你的知识很多时候是过时的，即己经折旧了，而且还感觉到在现今这个社会里，这个折旧率是越来越快，想要紧跟上，有时也会有力不从心之感。

更可怕的是，以前的知识折旧是被动式，现在的知识折旧有时是主动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我们的标哥（比尔盖兹）。当市场其他的竞争对手还来不及挑战微软的产品时，他就先自我淘汰他自已的产品，逼得每个人不得不采用他的新产品。

就算你不亦步亦趋，他连改了几个版本后，你还是不得不升级。这个我称之为主动式的知识折旧，即主动地加速知识更新的速度，不给对手任何一点机会，形象地说，那就是兔子不给乌龟任何机会追上来，就算乌龟已经落后很远了，兔子还是死命往前冲。

管理知识免遭淘汰

今天，企业界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知识管理”，这个概念的重点不是知识，而是管理。管理是什么？管理就是一种能力。谁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据我所知，也是我们的标哥。有兴趣的不妨读一读他的一本著作《数位神经系统》。

在2006年起，网络上流行著一个视频：《你知道吗？》 （Did you know？），这个视频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段话，也包括所有看过这个视频的人，即“2010年最迫切需要的十种工作，在2004年时根本不存在。我们必須教导现在的学生毕业后投入目前还不存在的工作，使用根本还没发明的科技，解决我们从未想像过的问题”。

现今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甚至墮落成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其最大的弱点就是以50年前的知识与经验，来教导现在的孩子去应付未来50年的变化。这种教育体系大量培养了只会服从指示，而不能独立思考的“人才”，请问这样的教育体系还能走多远？

地球不会因为你不想转就不转，也不会因为你把那些说地球会转的人踢掉而不转。不跟著转，很简单，就是等著淘汰。

教师才是教改主体

说回废除统一标准考试，对我而言，问题不在要不要废除，而是如何废除？其中最关键的是现有的教师怎么重新培训。要知道，现有的政府教育体系下的教师都是从现有的师范体系下培训出来的，而现有的师范体系的课程设置是根据现有的教育体系而设计的。因此，废除统一标准考试不是一个单纯的废不废除的问题，它代表的是教育体系的一个大变动。

这也表示现有的教师的教学观念、方法等等也要跟著转变。如果废除统一标准考试，而老师还是用应付考试的教学方法来教导学生，你想会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呢？

台湾的教改的教训是什么？最中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忽略了教师才是教改的主体。教师不支持，或者支持但跟不上，教改是改不了的，硬硬的改，特別是这种大规模的变动，将是一塌糊涂。

还有家长也是关键问题。根据现在学界的研究，学生的成就如何，总的来讲，家长占70%的责任，老师占30%的责任。从反对者的意见，我们大约可以了解家长的观念里，教育就是考试，没有考试，孩子不会读书，老师不会教书。从《光华日报》的民意调查来看，赞成者和反对者的比例是30%对70%。实际的情况，我猜测是20%对80%，甚至是10%对90%都有可能。因此，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会是一大挑战，可是这也是必须去做的事情。不然，家长和老师的观念冲突时，将会加重老师的负担，及影响学生学习的效果。

政策透明化增进沟通

在教改的过程中，旧的还没去，新的又来，老师的工作量肯定是大幅度的增加，如又跟家长起冲突，那更是百上加斤。因此，当反对意见这么大时，我们要有更多耐心去和家长沟通，去转变他们对教育观念，让他们知道除了考试之外，教育还有很多东西。有时候改革，真的是急不来的，特別教育是树人的百年大计，更要稳扎稳打。

反对者中的一个意见，也是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分配学校或奖学金时，缺少了一纸文凭，虽然这张文凭不代表一切，但任由教育部高官主观决定，你放心吗？”其实这个问题不算是教育上的问题，可是在我们这个什么都Boleh的国度里，这个问题就变成我们的“教育问题”了。在教育体系转变的过程里，这些有偏见的高官会不会浑水摸魚，把行政偏差搞得更偏差？我看谁也说不准。

除了上述所提的几点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是国家评估制度？教育部在这点上，只讲会有这样东西来代替考试，可是细节不清楚，报章上也没有加以专题介绍。对这个课题，不在我专业领域里，也不熟悉，只好让有识者来加以解说。不过，据说教育部己经在一些学校展开这种评估系统的实验了。有时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教育部要把教育改革方案当是官方机密，偷偷摸摸在做，等实验成功了，准备全国实施时，才公布有关的详情，让很多学校，特別是华小，措手不及。这种不良的纪录，其实已经发生好几回了，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最后在这里做个总结。一、废除统一标准考试（注意不是所有的考试），不是单纯为了减少考试对学生的压力，而是要追求更优质的教育，培养更能应付未来变化的人才。这个方向感要捉对，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二、如何废除绝对是一个关键问题。老师要做好充分准备，家长也要做好充分准备。现有的华教组织也应做好宣导的工作及监察教育部的角色，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至于其他相关的课题，在下来的系列文章里，会加以一一阐述我的观点。

独立新闻在线：教改如何改（二）:老师应是教改的主体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3798.html

Jun 17, 2010 12:00:37 pm

一向来，每个人对教育都会有各种的意见，但基本上都离不开以考试成绩来论断学生和老师以及学校的“绩效”。因此，如果没有了统一标准考试，很多人特別是父母，就不知道如何去判断孩子的学习、老师的教导及学校的管理的好坏。这种问题可从两方面来看，从父母及非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就只能选择信任老师和学校；而从老师和学校这一方面来看，就是要走向专业化。

这就好比医生，没有一个病人可以置疑医生的诊断，只能选择相信。为什么病人会相信？因为医生是专业人员，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有专业的组织来保证医生的素质。同样的道理，教师要能得到如医生般的信任，就必须要专业化。本文就針对教师专业化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关于教师是否应该专业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1966年召开“教师地位之政府间特別会议”，议决采纳关于教师地位之建议，认为教学应被视为是专业。因为“它是一种服务公众的型态，它需要教师的专门知识和特殊才能，这些都要经过长时期持续努力与研究，方能获得并维持，此外，它需要从事对于学生的教育及其福祉，产生一种个人的以及团体的责任感。”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地认定教师应该专业化之后，现在的教育学者专家对这一议题，基本上已没有太大的争议，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专业化的问题。

激发教师的自我改革

专业化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专业”。根据学者的研究，专业应该包含七项指标：专业知能、专业训练、专业组织、专业伦理、专业自主、专业服务及专业成长。如果从这七项指标来衡量，现在的教师离专业化的理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我们推动的教改，多是把焦点集中在专业知能和专业训练上，其他5个指标是忽略了。

在其他5个指标里，最重要的是专业自主，也是最被人所忽略的。每个人都有强烈自主性需求,不喜欢被牽著鼻子走，教师在这方面的需求更是强烈。我们现在教改的最大毛病就是忽略这种人类的天性，常常认为教师应该“被训练”，以提升教师的素质。的确，老师应该不断地进修以提升自身的素质，问题是基于人类自主的天性，教师的素质是无法“被”提升，只能自我提升，因此，改变的动力应主要来自老师自身的深切的反思，而不是一味地靠外在的要求与压力。

基于尊重教师的专业自主的需求，任何教改方案不应把教师当成是被改革的对象，否则很容易打击到教师的士气，以致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无功。反之，应以激发起教师的自我改革动力为导向，把教师视为教改的主体，是教改的主要推动者。

专业成长需持续的学习

另一重要的观念是关于专业成长。教师专业成长的概念是指教师需要持续的提升或改进自身的素质，关鍵词是“持续”。现行以知识传授为中心，或墮落为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下，人们普遍的观念是学习只有起点和终点，没有过程或不重视过程，所以到了终点，学习也就结束了。在这种只重终点、无视过程的观念下，我们就不会奇怪教育部整天搞出提早毕业、提早入学的政策出来，我们也不必奇怪一般国人毕业后就不再读书学习了，因为这是现行教育体系下的必然“成果”。

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一个特点是：学习是在过程中，没有终点这一回事，最多是有阶段性的目标。教师专业化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教师的专业成长必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没有终点这回事。所有教育工作者都要深切了解这一点，特別是学校的董事会。因为任何教师的培训课程都是要花錢的，这意味著如果教师的培训是持续不断的过程，那么有关这一方面开銷就必须成为常年预算案的一部份。

事实上，我当校长时，就常常被询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师培训了，还要再培训，不是浪费錢吗？”当然，会问到这样的问题也不是奇怪的事情，因为几乎所有的董事都是现行考试为导向的教育体制下，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另外，教师要成为教改的主体，除了自身的觉醒及努力外，还需要同侪之间、校方、家长、教育官员、甚至社区等方面的支持与协助；在独中，还要包括董事会。

举一个例子，真人真事，曾有某个独中在职受训的教师，受训后受到启发，就在课堂上实行分组作报告，结果家长向校长抗议，理由是老师上课没有教书。校长接到投诉后，就要求该老师上课时要“教书”，不能分组作报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有点啼笑皆非，因为所有现行的教师培训课程，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都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为基础而设计的。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下的教学，强调的是在课堂上，教师是扮演辅助者的角色，主角是学生，尽量让学生发挥，这就是所谓的“教是为了不教，学是为了自学”，而分组作报告就是一种常用的形式。

教改需教师同侪支持

从这里也引申出一个问题，即现有的教师培训和现有的教育体制是脫节的，教师培训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为本，可是现有的教育体制却仍是以考试为中心。这就变成受训是一回事，实际教学环境又是另一回事。

不过，家长的反应，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一般家长都是现行教育体制教出来的“学生”，对老师的刻板印象是“教书先生”，“先生”不教书，那就是在偷懒。至于校长，我没有问校长为什么会如此处理，所以我也不清楚校长是如何考量，但根据我曾担任校长的经验，可以做一些设想。

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校长的教育理念跟家长没有两样，即校长的观念还是停留在现行的教育体系里；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校长明白教改的理念，可是在压力下，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里面可能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我们假设校长不同意家长的看法，以我的经验，家长通常会告到董事会那边，然后董事会就“问”校长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师上课不教书”。

校长当然要做调查，然后向董事会报告，而董事会通常的反应是半信半疑，有的甚至会偷偷跑去询问一些资深的在职老师或者退休了20年的老师，而很不幸的，这些老师的观念通常也和董事一样，也是停留在现行的教育体系里。因此，极可能校长想来想去，最后还是选择站在家长这边，免得事情多多。在这种情形下，教师成为教改主体的理想就会落空。

可是，教师必须成为教改的主体，因为老师是在第一线，只有老师才能真正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才能够因“人”施教。其他上层的教育管理人员，什至是专家学者，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往往是很表面的，以致所下达的指示或提供的建议往往无法切入问题的关鍵，有时甚至无关痛痒、不著边际。但在另一方面，在现实环境中，真正热心于推动教改的老师还是少数，如果只是教师在前线努力奋斗，往往很容易阵亡，甚至退出教育圈。

教师专业组织切合需要

有的学校可能好一点，有一批教师有共同的理念，还可以互相支持、打气和分担。如果只有孤伶伶一个人，不是转环境，就是放弃，殊为可惜。最理想的情况是学校管理层，特別是校长，如果是私校还要包括董事会，认同教改的理念，并给予实质的支持与协助。但这种期望总是有点被动，所以，接下来要谈一个重要的观念是教师的专业组织。

正如上文所描述的例子，理想与现实是有极大的落差，这造成教师在教改的过程中，会面临许许多多、內內外外的冲击，所以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同侪之间的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而教师的专业组织目的就是要把教师组织起来，发挥出组织的力量，协助教师专业成长，促进教育改革。现有的教师组织，比如教总，其宗旨的第二条是研究及促进教育，其实很符合教师组织专业化的要求。可是，这么多年下来，教总似乎没有，或者说很少发挥这一方面的功能。

前不久有一篇文章：《教总与教师渐行渐远》，有提到老师的一些心声，基本上是谈老师的权益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重要，既然要求教师是一流的，当然教师的待遇、地位及权益也是要跟著“一流”，不然是空口说白话，而且这篇文章提到教总应是真正的由教师来组成的组织，基于教师应是教改的主体的立场，这一点我也是认同的。只是这篇文章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过于强调维护教师的权益，那就不太符合老师的社会形象，而且一个不小心把教师和校长对立起来，对教育事业也不是好事。

不过，总体来讲，我们是时候深入地去讨论“教师的专业组织”这个议题。它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下而上。可能开始起步时，先从校內的教师做起，也不见得要以一种正式组织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可以考虑设立线上的教师组织，等到这个网络打通了，再逐步考虑下一步如何进行。总之，在一个权威解体、民主抬头的时代里，自力救济的方式往往更能发挥教师的主体性。

另一考虑的方向是从上而下，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让现有的教师组织走向专业化，如教总和全国教师专业公会，真正成为教育领域里的权威组织，好比律师公会是法律界的权威组织那样，当然这也是一段很长的路。
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位老师，任重道远啊。

独立新闻在线：教改如何改（一）：废除统一标准考试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3621.html

Jun 03, 2010 12:28:31 pm

今天，各种教改的倡议，此起彼落，董总最早是提倡“素质教育”，之后又有“赏识教育”，最近又提出“成功教育”。教育部也不输人后，自1994年以来，先后发布了四项教育改革计划。虽然名目很多，但从教育学基本原理的观点来看，教育基本上是分成两大体系：一、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体系；二、以发展能力为主的体系。前者的特征可摡括为“以教科书为中心”，后者则为“以学生为中心”。

现今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就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体系，而教改的方向是要转向以发展能力为主的体系，而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体系。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以学生为中心”。用传统的说法来说，“以学生为中心”即是所谓的因材施教，而孔子就是其中的典范。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先让学生积极思考，再进行适时启发。換言之，学生想学什么比老师想教什么更重要，老师是完全根据学生现存的学习状况，来调整教学的节奏。这里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每个学生的起点不一样，悟性也不一样，所以在完全“因材施教”的情况下，每一 个学生的进度必然是不一样。

现今的教学方式是采取班级授课制，老师不可能完全的“因材施教”，但却可以因“班”施教。不过，如此一来，班与班之间的进度还是会有所出入。总得来说，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下的教学，必然会出现进度不一致的情况，也必须接受这种情况。

统一进度与应付考试

这就是教改的最大障碍，在马来西亚的现实环境中，我们是不能接受进度不一致的情况，因为我们有统一标准考试，即政府的公共考试，和董总的独中统考。老师在统一考试下，会面临两难的局面，特別是班上学生平均学习能力较弱时，就只能在：1.赶进度但学生跟不上，或2.照顾学生的程度但赶不上进度，两者择其一。到最后，老师只能选择赶进度，才来考虑学生是否跟得上，因为在家长眼中，赶不完进度的老师一定是有问题的老师；在校方眼中，赶不完进度的老师是麻烦制造者。

这就是矛盾之处，一方面，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下，是不存在统一进度的；但另一方面，在现今统一标准考试的笼罩下，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一定要有统一进度。

为了解决这两难的局面，老师唯一的做法是什么？那就是考什么，教什么，不考的就不教。走到极端，就变成完全为了应付考试而教学，把学生训练成考试机器，只求看到考题能夠回答就好了，至于学生是否真正的理解，那就不管了。因此，教改的关鍵一步，就是要废除统一标准考试。

在现实环境下又如何呢？在2007年时，大马考试局建议教育部从2010年起取消小六检定考试（UPSR），以及从2015年起取消初中评估考试（PMR），并以国家教育评估制度取代。不过，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及大马高级教育文凭考试（STPM）则保持不变。而国家教育评估制度分5大范围：1。学校评估；2。中央评估；3。中央考试；4。心理评分测试；5。活动评估。

从考试局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考试局是知道现今教育体系的徴结所在，即统一标准考试是一个大问题，不解决不行。可是，还是不能完全摆脫统一标准考试，因为如果完全废除所有的公共考试，考试局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更重要的是大学招生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这会产生另外的问题出来。因此，从现实面来看，上述的建议是一种折衷的办法。就算如此，也可能会出现换汤不换药的情况，因为取代小六检定考试和初中评估考试的国家教育评估制度，除了学校评估外，其他方面还是由考试局统一管理。很明显的，统一标准考试的框架还是在那边。这里面不止是心态、思维僵化和守旧的问题，还涉及权力的问题，这将另文详细的说明。

半吊子改革难有成效

关于学校评估，即一般所说的校本评估，有人认为：“如果是以学生所在学校的成绩为准，会有隐忧，因为各校的试卷、教师出题的水准及难度都不一样，没有一定的标准。只有划一各校考试，才能更准确地评估学生”。这种看法不止是普遍存在于家长和社会大众，连很多老师和校长也不例外。从这里可以看出，统一标准考试在人们脑海中深刻的烙印，实在不容易摆脫。其实校本评估就是要打破标准化，如果又再统一标准，那等于没有改变。

就因现今的环境中，很多人的脑筋转不过来，他们的教育观念是一定要有统一标准的考试，否则就不知道教育是什么了。所以，就搞出半吊子的改革，即校本评估占一个百分比，统一标准考试也占一个百分比，比如说校本评估占10%，统一标准考试占90%，合起来就是文凭上的成绩，上述的国家教育评估制度就是这种改革。我敢断言，这种半吊子的改革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唯一的“效果”就是加重老师的负担。

变本加厉的“绩效”压力

最近有和一些华小校长了解到小六检定考试（UPSR）的实况，才知道就算是半吊子的改革也做不到，反而变本加厉，更加重视考试成绩。现在的情况是联邦教育部向州教育局要求KPI，比如说必须要有多少巴仙的学生要拿到全A，然后州教育局转个身，就向县教育局要求KPI，县教育局也同样的向县內的各小学校长要求KPI，一级压一级。那么校长要压谁呢？老师；老师要压谁呢？学生。如果不达标，校长就要写报告、做检讨。连续几年不达标，校长就会被调职，如再没有起色呢？各位不妨去问一问身边的华小校长，看看答案是什么。

还有的县教育局为了要达标，竟然在县內搞自己的统一模拟考，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四次。每一次有那个小学的模拟考不达标，该小学校长也要写报告、做检讨。有的学校在这种压力下，就从小五开始，把学生训练成考试机器。我们的教育部在表面上倡议各种教育改革，实际上却在摧残我们的小学生。

其实在很久之前，我就注意到从小学升到中学的学生状况很多。开始以为只是个案，可是持续观察的结果，似乎是普遍的现象，我和一些同道讨论，共识是小学教育出了大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平面媒体、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董事（对华小而言）只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极少数的“优秀生”身份，特別是平面媒体，往往在成绩放榜时，大事报导有优秀表现的学校和学生，加上很多华小的董事会又針对考试成绩提供各种学优奖励，更是助长了这股歪风，推波助澜的结果，就是掩蓋及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平面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责任也是非常大的。不过，这些都只能算是帮凶，罪魁禍首还是教育部。

全民教育醒觉运动

那么要怎样解决这个困局？要指望我们的教育部，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就只好自已来。具体要怎么做呢？那就是把废除统一标准考试变成一个社会醒觉运动，进而成为全民的共识，从政治上施加压力，迫使教育部做出改变。而开始的时候，站在可行性的角度，或许先把废除小六检定考试列为第一目标。因为，统一标准考试唯一合理存在的理由是准备淘汰人，而现在的小六生不管表现如何，全部是自动升到中学的，所以小六检定考试的存在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可能会有人说，这样不是把教育问题政治化吗？问题是我们的教育部长永远都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只懂KPI，不懂教育。就算懂教育也没用，就像各级的教育官员，包括校长在內，难道不懂教育吗？可是，升官或者保住官位是看KPI，不是看是否对教育有真知灼见。因此，当政治人物来管教育时，教育就不可能脱离政治。只有“鸵鸟”才会认为有“纯”的教育。

也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没有了统一标准考试，那么下来怎么办？怎么评估学生？怎么评估老师？......。这些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加以阐述，详细地表达我的观点。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我没有反对考试，考试还是需要的，我反对的是统一标准考试。只有废除统一标准考试，教改才真正可能走得下去。否则，就只是累死老师吧了。

独立新闻在线：教改，为什么？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3452.html

May 19, 2010 01:34:00 pm

2005年，董总推出《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改革纲领》，简称《教改纲领》，迄今己有5年了。马来西亚教育部也不断推动各种教改计划，甚致建议取消取UPSR和PMR。在媒体上的评论，对教改的的议题也提出种种看法。显然，教改似乎是大势所趋。

可是，从现实面来看，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教改似乎推动乏力，常常看似准备行动了，结果还是准备行动中。教改沦为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研究落实研究，等而下之，以文告落实文告。

最近几年，一些在城鎮地区的独中，学生人数不断地增加，于是有些人又觉得没有进行教改的必要。前阵子，到5间独中视察了13位老师的教学，也和他们进行了讨论，发觉一些老师对教改所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不是有很清晰的概念。

5月初，董总资讯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半年刊主办了一场座谈会，主题是：“学校升学考试制度改革”，我也受邀出席。的确，谈教改不谈考试，是白搭。不过，在会上我也提了，这么大的一个课题，要在2、3个钟头里讨论出一个结果来，甚至要把问题厘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座谈会的结果是，改者认为要改，不改者认为不用改。

总之，如果对教育没有一种全局的把握、整体的看法，教改必然像无头苍蝇般，找不到一个方向和出路，甚至会提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观点而不自觉。

以下是我多年所学所思的一些心得，算是17年教书生涯的经验总结。不敢讲有何真知灼见，实际上很多也是拾人牙慧，但总是一个尝试，希望大家能不吝给予斧正。

首先，讨论教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教改？现行的教育体制到底有何不足之处，以致非改不可。以下分几点来论述：

现代的标准化教育

一、现行的教育体制可说是深受工业革命的影响，这几乎已是无可争议的定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泰勒（F.W.Taylor），他为人所熟知的是他所提倡的科学管理理论。原本科学管理理论是要解决工业界的问题，但发展到后来，教育界也深受其影响，导致学校被称为学校工厂（school-factory）。事实上，这也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比如常把老师比喻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科学管理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标准化。因此，当科学管理理论被引入到教育界时，教育界所有的一切也跟著标准化，包括课本、考试、学校的管理、教师的培训等等，最后我们的产品--学生也一样要标准化，以保证品质。

二、对现行标准化的教育体制的主要特征，我们常概括为“以教师为中心”。而现行倡议教改者就是提倡要把“以教师为中心”改为“以学生为中心”。如果我们阅读一些教育学的书藉，很多都也是这种说法。事实上，还有另一种看法，即现行的教育体制应概括为“以书本为中心”。我觉得这才是最准确的说法。想一想，一个教师教得很精彩，学生也获益不浅，可是这个教师不照书本教，家长会有什么反应？家长可能的反应是：“我花了这么多钱买课本，教师竟然不照书教，我要向校长抗议。”那接下来学校又会有什么反应？大家不妨发挥下想像力。其实，我相信更多人想到的问题是：考试怎么办？

三、考试是问题吗？我们常常说现今的教育的弊端是考试主导教学，好像考试是问题。其实，如果考试是照老师教的来出题，考试不是问题。如果考试是照学生学的来出题，考试也不是问题。因此，考试是问题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标准化的“统一”考试才是问题。因为有了标准化的统一考试，才会有考试主导教学的现象。统一考试背后的精神就是把老师和学生放在一条线上做比较，然后分成三六九等。为什么要把老师和学生做比较？因为如此一来，才能把不合格的挑出来，再改造或淘汰，以保证品质，这就是标准化的意义。所以，要完全徹底杜绝考试主导教学的现象，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废除统一考试，不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

四、标准化不能说是没有好处。标准化的好处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而可以大量生产。教育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教育也有成本的问题，教育也有效率的问题。在标准化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降低成本地大量“生产”教师，而一个教师又可以很有效率地大量“教导”学生。因此，在普及教育上，标准化是有其贡献的。可是，今天的问题不是教育普及的问题，而是教育品质的问题。

缺乏解决问题能力

五、在“以书本为中心”的情况下，教师的责任就是把书本的知识“输送”到学生的脑袋里。而最有效率的“输送”的方法，一定是填鴨式的教学法。差別是功夫好的老师，会把书本的知识加以精心炮制，尽量让学生无痛苦地印到脑海里；功夫差的，就是硬灌。不管是软还是硬，都是一个字：“灌”。如果要采用启发学生智力的教学法，当然欢迎，不过，首先要把进度赶完，所以为了赶进度，只能偶而为之，秀一下“我的学校”是有进行教改的。

六、今天全世界推动教改的动力，除了教育界本身的醒觉外，更大的推动力是来自企业界。因为，他们发现现行的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优秀生”，很多都不优秀，除了很会背标准答案外，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标准化的教育体制下，重视的是已知的知识，因为只有已知的知识才有办法标准化。可是企业界重视的是能力，而能力是很难标准化的。又因能力很难标准化，所以能力只能启发，不能灌输的。这个就是现行教育体制的最大致命伤。

教改必然触动权力机制

七、现行教育体制还有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教育是洗脑的工具之一，讲的中性点，教育是社会工程的工具之一。从统治精英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治下的人（臣）民是有知识，但没有思考的能力。可是思考是人的天性，只要好好观察那些还没上学前的孩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当孩子越来越会想时，做父母的就会越来越头痛。国家也一样，当人民越来越懂得想时，统治精英也一样会越来越头痛。尽然没法阻止人去思考，那就想办法影响人的思考的方式，限制他思考的范围。因此，中央管制的统一课本、统一考试、和师资培训是国家权力介入的必然渠道，以确保在国家控制底下的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人民，都标准化了，个个都能以“正确”的知识和价值观来思考，并必然会推论出一个“已知”的“正确”的结论。可是正如前述所提，能力只能启发，启发的基础就是思考。当思考受到限制时，能力也会跟著受到限制，最后培养出来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因此，教改最后必然会触及政治改革的议题，因为教改需要一个鼓励人民思考的民主化环境。这也是为什么要推动教改的更深层的原因之一。

教改要如何改

总结以上几点所述，现行教育体制的不足之处，就是：一、限制了学生思考和能力的发展；二、成为权威政治体制的帮凶。

我们厘清了为什么要教改，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教改要如何改？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下一篇文章的主题。正如上述，教改不止是观念改变的问题，还牽涉到权力结构的问题。因此，给点时间，让我想一想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会触及到很多很尖鋭的议题。

独立新闻在线：尊重少数的意涵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3097.html

Apr 22, 2010 02:43:02 pm

前不久，到华总青的培训営与各州青年团的代表分享会议规范与民主实践的联系。一般上，我都会提出一个命题：没有尊重少数的多数决，不是民主，而是多数暴力。我会提这样一个命题，主要是因一般人的观念中，所谓的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决定一切。但在现代民主的观念里，民主不只是多数决而已，还必须把尊重少数的精神纳入民主的程序里。因此，民主不能只是讲求最后的结果，它必须重视求得结果的过程，即程序与结果並重。如只理会结果，而不重视程序，那不止是多数暴力，也很容易流于极权统治。

以霹雳州变天为例，国阵及他们的支持者的说法是国阵已经掌握多数议席，民联就应该俯首称臣，不应该误导人民，纠緾不清云云。这就是只求结果，不问程序的典型看法。实际上，民联並没有否认国阵己掌握多数议席的结果，只是坚持国阵必须遵守合法的程序来更換政权，而这个坚持是绝对符合民主的精神。

由于国阵在霹雳变天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没有尊重合法程序，因此当民联在程序上挑战国阵变天的正当性时，国阵的回应竟是动用警政的力量封锁议会，甚至演变成把议长“驱离”议场，来达成变天的目的。虽然国阵一再强调这是符合州宪法的程序，然而试问，必须动用到警政力量才能完成的变天，这又怎会是一个合法的程序呢？

尊重人权与宪法

因此，民主要有保障，就必须尊重少数，少数的最小的单位就是个人，所以，尊重少数其实就是尊重人权。为了不让尊重少数及人权沦为口号，最佳的保障形式就是法律。在国家的层次来讲，这个法律形式的保障就是宪法；在社团的层次，就是章程。简言之，尊重少数的意涵就是尊重宪法、尊重章程。

首先，我们先论尊重宪法。宪法最重要的目的是约束国家的权力，保障公民基本的自由与权利。现今世界各国的宪法几乎都有人权条款，包括中国在內。马来西亚的宪法也有人权条款，从第2条的人身自由至第13条的财产权利，其中包括平等权利、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教育权利等等。这些条文看起来都很“人权”，可是在现实面上，我们的政府有尊重人权吗？或者说我们的国阵政府有尊重宪法吗？举个例子，当一个少女在驾车途中，突然给警察开了五枪，你认为我们的政府有尊重宪法吗？宪法第5条第一款：“除依据法律进行者外，不得剥夺任何人之生命或人身自由。”在上述的案例，我们的警察有照法律的程序开枪吗？从古甘事件、赵福明事件，以及一连串类似的事件，我们实在看不出我们的政府有尊重宪法。另一方面，多数人对类似的事件也表现得很冷漠，除了赵明福事件。当然，这也是很难怪谁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重视爱国、团结的教育多过于对宪法、人权的教育。

尊重章程

接下来讨论社团的章程。在我国，最好的例子就是马华公会，因为所有的政党其实都是在社团法令下注冊的，而马华公会的华人属性是很明确的，可归属于华团组织。因此有人说马华公会是全国最大的华团，这也是有理据的。在这一次马华党争中，党的章程，即党章是受到高度的重视。因为，在三派相持、谁也不服谁的情况下，唯有以党章为最高的准则，才有办法打开僵局，最后的重选协议也是依据党章的规定来进行。可是这种对党章的重视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党选过后，蔡细历当选总会长，似乎又把党章搁置在一旁了。此话怎讲？按照马华党章第46条的规定，会长理事包含了在总会长绝对权限內所委任的不超过10名的委员。所以，蔡细历就委任了10人选进行入会长理事会。然而问题是，同一条文的开头便是“会长理事会由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也就是说总会长所委任的人选只能从中委里面去挑选。可是，综观蔡总会长所委任的10位成员里，有两位既不是票选中委又不是委任中委，简言之，不是中委，这明显地违犯了党章的规定。回顾这次的党选，有候选人提出马华党章有种种的不合理处，需要改革云云等言论。我觉得要不要修改还是其次，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尊重党章，真的要谈修改党章，那就先从尊重党章开始吧。

华团不尊重章程

一般华团的情况，其实也是很“马华”的，很少会尊重章程。其实，这也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很多华团的领袖也是马华的党员，甚至也有党职的身份。所以，他们的思维模式是类似的，在处理社团的事务时往往会以马华的方式为为准。举个例子，假设在选举当中，要选15名理事，请问你可以勾选少于15名吗？照道理是可以少的。可是，曾经在某次社团选举中，就有人坚持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就是废票，他的理由是马华就是这样子投票的。这次的马华党争，我花了点时间翻阅马华的选举条规，才弄清楚问题的徴结点。在这次马华重选的选举条规的第5.5条规定，选25名中委，必须投选25人，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以废票论云云。问题是，这是马华的选举条规，其他社团自身的选举难道也要受到马华选举条规的约束吗？

所有社团，包括政党，都是在社团法令下注冊，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因此每个社团的章程及条规只能约束本身社团的运作，不可能约束到其他社团的运作。然而问题在于一般人对“章程是什么”是没有清楚的概念，对自身社团的章程里的条文也没有大概的了解，可是在有争议时又好像是“专家”，特別的“大声”。因此常常出现很多似是而非的谬论，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今天，我所观察到的华团，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民主的片面了解，即“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决定一切”，只要我这边票多，就可为所欲为，不管合法不合法。因此如要对症下药，我们就应该提倡尊重少数的精神。而为了不使尊重少数沦为口号，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提倡尊重章程，对整个国家而言，则是尊重宪法。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就从我们身边参与的社团组织做起吧，至少我个人认为紮根的工作比见高官更有意义。

独立新闻在线：借道德杀人

原文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2895.html
Apr 07, 2010 12:53:42 pm

当道德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时，道德是否还是道德呢？ 自1998年安华事件始，在政坛上，性道德开始成为攻击政敌的有力工具，而始作俑者就是前任首相马哈迪。从他开始以肛交案提控安华起，“肛交”这字眼通过电视、电台、平面媒体等的传播，在这保守的国度里就成为日常的流行用语，开放的程度直追西方国家。现在，安华肛交第二集又开播了，“Sodomy”又在流行起来了。 最近两年，另一字眼“口交”又成为这号称“Boleh Land”的国度里的日常流行语，这不得不归功于马华公会新任总会长蔡细历（左图）政敌的宣染。在之前，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也面临道德上的攻击，她在睡梦中被前男友偷拍的祼照及短片被人流传了。所以，近十几年来，马来西亚政坛可说是“有声有色”。 这三者的共通之处，都是遭人陷害，而陷害者的目的就是要抹黑的被陷害者的道德形象，这种手段当然会使被陷害者的道德形象大损，但陷害者的道德形象也好不到那里去。所以，黄洁冰的前男友就不知所踪，警方也找不到，据说躲到印尼去了。 蔡细历的光碟偷拍者是谁，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不过在这次马华公会重选中，被怀疑者出局了。而肛交案第一集的“导演”也下台了，反倒是肛交案第二集的“受害者”赛夫到现在仍然毫发无损，和第一集“肛交的双方”都被提控大不同。不但如此，赛夫还作风高调，不停通过面子书、部落格上载自拍照片，真是一个很欢乐的“受害者”，所有被强奸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都应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道德个案的具体分析 当然，我们讨论道德问题最忌教条主义，只用一些简单粗糙的观念来泛泛之谈，反而会把问题越弄越馍糊，甚至引出偏激的结论。所以，针对道德的议题，必需就具体的事例做具体的讨论。下来就稍为具体分析各别的案例。 第一个要分析的案例是黄洁冰（右图）的祼照。比较上，在这起事件中，黄洁冰是非常无辜的。因为这些祼照是在睡梦中，被一个她所信任的伴侣偷拍的，所以她本身又犯了什么大错？从本质上来讲，这起事件不完全是道德的问题，更多的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所以，这起事件与其说是要抹黑她，倒不如说是要羞辱她。她本身在这起事件的处理上，也很明快，在极短的时间内宣布“献议”辞去行政议员及州议员之职。在政治上来讲，这是很高明的一步。最后，在民间组织的力挺、聂阿兹的加持、及雪州苏丹的同情下，黄洁冰总算被挽留，渡过了这一难关。 第二个要谈的是安华的肛交案。不管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安华都没有认罪，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其次，这起案件的政治色彩太重，社会大众多数相信这是政治迫害。第一集中，安华是以渎职罪判刑，而肛交案其实是不了了之。第二集中，虽然有一个人证生蹦活跳的跑出来指证安华，可是一般普罗大众实在是想不通，在医学报告清楚指出没有插入的痕迹下，控方要如何证明肛交行为的存在呢？所以，安华的肛交案，要讲是道德问题，倒不如说是借道德来杀人的政治迫害。而且，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法律的双重标准，这和蔡细历光碟事件有关。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蔡细历的光碟事件。 光碟事件绝对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可是这也是一件道德问题，至少是道德形象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蔡细历承认他就是光碟的男主角。这是一件很吊诡的难题，当一个人诚实，反而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时，那到底是要学蔡细历，还是学林甘？从这个角度来讲，蔡细历已经受到政治上的惩罚了，我们是乎应该让这件事过去了，让他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可是，那是在政治上。在法律上，蔡细历的诚实引出了另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在刑法第377A条违反自然之肉体交媾是如此规定：“任何人将阳具引入另一个人之肛门或口内而与该人发生性关系，称为作出违反自然之肉体交媾”。安华（左图）就是在这个条文下被控，而口交也在这同一条文下，何以蔡细历没有被控呢？这明显是双重标准。民联可能不会直接去攻击蔡细历的道德问题，但肯定会在这个双重标准的问题上紧咬不放。所以，蔡细历的光碟事件和安华肛交案第二集是捆绑在一起了，如影随形，无法了结。 在这种无法完全了结的情况下，蔡细历入阁，将会是国阵的负担。因为，蔡细历做不做马华公会的总会长，那是马华公会的内部事务，可是入不入阁，那就不是马华公会的内部事务，而是国阵、或者至少是首相的事情了。如果从一个更广阔视野来讲，蔡细历入不入阁绝对是关系到国家颜面旳课题。所以，首相必须慎重考虑这件事，而蔡细历也应该知所进退。虽然说政治是以实力为原则，但总要有一个道德的底线。 以道德之名的作法自弊 另外，翁诗杰和周美芬（右图）在这次马华公会党争中，也陷入道德的困境中。基本上，与上述三者不同之处，他们是属于自作自受，原本是要以道德之名来“替天行道”，最后反而是作法自弊。 翁诗杰是在两点上陷入道德的困境中，一是“输了一票就走”的誓言；二是与“不道德”的蔡细历抱在一起的大团结方案。据翁派的说法，翁诗杰是因受到逼宫，才改变注意不走。不过，这种说法只能解说第一点，但很难解说第二点。和蔡细历合作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之前攻击人家“不道德”，过后双十特大输了，来个大转弯，在道德上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不过，党重选了，翁诗杰也下台了，这件事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再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而周美芬的道德困境是比翁诗杰更严重。一是翁诗杰有恩于她，且名义上也是她的主子，但当翁诗杰失势了，她竟然翻脸不认人，还恶言相向，咄咄迫人，稍为有羞耻之心的人，也不会做得这么过份；二是翁诗杰的一切道德缺陷，她都紧咬不放，毫无回转的余地；三是为了突现翁诗杰与“不道德”的蔡细历抱在一起的不道德，她斩铁截钉地说：“只要蔡细历当总会长，我就辞职”。 道德作为攻击工具 所以，今天老天爷真的是让蔡细历当上了总会长，周美芬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走，跳出这个道德的困境；二是留，让这个道德的困境变成终生洗不掉的污点。想要体面的留下来，难啊！最近，党内有人替周美芬缓颊，说她是一时气愤，说错了话，看她在过去的功劳上，为了党的团结，大家应该原谅她云云。 首先，如果把这句话切割出来，只是单纯地去考虑这句话，它可能是说错话，或者是说气话。可是放回当时的情景来看，这句话绝对是一个谋略，目的是要把翁诗杰逼到墙角。所以，伤了人之后，才讲是气话，那对被伤的人公平吗？其次，马华公会要原谅她，那是马华公会的事情，社会大众是否要原谅她，不是由马华公会来决定。况且要原谅，也要先认错。不认为自己做错，那我们原谅什么。请马华公会的衮衮诸公，认清一件事实，那就是马华公会的公众形象已经很差了，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和稀泥，又视社会观感如无物，那干脆关门算了。 总之，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一个视道德如无物的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只要看看今天中国的种种乱象，就清楚看出一个社会是不能没有道德的底线。但也不能过于标榜道德，过于标榜道德就会走向虚伪，最后是沦为杀人于无形的工具。过与不及，都不是好事，所以，中庸之道才是道德的正道。

转贴：知识整合的灾害学

知识整合的灾害学

联合早报（2010-03-31）

周 雷

　　西南中国正在遭受的旱灾背后，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灾害，我们往往在一个时间只能关注一个重大灾害，而忽视了灾害之间的彼此联系：卡斯特地貌区域的石漠化、天然林的破坏和热带雨林的破碎化、经济类植被的过度扩张、水资源的不当使用、外来生物在西南中国的入侵、地下水过度开发后的地面沉降、单一植物种植造成的病虫害肆虐等。

　　正如中国的科学家现在所承认，西南中国的旱灾其实在2009年9月已经显露端倪，但是因为中国政治生态的特殊性和贫弱的民间自救能力缺乏，造成了灾害的不断扩大和蔓延，并进一步引发连锁社会反应（国庆、年节、两会，造成大量政治注意力和资源的倾斜，延迟问题的解决，使得旱灾“暗度三季”，直到非常严重才在人们的关注议程中冒出来）。

　　以上列出的系列自然灾害，将借着此次旱灾不断发生累加效应，中国要在根本上解决应对自然灾害的困局，其实最应该反思的就是公民防灾教育、政府灾害处理智慧和科学决策体系、中国社会及自然科学研究的整体设计。仅分析与灾害防护有关的科学知识这一个例子，它已陷入一种低效、区隔、重复、自我阐释、官僚式症候当中。

　　西南的旱灾其实给中国一个重新认识自然和社会决策体系的机会，清醒思考中国各个地理分区应该进行哪些功能划分，各种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对于中国西南、西北、华北、华东、华南这些区域划分，中国还应该从灾害防治的角度重新思考一种远期战略。

美国的防灾体系

　　看看美国如何构建一个完整的防灾体系：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国家反应计划、国家灾害管理体系整合中心、国家科技委员会减灾署、“灾害应对、教育、规划和抗灾图书馆”、美国地质统计系统、国家地球物理中心灾害数据中心、国家环境灾害信息数据中心、政府责任办公室、联邦灾害恢复计划、美国海洋灾害网、环境体系研究所灾害数据中心、商业和家庭安全研究所、灾害管理和人道援助管理中心、诺亚的希望、美国兽医医疗协会、紧急救助教育网络、现在准备组织、家庭互动求助中心、灾害及紧急事务健康和人道服务中心、国家可持续能源研究所、国家灾害教育联盟、国家本土安全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灾害研究网络、联邦高速公路-本土安全管理局、72小时、自然科学基金灾害项目（这些名称为本文作者翻译，原名请参考该美国灾害研究网站http://www.colorado.edu/hazards/resources/web/all.html）。

　　当然，我们可以举出卡特里娜自然灾害中美国政府糟糕的表现，来反驳美国的救灾反应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抛开政治、利益阶层的批判不谈，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在应对灾害已经有许多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对于不可躲避的灾害，首先要把它看成是积累于忽微的小灾难不断累积的结果，而非一个突然到来的厄运，并同时动用全社会的知识、系统、财力、物力、人力来应对它。

中国西南的水系不仅是一种自然资源和地理概念，它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历史意义。许多河流和水系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区域文明的基础，联系跨国的物质纽带和精神联系。应该有一个国家资助的大型国际研究计划，对西南中国的水系进行系统研究，为西南中国的水安全和自然生境设计一个可持续百年的发展规划。基于这种水的研究，同时应该延伸的是基于这个区域的生态现实而展开的“人文经济学”和民生设计——西南中国的植物、动物、地质、人种、气象学资源，在科学研究的意义上是世界级量级的资源，完全可以设计成一种面向22世纪的生态中国发展计划，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同时基于这种自然和人文经济学设计，整理思考西南中国在宗教和认识信仰系统中的重要意义。这个文化区域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宗教小流派和世俗宗教思想观，可以通过这些研究去理解顺着西南国际河流和众多跨境民族所延伸的“泛西南”文化区域。

　　在以上的研究之下，中国完全可以为西南的旱灾，以及更多的水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物候学、植物学、动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危机，设计更为科学和有效的应对方案，建立联系普通公众、政府、学者、民间知识群体、国际组织等多种主体的反应体系。将一种知识融合的灾害学，立为中国的下一个基本国策，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命和国运的根本。

设立新的学科

　　其实早在512地震之后，就应该有一个新学科设立：跨文明体系的灾害学——多学科解决方案。发生在西南中国的任何灾害都应该进入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中国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应该在这个区域尝试进行真正的知识融合，这里还应该涵盖许多非科学知识，或者说所谓的“迷信知识”，因为有关谶纬、谣言、传言、占卜，都可以通过现代的传播科技，形成动员中国的“数字化现代迷信”（digital mega-superstition），现代的传播科技结合灾害事件，基于中国破碎而分裂的民间社会结构，可以形成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地震”。

　　细心的人其实已经注意到，在这次西南旱灾期间，民间的传播结合《2012》这部西方想象的末世电影、一本2004年就预测了西南大旱的美国智库报告、此起彼伏的地震消息和地球震动模式、有关灾害的数字迷信和谶纬算法等途径，已经形成了一种危险的社会情绪，它会加剧自然灾害的现实影响。西南中国发生的每次重大自然灾害，都应该成为解析未来的密码，中国应该在时间压力之下，将它和其他区域乃至其他国家的同类知识进行比较、分析、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知识解决方案。

　　从这个角度上说，西南的旱灾是个福音，它可以让我们思考中国水安全、能源布局、宗教生境、国际调水计划、水资源开发、知识融合前景、社会动员机制、民间思维图景（mental scape）、未来城市化的可能性、生态中国的未来形式、生物基因资源的超万亿元利用计划。

　　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转贴：吳祚來：城管正被民間社會敵意化

吳祚來：城管正被民間社會敵意化

3月26日下午4時許，北京昌平區回龍觀龍華園社區門口，一名賣書小販與城管隊員發生衝突後遭後者圍打，引發上百市民圍觀並指責城管打人。當晚，20多名目擊者自發前往派出所探望商販，並錄下口供，配合警方調查。同一天晚間，昆明北倉村大量群眾和城管隊員發生衝突，最終警方與城管多輛汽車被燒毀，並有數十名群眾被拘捕。據稱，事件源自城管暴力對待一位年紀較大的攤販，引發群眾強烈不滿，終致衝突升級。

這些偶發的城管與流動小商人之間的衝突，已是城市社會衝突的主要導火線，一旦形成圍觀，就會引發市民內心的各種不滿情緒，進而升級成暴力騷亂。而當暴力騷亂形成，局面就一發不可收拾，政府只能動用警力。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麼民意總是站在小商販一邊，為什麼並無切身利害關係的圍觀群眾會捲入衝突之中？

民意對城管正在敵意化。這種敵意，是基於每一個人對生活中發生的各種現象的直覺與判斷長期形成的。日常生活中，每當民眾與城管等地方政府部門之間發生衝突之時，各種權力間就形成共同體，形成權力鏈，令民間社會長期處在消極被動狀態，一般民眾對此既無奈，又不滿。這種不滿情緒如同在每一個心中裝上了火藥，遇到機會，這種情緒就會被引爆，從而釀成事端。

當城管與商販之間發生衝突時，商販是弱者，而城管代表政府權力。當員警出現，將城管保護起來“依法處理”之時，圍觀者想到的不是這些城管被法律懲治，而是有關方面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終惡意執法者得不到處罰，受傷害的總會是平民百姓。所以，現場的圍觀者本能的做法是制止員警將暴力執法的當事人帶走。這樣的情緒如果發展下去，就是以暴易暴的惡的迴圈。
民意自有其本能的是非與立場判斷。遇有突發事件，人們都會自覺地產生某種立場，做出何種判斷與人們平日的所見所聞相關聯，與自己的情緒積累相關聯。所以，圍觀民眾的即時反應有著某種合理性與正義性。當這種即時正義通過暴力方式來表現的時候，權力部門面臨兩難的境地：強力打壓民意，會進一步失去民心；不及時制止暴力事態，則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事端。

如今，農村向城鎮轉型，農民向城市轉移，是一種必然。但大城市與農村是斷裂的，無論是獲得戶口還是安居，小商販們都難以融進城市，他們租不起合法的攤位，只能在城鄉邊緣地帶或馬路邊上佔用一席之地，獲得一線商機。當這一線商機被無情的城管喝止時，衝突因此成為必然。

因為迷信行政力量與員警力量，各城市與地方政府被迫大規模提高維穩成本。中國各級政府的行政成本本來就居高不下，現在再加上不斷提升的維穩成本，地方財政不僅不堪重負，還會因經濟力量沒有用於百姓的生活保障，而使民意更為不滿。這些不滿又遲早會對地方政府形成某種不利影響或助長不穩定因素。

地方政府應放手讓民間疏導、溫暖民間，維護民間正當權益。政府行政人員應該走進民間社會，不能靠一介城管，用冰冷的力量來阻隔市民與城市管理者之間應有的親情關係，加劇城市陌生化。我們要知道，近三十年間，中國數以億計的人進入城市，城市陌生化傾向非常嚴重，正是這種陌生化，使鄉村時代的熟人社會道德與溫情失去土壤，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感與責任感大為減弱。城管對待進城農民缺乏人性化處理方式，圍觀群眾對城管處置不當也回之以不理性的暴力，而行政官員的懶政庸政使許多民生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這一切都是導致城市管理趨向暴力化的潛存因素。

現在的城市行政機關將城管當成自己的鋼鐵軀殼，用極其簡單的統一行動對待游商小販；由於自身素質有限與工作壓力大，城管處置小販稍有不慎，就造成衝突；衝突形成圍觀，圍觀造成事態擴大化；接著就是警力出動，平息事態。這期間，一些市民因一時衝動而捲入暴力衝突，被拘或被傷害。如此造成的，都是社會不應有的損失。城市管理者應該清醒地意識到，僅僅靠城管來驅逐不滿的群眾，動用警力來打壓、維穩，不是長遠之策。

要緩解民間社會對政府的敵對化傾向，政府需要矮下身段來，用平等的目光對待市民百姓，要允許民間社會有自己的和平的維權方式與話語空間；對話的管道要暢通，和解、妥協的方式更應該宣導。如果城市管理者經常與外來務工人員、小攤販有各種交流與對談，並設身處地替他們著想，相信無序的攤販就會有序經營，並可成為城市邊緣生活的一道風景。

文章來源：東方早报

转贴：现代“草莓”不及20年前“野百合”

联合早报：现代“草莓”不及20年前“野百合”

（2010-03-29）

● 吴佳蓓

台湾内望

　　《远见》杂志最新民调显示，五成以上的台湾年轻世代丧失理想、缺乏典范，形成关心自身多过他人利益的共同特征，时值台湾野百合学运20周年纪念，凸显了两个世代青年追求理想与开创格局的巨大差异。

野百合学运

争取自由民主

　　1990年3月，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汇聚近6000名来自台湾各地的热血大学生，为争取自由民主的进步价值，向台湾当局呼吁“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集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四大诉求，冲破威权体制的政治藩篱，散发出世代青年壮志的炙热光芒。

　　野百合学运的重要意义，在于号召出一整个世代投身改革社会的热情、缔造知识青年生存的价值与文化，然而这个丰富遗产的润泽，未能在20年后的青年世代身上重新获得绽放。

　　《天下》去年底公布15到22岁新世代青年的生命教育大调查时指出，有近半大学生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感到痛苦，写下追求的人生典范是谁时，最多回答是“不知道”，希望自己成为“平凡但快乐”的人，远超过“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此外，《远见》三年前完成的“20世代竞争力”大调查结果显示，最多年轻人将成功定义为“身体健康”，远多于权力、名誉、财富。若面临全球化竞争与其他地区年轻人竞争时，近五成台湾青年没有自信。

　　台湾的年轻世代，指的是20到30岁左右的青年，出生于1980年后经济飞速增长的年代，享有富裕的生活环境。也因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在父母呵护下成长，抗压与受挫能力低，空有学历但缺乏实质能力，被外界冠上“草莓族”的封号。

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洪兰，近期在一篇题为“不想读，就让给别人吧”的文章中忧心指出，台湾顶尖学府的青年在求学殿堂呈现盲目姿态，当全球都在跨国抢人才时，台湾大学生却毫无危机警觉，令人忧虑。

　　草莓世代在富裕中生长，教改环境创造出近乎百分百的大学录取率，但经济环境迫使他们面临“毕业即是失业”、“高学历、低收入”的生存压力，扼杀追求自我价值的理想性。

　　野百合学运总指挥之一、现为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受访时说，现在大学生很早就面临经济压力，从高中开始打工，因为学费贵、工作薪资十年没涨，未来的人生很辛苦。学运世代是战后历史幸运的一群，虽有政治压迫，却同时身处经济增长的环境，对未来生活具有安全感。当大学生关注的事务，从自由民主权益转变成工作、失业的民生权益时，心中的菁英主义便不存在，不再认同自己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市民。

　　据主计处的失业率统计，自2005年起，台湾大学生的失业率已连续四年高于总体失业率，失业率从4.23%持续上升到5.98%。今年1月，大学学历以上的失业人数为17万1000人。

　　1111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2009年大学生新鲜人起薪减少5.93％，平均起薪为2万7150元（新台币，下同，约1193新元），而硕士新鲜人起薪平均为3万8939元（约1711新元），比去年减少9.49％。

　　新世代青年的生存价值与追求目标浮现模糊警讯，主要是经济压力的影响，趋使草莓世代必须选择独善其身的小我，不再怀抱国家社稷的期许，并丧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以自身角度评论同为年轻世代的特质，野草莓学运核心干部郭凌风（23岁、阳明医学院五年级）并不否认，草莓世代如外界定义有无法吃苦、不踏实的特质，而多数大学生仅关注能否找到好工作、在社会生存、过安逸生活。

　　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郭凌风强调，并非温室保护，而是因为民主与经济已被前个世代所创造，草莓族缺乏创造超越上一代价值的能力，因为“我们不敢玩真的，都是在老师循循善诱下的乖宝宝，我们只要赞美，不要价值，我们只在追求社会给的进步赞美，只能到这个层级”。

　　经济环境压抑年轻人追求理想、不怕犯错的性格，政治环境从威权解放快速走向民主自由的意见齐发，也拉高年轻世代在批判议题着力点的困难度。

　　陈信行认为，学运世代在戒严下成长，从小被教育禁谈政治，学生走出学校挑战威权这件事本身就是禁忌。但在1980年后的台湾，“批评政府”有点被过度消费，并非因为社会变得多完美，而是学运不再只是摆出反抗姿态就能改变政府，这加深学运的困难，而挑战的目标也变得更模糊。

两岸议题更为复杂

年轻世代普遍缺席

　　比较学运世代的解严巨变，当今台湾面临两岸关系骤变与未来路线之争，但两岸议题比抵抗威权批判更为复杂，针对的知识也较为缺乏，使得年轻世代普遍在两岸议题上缺席。

　　陈信行表示，戒严时代自由民主是不容质疑的价值，因此学运世代可以轻易养成批判的想法。但两岸关系分合紧密疏远，难以一语道出哪个方向代表正义。要把两岸关系用简单教条提出主张不易，在知识上的挑战更多。

　　第三社会党发起人、新议程研究室主持人周奕成受访时也表示，现在的台湾青年对各种信息不虞匮乏，政治也趋于庸俗无聊，难以引起兴趣，反而是经济停滞、就业变成最迫切的课题。

　　而学运世代青年，无论意识形态为何，大多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淑世济民为己任。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周奕成提醒未来的中坚份子“要做独立的人”。

　　野百合学运经过20年的喧嚷、热情、成长、沉潜，部分学运人士高升政府庙堂学习治理国家，部分人士转进研究机构或持续群众运动，或者以记者身份持续监督政府。

　　陈信行表示，野百合学运只是台湾几十年运动的其中一段，留给社会及后世代青年是“阴影胜过美好遗产”，美好遗产是野百合学运后，政党军掌控的电视媒体开始有了转变，街头运动首次免于受威权政体控制的媒体竭尽污蔑。而阴影则是人们以野百合为学运标竿来评估后世代学生，因此外界批评青年世代缺乏理想性。但长期在大学校园观察，陈信行认为，比较过往几代青年，这一代青年更具韧性、较富创意，发挥创意的空间较多，面对的挑战也将更多。

新世代青年的生存价值与追求目标浮现模糊警讯，主要是经济压力的影响，趋使草莓世代必须选择独善其身的小我，不再怀抱国家社稷的期许，并丧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